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关于经济学“非主流”的对话——非主流（一）

    主题：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主编了《与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丛书，第七本题目为《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话》，收录了与杨帆，左大培，杨斌，韩德强的对话，并且把卢周来有关文章列为附录。这次发表的是第一篇与杨帆对话，主要内容是：全面介绍我国“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形成过程，主要观点和人物，基本立场与主张。
    杨帆和卢周来是“非主流”一词的主要提出者。杨帆介绍了自己提出“非主流”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垄断，防止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误导。非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点是反对市场教条，资本运动万能，主张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条件下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强化政府职能。主张以动态比较利益为出发点，以国家力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独立自主的战略产业；主张以国家安全为核心进行战略调整，以低成本反对腐败；主张可持续发展，反对两极分化，这与新自由主义所谓“理性人”即资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同时，杨帆也指出了自己与新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不同，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杨帆认为“非主流经济学家”在90年代的主要贡献不在于理论创造和决策支持，而在于打破学术垄断，维持“均衡”，和思想学术自由。这在理论上本来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任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搞学术垄断，而被他们称为“新左派”的经济学家却在实际上起到了反垄断的作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关键词：非主流经济学家   国家安全为核心   打破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垄断

                    杨帆：
                        关于经济学“非主流”的对话
                               2003．11.30修改．
 
 
    问：杨帆先生，您是最早提出：“经济学非主流”的人，而且在2003年发表文章《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我们的主张》这样一篇宣言式的文章。可否描述一下“非主流”的发展轨迹？
    答：附录中卢周来文章已阐明“非主流”发展过程。我在2003年把“非主流”定义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话语霸权。这是为我们大家树立了一个共同的对手，否则，所谓“左翼”思想阵营五花八门，是一个大杂烩，只有先明确对手，才能够整合和提高自己。
    问：这岂不是有一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味道？
    答：凡大国领导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美国就一直在设假想敌。每届总统必有战事，主动出击，除独立战争和9。11以外，没有一次与外国的战争是等别人打上门来的。如此有两个好处，一是以国防为中心发展了高科技武器，二是使自己的国土成为最安全的投资场所。美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也是最能够渲染外来威胁的国家，从苏联，日本，中国，到一大串“流氓国家”。美国是意识形态挂帅，没有什么“经济增长率是硬任务”，或者假定外部是“和平与发展”。9。11以后，美国以反对恐怖主义划线，划分敌我，连中间派都不许有，其阶级斗争思维比毛泽东更甚。毛泽东一直主张团结95%，只打击5%一小撮的。
    问：最近冒出来“新保守主义”，就更加赤裸裸。请问，非主流是不是“新左派”的一部分？是不是经济学界的新左派？
    答：“新左派“的帽子是新自由主义者设计出来，专门为排斥不同意见的政治帽子。谁不同意他们，就说：“有人反对改革开放，老左派失败了，又有新左派等等”。有人乐意戴这顶帽子，如崔之元，左大培，韩德强，张广天等，但是我不戴。我与左右派的关系主要不在观点层面，而在研究方法层面，我是实践派，相对于所有从理论到理论，自造体系的人来说，我都是非主流，与观点“左”还是“右”关系不大。
    问：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也构不成一对对立的概念，中国如果有人敢跳出来说“我是新右派”，并且亮出自己的右派纲领，你就承认自己是“新左派”了。
    能不能介绍一下“经济学非主流派”的主要人物和著作？
    答：有几件值得提起的事。第一件《超越左右翼》思想的提出。
    90年代初期马立诚编写《交锋》一书，以改革开放与反改革开放为线索梳理中国社会思潮。作为80年代最早的改革开放派人士，我是天津开发区民主评议会主席，在80年代就认识马立诚。他在人民日报做评论员，组织关于“蛇口风波”的辩论，我与他观点一致。我在5年前见到马立诚，提醒他第一不能以80年代的思潮简单地套90年代；第二不要和经济自由主义走到一起去，他们不赞成民主。第三民主和民族民生不能分。马立诚对我说：不要多为工人农民说话，他们有一口饭吃就行了。这与经济自由主义完全一致。2002年马立诚写了《对日关系新思维》，彻底背叛了民族主义。这个人从80年代“改革开放派”到汉奸思想的蜕变有代表性，他是汪精卫的门徒。
    问：中国有许多自由主义者从反对专制主义，自由民主出发，都走到极端亲美的立场，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老百姓没有力量，只能依靠外国，并把美国制度当做楷模。
