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北京人”、“外地人”及其他

再谈“北京人”、“外地人”及其他

 陶  冶　　

本月20号上午我到北大承泽园“社会科学与研究中心”听“钱学森与社会主义”研讨会林炎志的报告，下午回来时要到东大桥一卡通取退卡余款（我的公交卡折损不显示了），到三环就换乘300路给我拉到双桥北，我只好过天桥到对面坐28路。在我走下天桥的时候，小区与三环路交口处围着一群人。按说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尤其是过路人是不该凑热闹的；可是却让耳边响起的一个女人的怒斥的话吸引了我，我不得不驻足观看。
“……你知道不？我这车是刚买的，是摇号摇来的，那么容易吗？你就给我撞成这样，虽然损伤不大，可我看着恶心。我跟你要500块钱还多吗？”
听得出，这是有人把人她的新车给撞坏了。我就到车上找创伤，看是多大的损毁。左寻右找才看到，其实就是后左灯的灯罩有点儿细微的隐纹，不细看都发现不了。在车后有个30多岁的女人，扶着自行车哭丧着脸，已经没了主意，我料定她就是那“肇事者”。
这时一个高个男人，也就40来岁，虽然没有　1米　80（跟我比的），也够魁梧的，就逼问那”肇事”的女人：“你赔我们500元钱就了事，你没有钱就上车跟我们走，回家拿钱啊！这不很简单的事吗，你怎么就不认可呢？”
那女人说她没有钱。
那男人又说：“你家没钱，你就没有熟人，不好跟他们借吗！”
我着急往东大桥赶，不想介入，也尽量控制自己爱管闲事的毛病，可是在我转身想走的时候，左边那个壮男人的旁边有个20多岁的姑娘也发泄了，之后右边一个老头（年龄比我能小点儿）也在说那肇事者的不是。我端相了一下这四个“受害者”，判断他们的关系。从长相和身材看，这个老头和那个壮男人是爷俩；那个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中年车主可能是老头的儿媳妇；那个姑娘脸盘不大也不丰满，说不准是他们的什么人了，如果是老头的孙女，她跟那个车主不像母女，跟那个壮男人也不像父女。但不管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但都是车上的人了，他们四个人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个“肇事者”。
看这咄咄逼人的架势，我就劝那个没了主意的女人：“人家是优势（我还没说是“强势”），你是弱势，你说不过人家……”我的意思是提醒她报警。可是那车主就冲我来了：“你知道情况吗？你这样说！”显然，这是个惹不起的主，犯不上跟她磨嘴。
我转身走了。
这时我立刻想起了去年年底看见的电视报道，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骑个电动自行车，撞了一辆面包车，面包车上的老太太（也就60多岁）可能由于司机急刹车把头部撞坏了（也是轻伤），就让那小青年赔4万元。小青年刚到一个饭馆打工，听到这4万元赔款都懵了，车主就逼迫他上车找家里人要钱。他不敢领车回家（其实家也不在那 个城市），就到亲属家，亲属家也没弄到钱；车主就让他打了4万元的欠条，约定半月后交钱。不到半个月，这个青年失踪了。等车主找他要钱时，他已经投河死了好多天了。这个孩子是在亲属家住的，是他什么人我忘记了。这个亲属就是他在那个城市里的唯一的亲人了。这个亲人在别人的提示下起诉了车主，但是得到的是诉讼被驳回：“这个孩子的死，跟车主无关。”
我想起这样的一件事例，尽管28路车来了，我也没上，。我又回去了。，我不愿意让类似的“肇事者”遭到类似的“待遇”。这时，我看见一个30来岁的男人在规劝肇事者：“你是追尾，你是有责任的。200元确实不多了，你就认了吧！”
由500元降到200元了，“原谅”的程度也算够说了。那女人说，200元也拿不出。我看她那为难的样子，快过年了，是够可怜的。因为我给手机充值了，又给公交卡充了值，手里不到200元了（我没有多带钱的习惯），否则我都想替她赔偿了，让她获得“解放”。这时那个壮男人也“为难”了：“你说你们这些外地人可真让人没办法，从500降到200你也不认可，那我们的车就白让你撞了？”
我一听他说“外地人”，而且是鄙视的口气，我就抱不平了。我就想：“多亏外地人大量地涌如北京，北京才发展起来，你才有钱买车。外地人是不如你们这样的北京人，还会开车，有的外地人连坐车都不会（多是坐反了方向），有的外地人还不会上厕所，甚至走路都不会走；。可是他们能会吃苦，肯出力，甘于受累、受苦，作为北京人应该感谢他们的奉献、受憋和委屈。有些北京人居住的房子一拆迁就获得数十万上百万的补偿款，立刻改变了生活质量。我住的是远郊区，可是随着要建设北京新城区的规划出台了，就是通州李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就获赔二几百多万，光给补偿房就给了3套，可“牛”了住房！他就是个农民，在拆迁后临时租住我家楼下，是他亲口跟我老伴儿炫耀的，并且希望我们替他宣传以便出租。北京。这些发展和变化，没有外地人来北京出劳力搞建设能成吗？
