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都要警惕反动派

左派和右派都要警惕反动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伦理道德、党纪国法的事件，有的事件简直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穿越了人们对时空的认识，以至于以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实际中已经渐渐地倒退回到了“旧社会”，甚至产生比“旧社会”都不如的忧虑。而且，在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如何看待社会现象上有了左派和右派的自然划分。

　　面对这些事件，左派慷慨激昂大声呐喊，右派巧言令色竭力诡辩，虽然笔者认同左派的情愫多些，但是还是不得不承认，右派还是在为国家民族利益出谋划策的，只不过立场不同，认识不同，观点不同，作为不同，产生的结论不同而已。

　　中国共产党诞生快88年了，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快成立60年，这两组数字在中国人心中都代表着吉利，他们的不期而遇，似乎在告诉我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冷静地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因为，不管是88年还是60年，在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样的方式走的问题上，始终都存在着“左右之争”。在毛泽东未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前，左倾盲动主义搞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失败后，又产生右倾悲观主义主张投靠国民党共建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当时的共产党的决策者无不都是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社会精英，有些甚至出生豪门巨贾，书香世家，在当时的社会里也有相当的地位，可是，他们还是愤世嫉俗，共赴国难以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所以，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题写了实事求是，充满激情的碑文。

　　所以左也好右也罢，都是想“革命成功”，都是好心。但是，好心却未必能办成好事。所以，在“左右”的失败中，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的出现其实是“左右斗争”锻造的结果，所谓时势造英雄。

　　“左右”都不行，只有不偏不倚，团结两头（也斗争，斗争的目的是求同存异达到团结），依靠中间的毛泽东“行”。毛泽东之所以“行”，是因为他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道理浅显，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

　　毛泽东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抓住中间，左右逢源，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一小撮反动派，完成了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并用自己一生的革命体验告诫他的战友他的人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他去世了，但是他却不计前嫌，也不怕“鞭尸”，在弥留之际把被他视作“右”而加以“磨砺”得难堪的邓小平推出来，甚至还近乎警示地搞了个“反击右倾翻案风”来暗示“走资派还在走”。他好像知道邓小平依然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制定管理国家的路线，可是他还是利用自己的权威让邓小平执掌党政军大权。

　　伟人的思维是我辈草民无法揣摩的，也是难以揣摩的，因为任何的揣摩都是对伟人的亵渎对伟人的不敬。我们只要知道是这个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就行了，而且还把要继续站起来的重任交给了邓小平。

　　客观地说，邓小平并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他也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为了天下苍生才亡命天涯去追求革命真理的，而且还曾经远赴法兰西勤工俭学沐浴“巴黎公社”的圣水洗礼。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足迹踏遍中国，深深知道贫穷落后是中国的软肋，所以他怀着加快经济建设的急切心情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担忧，开始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

　　怎么样搞？他心里并没底，所以才有“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很显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能启动内在的活力的。渴望富裕生活，期盼经济发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何况，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只有物质极大的丰富，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物质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劳动创造才出现的。这样，他采纳了那些“精英们”的献计献策，用“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些”来实现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浴血奋战几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毛泽东的战友，当他发现资本主义的那套促进生产力发展，刺激经济快速前进的方式对共产党赖以生存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形成冲击以至会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时，他感觉到不对头了。

　　如果我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可以从邓小平文选中读出他与时俱进的担忧，流露出“如果造成两极分化，经济搞上去有什么意义？”“社会风气坏下去，形成贪污贿赂、强盗骗子横行的世界，反过来会......”的悲观情绪。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告诫各级管理者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可惜的是，在中国这片“每日每时都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地上，一旦缺口打开，资本主义臭气就以不可抑止的势头迅速蔓延，而且私欲和权势的“美满结合”是容不下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进行限制的。

　　毫无疑问，邓小平的“理想”，他所设计的路线被“反动派们”诠释成演绎成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剥夺人民大众生存权利的“变异了的中国特色”。就如同毛泽东在最后无法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前进般，邓小平在经济发展中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更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陷于危险的境地。这是中国人都看得到的亲身经历的危险，这种“危险意识”恰恰是被毛泽东、邓小平灌输的，也就是说他们既授于了中国人民“干社会主义的矛”，也留下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盾”。

　　中国是一个崇尚权威治国的社会，邓小平可以利用权威给毛泽东来个“三七开”，然而，在当今中国，谁有权威来给邓小平“几多开”呢？谁又具备这种权威呢？而且，在这个权威尚未形成之前，贸然“开”，会让中国陷于什么样的局面呢？

　　毛主席曾经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不是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已经发生在中国的现实。即便撇开意识形态上“姓社还是姓资”的纠缠，难道能撇开那一件件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事实吗？这些事实的产生不是左派造成的，也不是右派造成的，因为在主观上他们是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

　　那么是谁造成的呢？是反动派造成的，这是一伙企图从内部瓦解共产党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正在利用变异了的中国经济基础上发生的种种事件挑动左右派的口水仗，挑动人民大众对政府对共产党的不满不信任。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把毒蛇魔兽放进来，把腐朽没落散发着资本主义的臭气引进来，诱发出种种在社会主义形态下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然后叫嚣着鼓噪着那是政治改革不彻底，是一党执政的弊病的必然结果，必须实行全面接轨，全盘西化，推行党派轮流执政的议会制。这些反动派在骨子里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当家做主，仇恨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抓住既得利益者被他们蛊惑得利令智昏的私欲，无所顾忌地扩张势力，结成同盟，与“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反华势力遥相呼应，试图使中国变色易帜，成为美国的附属国、殖民地。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经济发展了，思想道德却堕落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削弱了，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地位丧失了，热衷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反动派群魔乱舞、弹冠相庆，期待着第二个“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分崩离析，崩塌瓦解的演变实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现。

　　所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如果你们只是在如何“干社会主义”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行动上的差异，那么你们都应该懂得，“左右派”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的88年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60年历史中，无时不刻地在斗争着求同存异，在斗争中不断地完善和健全党的机体和国家体制，既然在这种斗争中“出了个毛泽东”，那么在历史行进到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应该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科学理论，一种体现人类的共同意志，一种福佑人类的美好理想，一定会在中国锻造出一个引领中华崛起的“伟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是的，我们——任何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在为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丑陋现象忧心忡忡，但是我们更应该感受到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在有条不紊地巧妙地运用政策和策略的实施在内政外交上“揩屁股、堵漏洞，安民心，促发展”。这是一个较之文化大革命结束更为复杂和艰难的拨乱反正过程，因此，我们应该有耐心、更要有理智，不要成为“愤青”堕入反动派的“陷阱”，成为他们损害共产党执政党地位，降低人民政府威信的“推手”。

　　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是前人未从事的事业，是一种必须在探索中确定方向谋求发展开拓前进的事业，所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觉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就一定要警惕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