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对这几句口号做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流传着几句家喻户晓、言简意赅的口号。可以说,它们对我国经济三十年来的持续发展和腾飞起到了巨大而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且必将继续对我国的今后发展发挥着深远影响。但仔细想来,我们对这几句口号的理解又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偏差,并因而已经造成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积极反思,对这几句口号做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
一、“发展是硬道理”
三十年来,我们一直把这句口号当作座右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奇迹”,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30多万亿,人均2万3千多元(合3千多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781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但接踵而至的是,我国的基尼系数也在不断地加大,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苗头已经凸显:在一极,富者越来越富,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数量都在不停地增加;在另一极,又有大量的人面临着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的困扰。经济发展的大量成果被少数人占有了,相比之下,大多数人得到的比其应该得到的要少得多。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可拿到300万的年薪,而同一个企业的普通工人,却只能拿300元的月薪,二者足足相差了800倍。前者比我国人均GDP超出130多倍,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出180多倍;后者则仅相当于我国人均GDP的16%,不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而在更贫穷的乡村,情况可能会表现得更加糟糕)。在全国人民生活仍然不太富裕的情况下,4000名外逃贪官就卷走了500多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每人竟平均带走了人民的血汗钱7500多万元,超出我国人均GDP的3200多倍,超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000多倍,超出普通工人20000倍!超出贫穷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当然是比20000倍更大的一个天文数字。有人统计,说我国目前是0.4%的人占有国家财富总量的70%,99%多的人只占有其中的30%,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形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社会上生成,昔日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农民阶级中的许多人已经沦为“弱势群体”,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变得薄弱了,党和工农大众的鱼水关系已经受到伤害了,这些则都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掩护下,一些人肆意掠夺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造成高排放、高污染,给子孙后代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祸根,毁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许多大城市本来就交通拥堵,在公交车十分充足的情况下,还要大力发展私家车;在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还渴望房价进一步走高,期望房地产和汽车业拉动经济发展;CCTV的一条几秒钟的广告费就高达几千万;还有厚黑学大行其道,黄赌毒愈演愈烈,弄虚作假蔚然成风, 一些人的心目中名誉、良心、权势等等统统变成了商品,“一切向钱看”更成为一些人的信条,官员们的腐败几乎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丑恶现象,竟然一个个地都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早就担心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可能比现在还多”的预言竟不幸言中。特别是最近几年,小砖窑事故、“豆腐渣”工程事故等频频出现,今年以来发生的通钢事件、邓玉娇事件、“开胸验肺”事件、指责记者“你是为共产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事件等等,更是不胜枚举。有人说,当人均GDP达到两三千美元后,就会出现一个矛盾的高发期,我认为,这纯粹是忽悠人的说法。如果我们早早地就对“发展”一词做出正确而全面的解读,十分注意社会公平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问题,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而其频频出现,不是证明“发展是硬道理”这句口号错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方向。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把“发展”理解成主要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物质文明的进步或GDP的增长。似乎只要GDP上去了,什么问题就统统都解决了。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但精神文明这一手从来就没有真正“硬起来”过。(这同前三十年似乎在一夜之中就荡涤了旧中国遗留的一切污泥浊水,精神文明这一手从来就没有软过的历史史实,恰成鲜明对照)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恰恰是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出了差错。在我国贫富差距已经拉大的情况下,从一些精英们的嘴里,只听见有人拼命反对政治上的世袭制(这当然无可非议),却没听过反对经济即财产上的世袭制的声音(而“废除继承权”本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提出的主张),连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实行的高额遗产税的做法在我国也很少有人提及;没见有为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而奔走呼叫的官员,却有人在策划如何做好“富二代”的培养教育问题,竟然为资本家阶级的长治久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而殚精竭虑了。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才是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改革开放初期,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早在一百五十年前,伟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我认为,这才是共产党人对“发展”一词的唯一正确解读和我们所应追求的根本目标。许多叫嚷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巍巍高山面前,只不过是一杯粪土。所谓“以人为本”,就必须以每个人或一切人而不能只以少数人的自由发展为本。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必须有经济的发展做基础;但经济的发展绝不是唯一需要,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要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服务的;二者比较起来,前者是目的,后者统统都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服务的,都是实现这一目的手段。如果我们还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就必须再一次地拨乱反正,切实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目标,而不能一切以少数人的利益为转移;必须努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不能继续坚持只有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硬”了。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就能摒弃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腐朽、丑恶的社会现象,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伟大成果。那样的话,再严重的金融危机也难以波及到中国来;单靠内需,我国经济本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我国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即使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不会逊色太多;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切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来。