我在两年前我就发表了《“北京人”、“外地人”及其他》，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从历史上找，真正的北京人不在北京城，而是在周口店。北京城这个地方也是蛮荒之地，即使有人居住了，也不叫北京人。因为那时候时侯还这里还不叫北京。到元朝的时候征服者他们建都也不是北京城，而是北京城北面的元大都。是明朝的朱棣篡位之后从南京把明朝迁都北京的，建立了北京城（今二环路以内）。北京人自己也知道并常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现在说的“老北京（人）”其实就是清朝的八旗后裔，他们是从东北过来的，也是外地人，住在现在的二环（城墙）以内，称为北京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北京人是不存在的。现在说的北京人就是有北京户口的人。“改开”之后很少有正式调入北京工作的人了，多都是“漂”来的。所说的“北漂”族就是这伙在北京工作而没有北京户口的人，不仅仅只是从商和务工的外来人。只有高级官员们进京工作或养老了，才能落户北京的。一般到北京求职的人是不会花钱买户口的。我就知道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有好多这样的年轻人，在那里都成了业务骨干，可是他们还多是没有北京户口。就是那个在奥运出尽风头，为北京做大贡献的“老谋子”工作关系还在原单位广西电影制片厂，他也属于“北漂”族的。现在大讲“与时俱进”，怎么在这方面就不能与时俱进呢？“改开”已经30多年了，第一批北漂族的孩子也该都娶妻生子了，他们的父母是外地“漂”来的，不算北京人，他们那么，这些北京生北京长的首批“北漂”族的后代们算不算北京人？他们的儿孙辈将来算不算北京人？难道这也要“一百年不动摇”吗？
“改开”把计划经济否掉了，那么，为计划经济提供保证的户口制度怎么还牢不可破，丝毫不改呢？不是总讲“配套”或“相适应”吗？计划经济的计划供应已经不存在了，供粮卡、粮票、布票、肉票、副食票等早都成了古物了，那么户口还有什么作用呢？掌握和控制人口有身份证不就可以了吗？现在户口的唯一职能就是区分30年前你在哪里居住？30年前的东西还制约今天的事情是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了吗？有的人不是都认为毛泽东思想，甚至马列主义都过时了吗？现在的“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在高举的旗帜中去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事实就表明我们当任的领导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认识。为了搪塞舆论还说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创新”。而实际就是在扬弃和取代。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结果，她离不开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的，是经过毛泽东的思想挽救和指导走向胜利成为执政党的。这个认识已经被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证明了的。建国后又被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的伟大实践所证明了的。一句话：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离不开毛泽东思想。当年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五次围剿，我们党照毛泽东的主张办了，反围剿就胜利了。当毛泽东的主张被否定后，也就是毛泽东的思想领导（当时还没确定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被取代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胜了，红军的反围剿失败了。于是不得不“跑”。严酷的现实教育了我们党的几位领导人，他们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主张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才在遵义急急忙忙召开了紧急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和毛委员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长征中靠毛泽东思想展转反复，避险趋安，摆脱蒋军的追杀，牺牲了大量的红军官兵，到陕西会宁只剩一小部分。这个损失是惨重的。倘若我们党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不扬弃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就立住脚了，就不至于跑了，也就不会跑了25000里，也就不会损失了那么多兵力的。
