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一个初步的综述——非主流（二）

    奉命写作此文时，我时时感受到某种压力，这种压力曾使我想放弃。我希望我的文字尽量客观，是一种记录式的。因此，本文仅仅是对其他学者已有观点的一个综述。
    一、称谓、由来、人物及其活动
    众所周知，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大都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在“非主流经济学”中，不仅包括了巴兰、斯威齐等为代表的左翼激进学派，也包括了以哈耶克、米塞斯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更包括了近年来崛起的“新制度学派”、“后凯恩斯主义”等等。在“非主流经济学家”中，不仅有马克思、凡勃伦、加尔布雷思等人，也包括了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趋之若鹜的哈耶克、科斯以及森等人。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即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开拓者弗农•史密斯和丹尼尔•卡尼曼，在西方也曾被视为“非主流经济学家”。
    不管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承认不承认，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也涌现出了一股非主流思潮。出现了一批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者。“这股非主流思潮不仅不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而且特别把反对的锋芒指向了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潮”（左大培，2003）。
    在中国，“非主流经济学”这个称谓，最先是在1996年9月，由杨帆邀请一部分自认为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与会者有张祥平，刘力群，左大培，温铁军等，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直接与“主流”公开对立。目前，自称或被归为“非主流经济学者”、且较为活跃的学者有：杨帆、左大培、韩德强，韩德强、杨斌、卢周来，高粱等人；海外学者王绍光、崔之元、何清涟有时也被视为“非主流经济学者”。更多的人具有相同观点，但不敢得罪主流派，采取观望态度。
    非主流经济学家活动包括：由杨帆等牵头召开二十多次思想讨论会，整理了其中十五次记录。讨论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公平、经济安全、战略产业等经济学域，同时还涉及到了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参与者也不局限于经济学者，邀请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参加，论题涉及文化革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戏剧《切•格瓦拉》等，在知识界影响很大。文章，讲演和著作非常之多，只不过主流媒体几乎不反映他们的声音。
    杨帆主编一套十本《新世纪抉择丛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内容涉及反危机、社会问题、东西方思潮、战略产业、国家安全、国防经济、环境与发展等方面。其中《关注百姓，关注民生》，是第一次集体亮相。左大培所著《混乱的经济学》，从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系统全面地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潮，可视为非主流经济学的一种基本理论，韩德强所著《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反对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以德国历史学派理论为基础，批判自由贸易；《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中，他还尝试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进行颠覆；赵英所著《大国天命》、《大博弈》（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超级产业，以国家主义的经济学批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杨斌所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软战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解构中国百姓与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卢周来在《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发表批判新自由主义学理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文字外，其随笔集《穷人经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在遵守现代经济学原理的前提下，从底层与民族国家的视角关注社会生活。
    二、特征、观点及主张
    左大培言（2002），“目前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共同的思维范式，自认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人在许多问题上都相互有分歧”。因而，关于非主流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宽泛的“想象”的“共同体”，其基本特征及主要观点，我也仅介绍已有的一些看法。
    杨帆认为，非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他在2003年《科学决策》杂志上对新自由主义有如下概括：第一，新自由主义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与制度学派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学体系，有一定科学性；第二，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有利于强势集团，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武器；第三，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大国追求霸权的意识形态。
    卢周来认为（2002），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特征上的基本区别有两个：首先是立场上有差异。主流经济学家是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渐进式彻底市场化改革的设计者与操作过程的参与者，也是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使得他们的立场站在参与增量改革者与受益者的新兴资本集团（企业家）、权力集团（政府官员）以及知识集团（学者）一边；而受到强势集团的支持同时又作为社会的强势集团本身的一部分，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拥有绝对的话语上的霸权地位，而使他们成为今日经济学界的主流；而非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他们较有人文关怀，一开始就将眼光放在附着在存量上的利益集团如普通工人、农民，因而他们未从增量的改革中受益；相对于前一部分经济学家从强势集团那里受益， “惺惺相惜”的心态更是将这部分经济学家的立场推向了附着在存量上的中国当下的弱势群体一边。同时，由于受到成为改革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了的强势集团的排斥，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排斥，他们只能处于边缘与非主流的位置。其次是学术规范上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出生了大学体制内，他们中许多人还直接在西方留过学，在现代经济学素养方面整体上较强，他们的研究因而也更雅致，更符合经济学一般规范。因而他们的这种学院派研究成果很容易被他们本身以致于国外同行认可，而且他们更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重视理论层面的研究同时注重对策研究，这进一步巩固了其主流的位置；而边缘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在现代经济学素养方面丝毫不逊于前者，但整体上却弱于前者。相对而言，非主流经济学家在主流占据统治的世界中，因其想首先打破主流的话语霸权，因而批判性文字多，指谬性文字多，而建构性文字相对较弱；对策层面的文字多，理论层面文字少，他们更类似于西方以社会思想与文化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而经济研究中讲究规范从整体上也不如前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经济学界的非主流地位与边缘地位。
    左大培认为，非主流经济学家区别于主流经济学家有以下三点。