    答：他们的基本理念是“普适性文化”，美国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们混淆了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国家包括国土，人民，土地，主权四个要素，不能因为政府体制有问题就否认国家和民族利益，恰恰相反，评价政府优劣的最基本标准就是：能不能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人民普遍幸福。在目前情况下，只有民主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民主。否则，就总会有人以美国价值观念来压我们，美国也不会认同我们的许多东西。比如他们可以增加军费是我们的11倍，我们却不能，因为根据美国概念，民主国家不侵略。台独势力也是打着民主旗号进行的，而且以“公民投票”等民主程序套取美国的支持和庇护。
    90年代初期除计划经济传统“老左派”以外，中国又出现两种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思潮，一是汪晖介绍了西方后现代主义，二是何新，王小东，房宁等人的民族主义，一出现立即受到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强烈抨击。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性质，自由主义认为中国仍旧处于前资本主义，“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全球资本体系，双方对资本的作用判断不同。
    问：你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转变：1991年底价格改革基本完成，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说明市场经济已不可逆。改革的主要动力从中央推动，正在向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推动转变。你认为，传统计划经济“老左派”（有人戏称他们为“原教旨主义者”）基本丧失对决策影响，转变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弊病的“在野思潮”，“左”的危险已不能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趋势，而代表资本权力结合的“极右思潮”反到可能成为破坏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潮。
    答：是的，邓小平说“左”是主要危险只适合于80年代，我们应该在反对“左”的同时防止右的倾向，我在1994年发表“超越左右翼”就是这个意思。
    问：但是左右翼都没有响应，直到10年以后，大家才逐步认识到在中国超越左右翼的意义。请问，经济学非主流最第一次和主流公开交锋，是在什么时候？
    答：这就是第二个事件，1994年关于控制通货膨胀的争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派历以宁，萧灼基等人以“发展是硬任务”为名，联手反对朱熔基的控制通货膨胀政策，提出中国可学拉美把工资和物价挂钩，实行物价与经济同步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发表文章“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遭到那些经济学家的联合封锁，不给《经济学消息报》投稿。当时其主编高小勇跑到我家里说受到很大压力，请求给予帮助。我连续数年在稿件和采访方面都支持了这家报纸。至于以后此报投靠新自由主义，帮助他们树立话语霸权，甚至在2002年炒作“张五常热”，也表现出中国经济学界一部分人的堕落倾向。
    问：历史证明，控制通货膨胀是正确的，“软着陆”是成功的，中国也没有卷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看来，经济学非主流是在与新自由主义斗争中逐步发展的。
    答：第三个事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家树立话语霸权，遭到我们的抵制。
    新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树立话语霸权，首先是利用了政府9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这项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跃上台阶，一是1992—1994年资本市场的发展，二是1998年以后国债投资带动了机场高速公路，港口和电力全面建设，三是加入WTO开放国内市场，引起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与此相适应，就是在学术和宣传方面，经济学自由度比较高成为显学。经济学自身也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一批所谓“著名经济学家”在资本和权力扶植，传媒炒作下，名利双收。
    问：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答：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引进中国有积极意义，但应符合中国国情。关键问题是中国出现意识形态真空，经济学单兵独进，“效率第一”的价值取向，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市场经济利润原则进入了不应该进入的领域，如政治，干部，政府职能，文化教育，卫生，宣传，国防安全，司法等等，于是，经济学成为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甫，利益关系取代了信仰，这也是一种不平衡。
    自由主义在90年代的新动向，是在理论概念上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整套搬取，这比在结论上批评马克思主义更加有效，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是在科学的名义下以经济学代替了信仰。
    自由主义分成一般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80年代没有明显区分，在90年代明显区分，一般自由主义者大多数不是经济学家，没有发财，因此反对腐败，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比如秦辉，王东成等。但他们都以哈耶克为师，主张美国文化中心论，尤其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所以在关键时刻难免与经济自由主义合流。
