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侵华日军女儿的偿赎之路

　　从名古屋传往南京的和平心声

　　——为捍卫历史真相挺身而出，坂东弘美讲述日本人的良知

　　坂东弘美于1947年出生于名古屋。大学毕业后，她参加了名古屋电视台艺人培训中心的培训，成了中京电视台的一名播音员。结婚后辞去了工作，之后一直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从事播音和主持工作。她还曾受邀在中国安徽省担任过日语教师，并于1999—2001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日语部任日本专家。回国后，她坚持面向中小学生宣讲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呼吁和平与友好。2012年，她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建了“请河村市长撤回否认南京大屠杀发言之会”(简称“撤回会”)，并出任共同代表。

　　她，来自南京在日本的友好城市——名古屋。她的父亲，曾经是一名侵华日军，由此她踏上了一条漫长的偿赎之路。2012年，她和志同道合的同伴一道，抗议名古屋市长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发言，并且在两个城市官方交流中断之后，发动民间的力量，成功举办了纪念名古屋—南京缔结友城关系35周年的和平音乐会。她，就是“请河村市长撤回否认南京大屠杀发言之会”共同代表坂东弘美女士。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记者以“我的战争与和平”为主题，对坂东弘美(以下简称“坂东”)女士进行了专访。

　　为河村市长荒谬言论拍案而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坂东女士，您所居住的名古屋与中国的南京是友好城市，但三年前，在这两个城市进行友好交流的现场，却发生了让人诧异的一幕——2012年2月，名古屋的河村隆市长在接待到访的南京市友好访问团时,公开表示“我想所谓的南京事件应该不曾发生过”，引发轩然大波。当时的情况，您当然也关注到了?

　　坂东：吓了我一大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说什么呢?”

　　河村市长说，他的父亲在战争结束后成为俘虏滞留在当地，认识了不少中国人，这些人对他都很好，因此父亲常对他说：“所以后来才有了你，人不能忘本。南京的朋友对我那么好，你可不能忘记啊。”可他立即又接着说：“你们说，要真的有过大屠杀，中国人怎么可能对家父那么和善呢?我想，正常的战斗行为是有过的，但大屠杀应该没有发生过吧?”——这正是他一贯的论调。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如何看待市长的这番话呢?

　　坂东：碰巧我的父亲也是军人，参加过扫荡上海的作战(即“八一三”淞沪会战)，父亲留下了手记。根据他的记载，他所在的部队花了4个多月从上海徒步赶往南京，抵达南京的日期是12月14日。父亲只在南京停留了一天，就继续行军，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但他描述了日军在上海进行的杀戮。他还说，在南京看到的也是一片惨绝人寰的景象。这是我父亲亲笔留下的回忆录，他写手记的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给女儿和孙辈们留下真实的记录。

　　碰巧我和河村市长同岁。同一个年代的父亲教出来的同龄孩子，为什么有着180度的不同?既然这样，我就想：那好，让我来告诉你，我的父亲是怎么说这件事的。况且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状告日本右翼学者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在日本早已胜诉，日本法律都对这一史实作出认定了，从史实和法理上都是已有定论的事!

　　所以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要是不知道，我就好好讲给你听!他那种话，还偏偏要当着前来拜会的友好访问团的面讲出来，真是太失礼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您和同伴们随后拍案而起，发起了“请河村市长撤回否认南京大屠杀发言之会”?

　　坂东：并不是我一个人拍案而起，组织就成立了——一共有4名代表，我只是其中一人，我们在2012年春共同发起了这个有着一个长长名字的组织。我们在全国发起了呼吁，得到了近300名志同道合者的响应和捐助，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们得以开展各种活动。比如：举办演讲会、学习会，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当时的老兵前来做证言，等等。

　　此外，每个月，我们都要前往市役所(即市政府)门前两次，递交要求市长撤回否认南京大屠杀发言的请愿书，并且对着河村市长的办公室用话筒喊话，告诉他：“你错了!”“请你改正认识!”“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其他朋友也协助我们一起散发传单。我们非常认真地坚持抗议活动，可市长仍然顽固地说“不收回发言”、“不会改变认识”。即使这样，我们也绝对不退缩。发生这样伤害中日友好的事非我们所愿，但市长的发言伤害了南京人民、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作为名古屋的市民，我们不能放任不管。现在和今后，我们都会把抗议活动坚持到底，直至其收回发言。

　　让反战歌声传到友城南京

　　《中国社会科学报》：河村市长的发言给两个友城的交往蒙上了阴影，听说此后官方之间的交流活动都处于实际上的停滞状态?