    其一，“强调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导向，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制造了一种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思想氛围。在这种思想氛围下，讲公平成了罪过，平等问题成了理论上的禁区。仗着这种思想上的专制，主流经济学者们散布了一种牺牲多数人而让少数人致富的经济政策主张。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其二，“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作法相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他们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而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他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的投资机会的政策。”
    其三，“大都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使自己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转移。尽快完成这样的产业升级，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关键”。 而主流经济学却主张“现在还没有比较优势的就不要生产，赔钱的产品不要生产，当前还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不要发展”。在大多数非主流的经济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无异于扼杀自己发展经济的未来。
    此外，在一系列小的观点上，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家也有着直接的交锋。比如：经济学家讲不讲“道德”？能否靠腐败建立一套新体制？改革是否必须以牺牲一代人作为代价？政府是不是管得越少越好？要搞市场经济是不是只有实现私有化一条路可走？是否必须依靠国外的力量推动国内改革？是不是应该对“资本原罪”进行一揽子赦免？等等。
    对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特征以及倾向性观点，杨帆曾进行过更简洁的总结：在经济上，对内主张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对外主张维护国家利益；在经济学界，反对“话语霸权”，尤其是反对奉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圭臬的新僵化趋势，反对新自由主义把中国引向拉丁美洲化道路。
    三、影响与价值
    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在知识界及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他们在诸如腐败、收入悬殊、国企改革、环境恶化、加入世贸等热点问题上的看法，代表了相当多的普遍百姓与青年学生的看法，因而赢得了广泛共鸣，同时也为非主流经济学思想赢得了民间的市场。这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在受到主流经济学界排斥情况下，仍然能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在转型期中国，利益分化继续加速，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情况下，非主流经济学家还与另外两股思潮即政治方面的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方面的“新左派”出现了合流与呼应的局面。在买办资本压力日甚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亦开始接受非主流思想。如果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新自由主义就将在中国遭到彻底的清算。
    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非主流持非常排斥态度，甚至表达出对非主流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蔑视。这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以及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价值问题。
    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已经成了当下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此情势下，防止这种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新的教条，防止其在实践中出现僭越，这就是非主流存在的最大价值。钱颖一先生与左大培的一次对话很有意思（左大培，2003）。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前沿性研究上，钱颍一是我国留美经济学者中最有成就的人之一。左大培曾与他说，“我对某些非主流的经济学者的某些观点也并不赞同。我所以加入了他们的阵营，是因为当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太过分了，需要在经济政策上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来与它抗衡”。钱颍一立刻接话说：“那样才会有均衡”。 此外，梁小民先生也在多种场合，也从“促进社会更均衡发展”的角度对非主流经济学的存在表示支持。
    如果我们能做到不怀成见，平心静气，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存在，对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从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看，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非主流经济学（家）所作出的知识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对此，王曙光博士（2003）曾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经济学说史上有三种类型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一种是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并有开创之功的学者”。第二种“是一些技术型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数理方法和逻辑体系”；而第三类经济学家可以被称为“另类”经济学家。王曙光博士认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另类的经济学家，他们展现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多元特征和无穷的多样性，显示了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的创造力和渗透力，也昭示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断整合的历史趋势；他们增加了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丰富性，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在经济学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传统中浸入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眼光，这是另类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与价值所在”。“另类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内在活力和创造力的象征。他们对传统经济学的超越和批判正是经济学得以更新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以为，王曙光对于“另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存在的价值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价值。
    况且，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划分，也是在不断变动之中。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推崇的科斯，当年就是“非主流经济学家”。早年，科斯的论文曾经被萨缪尔森讥称为“散文”，是“粗劣的观点加上一堆极简单的加法”。但令他尴尬无比的是，十几年后，科斯竟然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获奖演说中说：“小时候我就听人说，拙于言的才唱；在现代经济学界，拙于现代经济学的才偏爱数学。”
    其实，作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流经济学界的大腕，萨缪尔森犯这样的错误并非第一次。他也曾经长时间对加尔布雷斯的思想持不屑一顾态度，反对他的学生引用加尔布雷斯的著作。但在1972年加尔布雷思竟然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后，萨缪尔森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看来，社会普通百姓过份地重视了这个人，而主流经济学界又过份地轻视了这个人。”
    提及这些，无非还是想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都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能更真诚地考虑相互对话的可能性，以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