    前几年大学教授涨了工资就明显右倾。2003年北京大学教改，要把教授位置留给未来的海归，把北大教授们逼向了左倾，大学生近半数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老家，在大城市成为边缘知识分子，当然也会左倾。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物极必反，造就自己的掘墓人，与所谓“新左派”的干扰无关。
    问：看来当初不应该扩招这么多大学生，结果给家庭增加了负担，也给社会增加了负担。应该把资源投入农村基本教育，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向这方面转变。请继续谈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脉络。
    答：经济自由主义在90年代恶性发展，纳入“国际新自由主义”阵营。他们受到权力，资本和国际势力全面支持，致力于建立西方经济学话语霸权。他们之所以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在概念和体系上符合国际学术规范，是为了排斥中国大量的实践派和草根派，甚至要以经济学思维控制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他们强调经济学家没有道德，则是掩盖经济学强烈的阶级性，和经济学家的立场利益。实际上，他们非常强调的“理念”，就是意识形态，他们得到了巨大的个人利益。。
    问：“立规矩”的效果究竟如何？
    答：大家都采取从西方经济学搬来的同一套体系，有助于互相交流，为新自由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建立了基础。相比起来，“左翼”阵营就没有这样的统一符号，要想团结和提高，只能依靠实践的分析和判断。
    问：把大多数学者和经济学家边缘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答：这些人自命为“精英”，天生就是搞一小撮的，大多数人在他们眼里没有位置，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失败。许多学者都抵制新自由主义。如赵英著作《大国世纪》，提出发展超级产业；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揭露美国存在针对中国的战略阴谋；韩德强的《碰撞》，《萨缪尔逊积极性批判》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指出中国西方是等价文化，而不是低于西方的落后文化；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从研究方法上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的“正规化”，以访问日记的形式描述了农村的真相；王小东，房宁，乔边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揭露了全球化的后果等等，只不过传媒不炒作他们，出版社也不出愿意他们的书。除去政治方面的限制，市场的限制也很大，这样的书是卖不出价钱的。
    问：我看到你在去年主编了《世纪选择》丛书：有高粱的《战略产业》，卢周来的《当代西方防务经济学》，李大光的《中国安全抉择》，陆建华的《中国社会问题》，张祥平的《制度对话-----中国传统资源与西式模式优劣辩》，左大培的《混乱的经济学》，您和苑林娅的《中国直面大国挑战》，您和卢周来主编的《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易正的《关于中国生存环境的报告》，荆林波的《第三只眼睛看网络经济》，都是新自由主义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
    答：我在前言中引用陈岱荪先生的文章，他在临终前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滥用西方经济学的危险。
    我们没有任何资源可供利用，卢周来在关于经济学非主流派的文章中，就表达了这种孤独和悲凉：“我并不指望这本书的出版能改变中国经济学界的格局，更不指望能够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什么影响。我始终都是开头那句话：仅想以此书作为一个文本上的见证，使世人知道，在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有这样的一种代表弱者的声音。”
    在巨大危机隐患面前，中国出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的三大思潮：经济学方面的非主流，政治方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文化方面的新左派。经济学非主流有如下分支：国防派，安全派，战略产业派，国情派，国土派，农村派，环境派，政府主导派，生产力派，整治国土派，传统马克思主义派等，虽然大家并未沟通，有些人自以为是主流，或者极力使用模型化争取主流承认，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不可能成为新自由主义主流的一员，除非他们想把自己的学问变成伪科学，或者损害自己研究对象的利益。
 
    问：我注意到左大培总结中国的经济学主流派的理论错误是：
    1．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给不同意见和政府干预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
    2．以效率取代公平和平等。
    3．不要任何秩序的倾向。反对政府任何的治理，主张自由放任，笼统地反官崇民，成为私有化的理论基础。
    4．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市场化，变成现金交易。
    5．腐败有理，放纵违法违轨和腐败行为，把腐败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桥梁。
    6．采取一切可能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实行私有化。
    7．不惜代价扩大外贸规模。
    8．外国投资越多越好，主张以跨国公司整合中国产业，不讲民族产业概念和国家的主导权。
    9．大力吹捧全球化，主张对外经济全面自由化。
    10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竟争可以做到一切。
    你有什么补充？
 
    答：我侧重于综合分析，从更广泛的方法论角度有以下补充：
    第一，中国的自由主义分为一般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哲理层面上相同，就是文化一元论和普适论，直线发展的历史观和庸俗进化论，客观唯心主义，强者哲学，美国至上。
