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三）

敢问路在何方（三）　　

---------教育文化旗手之争

一、儒家深深地影响了校园　　

就在　2009年5月9日　这一天，我到一所中学去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因为孩子正在上高中，再有一年就参加高考，学校非常重视这次家长聚会，三令五申要求家长必须参加。就在前往学校的路上，同车同方向的还有几个家长和他们的孩子。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均大包小包提着，看来是准备出远门的。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孩子上的是技校，两年过去了，这次要前往广东打工去。原来都说现在农民工就业都很困难，他们还敢前往？从攀谈中得知，他们的孩子大都学习不好，贪玩，让家长伤透了脑筋，不比那些上了高中的优等生，好歹念了个技校，现在学校给找了个工作，有人管住他们就行了。看家长们的要求也不高，一是有工作、二是有人管。其它也不敢对这些还未脱去稚气的孩子提出更高的标准。

来到学校后，学校热情招待家长们，尽力介绍学校的近况，向家长们通报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如何高，去年考上多少清华北大，升学率有多高，保证耽误不了孩子的前程。参加会议的这些家长们尽管各人的情况不同，但是对于孩子上大学的愿望则是一致的。 在谈到当今大学生就业困难时，许多家长脸上挂上了凝重的色彩。

家长会后，在孩子的引导下，我参观了这座闻名乡里的校园，在显要的位置，发现了孔子的雕塑，并且还有雕刻着孔子〈论语〉片断的文化墙。聚会时还发现，在学校的教室里，讲台的正中张贴着“厚德博学、追求卓越”的标语。儿时上学熟悉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见了。

几十年了，没有踏进学生的教室一步了，看到学校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从这以后，我才知道，孔子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校园，国学的复兴有望，自已思想也太落后了。

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了今年自杀的大学生刘伟，这也是在这样类似的校园氛围中成长并考上大学的吗？是什么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一步步走向绝望，并选择自杀这种激端的方式？是谁害了她？还有　2009年4月15日　自杀的北京理工大学一名大四男生、　2009年4月14日　自杀的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女一男两名学生、　2009年3月30日　自杀的华中科技大一对大四情侣，为什么同样走上绝境？

他们为什么不能象“那些打工的技校生一样坦然地面对生活？根源在什么地方呢？这的确需要我们深思。

二、校园，儒家的乐园　　

儒家，起于校园，成于育人，与文化结缘，与官家为伍，的确风光。从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教育成绩看，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座上了教育界第一把交，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受到古今多少弟子的崇拜。就是现在不少文化世家，书香门弟仍然供奉着“孔夫子”的牌位。

在教育界，为什么孔夫子能吃得开呢？这得源于中国上千年来科举制度对教育界的影响以及孔夫子本人对政治的支撑作用。先说科举界，中国远在随唐时期就创建了考试做官的人才选拔机制。读书人通过考试可以相对公平竞争地参与到政府中来，从人下人一跃为“人上人”，与当时的统治者套近乎，求得一官半职，实现孜孜以求的“升官发财”梦。而考试的内容就是孔子的学说本身。这样上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就凭着孔孟之道“鲤鱼跃龙门”，实现了从“朝为田舍郎”向“暮登天子堂”的转变。自然他们会把所有的感激之情记在了孔夫子的头上。就象“知识改变命运”一样，“孔夫子改变读书人的命运”，使孔子成为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崇拜的对象。

通过科举，知识与权力形成了这样一个链条：读书----考试-----取得资质-----当官掌权----发财。读书人掌握的是知识（或者说道理），当官掌握的是权力，由于政府的安排，通过考试这种方式，将两者神奇地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在教育界竞争最为激烈，中国人从小就懂得了竞争，学会了竞争。

在这个链条中，孔夫子的理论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在教育界，孔夫子通过许多至理名言，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弟子：“学而优则仕”，好好学习都去做官，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嘛。在政府中，直截了当地告诉统治阶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扭过身来又告诉平民百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敬圣言，畏天命”，“克已复礼”。有了这样帮助社会安定的仁政理论，统治阶级何乐而不为。从读书人看来，孔夫子才是将他们引向政治舞台的引路人，能不崇拜他们吗？　　