今天看，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了，社会主义建设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共和国的60年历程已经反复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弃之的。奔向共产主义大目标要靠毛泽东思想，现在认为共产主义太遥远了，｛注：建议删去这句话。只要遵循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并不遥远。｝建设小康社会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离开毛泽东思想恐怕难以成功。有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孔子和大佛身上，那简直是笑话！孔子存在了2000多，佛教传入中国是从唐朝开始的，如果他们都起维护统治的作用，为什么一个个王朝被推翻，一个个外族入主中原，改朝换代到今天？河南把身高　108米　连同基座　208米　的世界第一大佛立在鲁山，名曰中原大佛，大概是乞求佛教保佑中华民族长兴不衰，从这个意义上看，全国人民应该感谢河南领导人的。｛注：此句这样说，不妥。建议删除｝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能投资12个亿真是够慷慨的。听说为了中原大佛的建立，还有流血死人的，这样死去的人该是怎么样的结论啊？能算烈士吗？我还不知道，但我也不想知道了。如果大佛能保佑所有的人都平安的话，他们（据说不是一个）能死吗？可能也有人怕光立大佛不保险，就在河南修建大佛之后就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立了　9米　5的孔子铜像，期望用儒释保佑自己。在一片非议声中又听说山东方面要在曲阜兴建第一大教堂，遭到当地（可能是孔家人）群众的反对。因为是道听途说我不好较真，只能等着瞧吧！
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我不能不对前面说的事情问问为什么？可是越问我越糊涂了。
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扬弃不了、也取代不了的，却不重新拣起来。为什么有的人居然把不该过时的说成“过时”了，而已经过时的还抱着不放呢？。不该变的，不管人民群众什么意见，说变就变；该变的，竟然要保持多少年不变。他们口口声声实事求是，我不能不问：这是从实际出发，这是实事求是吗？
要把北京变成或建成国际大都市，还不想发展北京的常住人口（即有户口的）；准许外地人到北京发展（眼下不说发财），准许他们买房子，却不让他们“常住”，说得通吗？最近北京出台个政策，目的是控制私家车的数量，缓解地面交通，一位小老乡跟我抱不平，北京市为了治堵（车行拥堵）竟然出台了外地牌照车在7点至9点不准进五环路。他主张进五环收拥堵费。他说，日本城市汽车的拥有量比北京市大多了，人家就是靠收取拥堵费解决的。你不想出拥堵费就不出车或出车走辅路；你有急事要办，就不在乎那点儿拥堵费了。不管是本地车还是外地车，是平等的。
对于行车的事情我不熟悉，因为我没车也不开车，但是他说的学生入学的事情我是熟悉的，因为我当过老师，从小学当到中学乃至大学。到现在我还习惯别人叫我“陶老师”。他说他的大孩子（女儿）是靠拿借读费上的北京市范围内的小学。借读费都上万啊！等到他儿子上学时政府不准收取外地人孩子借读费了，学校有学校的办法，收取“捐资助学金”，他还拿一万元，其他有的拿几千元。其实我明白什么叫“助学金”？若说“助学金”的话，应该是学校发给学生的，怎么成了收取学生的呢？真的是倒转乾坤了！而这“捐资助学金”关键在于“捐资”，捐资干什么？是学校用了。那就应该改叫捐资办学金。既然是“捐资”，那么就在于“捐”了。谁都明白，捐献是自愿的，而不是硬性规定的。再说，捐献为什么北京人的学生家庭不捐献，只让外地人的学生家庭捐献啊？这就是不平等。不平等对大人来说，已经认可了。谁让你是外地人了？谁让你来北京了？如果你返回当地，你不就不是外地人了嘛？活该好丧！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就是他们一生的自卑。他们从小就被老师和同学成为外地人、借读生。他们还不是这个学校的主人，他们是二等学生，要负担超学生的费用才能跟一等学生同堂上课学习。一个刚刚懂事记事的孩子，心灵上留下这样的创伤，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吗？我想，他们对这样的学校是很难热爱的。如果他们明白，这是北京市的领导给他们造成的，他们恐怕要牵怨北京市的，他们对北京市能热爱吗？倘若他们明白这不单纯是一个北京市的问题，这是社会问题，是国家现行制度造成的，那么他就要牵怨于社会甚至是国家。他们长大了，不崇洋媚外才怪哩！让他们爱国自然就难了。由此我说眼下不赶紧打破北京人和外地人的界限将后患无穷！