    第二，极端的哈耶克自由主义。抬高自由贬低民主。最坚决否定历史上一切革命，否定毛泽东。反毛，亲美，是中国目前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特点。
    第三，制度决定论。以美国制度学派为理论，把中国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制度，主张全盘学习美国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不包括民主），照办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并且要强制实行不惜代价。这是一种“右翼斯大林主义”，所谓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关键是改变所有制，只不过从左倾的国有化变成右倾的私有化。
    第四，在经济战略和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腐败有理，他们自己也获得巨大利益。一般自由主义者无法获得经济利益，比较同情人民群众，反对腐败私有化。一般自由主义的右翼反映大知识分子的亲美倾向，不同情人民群众，但是有主张民主宪政的一面。
    第五，8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还没有发展到买办化的地步，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代表民族资本原始积累并谋求合法性的需要，现在他们已经失语。2000年左右中国新的买办资本代言人出现，主张取消民族产业的概念，在高教领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统治，甚至把触角申向科技界。
    问：在2004年中国科技界战略规划会上，有两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去做“引导性发言”，一个鼓吹发挥比较利益，以裤子换飞机；一个主张依靠跨国公司引进技术，自己不要搞高科技，受到与会科技专家强烈反对。
    答：问题在于，是谁安排他们去“引导”和干扰国家科技战略制定的？
    第六，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确立。
    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学术界强调规范性，与国际接轨，年轻化，全面引进外国学科，通过破格提拔，培养了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他们特殊待遇。政府放宽对经济学的控制，客观上导致经济学思维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控制。对传媒的行政控制和传媒自身的商业化炒作配合，进一步以经济思维控制了社会舆论和思想。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了形成利益集团，也追捧一批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者获得了政府，国际和民间资本的大量资源，得以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封锁，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归”占据国家要害部门。在官方政策鼓励下，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
        1．坚决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
        2．进一步对国际霸权妥协，以强制办法推行与国际接轨。
        3．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
        4．反对进行民主改革，主张以强权保障资本自由，把中国推向拉美道路。
        5．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鼓吹无政府主义。
 
    问：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答：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处于控制地位。其背景是：
    第一，专制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权力资本化从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新的强势集团基本形成，要求相应的思想理论，造成经济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垄断，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对经济学的垄断。经济学虚构的理性人实际是资本的力量，有人并且借助权力和国际资本的力量，准备吞噬中国人民的财富，促使中国的瓦解。
    第二，改革逐步放弃对弱势群体补偿，剥夺性质日益明显，背弃了渐进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改革，都产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劳动者。所谓“帕累托最优”的改革底线在1998年以后被突破，基尼系数超过了0。4，腐败升级；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国家，生态损失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四大高峰和环境资源承载力极限，社会“精英层”缺乏起码的责任感和道德自律，他们在经济增长中得到了最大份额，却把生态损失留给了大多数人和后代子孙。
    主流经济学在中国最恶劣的作用，就是以一套话语霸权掩盖这一切，丧失了经济科学最基本的实证性；现在掩盖不住了，就将自己为权力资本强势集团的辩护性赤裸裸表现出来。请看那些当日鼓吹“帕累托最优”和实证经济学没有道德的“著名经济学家”，现在讲什么？他们讲：历史发展只有这一条路，改革需要不惜代价，要自由不要民主，选票不如钞票，政府有现代化武装，老百姓造不了反！
    第三，经济学主流派为强势集团服务并谋取巨大利益，主张专制下的自由和原始资本主义。
    权力资本目前发展到国际化阶段，产生了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对立，民族资本成为弱势集团。新的买办资本资本集团有自己的经济学家，在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肆意贬低民族利益，破坏国家安全，利用海外关系和政府特殊重用的优势进行公关，影响政策，甚至企图在中国夺权。