时间虽然过了几千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原先的科举制度虽然废除了，但是考试做官制度却挥之不去，换成了现在的升学教育。君不见考公务员、应聘村官离不开考试，离不开读书。读书与考试仍是读书人通向权力中心的阶梯。“学而优则仕”仍然是至理明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好处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家长，特别是那些社会地位低但不愿让孩子走老路的家长们坚持将子女们送往收费高昂的学校。在这样的环境里，孔夫子的理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家长与孩子，使中国校园仍是儒家影响最大的地方。　　

问题是中国还是一个专制残余影响严重的国家之一，官僚成为获利最大的一群，他们的子女，就如清朝的“八旗子第”一样，不通过艰苦的读书，不通过严格的考试，也会获取做官的资格，获取优厚的待遇。他们凭借权势可以将那些苦读多年，成绩优秀者轻而易举地排挤出去。使他们当官的愿望落空。刘伟就是这方面的绝望者。

现在几百万失业的大学生都是“学而优则仕”愿望落空的失败者。在这方面，他们又没有听从孔夫子的劝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小人”。权贵们再不通过公平的手段为其子女获取职位与权力也是大夫，也不应当“上刑”，寒门子弟再努力也是小人，“礼不下”啊。搞清了这一条，就可以看清，原来面慈和善的夫子，有时也会充当两面派人物，他既叫你读书做官，又告诉你礼不下小人，这不是叫你读书置于无用之地吗？

看看自杀的刘伟，看看几百万闲置在家的大学生，我们才知道，孔夫子原来是个伪君子。其实这不是孔子本人的错，因为他已死去二千多年，早已没有行动能力，是那些鼓动儒学人的错，是他们大力在孩子们身上兜售那些“学而优则仕”的理论，临到末了还告诉你“礼不下小人”。

这就是“国学”。

三、大风大浪中锻练成长　　

40年前，大群大群的学生娃娃，象现在的技校打工者一样，响应毛泽东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背着大包小包，离开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父母与老师，走向陌生的农村去，到那里“扎根干革命”。

10年后他们又争先恐后地回到城市中。这就是文革中的知青。随着他们的回城，一种叫做“伤痕文学”的作品就开始流传开来。什么自已上当受骗啊，耽误了学习，失去了大好青春啊，不一而足，真流行了一段时间。

不过，等总设计师开始搞活经济，允许发展市场经济时，还是这批从农村回来的知青率先搞起了个体户，摆起了地摊，经起了商，建起了工厂，扛起了改革开放的先锋责任。正是由于有了那一代人，才有了今天支撑中国三十年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反观三十年后教育充分发展的今天，面对几百万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当有人提出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以此作为大学生就业的主要路线之一，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反对，说当今的大学生担不起“自主创业”的责任，自主创业只能作为其它就业形式的补充。因为腰身的软弱，不少的学生经受不住考验，不要说自主创业，就是跑到广东、上海打工又很快跑回来，一些学生毕业多年仍然依靠父母生活，成为典型的啃老族，也被人们称为“垮掉的一代”。对于自已的孩子，很少有父母不担忧，称自已“管不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三十年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习，造成了伤痕，三十年后下一代人不应当耽误了学习吧，为什么还挑不起担子？

正是因为这些，才不得不让人回头审视毛泽东当年发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无论处于什么目的，知识青年来到农村，毕竟强行切断了中国传统的“父母对子女的溺爱胎带”，使得他们告别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依附生活，学会自立，学会劳动，坚强起来。通过与农民伯伯的接触，他们才学会了“分清五谷”，实现了书本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不再闹出错当麦苗为韭菜的笑话。就在不少人唉叹耽误了青春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埋头苦干，帮助插队的农村建起了社办工厂、小水电站等等，将他们所学的知识确实用到了生产实践中，并锻练了他们运用知识的能力、积累了创造财富的经验。正是由于这些经历，由于他们过早地接触生产劳动，他们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劳动、学会了管理、学会了经营，也为十年后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准备的实干人才。

