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校骚乱的思考－布尔迪厄的理论视角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布尔迪厄的理论，解释我国当前因为文凭之争所引发的学生骚乱现象，认为文凭之争的根源在于下层对于文化资本的期望与现实的教育结构提供的实际机会出现的偏差。文凭之争，虽然从侧面折射了我国目前阶层关系的紧张状况，但是不足以引发阶层冲突。
关键词 场域 习性 阶层结构紧张
　　一、 问题的缘起
近一段时间，一些大学出现了学生因为文凭问题而与校方发生冲突的现象。例如，河南郑州大学一所分校，数千学生因毕业文凭争议举行抗议活动；江西南昌两所私立学院因抗议校方欺骗学生、伪造文凭而发生冲突，东北大学附设的东软信息学院数百名学生也因为毕业证书的降格而举行示威活动，与校长、教师发生冲突。
以上文凭之争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发生在一般的，非重点高等院校，因为校方所承诺的文凭降格而引起，但是不能据此下结论说是因为这些院校教学或学生的素质问题。
本文即试图运用布尔迪厄(Piere Bourdieu)的理论并结合我国当前的一些实证研究，解释文凭之争所引发的学生骚乱现象。
　　二、 文凭之争的背景
分析学校中的文凭之争必须与社会中的场域，即目前的阶层结构相联系。
（一）当前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与目前的阶层结构
1．扩招与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
我国高校自1999年开始扩招，从上一年的108万人猛增至156万人，并且此后以平均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社会上大众的求学欲望和求学热情高涨。
横向上高校呈现一种二元的结构：重点高校（教育部，各部委直属的高校，211、985院校）与一般院校。这两种学校有着质的差别.

2．当前的阶层结构与阶层关系
多年来，在谈及我国社会结构时，学者多认为我国是一种金字塔型结构，并乐观估计伴随经济发展，这种结构将由于中间阶层的成长，逐渐转变为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纺锤型）结构。
孙立平教授则提出“总体性精英”的概念，认为改革进程中形成了一个掌握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阶层，其形成侵犯了社会上众多阶层的利益，如中间阶层的难以形成，并且这一阶层的“目标是维持该群体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这将加剧两极社会的形成。
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ISEI）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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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ISEI值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图形
 
             （资料来源：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P92页）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目前阶层结构呈现一个少数的强势阶层与广大的弱势阶层的态势，而且阶层关系紧张，阶层之间流动渠道相对封闭。

3．我国关于高等教育与阶层互动的研究
高等教育与阶层互动是社会学关于不平等研究的一个方面。
国内既有研究表明，不同阶层，因为经济，文化、职业以及城乡差异，其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能否接受高等教育，而且还表现为所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类型的不同（王香丽，2005）。
国外研究表明，在教育扩展中，特别是扩展的初级阶段，会导致更大程度的教育不平等。麦克尔豪的MMI（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假设：只有在上层阶级在特定教育阶段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时，基于阶级出身的优势才会下降，否则不平等将会继续扩大。
我国学者调查部分高校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结果显示，在扩招之后，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杨东平，2006）。
刘精明所作研究假设：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同的教育的类型有质性的差异，不同阶层对教育类型的选择便存在差异：强势阶层凭借其文化资本的优势，选择地位取向的教育；劣势阶层退而求效用低的高等教育，即生存取向的教育，以获取职业技能为目标。根据GSS2003数据，他测算出在扩招时期中等及以上教育的各职业阶层相对初等教育的各职业阶层的优势比。依阶层变量的顺序，高阶白领高等教育、高阶白领中等教育、中阶白领高等教育、中阶白领中等教育、低阶白领中上教育和体力劳动中上教育各层之子代，在扩招时期获得正规本科教育机会的相对优势分别是21倍、2.2倍、10倍、6.6倍、6倍和5.8倍。而在生存取向为主的成人高等教育领域，相对初等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而言，所有其他各职业/教育阶层子代的相对优势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刘精明，2006）。
上述研究论证了相关假设：重点高校中上层阶级的子女的比重呈扩大趋势。相反，各种成人教育中，下层阶级的子女所占的比重却在上升。
（二）文凭之争的根源——布尔迪厄的理论视角
布尔迪厄理论认为，不同的场域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因此在考察特定的场域时，必须结合更大的权力场域。作为阶层再生产的机制——学校，这种二元结构的功能是为了区分统治阶级与其他阶级，确切说是为了区分强势阶层与劣势阶层。大学这一斗争场域与社会阶层结构在结构上是同构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的功能正是满足强势阶层维护其阶层地位的目的。文凭，作为一种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也是阶层区隔的一种手段。
习性的倾向使行动者偏向于选择依据他们的资源与过去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志向、期望也因而根据客观可能性做出调节，它是一种“实践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调节。而冲突就发生在习性与结构不能相互适应的情况下。
由于我国高校持续的扩招，公众话语的导向，即所谓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给社会上各阶层造成了一定误解，特别是下层对于高等教育的期望高于以往。而实际是，高等教育扩展的初级阶段，不同阶层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反而会呈现出更大的不平等。
调查？数据
再加上某些院校出于一己私利，许诺高文凭，这就造成了下层阶级，确切的说是一般院校中，下层阶级及其子女在主观期望上出现了偏差。而客观结构所提供的实际机会是：强势阶层凭借其文化和经济资本上的优势，竞争到大部分重点学校的扩招名额，下层阶级因为其资本劣势，其子女只能在一般院校中占据优势，因此对于劣势阶层来说，选择生存取向的教育，即一般院校，是符合习性与结构的相互适应的原则的。换句话说，目前教育二元结构决定了劣势阶层只能选择一般院校。
特定的斗争必须是合法的，因此选择一般院校便只能获得一个较低的文凭。
问题是，许诺的高文凭却是不符合斗争的合法性要求的，因而也便无法兑现，这就产生了习性与结构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层的主观期望与现实社会结构所提供的实际机会出现了偏差，这便使得冲突得以发生。
　　三、 进一步的讨论
1． 文凭之争折射我国目前阶层紧张状况
文凭之争的双方：表面是主要由下层阶级构成的学生与校方，其实质是劣势阶层与强势阶层关于文化资本的争夺。
文凭之争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层关系的紧张状况：目前阶层意识和认同正在形成，阶层之间由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分配原则的不公平或者说无序所导致的不满和对立情绪正在形成。下层在经历改革中政治上一种高地位与实际中的低位
如果说文凭之争反映了我国阶层间关于文化资本争夺中所引发的冲突，那么近些年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争论则是争夺经济资本的表现，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前的一种阶层紧张状况。
当前阶层封闭的状况：社会流动的缓慢，相关文献
2． 文凭之争不足以引发阶层冲突
某一特定类型的场域中，行动者，哪怕是直接相互敌对的行动者，他们在力图改造场域的力量关系结构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并接受客观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游戏规则，这便意味着特定的斗争形式是合法的。
斗争的合法性是被场域中相互敌对的行动双方所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是一种“隐蔽的和默认的协议”，虽然行动者对于报酬的合法性有异议，却仍然再生产这种结构。
某些高校许诺的高文凭不仅为利益获得者——强势阶层所反对，也不会得到下层的响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符合下层利益的。因此，笔者认为，文凭之争虽然折射我国阶层紧张状况，但是却不会因此而引发阶层冲突。
参考文献
[法]P?波丢，《人：学术者》，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美]戴维?沃特斯，《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陶东风译。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刘精明，《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社会》2006年03期 。
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01期。
王香丽，《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江苏高教》，200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