    他们的重点是打垮股市，控制银行，制造金融危机以后低价收购中国资产，通过控制经济命脉进一步影响政治，这是买办资本发展的必然。资本国际化虽然在逻辑上与权力资本化一脉相承，但其代理人却不相同，经济自由主义者面临分化，民族资本的代表只能是非主流派。
    第四，国际资本和国际霸权压迫日甚，正在威胁国家基本安全，包括经济方面的石油运输线安全，产业安全，基因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政治和社会诸多安全方面。这就产生国家利益和国际霸权的对立。新自由主义的强者哲学决定了必定站在国际霸权一边，为国际资本的利益在中国制造危机。
    第五，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非常大，正在影响政府决策，并且形成了市场教条主义，阻止我们认识问题并进行调整。新自由主义对新闻和教育的垄断同样危害甚大。决策层部分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如年耗1200亿人民币出口退税，支持劳动密集出口；也不舍得5年300亿造大飞机。甚至连中西部，战略产业，国有企业，科技安全国防口一部分人，苦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向往改革开放，于是饥不择食地信奉新自由主义。定位错误，一切皆错。我们认定新自由主义如果再控制我国思想界，将导致历史上王明教条主义那样的损失。
   
    问：你们正面的主张是什么？
    经济学非主流反对任何话语霸权，反对以“规范化”扼杀独立的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以实践衡量一切，主张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而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是最起码的准则。
    我们坚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反对片面模仿西方知识分子的职业化技术化，反对中国经济学家片面为强势利益集团服务，而置弱势群体而不顾。知识分子应承担科学和道德信仰双重职能，成为中国社会良心的代表。
    西方定义的“全球化”，不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只是资本的自由，没有人的自由。“全球化”不能够解决中国大多数人基本生存，且加剧所有社会矛盾。只要中国人不能向全世界自由移民，国家就必须承担保护人民利益的基本职能，因为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在国际资本面前都是弱者；何况，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国家。
    我们认为改革需要中国大多数人民支持，必要的体制改革应补偿受损失的社会群体，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资力量提高中国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体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却只能来自于中国大多数人民。绝不可抛弃国家信誉，不承担历史责任，在丧失人民支持的时候，转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绝不可以美国标准强加于中国，即使某项“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虑保护中国人民和企业的现实利益，防止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势力勾结，趁机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影响政治决策。
    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人鼓吹强者哲学，与强势集团勾结损害大多数人利益。我们为弱势群体讲话，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全体中国人，包括面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资本，包括面对国际霸权的国防事业和国家整体。我们承认弱肉强食规律的存在，但反对以强凌弱，认为弱者有权利，有必要打破强者垄断，通过自身努力强大起来。
    我们提醒全社会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对于新自由主义以“经济规律，自由化，全球化”为标榜推行全球战略应提高警惕。
    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但不必然存在，它不是国际霸权者恩赐而来，不是我们妥协退让乞求而来。只有以综合国力的提高，包括以国防和战略产业所带动的高科技产业的真正发展，包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恢复高涨，包括社会平等与和谐，包括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包括民间外交在内的更加强硬外交政策，才能够真正获得。
    中国在巨大发展同时也酝酿危机因素，其根源就是人均资源极端短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社会道德信仰的瓦解，国际霸权遏制中国崛起。经济学非主流以反危机为政策中心，主张提前认识危机，提前调整以化解危机。民主改革应该加快速度，应适合中国国情，成为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有钱人的民主。道德和信仰应该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重建，在此基础上才能健全法治，以低成本方式迅速遏止腐败，恢复政府能力。
