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欲静而风不止，不能回避的爭论

毛泽东的讲话　　

刘少奇的讲话及周恩来对其的揭批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　　

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关于重庆谈判
（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 ,1967.9.18)　　

第1件大事刘少奇提出 " 和平民主新阶段 " ，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 ,1967.9.18)　　

刘少奇: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

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 ,1967.9.18).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　　

第2件大事刘少奇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 " 永垂不朽 "

这个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 " 永垂不朽 " 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 ,1967.9.18)　　

刘少奇: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矛盾。　　

刘少奇: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不能完全取消，还有其用处，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1949年4月24日　）

刘少奇: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可以拖十来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　1949年5月6日　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刘少奇: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等到将来发展到生产过剩，再限制，让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5月10日　刘少奇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讲话]　　

刘少奇:现在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放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　　

现在是私有制的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油房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有暂时的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但是，一般的，不会都能这样。　　

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　1950年1月23日　）　　

党在过渡时期[1]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 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八月）　　

第3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 ,1967.9.18)　　

1951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为会议准备报告的提纲中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他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2页。　　

刘少奇: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文件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了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原文如此）合作社。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月），转摘自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红旗》杂志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象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转摘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红旗》杂志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九月），转摘自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　　

第4件大事， " 八大 " 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忘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的事我就不说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 " 左 " 实 " 右 " 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 ,1967.9.18)　　

周：如我刚才所说过的那样，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这个后十条既混乱又充满毫无意义的细节，是繁琐哲学的体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罢官。 　　

周：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里（篮子、麻包或一截绳子），一个干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个贪污者呢？如果这都叫做严重贪污的话，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不得了！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偷小摸一类。工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区分公私。甚至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周：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