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文化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　　

说到中国文化，虽然很厚重，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则是三纲五常。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表面看来是多元的，实际各家观点都受《周易》影响，都是根据天体运行现象，产生自己的天人合一论。　　

儒家的五常，就是根据天的自然现象概括出来的。成了天给大家做出的榜样，因此大家都必须常常照办，不准一时例外，故称之“五常”。　　

三纲是具体落实五常的组织原则，这也是从天地的自然现象中概括出来，因为地上的万物，都必须服从天意，违反天意，就会受到惩罚，如农业，必须做到不违农时，才会得到丰收。又因天在上，地在下，由此产生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理念。　　

在一个家庭中，因为父是长辈，子是晚辈，所以子为下级；在夫妻之间，因为夫妻生活夫在上妻在下，所以妻为下级；在管理国家大事上，因为实行层层管理，在上者为君，在下者为臣，所以君为上级，臣为下级。在这三个方面定下了上下级的关系，就决定了上级者就应像天那样，对五常处处做出榜样，对下级做不到者，就要给以惩治；而下级者就应像地那样，处处按天意办事，做不到时，就得甘愿接受上级对自己的惩罚，合在一起，就起到纲举目张作用，故称之“三纲”。　　

皇帝是人间最大的君，这就决定了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级，因此天下人都必须像地服从天那样服从他，并接受来自他的惩罚。但他又是天子，即天的儿子，这就又决定了他的行为必须处处以天意为纲，并给天下人做出榜样，自己违反了“五常”，天下百姓有权代天行事，革他的命，故在《周易》中专设了革卦，并由此派生出了“王者以民为天”的思想。但对臣来说，君错了，臣有纠正的职责，而且纠正的行为越坚定越好，如果能做到舍命纠正君错，才是真正的捍卫天理的勇士，并称之为忠臣。所谓忠，就是忠于天理，不是忠于皇帝个人。但不能因君错，就代君行事，或自己当起皇帝，一旦这样做了，就一律视为乱臣贼子。乱臣贼子的行为是不能代表民意的，只有天下人都反了，做臣的参加到百姓反皇帝的队伍中，才能称之是革命的行为，即使最后当了皇帝，也就不能再称为是乱臣贼子了。但若乘百姓造皇帝反而实行篡夺，同样是乱臣贼子的行为。这就从行为上明确了革命和篡夺的区分标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在农民战争中建起的朝代，百姓都认为是正确的，凡权臣实行篡夺当了皇帝的，在百姓眼里就都成为乱臣贼子的行为，也就都得不到民的最真诚的支持和拥护，所以像这样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能成为强盛的朝代。　　

以上就是中国文化所产生的中国人的主流行为。有它合理的内核，所以创出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但也有它自身的不足，所以到清末使中国落在了欧美之后。同时也就使的中国人迈上了对自己古老文化的长期而艰辛的改革之路。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主张以中学为体，洋学为用，等等，掀起了师夷长技的大学外国文化的运动，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改革开放的时期。　　

改革开放的先驱们，扬帆出海，不怕艰险，在惊涛骇浪中东撞西碰，最后选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代替中国的古老思想，在这点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一点也不保守。但实践的结果，却处处碰壁，这时的毛泽东总结这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本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的思想，刻苦普读各家经典著作，“必将古今中外学术之大纲，弄个清楚”。又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了中国的血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新天理。这新的天理内容，囊括了中外文化适合中国现代所需的一切之精华，所以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以不但中国的老百姓乐意接受，而且也受到世界人民之称赞，因为它是积中国几代优秀儿女改革开放成果之结晶。　　