    只有有效克服未来危机，中国才能够真正走向持续稳定发展道路，目前战略调整是关键。如不能主动调整，那么危机的发生迟早会促进我们调整，问题是人民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克服危机的根本动力，就是十几亿中国人要生存。为大多数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经济学非主流派，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人权主义者，在中国具体情况下，它并不表现为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表现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生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所有战略调整，都必须首先树立“危机预期”，把“和平与发展”的前提更改为“安全与发展”。美国“树假想敌”的战略值得借鉴。孟子说“国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中国应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起步，带动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提前化解危机因素，以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问：2003年你对新自由主义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张五常》，指出第一，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以经济学包装起来的西方意识形态，发达国家竞争战略，和西方大国国家霸权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起源于1985年“华盛顿共识”，西方大国逼日圆升值，把日本经济和全球经济拖入泡沫，树立了美英的金融霸权。80年代末期美国哈佛大学萨克斯搞垮苏联阵营；90年代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和拉丁美洲连锁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前者是由于盲目扩张出口而依赖于国际市场，后者是由于长期依赖外资而损害了民族产业，外部依赖性和内部腐败性的结合，虽然在一定时期形成经济高速度增长，但终究陷入危机不能自拔。
    答：新自由主义第二个标志是1995年美国召开的“世界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论坛，提出未来世界“20：80”的理论，认为现代化以资本力量统治世界，将把80%的世界人口和国家边缘化，这是导致全球两极分化和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达到核武器达不到的目的，一是因为各个国家有自己内部的体制缺陷，二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以经济包装，有极大欺骗性。长期占据国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逻辑精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们追求短期利益的需要，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实际是资本的力量，所鼓吹的效率第一，市场万能，比较利益，自由贸易，金融深化等信条，在发展中国家应用时，往往成为撤消国家保护，瓦解战略产业，制造经济泡沫，培植买办集团，制造社会分裂的理论依据。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而成为新型的西方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它同时又成为西方大国从事国际竞争，压制和控制其他国家的战略思想武器。
    问：您说张五常是美英右翼意识形态集团和情报系统最早安插在香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头面人物。有何根据？
    答：80年代科斯劝说张五常到香港任教是这样说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即将出现意识形态真空，你懂得中文，可以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 科斯通过当时的港英当局情报六处，推荐张五常到香港大学经济学院当院长。他积极策动了中国1987年激进的“价格闯关”，并且在十六大前夕炒作新自由主义理念，讲演上百次，吹嘘他和弗里德曼，科斯的关系，称自己是华人中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某些传媒的炒作下，形成了社会性的“张五常热”。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有新制度学派。在西方处于非主流的新制度学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盛行，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于是，科斯等人特地选择了私有产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张五常观点的核心是腐败私有化。他认为公有产权导致人权不平等，所以共产主义没有出路。不健全的私有产权会产生寻租和腐败，因此要彻底实行完全的私有产权制度，这是人类社会最优的产权制度。推行私有化的国家都是欣欣向荣的，这是“独步单方”。张五常反对公平处理国有资产，反对腐败私有化，他完成了新制度学派产权理论的中国化。记者问他：您认为，只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价格机制才能起作用，若实行完全私有化又会引起混乱。改革进入了两难境地。您对此有何看法？张五常的意思非常明确：把国有资产送给有权力的人就是了。
    张五常赤裸裸鼓吹腐败私有化，休克疗法，瓦解国有经济和政府职能，在中国是有市场的，它符合了一小撮腐败分子利用改革开放机会侵吞国有资产以至全民资产的需要。在权钱结合腐败猖獗的社会背景下，将演变成为一小撮人利用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潮，从不合法的偷窃演变成合法的瓜分。在外资大量进入的背景下，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在国内不能取得合法性，必然向买办资本演化并图谋搞垮国家。
    问：新自由主义如果继续下去，对中国有什么危害？
    答：我最近在国防大学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不做战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中国还可能保持7----8%的高速度增长，人民币可能升值20%，到2009年按照美圆计算GDP增长80%，但产生严重结构问题：外贸依存度达80%与台湾相当；国有资产被一小撮人瓜分，外资控制大部分经济命脉；经济80%以上集中到沿海地区，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此时如出现外部冲击如台湾独立，我们的军事力量难以使用，因为经济上已受制于人。我计算，如果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我国经济可能在两年内下降40%。因此，我主张以遏止台湾独立为目标，提前进行战略调整。
 