北京市出台的我知道的是另一个“治堵”的规定，就是这个受害车主说的摇号买车。摇号也是限于北京人的。外地人需要连续纳税5年，有房居住5年，而且确实无车的人才可以去参加摇号。第一条就把你给否了，能在北京市内创业是很不容易的，不经过几次失败、几番折腾（“不折腾”那是一厢情愿）很难一帆风顺（这只是个愿望）。所以不中断，能连续的太少太少了！就连前面说的那个车主都感觉到“不容易”了，你说对于外地人来说，那不就更不容易了！不公平，极大的不公平！胡主席这次访美还向美国人承诺说“美国的企业家到中国投资办企业，可要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那么到北京从商或打工的外地的建设者怎么就不能享受正常的北京市民的待遇呢？北京人打防疫针，外地务工、从商人员没份，如果他们得病了不照样传染给北京人？吗！北京人65岁的老人乘车、逛公园免票，在京的外地人同龄的就没份。公交车是北京市的，那么公园也是北京市私有的吗？天安门城楼是北京自己的吗？鸟巢是国家的，是向各省市酬钱兴建的，还是北京人自己的吗？照实说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不只是北京人的北京。现在我不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北京是全国的重点保护和维护对象，北京的快速发展是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作为北京人是不该忘本的！到了新时期没有外地人的涌入，建筑那么多高楼北京人住得了吗？有必要建楼和扩建新城区吗？再说建楼房也好，修路建桥也好，修地铁也好，你到工地上看看，有几个北京人？就连北京市的政协委员吴江都承认：“现在的北京基本就是外地人建设起来的……”作为北京市的高官都正视和承认了这样的现实，难道普通北京人就揣着明白装糊涂理直气壮鄙视外地人、蛮不讲理欺负外地人吗？

有些事情真是很难让人想通的！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根由就在于此，他们得了大便宜，却又（尽管是少部分）心态不端：外地人在北京发财了，嫉妒人家；外地人不如他了，又鄙视人家。有的下岗、失业了，还认为外地人夺了他们的饭碗，还有的认为外地人使北京的交通紧张了（政府出台的“治堵”措施就表明了），使社会治安成问题了。当然，也确实有外地人不干好事的。人群就是有良莠之别嘛，难道北京人就没有违法犯罪的吗？何况当今社会治安的问题都没有往深层次追究，那是一个简单的外地人进入的问题吗？“改开”之后，不仅仅是外地人了，连外国人都跟走平道似地“开进来”了，本国的外地人就是问题了？我最近从电视上看到，外国人以考古和旅游的名义，到我们军事要地窃绘地图。其中有不少的所谓“国际友人”就干间谍活动。看了之后，我真为国家的安全担忧。我一直在担心：“北京欢迎您”的奥运会期间，有没有类似的“国际友人”窃取了我们国家的什么机密？我想，倘若有也不能说啊，因为不好说，咱们要做出大国样子的，别让世人小瞧了！
治堵也好，治安也好（包括维稳），我想应该借鉴国医治病的办法。中医治病常说是治本。我觉得这里的本不单是标本的本、根本的本。本就是本身，是自身，是自身的免疫力。中医是治得病的人，西医是治人得的病。中医靠调理病人抵御疾病的能力，让病体自身的免疫力战胜疾病，就是御病祛邪，恢复健康。自身强壮了，邪不干正，永保健康。按国医的逻辑，倘若国家和社会上出了问题了，就必须从执政党自身找原因。中医主张的“辨证施治（或论治）”是两段事，辨证（也是症）就是把脉看相探求病人的发病原因，根据病人的病因、症状、脉象等，结合中医理论，全面分析做出判断，进行治疗。而治疗的方向不同于西医直接对向病灶，有炎症就消炎，有溃烂就割除，不是的；它是从病人的经络、气血的运行和生理饮食的运化上找原因，不通了就解通，不平衡了就补平。就是靠虚实进补达到阴阳平衡，使其自身机理恢复正常了，病灶也就消除了，就恢复健康（痊愈）了。治病是这样，治国也是这样，要实现清明政治、和谐小康，就必须跟中医学习。现在这样崇尚国学，为什么不发扬国医的精华？孙中山是学医的，他不可能不借鉴中医的主张。鲁迅是学医的，同样他是注重中医理论的，只不过他没得掌权治国而已。毛主席崇尚鲁迅，说他在文学家之外，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最有战斗精神），倘若他也能走进红军队伍中来，一准是个政治家。毛主席没学医，但他很懂国学（我认为他比现在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人物还懂国学），他把国学（现在另有说法，叫传统文化）中知识、思想、理论，经过他所说的批判地继承，为自己所用，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充实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晶。他不相信西医，有病拒绝医疗组的建议。他反对讳疾忌医，他怎么能自己还讳疾忌医呢？他就是相信自身免疫力的恢复，他是要在自身上下功夫。