二、“落后就要挨打”。
据说这句话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可是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单纯地把“落后”理解为经济落后。可这种理解根本就解释不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什么总是挨打的根源。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时,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仍在英法之上,直至甲午战争时,中国的经济实力更是远在日本之上,就是说,单看总体经济实力,中国并不“落后”。那么,中国为什么总是挨打?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没落、腐朽、“落后”了;作为这种没落、腐朽、落后的代表人的当政者也已经大失民心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当然大大地落后于日本,中国共产党人更是被国民党顽固派逼到了荒凉的陕北一隅,只剩下区区几万人(却能打得张学良将军服服在地且爱国心复萌),可最后胜利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竟然差不多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程度,用经济“落后”就要挨打的“理论”如何说得通?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一个刚刚饱受百年战争创伤、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中国竟然能够直打得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及其随从四十多年没有脾气!能说那个令许多精英们敬佩得五体投地的国度经济“落后”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当然有了十足的进步,可还是那个国家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炸我驻外大使馆,在我领空附近撞我飞机,能说我们的经济又“落后”了吗?不管怎么说,“落后就要挨打”,当然还是颠簸不破的真理,但这个“落后”主要是指社会制度落后、理想信念缺失、因当政者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而造成的落后。经济落后当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但绝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国家的领导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经济再落后也总有一天会变得先进起来的。相反,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理想、信念缺失、精神支柱坍塌、失去了民心的支持,那才是最可怕的落后。因为那样的话,经济再“先进”紧接着也会落后、落伍的,最后必然是亡党亡国。苏联也正是这样败亡的。
三、“稳定压倒一切”。
广大人民群众当然希望永远都在稳定中生活,没人会期望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动乱不止,除非他心怀不良。可是,如果人们希望或期望什么局面就会出现什么局面,那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首先,要稳定就必须保证我们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做法等合民心、顺民意。如果因我们的工作失误,使人民群众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引致不满而造成了不稳定局面,我们就应该从源头上抓起,从端正思想路线做起,毫不犹豫地处置失误官员,给人民群众一个正确的说法,而不是把责任推到人民群众身上。当然,蛮不讲理的人肯定会有,但也肯定是极少数。对这极少数人,我们也必须舍得花气力,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予以妥善而果断的解决。必须明确,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党坚定的依靠力量。如果有一天,广大人民群众不信任我们了,甚至要反对我们了,那一定是我们的队伍里,或我们的路线出了问题,绝不能怪罪到人民群众的身上。如果在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情况下,还一再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稳定”不要也罢!毛泽东所讲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体现的本来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同时,事情就是如此地奇怪,一旦看到人家稳定了,总有人心里不舒服,达赖、热比娅是这样的人,美国、澳大利亚、德国中的一些人、狂呼台独的一些人也是这样的人。对待这些不是东西的东西,你“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喊得再响,有用吗?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去年发生的“3·14”、今年发生的“7·5”事件,都绝不是一般的民族事件或宗教事件,而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次猖狂进攻。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不是笔者孤陋寡闻,这么大的事件,我国整个主流媒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中央电视台,竟然看不到一篇有份量的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说明这两次事件的文章,真是咄咄怪事!记得伟大的列宁说过,只有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现在连阶级斗争也不愿意提及了,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我国今天的主流媒体!有人可能拿我们早就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挡箭牌,可恰恰在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强调阶级斗争在我国仍然存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不谈阶级斗争,却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只能起到麻痹人心、涣散斗志、助长敌人反动气焰的作用。过去,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得以巩固和发展,不是因为我们像王明所鼓吹的那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是我们坚持不懈地斗争的结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今天,要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也必须坚决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讲阶级斗争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起到自我解除武装的作用,到头来,无异于缘木求鱼,社会稳定的目标是决然实现不了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对“7·5”事件的一切直接肇事者都绳之以法,而且更应向全球发布对其罪魁祸首热比娅的通缉令,千方百计将她缉拿归案;一旦侦查终结,不论其是否到案,都要启动审批程序,依法严惩不贷。要知道,冤有头、债有主,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197条鲜活生命惨遭杀害,人民的血不能白流!“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猖狂进攻不敢予以坚决的反击和回击,对已经变成了卖国贼的热比娅之流不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的手腕,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一句空话。
