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思考（续十二）

我对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思考（续十二）　　

今天，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就闭幕了。要说的话远未尽，不过，话冷了说得，会后还可以慢慢说。问题是网管要不要我说。昨天的思考（续十一），好几家官方网就没有让发表，是不是真因为我说了这里有方向之争，道路之争，领导权之争。管理员见了这几个“争”，觉得坏了规矩，或者认为“敏感”， 不放行，我不得而知，至少管理员不放行，与我之间就是一种争。当然，文章放不放行，大权在网管手里，我争不赢，但是，我说的是实在话，因此，在事实上，网管们争不过我。　　

斗争已经愈来愈公开了　　

我在文章中说：“‘兼容性增长’，‘第三次历史性大转型’这两个概念的内容，还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不过，最终解释权不在这些人手里。”可能读者没有注意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和“第三次历史性大转型”，是两个不同的的概念。　　

“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对五中全会的期望，媒体上用的词是“预料”。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10-13转载当日的新华网文章《俞可平：五中全会将拉开中国政改的序幕》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预料五中全会将拉开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改革的重点将很可能主要发生在社会政治领域，内容包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政府正在解放思想，努力通过构建以民主和法治为特点的治理改革，推进‘善政’体系建设，进一步趋向‘善治’。”　　

俞可平说“党和政府正在解放思想……”俨然是知情人的口气，表明他“预料”的准确。

“第三次历史性大转型”不同于“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它是这样表述的：“这将是一次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将是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制度转型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型之后，中国内地的第三次历史性大转型，是一次全方位发展模式的转型。”“全方位发展模式”显然不仅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我感到这有胡锦涛“兼容性增长”的精神。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差别就是矛盾。矛盾表现出来，其形式自然是各种不同的斗争。我想谁也不能否认，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去与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观点斗争。提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就是公开进行当中。　　

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存在问题，上下左右都认为需要改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分歧是什么呢？胡锦涛指出：“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所以才提出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　　

我认为，胡锦涛的话表明了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存在着斗争，已经不能再掩盖它，而是应该摆出来，通过争论或斗争，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地进行改革。　　

   总书记讲得比较含蓄，只是讲了在政改方向问题上，党内尚待统一认识；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文章就直白。x讲的也直白，他告诉我们在政改问题上有阻力。这就是说，政改方向已经确定了，有人阻扰实行；或者是说，他提出的政改主张，不被接受。联合早报网北京特派员韩咏红撰文《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昨召开 舆论界民间盼加速政制改革》报道称“在官方公布的主题外，过去两个多月来，国内舆论界以及不少知识分子期望中共高层会议还能实现另一个目标，即：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挺改革”氛围的形成，要归功于x自8月底以来的多次政改意志宣示，但更大的刺激则来自知识界对改革进度缓慢的不满与焦虑。”

    政改是必然的，既然已经提上日程，那末朝着什么方向改，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事物总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发展的。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事物就僵化了。掩盖矛盾，回避斗争，是愚蠢的，没用的，有害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