在怎样实践天理的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群众路线，强调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其实这正是对中国 “民为天”这一古老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再一点，就是靠“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办事。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对中国古老的“三纲”思想的修正与继承。以上这两个方面，在打天下时，效果确实明显，因为当时革命的领导者，不了解群情，就不能制定出群众拥护的政策，群众就不跟你走，也就不能打胜仗，但又不能对民实行强制政策，因为实行强制，就等于把民推给敌人再来打自己。正是这形势，逼着每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得不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所以在这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不仅都能代表了民意，而且成了更好地为民而集思广益的最好制度。但胜利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功劳越大的人，就越想：“老子把脑带掛在裤腰带上，换来了胜利，老子不享受谁享受？”。功劳越大的人，官做的越大，这种特权思想就越严重，因此中央的高官们，以及各级的领导们，尽管仍是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策，但他们的决定，就只能代表不同层次上当官中的多数人的利益了，再不能代表基层百姓的利益了，而且越是上级越是如此，到中央，他们的决策甚至能和基层百姓的利益完全对立起来。针对这情况，毛泽东采取了掺沙子的办法，即把工农劳模调进中央的决策圈内，参加中央的决策。同时建立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制度，将军当兵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制度；领导干部除年老和生病者外，每年一定要抽几个月轮流到基层作调查研究和蹲点制度等。总之，层层采取这种请进来和走到基层的办法，来缩小决策者和群众的距离，这样做确实收效不小，但仍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致使“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产生了，而且也越来越严重了，这一切，实际都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种 “君为臣纲”的管理有关，但又不能废弃，因为废弃了，国家就会立刻解体，全民就会成为一滩散沙，时代就会成为野心家和强盗横行的天下，但怎样解决？只有既保留这层层节制的“君为臣纲”的老办法，同时另开允许百姓革他们命的新路，这一点，古人虽从道理上阐明了百姓革命的合理性，但为了维护现实的稳定，又不得不在法律上把造反行为规定成最大的犯罪。就这样，革命在古代就成了合理不合法的事。只有当民把旧统治者彻底推翻，才可以称之为革命，否则就都成了匪。造成了成者王的败者贼的两个极端行为。但怎样改变这局势，这就成了毛泽东晚年努力要完成的事，回顾这一过程：第一，毛泽东从思想上，大力提倡“造反有理的”精神，公开培养人民的革命精神，对民反官的事，毛泽东总是站在民这一边，令官从中吸取教训。第二，让大家用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做武器，对不合民意的事，随时造反，逼官只准按民意办事。第三，大搞群众运动，把谋私不为民的官及时挖出来，做到防患于未然。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理论，提出建立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制度。这一切就开创了统治者自己发动群众来整自己官的先例。这在古今中外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既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中华文化改造与创新，使的毛泽东时代，真正成了 “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最好时代，但却没有解决了出“明主“的问题。即没解决了中央决策时怎样就能做到真正代表民意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早有设想，并提出用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店制的办法来解决，但被封资修的破坏和捣乱，耽误了最宝贵的时间，这虽使毛泽东在和他们斗争中，创出了一整套“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好做法，却最终使这个问题没得到解决，就撒手人寰而去了，成了毛泽东的未竟之志，也成了中华文化中的一大弱点。　　

毛泽东谢世之后，一些人选了一条非毛化的路，不但不是沿着毛泽东的未竟之志而破浪前进，而是易旗改帜，他的实践证明，他的行为，不但是彻底废弃或直接否定了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全部成果。而且就精英个人的行为，确实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就以他对中国的“五常”为例，毛泽东在世时，他一再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结果翻了个尽光，是为无信；他积极推行“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对中国的最大多数人，就成了最大的不仁；他主张“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明目张胆地在鼓励国民“见利忘义”，因此成了最大的不义；他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的结晶不用，重走“摸着石头过河”之路，这就成了对前贤的最大无礼；他实行“不争论”政策，既使他的智慧得不到完善和充实，又使国人的智慧得不到支持和发挥，成了摧残民族智慧的最大行动，因此是最无智的行为。就这样，中国人经几千年形成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标准，到了他时，就一吹而尽。

违反了中国的文化，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他的行为再用中国文化做合理解释，就永远解释不通，只好用外来文化作解释，叫作与“世界接轨”，实际开始了借“世界文化”来埋葬中国文化的行为，成了最彻底，最残酷毁灭中国文化的行为。在历史上，中国曾多次遭受外来民族的入侵，但最终，不是被中国人把它打走，就是从文化上被中国人同化。可现在中国的文化被邓毁灭了，还怎样再同化异民族呢？从这个角度说，这已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了，而是成了最彻底的卖国行为，这和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者秦桧相比，对民族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要严重得多的多。现在已经有很多高官，已不把生养他的中国再当成是他自己的祖国，而是当成发财和掠夺的对象，因此把掠夺下的财富忙着存在国外，以随时准备到国外颐养天年，这都是对祖国文化摧残造成的后果。　　

综上所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中国人放开胆子走改革开放之路，经几代人前仆后继，通过漫长而艰辛地探索和努力，所取得的结晶；而精英们重打改革开放的旗帜，把中国文化吹了个尽光，是对中国魂的一次大毁灭。在这点上，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卖国贼都望尘莫及，精英们的罪孽深重处，一切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