假如文强遭遇“官员财产申报制”

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今年8月被查。据称，文强专案组在他南坪一处住所中搜出价值3800万元的人民币、港币、美元、英镑以及金条后，还根据文强老婆的交代，在位于重庆机场高速公路边的一个深水鱼塘，花了两天时间在淤泥里捞起一大捆用油纸层层包好的钱，金额接近2000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钱绝非来自一时一地，当是他在公安系统担任厅级干部多年来腐败的“成果”。

一个贪官大肆敛财，金额如此之巨，难道就没有同事、朋友发现？就没有上级、纪检部门关注？至少到目前，我们没有答案。中国人有不露财的传统，“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文强的巨额贪腐资金隐藏得如此深，似乎情有可原。但在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全国人民呼唤政治文明的愿望持续发酵，官员财产早就不应该保持神秘。人民有权力知道“公仆”收入几何，有否假公济私，有否越界伸手。这也是民主社会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有没有一种好的制度监督官员收入状况，保障他为官清廉呢？有，官员财产申报制。

官员及其家人如实申报财产，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既是监督公共财政和税收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促使官员廉洁自律的有力武器。这样的制度，全国人民，主要是非官僚阶层，一直翘首期盼。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有官方媒体预言四中全会将会对官员财产申报作出制度安排。如今，四中全会落幕，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千呼万唤还是没有出来，不能不说令人感到遗憾。从1989年人们反对官倒反对贪污，有人建议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来，至今已经过去了20年。20年来，反腐不断，前腐后继，为何财产申报制度就难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阻力来自哪里？来自官员。

据最近一期《南方周末》（2009年9月17日）报道，网上九成网民支持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抽样调查却发现有97%的官员反对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为何？因为很多官员早就有大量的财产来源不明，岂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说，如果所有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全部公开，估计在中国将引起一场地震。因此，财产申报制度遭到反对也就在情理之中。看看当年金泳三执政下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下的韩国朝野，再看看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遭到香港警员冲击的画面，我们似乎不难想到一旦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最初产生震荡的可能性和壮观场面。

按理说，对官员财产进行监督，是全国人民的权力，并不由官员说了算，只要法律一旦颁布并正式实施，不管你是一手遮天的大员还是手握寸权的村干，都应该依法办理，不得有半点特权。既然全国人民，主要是非官僚阶层，大都呼吁建立这样的制度，为何立法就总是到不了胜利的彼岸呢？

愚以为，中国的立法工作虽然是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在进行，事实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绝大部分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换句话说，现在要官员立一部法来监督自己，尤其是要暴露自己的原罪，露出狐狸的尾巴，这实在是无异于自杀。症结因此而产生：虽然财产申报制度对于防止官员腐败有着巨大的作用，对官员本身也是一件好事，但现在立法面临着一个坎，就是对一些官员已有的非法收入，是否要追究责任？如果迈不过这个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在中国建立，不知道要等到何年。

怎么办？有人提出大赦贪腐官员，以某年某月划线，如果没有新的贪腐行为，对过去既往不咎，如若再犯，则新帐旧账一起算，相当于把以前的赃款合法化；有人提出建立一个“阳光账号”，官员在规定时间把贪腐的赃款主动存到账号里，免于刑事和民事处罚，如果逾期不办理，则依法予以查处。当然，认为应该对贪官一查到底绝不手软的也大有人在，甚至是主流。不同的态度形成不同的坎，怎么迈过去，确实考验全民的情感和智慧。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次实质性的重大改革，都会让一部分失去既得利益，都会或大或小地引起社会的震荡。谁在担心震荡，谁在惧怕震荡呢？当然是既得利益者。针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引起震荡的对象当然就是7千万公务员队伍当中获取非法财产的部分官员了。但这样的阵痛和震荡对人民是有利的，广大的人民也害怕震荡吗？我相信不会。当年将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赶走，三年国内战争他们冒着硝烟和战火冲锋在前，不怕流血和牺牲，难道会惧怕和平时期一部好的法律出台带来的些许波澜吗？

重庆的“打黑除恶”还在继续，即使这个行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结束，也只能说反腐暂告一段落。随着时光的流逝，还会有第二个文强，或者是张强、李强涌现出来，如果我们的制度还不尽快建立和完善的话。比照香港公务员如今的廉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早一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文强是不是官会做得更好一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是不是也是制度缺失的一个受害者？如果今天有人询问文强，他是否赞同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他会不会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有一段精彩的演讲：“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对于官员来说，笼子也许会让他失去部分自由，甚至任人观赏，笼子不能让他害人，但同样不会害己。主动钻进笼子肯定比被法律送进笼子自在。布什自知站在笼子里，恪守法令，所以逍遥自在。反观我们的一些官员，不仅对已有的笼子置若罔闻，更拒绝人民编织新的笼子。

中国的每位公民都有权力和义务来编制新的笼子，监督公权力，维护公共利益，但有的游戏规则必须改变，譬如减少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和数量，当人民代表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是否大赦贪官的原罪，是否立即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是由人民来说了算。不然，攫取非法财富的小部分和捍卫正当权益的大部分讨价还价，没完没了，一个文强倒下去，还有千百个文强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人民的财富就一直无法摆脱被挥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