毛泽东不但号召青年人这样干，而且他本人身体力行：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归来，原本有人建议将他安排在中央有关部门工作，毛泽东认为他上了苏联的洋大学还没有上中国的农业大学，还需要补上这一课，因此将他送到农村去掏大粪。后来又相继参加了土改运动，参与工厂管理，最后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第一个将他送到部队参加志愿军到战火中锻练成长。尽管毛岸英在战争中牺牲，但是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对子女的培养与爱护之情， 体现着毛泽东的教子思路。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青年教育的思路：教育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与火热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本身就是一座大课堂，青年人在学校课堂上是学习，在社会实践中更是一种学习，课堂教学是教育手段，工作磨练更是教育成才的手段，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而不是老爷，教学的目标必须着眼于知识的运用，教育必须与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相结合。而不仅仅是考试与升学。学生的成绩与升学受关注，身心健康更值得关注。　　

与儒家教育思想相比：（1）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做官，当老爷，可是全国没有那么多官可做，许多读书人不得不被挤下独木桥，成为失败者；毛泽东主张教育为人民服务，主要是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为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做的工作很多，因此发展道路很宽；（2）儒家鄙视劳动，认为劳动是小人之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劳动是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任何读书人都愿意当“劳心者”，愿意充当“人上人”，特别是在三十年高速发展的物质生活中享受长大的年轻一代更向往崇尚轻闲舒适的白领生活，因此，对于苦脏累的劳动生活避而远之。当社会上不能提供更多的白领岗位时，许多大学生宁可在大城市漂流也不愿到更需要他的小城市与基层锻练劳动。因此路越走越窄。毛泽东主张劳动光荣，鼓励人们从事社会劳动，积极投入工作。因为主动从事劳动，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书本知识与劳动实践的结合，因为劳动，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在劳动中创新，创造新的价值。自已的劳动技能与工作能力有可能迅速提高。（3）毛泽东主张的知识有效运用，并以社会实践的需要来决定教育办学的方向。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注重工作创造能力。在过去有勤工俭学的活动，在现在，有课余打工一说。而儒学强调考试，以考试来决定职务的升迁，就业的成败，因此考试的需要来决定教育的方向，以分数与升学率的高低决定教育质量的高低。因此，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学生不是学习的主体，不是认知的主体，而成为考试的机器。在以考试为指挥棒的教育界，是无法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至理名言的。（4）因为毛泽东主张投身社会实践，改造社会，因为实践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阻力，为了克服困难，注重培养人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重树信心与勇气，增强人定胜天的拚博精神与顽强毅力。儒家主张参政做官，在关系型社会中，遇到困难多拉关系，通过调整人际关系解决问题。贿赂与造假也能解决问题。当上级严格要求时，不是认真工作，努力达到标准，而是想方设法造假与行贿，以求蒙混过关。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这是毛泽东向青年发出的号召。70年前，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长上万个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聚集在抗日的大旗下，在抗日军政大学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育，前赴后继地奔赴抗日前线，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练就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理想、有能力、有意志的军政干才，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 ；40年前，毛泽东又一次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材去”的号召，同样锻炼了一代人，为改革开放打下了人才基础。

而儒家呢？为清朝统治者所奉行，最后的结果是训练了一批惟命是从的奴才，1840年正是这批奴才断送了中国的前程。1919年前后，当新文化运动开始时，面对科学与民主思潮的涌动，统治阶级又一次想起了“儒家”，儒家也极力配合统治阶级，对中国青年进行思想禁固。被当时的冲流冲得七零八落。

四、以斗争求和谐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从人类奋斗的理想看，“和谐社会”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人类争取实现的理想社会，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奋斗愿景。在怎样实现“和谐社会”方面，则留下了相当一片想象的空间。

