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贵族和新资本

    日前，参加一个有关农村问题的学术会议，感慨颇多。会议规模挺大的，连领导、专家带与会者，再加上摄影、摄像、整理文件资料的，一共有180人之多。对于学术会议来说，恐怕已经是超大规模。学术团体哪来这么多钱供人吃喝呢？原来是承办方，北京红富集团免费提供全部的食、宿、行和会议场地。但是，想一想还是有些奇怪，这次会议既没有轰动效应，缺乏商业价值，又没有什么现职高级干部参加，缺乏政治价值，为什么红富集团能慷慨解囊，热情招待呢？
    红富集团的前身是京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十几年前，有一位青年农民带领一支小小的建筑队伍到北京承包挖土方、打基础的苦力活。凭着庄稼人的苦干、能干，当年居然挣下几十万块钱。这样，逐渐在北京的建筑市场上站住了脚。靠着北京这个大工地，这支施工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基础工程、地面建筑、建筑材料为核心业务的资产数亿的企业，成为京郊农村一块响当当的牌子。故事的核心就是这位青年农民，有头脑，有眼光，赚了钱大家都能分到，办事公道得人心。他带出了一支管理骨干队伍，逐渐把全村的壮劳力都给组织起来了，村里的土地资源完全由他来调配，当然也把老少爷们的福利都包下了。除少量农田外，全村土地一部分用于村民住房，一部分是红富集团的办公用地，一部分是用于招商引资的土地。事业的确红红火火。
    但是，数亿元资产放到北京这个花花世界中已经就不算什么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红富集团赚的是辛苦钱。求爷爷、告奶奶地承揽项目的过程，让这位青年农民、现在的董事长深深感到，自己的命运仍然操纵在那些掌握印把子的达官贵人手中。与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神大仙相比，自己最多就是小小的一方土地神。无论是何方神圣，也无论是孙悟空还是白骨精，只要有点地位的，来到这方土地，土地神都得出来小心伺候。所以，在骨子里，这位董事长恐怕还是有点自卑感。
    其实，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古今中外皆然。当年英国的矿主、冶铁厂老板，从稍有钱财到腰财万贯的，无不模仿英国贵族的穿着、举止、言行，以能够帮贵族领包、提剑为荣。汉文帝时期，苦干出身的大商人、大地主很多，但是羡慕国家权力的闲适和荣耀，所以晁错一个“纳粟拜爵”的政策，就使大商人、大地主，纷纷向国家粮库进献粮食，换得皇上的一个封号。
    现在，同样的历史景头就在我们眼前闪动。这个农村问题的学术会议有杜润生、刘堪等人参加，他们是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问题上的大笔杆子。虽然他们现在都已经退休多年，影响式微，但有着老贵族的光环，就可以撩起新资本的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