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完全正确。只可惜,这个口号的知名度同前三个口号相比还是逊色不少。改革的深层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出现在世界上,虽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了,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首先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所搞的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很不完善、很不发展的。回顾起来,三十年来,我们在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改革中,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二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我们取得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制度和体制的保证,证明了我们改革方向的正确性。但今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的工作仍然有着重大失误。最主要的失误就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同时强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的《宣言》精神和“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的宪法精神(显然,只有这样做了,我们的改革才可能称得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坚定全体共产党员和各族人民的理想、信念,自觉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所谓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可喜可贺。但民营经济的性质是什么,许多人一直讳莫如深。我们可以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的红帽子,但明眼人都清楚,它同外资经济一样,其同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则是确定不移的;企业的老板(或所谓民营企业家)就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只不过外面罩着一件虚幻的“皇帝的新衣”而已。随着外资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已经消灭了的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在我国已经重新生成。他们在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地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无时无刻地不在对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着蚕食、腐蚀和破坏的消极作用。目前我国社会上一些人,包括许多共产党员甚至党的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缺失,以及国有财产流失严重、农村集体经济几乎不复存在、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等不良后果都与我们的改革或多或少地偏离了正确航线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消极作用密切相关。人民群众曾自发地喊出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的口号,虽然有些偏激,但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五、“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
流行的主要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但这样提出问题,也不算笔者杜撰吧?口号本身也完全正确,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高喊这样的口号,就有点无的放矢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一个开放的政党,党的领袖们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本人也一直都是开放的人物,没人会赞成自我封闭的。必须牢记,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是由美国帝国主义者从外面强行地关上、而最早由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亲手打开的。所不同的是,毛主席要讲对外开放,必然会同时特别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重要性;必然会同时高喊坚持对外开放和坚持以我为主两个“不动摇”,而不会单喊其中任何一个(当然在不同时期应该各有侧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新中国一切成就包括我们现有的国际地位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不是通过对外开放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我们要搞对外开放,必须首先弄清楚是在谁主导下的对外开放。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实际上对外一直是开放的,但那是外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本国官僚买办集团主导下的对外开放。开放的结果,几乎把一个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推向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的对外开放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主导下,难道你对此还有什么怀疑吗?从现时看当然还是这样的,但从长远看就未必了。早在公元2000年时,就有一个教授公开地妖魔化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污蔑我们的抗美援朝实际上是站在邪恶的一方;最近又有人公然鼓吹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谬论;更有人为大卖国贼李鸿章翻案,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歌功颂德;直到前几天,还有人利用放映《建国大业》的机会忽悠人民,把敬爱的毛岸英曾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事迹无耻地移植到1937年就回国的“身上有许多应该是很优秀的东西”的蒋经国头上;国庆前夕,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搞了一个“影响新中国的60位外国人”大型评比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竟排在牛顿、卢梭、贝多芬、安徒生、达尔文之后的第六、七位,这与资本主义的英国两次把马克思排在千年影响世界人物的一、二位恰成鲜明的对照,而列宁、斯大林则更排在弗洛伊德等人之后的13、15位,而大名鼎鼎的赫鲁晓夫(25位)、戈尔巴乔夫(52位)也名列其中,且对他们的评语也相当正面,这恰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目前能主导对外开放的政治实力对比状况——现实是绝对不容乐观的。如果我们继续避而不提“坚持以我为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动摇,单单一味地强调“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而且是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我们对外开放的主导权有一天必将落入这帮汉奸、卖国贼手里的说法绝非天方夜谭。毕竟我没看到其中任何一个人因发表了上述卖国、叛党言论而受到制裁的案例。
总而言之,六十年大庆的庆典刚刚过去了没几天,人们所看到的都是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文章,我这篇专挑毛病的文字的确写得不合时宜。但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在大家的头脑都很热的时候,倒是需要一盆冷水浇下来清醒清醒了。这就是历史本来的辩证法。提到辩证法,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党、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只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应该是我们看待问题、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两点论、两分法,而不能搞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我们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人的发展,更不能忘记我们解放全人类、让每个人即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神圣使命;我们在立志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的同时,不能丢掉了我们本已具有的政治优势;我们在坚决地维护我国稳定局面时,不能忘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能扔掉人民民主专政这把刀子;我们在搞好改革时,必须始终把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放在第一位;我们在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时,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者的“和平演变”图谋;特别是,我们在热烈欢呼建国六十年来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的同时,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