　　坂东：是的。官方活动全部告停，这样的状态到现在都持续三年多了。日本民间有人提心吊胆，担心自己要是去中国了，会不会被人欺负;而南京的朋友也觉得“日本到底是怎么了?”彼此都处于不安的状态。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定地坚持民间层面的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京和名古屋于2013年迎来了缔结友好城市35周年的纪念日。听说在那年1月5日，名古屋的市民们自发举办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

　　坂东：是的。名古屋有位音乐家名叫藤村记一郎，我们“撤回会”的成员和他沟通之后，决定联合举办一次“纪念名古屋—南京缔结友好城市35周年”音乐会。我被推举为执行委员长，藤村先生任副执行委员长。我们有幸得到了很多祈愿和平、期待与南京发展友好关系的朋友们的支持，活动非常成功。

　　旅居名古屋的中国艺术家们也倾力协助了我们。家住名古屋的南京名誉市民、著名马拉松教练竹内伸也先生也特地赶来鼓励我们。竹内先生的高足——南京马拉松运动员赵友凤曾是亚洲女子马拉松的第一人，竹内先生也因之被南京市授予“名誉市民”的称号，后来还被南京两所大学聘为名誉教授。竹内伸也先生致辞说：“日中两国的友好省县、友好城市中，像爱知县和江苏省、名古屋市和南京市这样，在省县和省会城市之间双双结对的，就只有我们一家。当下，日中两国在政治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但越是这样，民间的友好越是弥足珍贵。今天，请大家放声高歌，歌唱友好与和平，我相信，你们的歌声一定能传到大海彼岸的南京!”

　　《中国社会科学报》：讲得真棒!

　　坂东：是啊，老先生当时都八十有三了!但听说是为了庆祝名古屋和南京的友好交往，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邀请。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说音乐会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场由独立的音乐小品组成，中日两国艺术家同台表演;下半场则是一部别致的朗诵合唱组曲——《紫金草物语》，您特地身穿一身淡紫色的中国服装，客串了报幕?

　　坂东：是的，那确实是我非常钟爱的一套衣服。每次在介绍《紫金草物语》时，我都会穿上它。

　　《紫金草物语》本是儿童文学家大门高子女士创作的作品，取材于一位在南京屠城战中受伤后，在紫金山附近疗伤的日本士兵的亲身经历。后来她将其改写成了长篇叙事歌词，由作曲家大西进先生谱曲，形成了由12首乐曲组成的朗诵合唱组曲。作品在日本影响很大，全国各地都自发组建了专门演唱这部组曲的“紫金草合唱团”。 为庆祝名古屋和南京的友好交流，当天有很多来自各地“紫金草合唱团”的团员们赶到了名古屋。一开始我们以为62人左右，于是就在海报上写了60名，可没想到，实际来了90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家都是自掏腰包?

　　坂东：当然啊!因为还要彩排，又是从全国各地赶来，所以都是提前一天到达，还在名古屋住了一宿。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请您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

　　坂东：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亲历屠城，又因流弹受伤的日本士兵，他在南京疗伤期间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之中。在紫金山下，他从废墟的瓦砾中看到了一枝可爱的紫色花朵，心灵受到莫大的触动。回国时，他把花籽带回了日本。日后，满怀对中国的赎罪、祈求死难者灵魂得到安息的思绪，他不停地播撒花籽、栽培花朵。这花朵背后的思绪传开后，不断有人加入进来，将花籽撒遍了整个日本。紫金草也因而成了象征和平的花朵，为全世界所知。

　　士兵在歌中这样唱道：“那一幕又一幕/是真?或者只是个噩梦?/不愿想那些阴暗的日子/也从不曾对谁提起/要是能够的话/多想把它从记忆中抹去/身体的伤啊/日久就会淡忘/可这滥杀无辜带来的伤痛/只会与日俱增/不是一句道歉就能了结/可究竟又该如何去偿还?”

　　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伤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参加了那场战争的士兵，也遭到了良心的诘问，而且往往是对自己越诚实的人，越会长久地遭受心灵的折磨。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是战争对于双方在心灵上的摧残。歌词中唱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词曲作者把这部作品定位为献给遇难者的安魂曲、为中日两国民众之间谋求心灵和解的一部作品。听说当天，也有很多中国观众到场?