他被人民和老一辈革命家选择为革命的带路人，革命胜利后被推到国家主宰的权位上，承担起治党和治国的重任，他还是要从强化自身做起。他的个人修身表明了，党内的吐故纳新也表明了。现在，我们党不吐故纳新了，或说是只纳新不吐故了。只有犯了法才开除党籍，而且名义上是纳新，实际上是把根本就不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不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只为自己发财的私人企业主（这里我不说资本家）都纳进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让剥削者跟被剥削者一起“搅马勺”，还怨人家自由化的资产阶级要你让权吗？搞资本主义，共产党就不如资产阶级有经验嘛！说得形象点儿，羊头再有权威，它能领导狼群吗？
话说远了，北京人（不是全部）尽管瞧不起外地人，可是又离不开外地人。我是1993年到北京的，为了体验在北京过年的滋味，第一个春节我正月初三才上车回老家。在过年（春节）期间，外地人都回老家了，卖菜的、卖米的、扫大街的、运垃圾的……都走了，这时北京人受憋了。那是刚刚开始呀，北京人知道他们的生活跟外地人息息相关了。而今天，北京的所谓“流动人口”（不是一走一过的）已经接近1000万，倘若没有这1000万外地人（据前年公布的统计数字，常住而没有落户的外地人占北京市总人口的29%，北京常住人口1972万，其中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万），北京还能想发展吗？我越想越憋不住。于是，我就质问那个盛气凌人的女车主：
  “你不要轻视外地人，你该感谢外地人的。没有外地人北京发展不到今天的程度，恐怕你也买不起车的，摇号摇到手也白费！”

我的话引起一片叫好声。我留意看了，围观的不全是外地人，有的就是附近小区的北京人。那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女车主没敢再说我什么。我就对“肇事者”说：“你报警，让警察给断吧！”可是那个“肇事者”是没有手机的。这时，那个壮男人（就是司机）把手机放在耳边了。我估计是他报警了。
我回到公交站等车时，看来了一辆带拖车设备的警车，开车的是交通警察。我就回去看他怎么裁断。
警察在一个有垫板的工作用纸上边记录边问那个“肇事者”：“你摔坏没有？”那女人不明白是啥意思，吞吞吐吐地说她没摔坏，只是跌倒了。警察还再次问她，以为她没听明白，她不说话了。我听得出警察盘问的用心，就也跟她说：“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不适的感觉，比如腿疼、头晕啊？”那女人却说“没事的！ ”。相比之下，我的心里开始佩服这个“肇事者”了：倘若她也跟前面我说的　那个老　太太似的，就说哪哪不舒服了，车主就得给拉到医院检查检查，就是检查不出什么毛病，诊察费车主还是要承担的。这时警察回头往上看看，那是记下了这个方位，又把那个司机的证件做了记录。警察的结论是司机负全责，是他进三环转弯没给自行车让路造成的。这回用北京人的话讲：他没脾气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女车主还提示警察让“肇事者”拿暂住证，“肇事者”说没有暂住证。但是，警察也没在乎，放她走。“受害者”们实在没面子了，那个谁也不像的姑娘临上车还抓住“肇事者”的车把说：“我告诉你，你今后注意吧，今天算是你幸运了……”我理解，他们是下不来台了。我心里说：“今天幸运的是她，更是你们！”我不想对于失败者再讨伐了，就对着警察说：“小同志，你真的是人民警察！我替这个“肇事者”谢谢你！”又是一片叫好声。
这位交通警察处理完一项交通事故，而且双方什么意见都没再说出，圆满完成一次出警任务，心里是坦然的。顺便听到了我的一句赞许，自然也是认同的。于是，我俩到他警车旁又多聊了几句。我们正谈的时候，人群中的一个瘦小的干巴老头（比我大不了几岁）走到跟前，他说有一个目击者跟他说，那辆车是往三环路上开，没得机会又退回来，与自行车相撞的。因为自行车已经离开了原地，“肇事者”又自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根本没说事情的经过。而警察到现场的判断所得的结论尽管不是根据司机退车的原因，但判断的责任者方是不错的。司机没提出异义，足见他们是知道自己理亏的。现在，一些人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错乱的时候，失去了做人的准则规范，没理的要找理，甚至强词夺理；有理的无处说理的现象到处发生，一个照行公务的警察行为就能起到示范作用，不是值得发人深省吗？这就是我以前说的，当官的不贪，还用表扬吗？那不是正常的嘛！正常的变成稀有了，而本该是少有的却变成大量的甚至是普遍的了，难道这个社会是正常的吗？