    问：这就需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这与经济学所假定的“理性人”前提不同。
    答：所谓“理性人”实质是资本利益最大化。以理性人为假设前提的自由贸易理论，实际是主张资本在全世界的自由，这只有在一个假设前提下才有道理，就是
    实行自由贸易卷入国际分工的国家，不会受到外部的冲击和侵略。因此我们与经济学主流派谁是谁非，实际上归结为一个假设：未来时期中国的外部环境是不是还有那样好？比如中美关系，日本修宪与核武装，台湾独立的威胁。
    问：有一种看法，美国的主要敌人是恐怖主义，没有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不会遏止中国的崛起。只要我们不得罪美国，特别是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融合，就可以争取美国出面遏止日本军国主义和台独势力的威胁。
    答：这是一种经济至上主义的幻想，这些极端崇拜美国的人在这个时候又把美国看低了，美国难道会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吗？我们曾经想通过与台湾的经济往来，甚至容忍台湾对大陆巨额贸易顺差，给台资以特殊优惠，并不能遏制台独势力。对西藏的经济支持也不能遏止藏独势力，只有下决心做最坏准备，在台湾独立时全面封锁，并且承受西方的封锁。
    问：你主张提前准备，但准备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届时没有危机发生，岂不是白准备了吗？
    答：事情总是有两种可能，问题在于我们取那种可能，做那种准备，是居安思危，还是居危思安？无论有没有敌人，假设有敌人比没有要好，何况敌人就在眼前，这从台海和日本局势，已越来越清楚。届时，非主流就会变成主流，强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会兴起，克服危机，使中国真正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问：你们的理论和“左派”有何区别？
    答：老左派指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老革命，他们的万言书揭露实际问题，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虽然他们在理论上不承认这一点。我同意他们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普遍幸福的基本立场，尊重他们反对腐败维护组织原则的斗争。他们对自己理论体系老化也有认识，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新左派”身上。
    问：上海程恩富等高校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者们经过长期努力，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新综合”学派，极力把当代各种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纳入马克思主义体系，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支持和钦佩他们的努力，我们是并肩战斗共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我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有差别。第一，他们把劳动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为创立学派的基础，我因为不立学派所以不敢苟同，我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信仰的，既是信仰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他们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
    问：他们的第二条是坚持公有制，你们认同吗？
    答：左派主张全面维护国有制，我认为不现实，我同意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应公平退出，不能让少数人瓜分。我采取高粱和赵英的概念，以大国利益为出发点，发展国家战略产业，这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不矛盾。左右派的出发点都是所有制和产权，一个主张国有，一个主张私有，他们在深层思维方式上有共同之处，而我不是从所有制出发的。
    问：这可以看出你的“超越左右翼”的特点。
    答：在许多问题上我都是如此，只有在实践中提出有效的建议，才能超越左右翼。第三条反对政府垄断，第四条民主，左派不积极也不一致，说明左派也需要提高与整合。我们更接近于中国那些站在正确立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经济学家，如陈岱孙，高鸿业，吴易风等，但比他们的实践性要强。
    问：你岂不是一半左一半右？
    答：是的。我现在反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是因为它在中国是主流，影响了决策，有实际危害，这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理论出发。
    问：如果以后“左”倾教条主义成为主流，你是不是也要反对？
    答：当然。在反对一种倾向时注意另一种倾向，是“实践派”主要理念。我在80年代积极参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天津开发区的创业者之一，搞过民主评议会的实验，为此离开北京5年，放弃了出国的机会。所以我不怕人家说是“反对改革开放”。同样，现在我积极参加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将来也必定反对“左倾”教条主义。
    问：这样你岂不永远是“非主流”了？