　　坂东：是的，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的领事先生也特地前来观看演出。音乐会结束后，他告诉我们很受感动，我们非常开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部合唱组曲的最后一首曲子《和平的花——紫金草》中唱道：“花儿目睹过，那战争的悲伤，/在风中把安魂曲唱响，/过去的错误，再也不要重犯，/让我们用生命，一起去培育这美丽的和平花。”歌词和旋律都非常美丽。我还记得，10多年前，《紫金草物语》在南京首演时，观众就被深深打动。我想，这首歌很好地体现出日本民众如何用实际行动去化解侵略战争留下的创伤。

　　听了这首歌，无人不为之动容，可听到河村市长的发言，又不由得让人寒心，这可能就是中国人真实的感受了。

　　坂东：是啊，所以我们很想让河村市长知道，中国人讲的是以德报怨，所以才会有他父亲对他讲的那一幕。我们很想让他能领悟这一点。

　　两尊佛像的战争悲剧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说您最近自己录制了一张光盘，讲述的是发生在名古屋，但是与南京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坂东：是的，这也是在战争背景下发生的悲剧。日本攻陷南京之后，开展了各种宣抚工作。有人提议说，佛教应该是感化人心的最好的方法了。于是日本军部就开始行动。他们看上了名古屋的一尊佛像。这尊佛像原本是实业家伊藤和四五郎出于自身信仰请人雕刻的，是一尊高达10米的十一面观音像。伊藤内心虽然不舍，但军部提出要将其赠送给南京，也只好强作欢颜表示乐意相赠。佛像启程那天，名古屋市还举行了盛大的法会，好几万市民前往朝拜，收音机里还进行了直播。

　　这尊观音雕像到达南京后，南京回赠给名古屋的，则是古寺毗卢寺的本尊千手观音像。

　　这两尊佛像后来都命运多舛。送往南京的名古屋观音毁于“文革”，而回赠名古屋的观音像则被锁在幽暗的小黑屋里。日本的佛教在侵略战争期间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二战结束后，战时佛教体系瓦解，这尊观音的处境就变得极为尴尬，一度无处安置。后来名古屋市内的和平公园建成，公园内有一个小小的楼阁，名叫“和平堂”，观音像就被当作美术作品安放在其中，每年仅有三次，共约10天对外开放，其他时间都被密闭起来，无人朝拜、无人供花、无人供水。

　　《中国社会科学报》：名古屋的市民知道有这样的一尊观音像吗?

　　坂东：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河村市长是否知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说名古屋的一些有心人士，多年前就开始积极筹划，希望能让这尊观音像早日回归南京故里。

　　坂东：的确是这样。很多人担心，万一要是地震了，该怎么办?现在雕像因长年失修，非常破旧，根本经不住地震的折腾。相关人士也正在想办法，希望名古屋能尽早将这尊观音归还中国。因为在南京，自观音离开之后，人们还一直前往朝拜，尽管寺里现在有的只是千手观音的一张照片。

　　传承历史真相，实现心灵和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撤回会”近期的活动情况。

　　坂东：今年，“撤回会”迎来了成立三周年纪念。和往年一样，我们举行了揭露侵略战争本质的专题演讲会。7月4日，我们请来了日本历史学界研究南京大屠杀史问题的专家——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笠原教授不光回顾了历史，还指出当下日本的政治氛围与战前酷似，听后让人不寒而栗。

　　此外，每年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的前后，我们都会和日本各地的其他组织一道，请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来到日本，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好几个城市举办活动，让这些幸存者作为历史证人讲述亲身经历。

　　今年2月14日，我们在名古屋女性会馆举行了《拉贝日记》电影放映会。这部作品在日本一度遭到禁映，但它在德国电影节、巴伐利亚电影节上都荣获过大奖。日本演员香川照之和柄本明不顾国内的反对，欣然受邀参演。2014年下半年，在民间组织的努力下，这部电影已在东京、神户得以放映，但在名古屋放映还是头一次，所需全部费用，都是由各地上映委员会成员自筹资金解决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部影片几年前在中国也公映过，对于日本人来讲，它所描写的是自己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不知你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筹办这次活动?