这个警察比我儿子还小一岁，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告诉他，我在北京已经有了两个警察小朋友了，一个是府右街派出所的科长，一个是天安门分局纪检书记。他们都是接受我教育的跟我相处的。我对他们的要求并不高。我就说你们要记着，警察前面还有“人民”俩字。这俩字可太重要了，没有了绝对不可。我小时候有个同学，他父亲就是（旧）警察，一直是当地的管制对象，他在同学当中就很自卑，我很同情他。咱们是新社会了，负责当地社会治安的不叫警察，那时都叫公安助理、县公安局里的特派员（工作人员），也不叫警察，通称公安干部。我就说，现在你们叫警察了，必须加上“人民”俩字，假如就跟旧警察没什么区别，那就变质了！有一年的人代会上有人提议要把人民币的“人民”俩字去掉，我写文章批判了。他问“不叫人民币叫啥？”我一时忘了，过后想起来了，叫“中华元”，这显然是跟美国学的。我就想，这个提案人怎么不把自己的姓氏也改成美国式的呢？美国人放的屁你怎么不搜集起来装入高压瓶里当氧气来吸呀？我在北京遇到了第三位真正或称得起的人民警察，我得当宝贝似的。于是让他留下了联系电话，他的名字叫于强。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机器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用“最广大”，其实“人民”不是公民，更不是国民，它的含义再广大也不能把与人民对立的人包括进来。人民是有阶级性的，就是占国民的95%以上，共产党就是靠这95%起家的，就是该为这95%服务的。可是，有的共产党人却在为资产阶级保驾护航，却在为资本家服务；有的本身干脆就是资本家了，但是他还穿着共产党的外衣。又要开“两会”了，大家留心看吧，看看有多少这样的假共产党人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对“最广大”的提法我是非议的，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做过分析。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法，就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供了要把共产党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根据。别说共产党了，就是国民党也没能代表广大国民的根本利益。他们是打着国民的旗号实际上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的根本利益。“最广大”是两个意思：“广大”和“最大”。广是范围，最是层度，“最”和“广”是不该从属和互相修饰的。如果不顾语法的错误硬性结合起来用的话，那只能理解为广而无边，最而无限。无边无限的人民还是“人民”的范畴吗？很明显就是要把那个5%也纳入共产党的服务对象中来。为各阶级（现在说阶层了）服务的党还是共产党吗？把人民扩大化了实际就是国民。对于国民来说，有时利益是相同的，有时是相对的、相悖的。你若维护剥削者的根本利益，就损害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你若维护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取消剥削者的根本利益。两者利益都维护，共产党是办不到的。若能办到既维护了剥削者的利益，也维护了劳动者的利益，那就不是共产党了。就是提倡“中庸”之道的孔子不也落空了吗！何况我们不能把共产党改造成中庸党吧！因此，我说这样的“代表”既落实不了，也践行不了，是空话。毛主席说的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够了。现在，我看到的“最”用得最多的是“要追求利益（或利润）的最大化”。我看到的“广”用得最多的是“广开财源”、“广泛联系”、“广交朋友”，目的就是发财升官，就是广泛聚敛钱财，成为千万富翁（或富婆）、亿万富翁。我看到“大“字用得最多的就是“大款”、“大腕”、“大师”（假的多），还有“大贪官”、“大毒枭”、“江洋大盗”。这样的“最、广、大”我实在不敢恭维！
“为人民服务”也不是泛泛的，而是具体的。就说于强同志出警的事吧，为人民服务是他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就是给人民办事，是人民的勤务员（现在改了，不叫勤务员了，叫公务员了，那就是给公家服务了，实际是为长官服务的）。人民的勤务员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日报》宣传介绍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楷模郑培民的整版报道题目就是《公仆本色》。党员干部无论你干到哪一级，必须保持郑培民那样的公仆本色。在给人民办事的过程中，就要维护公正、公平和正义。因为人民当中，在某些人那里也有利益相对或相悖的时候。就说前面的交通事故吧，如果于强把责任断给那个外地女人，他维护了车主的利益，也是在为人民办事，也属于为人民服务。可是，他失去了原则，未能维护公正、公平和正义，就丧失了交警的天职。所以，我说为人民服务不是空虚的漂亮话，是有实质性的。服务，首先是服从。服从谁？这可是个关键性问题了。人民的勤务员不单是服从长官，而更是要服从真理、服从公理、服从法理、服从天理。