    答：从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天职来看，加上我讲话直率尖锐，总不招人喜欢。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中国出现重大危机。主流社会总是缺乏危机准备，届时将无所措手足。我们目前的定位就是要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为未来反危机做准备。但是我们在具体政策上应有灵活客观态度。比如我一直支持股票市场，这次又主张人民币升值，我不同意在这些问题上诉诸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只有“鹰派”在关键时刻才有资格让步。
    问：一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同你们的观点，认为你们更有战斗力。但他们不同意“非主流”的提法，他们说：既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就是主流，怎么成了“非主流”？
    答：这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特征，他们一直生活在虚幻的“正统性”中。实际上9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以经济学面目出现，已经占据了中国理论界的主流。这表现在：第一，权威刊物和重大科研项目评审，越来越按照国际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对经济学进行“规范”；第二，传媒的庸俗化和吹捧大款导向；第三，大学教材中树立西方经济学的权威；第四，绝大部分“著名经济学家”是新自由主义观点，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刊物，项目和教授的评审；第五，政府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比如在加入WTO时急于求成让步太多，重用“海归”，将股市盲目与国际接轨，已造成上万亿损失。
    问：我注意到你对政府几次重大决策评价：凡抵制了新自由主义的就成功，如1994年控制通货膨胀，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凡是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受挫，比如1978年价格改革，2001年打压股市。
    答：我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学方面是主流派，主要是在学术理念层面讲的，
    不是说政府决策已完全被他们控制，也不是在技术层面否定经济学和市场经济政策。如不加批判盲目接受，在关键时刻被新自由主义误导，就造成严重危机。
    问：你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方面有什么贡献？
    答：实践派并不是没有理论。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为出发点，遵循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在具体分析方法上采取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并且注意结合中国国情。这在我的《人民币汇率研究》一书中得到了成功，最近我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赞助，使用了数学模型和社会核算矩阵。我将努力在这个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
    问：有些人看到你文章漫天飞，就说你属于没有学问的“报刊经济学”。其实，要能够通俗表达理论问题，是非常难的，能够跟得上报刊传媒的速度也不容易。
    答：这叫“需求拉动”，正是由于我多年以来能够与传媒有效合作，才能够非常快地得到信息并且作出反应，使自己的头脑不退化并保持社会影响力，否则“非主流”岂不是被淹没在权力资本和庸俗化的汪洋大海了？
    问：你在经济学方面一个突出的贡献是预测准确。你在1994年预测说人民币可以稳定到世纪末；在1998年有4大预测：人民币不贬值，5年大牛市，经济融合难以制约台独，5年以后发生危机，全都准确。2003年初经济增长达到10%，有人说你预测错了，结果发生了SARS。但许多人说你的预测缺乏根据。
    答：预测一半靠科学依据，一半靠实感，这是靠多年实践磨练出来的，是“实践派”特点之一，我有预测能力，纯学者一般没有。
    问：你一直预测台湾在2008年有独立的危险。
    答：假设它可能独立，提前调整自己经济，就可有效遏止台湾独立。我希望自己预测错，因为我总是预测有危机，我不希望危机发生。我比理论派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不创造什么体系，尤其不为逻辑完整去排斥实践，因此我的理论有活力，我是在实践中提出战略和政策，然后提升为理论，或许能够成为有特色的思想，这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没有理论。但是他们这些人又能有什么创造？有几个能得诺贝尔奖？数十万中国经济学家在一棵树上吊死，岂不是很愚蠢？
    中国需要各方面理论大师，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能够做的就是全力研究反危机问题，这是对中国关键时刻的关键贡献，也只有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才能有理论价值。有人批评中国近代是“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这是常态，只有在救亡中才能启蒙，在实践中才能有理论创造。
    中国有危机时我们可能有些用处，没有危机我们就没有用。我和主流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未来时期的假设前提不同，预测不同。他们假设和平与发展，假设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假设有外部冲击和内部危机。真正的理论争论，分歧主要不在逻辑而在前提和结果。谁对谁错，请未来10年的实际来证明。请大家不要健忘就是了。
 
                                    2003．11．26．

附件：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一个初步的综述——非主流（二）

     一个真正左派理性个人主义者的制度创新——与左大培对话非主流（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理论？——韩德强访谈录非主流（四）

    与“海归派”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经济学家杨斌访谈录非主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