　　坂东：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从了解真相开始!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时在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是如何度过那段岁月的?了解真相，才是迎接新历史的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坂东女士，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坂东：我衷心地希望，今年是日本人与曾经受到日本侵略和殖民地统治的国家的人们实现心灵和解的一年!我希望父亲那一代人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我要用自己的努力将真实的历史传承下去，因为和平对我来说，是比什么都要宝贵的财富。

　　但当下的日本，安倍政权强行通过大部分国民都表示反对的《安保法案》，对于他的暴行，我感到非常气愤。和平宪法是日本宝贵的财富，因为有否认日本交战权的宪法第九条的存在，日本人才有可能和亚洲各国人民实现心灵的和解，而和平宪法的精神正在被掏空。《安保法案》推行的结果，只能进一步加深日本对于美国的依附，让日本滑落至战争的泥潭。

　　纵观历史，每一次战争都是借防卫之名开始的，战争能给军需产业带来财富，但战争一旦打响，刹车机制就会失灵。事实证明，终止战争远比打响战争要难得多。二战后的日本一直走和平发展路线，我们决不允许日本再次成为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

　　这个夏天，日本民众的反对声在高涨，安倍内阁以及自民党的支持率在走低。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一般市民加入了反对的游行队伍，男女老少都打破了沉默，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民主主义是否能在日本发挥出作用，考验日本国民实力的时刻到来了。我们是不会退缩的。

　　记者手记

　　一名侵华日军女儿的偿赎之路

　　婚前是职场丽人，婚后专心相夫教子，孩子成人后又再次走向社会，活出自己的精彩——这是二战后日本众多女性典型的人生轨迹，坂东也不例外。除了老本行播音朗读之外，她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弹钢琴、绘画、唱歌样样在行，拿手好戏是布艺手工和裁剪缝纫，搬家和整理家居则堪称专家级水平。她自己和丈夫的双亲共4名老人，都在她的精心看护下安详走完人生。生活中的她，是当之无愧的贤妻良母。

　　只是，“爱管闲事”的她还有着不同于他人的非典型人生：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发生4年后，她是日本最早前往灾区进行市民交流的访问团成员; 2003年底，小泉政权派兵前往伊拉克，日本各地民众掀起状告政府违宪的大诉讼，她作为名古屋市1/3268原告团的一份子，亲自走上了法庭，阐述政府这一行为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伤害;2012年，当名古屋市长发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之后，她和身边的朋友们拍案而起，成立了要求市长撤回该发言的市民组织，坚持每个月去市政府办公楼外喊话……

　　而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这个夏天，坂东和她的家人、朋友们像烈日一样燃烧着愤怒。在安倍内阁强行通过《安保法案》的前后，他们在名古屋车站前，在国会议事堂前，汇入了几万人的游行队伍，发出了怒涛般的声音……她，是千千万万日本普通民众中的一员，是日本良知的缩影。

　　儿时的她，在美国占领时代确立的民主主义教育的氛围中成长。她的原罪开始于小学的某一天：老师在课上讲到了战争，回家后小弘美问父亲：“爸爸，你也杀过人吗?”父亲沉默了良久后，说了一句“如果不杀人，就要被人杀”，就再次陷入沉默……

　　30年过去了。坂东的大儿子雄一郎上小学6年级时，老师布置了一道暑假作业题：“请你身边的人谈谈他们所经历的战争。”由此，坂东的父亲开始用书信形式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他的经历，一共留下了343张稿纸，“信中描写的是一名普通的日本青年，在中国战场上是如何变成冷酷的‘鬼子’的过程”。

　　父亲已于1993年故去，他留下的书信经由女儿整理后于2004年8月出版。坂东说：“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教育，让父亲那一代人很难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战争、反省侵略。”因此在书中，她替父亲加写了一章“在我死后”，用代笔的形式写出了她最希望父亲说的话：“我为什么要去中国?为什么要去从事杀害中国人的工作?世上本不应有让人去杀人的工作。可当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陷入了永久的长眠……我们一定能和中国人友爱相处。战争这样悲惨的事，不能让它再次发生!”而她自己，则是要用毕生去践行父辈本应完成的偿赎。

　　67岁的坂东，她说自己还有一件“有生之年想要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道，把日本战后最著名的现实主义反战题材漫画《赤脚的阿元》，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世界各国语言，推荐给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