善于钻营的精英们看到这个绝好的机会，乘虚而入，打起了兴国学、构和谐的大旗，企图将二千年前孔孟的和谐之道与胡锦涛的和谐理论联系起来，达到偷梁换柱的目的。于是近来，就兴起了多座“孔子学院”，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殿堂。以讲《伦语》，读经书为形式的国学复古风吹变了中国大地，校园忧甚。

那么我们要问：孔孟之道真能构和谐吗？正如　于丹　教授所说，“已所不欲，不施于人”，这对于堂堂正正的君子而言，当然能够做到，如果遇上为非作歹的“小人”，硬要将自已的“不欲强加于他人”，强行侵犯他人的利益，孔子又该如何解决呢？比如说，网上流传的多种强奸幼女案、非法占地案、调动国家机器力量强行抓捕上网发贴者等等行为，又该如何“不施于人”呢？这些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孔子的学说解决不了的。

以斗争求和谐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就象以斗争求和平一样。和平是中国人民一再追求的理想，但是等1950年中国人民以最大的力量建设与恢复国家的国民经济时，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这时候，中国人想和平都无法和平了。只有重新拿起枪杆子同美国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只到美国侵略者放下武器才实现了“停战”与和平。各种丑恶势力也一样，你不打他就不会自已倒掉，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灰尘一扫不会自已跑掉一样。

毛泽东一生强调“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有人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斗争学说，说现在和谐了，不要斗争好不好，儒家就跑出来这样说。但是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多年来，很多善良的人都不愿意斗了，想过太平日子。可那些过去隐藏起来的人大批的跑出来和正义的人民斗争，他们抹黑革命历史，最近发展到公开与正义和良知叫板的程度。好人不斗争，坏人可绝没有放下斗争的武器，他们十倍疯狂，百倍仇恨的向革命进攻了，他们几乎是阶级斗争天天讲。不斗争正中敌人的下怀吗？比如说，去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今年的海南东方感城镇“3•23”事件等，暴露的都是强势的一方凭借权力侵犯另一方利益的特权与腐败行为，这种情况下不斗争能行吗？现在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上积累了多次层的矛盾。

面对这种情况，孔子学说总是弱化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面对黑暗社会，对险恶势力，以中庸方式，己所不欲忽施于人方式让强盗放下屠刀，以懦弱方式跪下成仁，教育强盗感化强盗，这样的论理说教能解决问题吗？反腐败要的是贪官吐出侵占国家的钱财、这如同要了他的命一样，不斗争贪官能自动吐出来吗。单靠感化教育能让为非作歹的特权官员们自已伏法，自动走进监狱的大门吗？不会的。单靠儒家的教育感化思想，有时连反动派自已都感到可笑。

当然毛泽东的斗争学说不是无限制的，正如毛泽东本人所总结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十六字原则， “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讲的是斗争，斗争的前提就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原则。奉行毛泽东的学说，只要“你不侵犯我的利益，我也不斗争你”，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只要统治阶级不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也不会主动侵犯统治阶级的利益。　　

推而广之，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如何保证一个利益集团不侵犯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呢，就是要遵守不同利益集团通过谈判、协商以及其它机制制定形成的各项制度，协定。这是调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与行为的规则之一。只要各个利益集团遵守既定规则，就不会发生“人要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就能保持“和谐发展”。　　

“和谐”是遵守制度的和谐，和谐的目的就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根据既定的规则，兼顾各方的发展，不致出现失调的情况，也是维护制度的和谐。斗争的目标就是维护各种规则、制度的正常运行，使不遵守规则，出现利益特殊化的人回到遵守规则、吐出特殊利益的轨道上来。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各方力量相对公平、公正竞争的环境过程。斗争的依据与目标都是社会约定的制度形成与机制与运行轨道。　　

遵照毛泽东的斗争学说，斗争只能维护和谐，而不会破坏和谐。这正如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国民党政府的统战关系一样，对于国民党，毛泽东就提出了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对于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当国民党积极抗战的时候就团结，当国民党破坏抗战搞磨擦的时候就坚决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战争期间，国民党始终保持在抗日阵营内而没有跑到敌对阵营。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下决心坚决消灭共产党，整个情况发生变化，国共这对矛盾发生质的变化，斗争才剧烈起来，最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共产党一统中国大陆。