有人说什么“硬道理”，我不跟着说。因为道理没有软硬之分，只能是有没有，或成立不成立。道理当中就有真理、公理、法理和天理等。真理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分，没有软硬之分；公理有广义公理和狭义公理之分，也没有软硬之分：法理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就有良法和恶法之分，但也没有软硬之分；至于天理就是自然规律，所谓“天理难容”那个就是上天的惩罚，也就是大自然的惩罚。对于“天理”来说就更没有软硬之分了。近几年世界各地发生的地震、海啸、泥石流以及冰冻和干旱等等自然灾害，就是人类违反了“天理”而遭到的惩罚。有人在否定毛主席的时候也说，毛主席强调的“人定胜天”违反了天理或天意。尤其涉及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就认为毛主席错了。其实这些人都未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话中真意。毛主席说的人定胜天里的“人定”是“人定亥时”里的“定”，不是“一定”的“定”。老人家说的“定”就心神的安定，人的定力，也就是胡主席说的“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意思。全国人民心神安定了，精力集中专一了，也就是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了。这就是胜天了。“胜天”是胜似的“胜”，“天”是“天成圆满”的天，是自然天成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与天比齐了，“欲与天公试比高”嘛！其实就是要顺应天意，也就是顺应自然规律，取得上天要求达到的效果。这里，老人家决不是号召我们中国人造自然规律的反。所说的“战天斗地”和“改天换地”都说的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是鼓励我们要不怕困难，敢于取胜。“天翻地覆慨而慷”这里的天翻地覆就是形容国家的面貌大变样了，能说成是天翻个了，地也翻个了吗？至于“三斗”无穷说，说毛主席好斗，我觉得这里的“斗”是奋斗和力争，老人家是主张斗争求团结的，他不是屈辱求和谐。他一再强调批评——团结——批评，最后达到真正的团结，或实现真正团结的。他反对无原则的团结，更反对无原则让步的团结。解决内部矛盾是这样，解决阶级矛盾就是斗争求和解，解决民族矛盾、对付外敌侵略是斗争求和平。这里的“与人斗”里的人泛指所有人，包括同志，也包括对落后同志的帮助，对反动营垒里的人的改造，还包括对敌人的争取。这些都属于“斗”的对象，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现在的外交就缺乏这种“斗”的精神，难道不是吗！
于强同志的出警就是符合民心的，符合法理的，符合天理的。他这样的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所以，我说他是人民警察。如果，我们公安战线的同志们都能达到于强的服务水准（其实很简单，就是秉公执法），我们的社会自然就稳定了。胡主席希望的和谐社会也不难实现的。
我多么希望于强同志的作为能够普及，不仅在公安战线普及，在其他各条战线都能普及。其实爱民就是为人民服务，简单极了！给中国人民做了巨大贡献的顶级科学家钱学森老都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为人民服务的体现是制造原子弹、发展航天事业。咱们普通人为人民服务的体现，就是给人民办事，而不单是给领导办事。如果领导你的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你听他的指示，服从他的安排，那就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如果你的领导是在为他自己谋利益，你还听他的，效忠于他，那就是为他个人服务了。
这就是摆在我党和国家机器中各个部位的工作人员面前，应该把握的工作原则。否则，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宗旨，你干得越起劲儿对人民的危害就越大，不仅仅是无功便是过了，而是有罪了。试想一下，于强同志这次出警如果笔头一歪歪，那是怎么样的结果？就是那个“肇事者”冤枉了，她又能怎么样？也许她赔不起，也许她借了钱赔偿了车主，但是，她这个年怎么过？200元钱在车主那里不算是多大的钱，而在那个被真正的肇事者坑害了的小女人手里，却是个不小的一笔开销！尤其是被冤枉的开销，她心里能平衡吗？那个谁都不像的车主方的姑娘说她是幸运的，其实也没说错；倘若这次出警的不是于强，能管保是这样的处理结果吗？我也真该为那个“肇事者”庆幸的！但是，我总觉得还没到时候，我想终有一天，我要为全国人民，为我们中华民族庆幸一把的！

       　2011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