当然，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说，过去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要多少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还要忍受各种异想不到的磨难，接受各种挑战。有时斗争的程度是非常剧烈的。处于强势的一方，总是以斗争的惨重代价为威胁，要求弱势的一方放弃斗争，如果弱势一方坚决起来斗争，就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与牺牲，也要付出勇气。还要忍受失败的打击。比如毛泽东为了和国民党斗争就耗去了毕生的心血，付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代价。

五、毛泽东------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大继承者　　

毛泽东与孔子都是中国文化有代表的人物，有人总是将两人对立起来，厚此薄彼，有你无他。从历史的观点看，孔子是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在他那个时代，正在进行诸候无义战，处于对社会的关注、人民的怜悯、国家的前途，孔子提出了“仁政”的伦理治国原则，他的思想影响了后世中国。到二千年后的五四时期，中国又出了一位毛泽东，他忧国忧民，努力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结合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以及国内外各种政治思想的争鸣与成果，他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已独立的文化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吸收了中外最新的政治思想发展成果，也没有抛弃包括孔子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应当说是中国文化经过两千年后的新发展。

毛泽东是孔子理论的最大继承者。比如说“仁政”问题，孔夫子提出了什么是仁政这个命题，但是在他那个时代，要实现 “仁政”这个理想，还没有具体的方法，孔子周游列国，最后只能回到他的家乡办学；只有二十世纪的毛泽东，才找到了实现“仁政”的方法，即斗争求仁政，实现了自已的理想。如果硬要将两者对立起来，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为他无视斗争与矛盾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最后必将受到斗争这个客观规律的惩罚。

毛泽东的斗争学说还深深地影响了全世界。根据网友李奉先《海外“毛泽东热”雷动了哪些国家？》文章的介绍，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多达3500人，因为毛泽东的辨证的思维能力让其信服。“丢掉幻想，准备斗争（Cast away illusions, Prepare for Revolution.）”的精美语言，更被许多英国人作为座右铭牢记在心，并激励自己勇往直前，自强不息。日本翻译出版有关毛泽东著作最多，日本人研究毛泽东思想最深入的课题是：“如何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怎样彻底实现共同富裕？” 美国国内总是出现一潮接一潮的“毛泽东热”， 美国相当多的总统对毛泽东充满敬仰，甚至以一睹毛泽东尊容为荣耀。以色列奉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朝野均推崇毛泽东强硬的军事斗争艺术。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坦言：“我国的军事理论研究，大多参考了毛泽东相关著述。”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借鉴毛泽东的“十六字”方针，与以色列展开游击战术。　　

　 　由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需要，中国现在需要重新构建自已的文化价值体系，人民群众通过60年的社会实践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民除了钱以外还需要有一定的精神支撑，即重塑自已的国民性。儒家思想家们看清了这一点，乘着中国社会思想界混乱的机会，重新跑出来，欲抬出孔子的儒家思想来重整中国的思想价值体系。有些人总是心存积虑，千方百计将毛泽东从公众的视野中清除出去。但是当今已是工业化社会，不是自然经济的农业化社会，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已经深深地影响着这个社会公众，一个诞生于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的文化体系，如果不加以发展与创新，是无法影响当今这个社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不是对历史的割裂，“天外来客”般的创建了一种思想体系，是对包括孔夫子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身就包含了优秀的儒家文化成份，是可以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在一些处心积虑的国学家们，无视这种现实，以复兴国学为名，千方百计将毛泽东从公众视野中消除出去，正是以“仁政”名义行思想禁固之实，以感恩教育之名行放弃斗争之实，在社会实践中是办不到的。

     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设想怎样好的社会蓝图，都是靠全体社会大众去实现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国民性格与精神面貌、我们的进取精神，都深深地影响着民族的兴旺与发展。这的确需要新型的民族文化价值观作支撑。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儒学的争论，深度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