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阶级斗争革命资本主义等问题的辩论(二)

关于阶级斗争革命资本主义等问题的辩论　　

最近我和山友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实我们的争论基本属于常态，每每相逢，论及社会，时势，阶级、革命等政治话题，就少不了争论，只是这一场最为激烈。　　

是不是有点奇怪，两个争而不休的人，怎么可以为友呢？其实所谓的 “友”只是我们在山上偶然认识，都有共同的爱好：登山，锻炼身体。也因为共同的爱好，所以每到星期五，他必定来电话约明天上山。我们为“友”的基础也仅此而已。虽然年龄也相仿，但由于出身不同，成长环境不同，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不同，所以，人生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等也大相径庭。　　

首先我们的出身不同。他出身于官家。据他自己说，她父母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父亲曾官至副省级；而我，出身于农家，父亲后来当了工人，母亲一辈子务农。我们成长的环境也不同。他在省城的高干大院长大，接触的都是高干子弟；而我，在农村长大，接触的都是农家子弟。我们的经济基础也不同。他老婆是“公家人”，并且有官阶——省级市法院处级干部，工资、福利等等，月入一万多。他本人借助官界的网络和人脉关系，从机关下海办公司。虽然没见做成什么大买卖，但凭借父母的资源——房产等等，他一天到晚躺着也吃不完。据他自己说，他每月光出租房产的租金收入就三万多。而我呢，老婆下岗后退休，每月一千多的退休金，还不及他老婆的交通补贴。我在公司上班，每月也就两千稍多一点。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像一个富家公子和一个叫花子。　　

上星期我们在下山的路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们这种年龄层次的人有什么好挣的，无非就是对时势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　　

我们谈论到阶级斗争的问题，革命的问题，资本主义的问题。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互不相让。他的观点归纳如下：　　

1、不要以为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其实好多方法可以实现两个阶级的和谐。　　

2、革命从来就不是因为阶级压迫才发生的，而是统治阶级自身的统治无法维持下去才发生革命的。　　

3、无产阶级革命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本身领导的，而是上流社会那些有良知者看不下去，领导无产阶级，才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　　

4、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应该继续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封建势力的复辟。　　

我当然不可能同意他的这些观点，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他的声音大，我比他更大。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不欢而散，各自回家。　　

回到家之后，他仍想继续说服我，通过油箱给我发来两篇文章——他若干年前写的，企图证明他的观点正确。由于要上班讨生活，没太多时间去研读，只粗粗看了一下，所以还没反驳他。不过我给他回了一个评论：帽子光鲜，但戴错了对象。五月份，为了批判《小岗村的故事》，我先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阅读、记录、写作，这回要跟他书面辩论，则需要更多的时间阅读，准备材料。我暂且放下了。我把他发给我的那两篇文章附后，请网友帮忙辩论。

第二篇　　

 正视党的基础，推进党的改革　　

田小邕
　2002年7月5日　　　

　　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中国人民无不为此翘首以待，纷纷寄予厚望，笔者同样如此。
　　中共建党八十一年来，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各种媒体上，一片称颂中共及其领袖们功绩的呼声不绝于耳，笔者觉得有必要冷静地想一想：中共执政的基础是什么？换句话说，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不是人民从中共领导的革命中分享到什么具体的成果？是不是中共对执政后将实行的政策有个具体的承诺？是不是中共在长期的奋斗中建立了崇高的信誉？假如有，这一切现在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想一想，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当前出现的各种腐败等问题的治本之策何在？江总书记指出：“我们早就提出了要防止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情况”，总书记的要求是否得到落实？二是苏共的垮台有些什么应当引以为戒的教训？在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笔者衷心地希望，党内仍然有着大群的冷静思考的领袖们，不受那些狂热的吹鼓手的捧场，而是认真地学习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正确认识这个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冷静地想一想，中共凭什么执政？现在执政的状况怎样？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有些什么愿望和要求？中共执政的基础是否存在着一些问题？怎样解决？正视这些问题，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任务，才能抓住有利的时机，推进党的改革，从而正确地决策和行动，不断取得执政的新成就。
　　笔者认为，一、假如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中共执政的基础就是中共领导的革命及其成果；二、假如从中共赖以执政的社会基础看，中共执政的基础包括了国内基础和国际基础两个方面，国内方面：国内依靠的是哪些社会力量？他们从什么方面对中共的执政给予了哪些支持？国际上依靠的是哪些社会力量？他们是怎样支持了中共？中共对国内外支持的回报是什么？党和政府的信用程度有多高？此外，中共执政已有五十多年，中共有没有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例如干部队伍保障、法律保障、资金保障等方面有些什么制度？三、假如从中共承诺内容涉及的方面看，可以说中共的承诺大致上包括：社会任务方面、阶级诉求方面、意识形态基础（精神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等几个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共有些什么承诺，现在还有些什么意义？四、综合所有的方面，中共的执政，还需要有一个群众感情上是否欢迎，能否接受的感情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一、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一个社会的发展，从时间排序上看，往往有着许多个革命的阶段，而一个连续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上一阶段的革命成果就构成了下一阶段革命的基础。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发展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这种理想的不间断的革命，从各国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总是呈现了一种间断性：上一阶段革命的成果，由于多种原因无法巩固，在下一阶段，就被用新的革命的口号掩盖着的旧势力的复辟所否定和篡夺了，所以，同一个性质的革命，往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重复进行多次，革命的势力与反革命的势力往往要进行多次的反复较量才能最后决定胜负，革命的成果才能得到最终的巩固和发展。真正的革命，其已有的成果应当在得到保持和发展的情况下，发展新的成果，即所谓的更上一层楼；假如有一场革命，其已有成果无法保持和巩固的话，那么，否定原有革命成果的所谓的新的革命其实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旧势力打着革命的旗号的复辟。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旧势力进行全面复辟的情况，即革命成果被全部否定的情况同样很少出现，大多数情况下，复辟是在部分地方和部分社会结构中通过不同形式的旧秩序表现出来的，这实际上说明了，革命的势力往往并不占有全面的、绝对的优势这样一种情况。举例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曾经推翻了国王，虽然英国王室后来复辟了，但是他却不能再次实行政权垄断，而是采取了君主立宪这种国王与议会分享政权的政治结构。再举一个例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路易十八虽然复辟重掌政权，但是他无法推翻拿破仑确立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从而无法阻挡资本主义在法国的继续发展。
　　中国革命同样如此，中共执政之后，旧势力的复辟以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四人帮集团为最猖狂者，此外还有没有旧势力在局部地方和局部社会结构中出现复辟的情况？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果覆盖了全国吗？这些成果全部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吗？中共由于胜利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而建立了自己执政和继续执政的基础，问题是，中共执政之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成果？这些革命的成果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扩大和发展？有哪些部分得到了保持？又有哪些部分无法得到保持而失去了？我们能不能列一个清单加以研究？
　　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覆盖了全国，全都得到了保持和发展，中共只要领导人民进行新的革命和建设就行了，这种想当然的认为，看不到现有的社会矛盾中，有一部分就是旧势力的力图复辟造成的，在某些时候，旧势力的复辟还会得逞！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在许多时候仍要经过拼死的斗争去争取。中共执政不久，刘少奇就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这是新旧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并不完全表现为阶级斗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不完全正确，但也不能说成是完全错误而将其轻率地否定。我们应当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地、科学地分析现实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以笔者的个人看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其革命成果并没有完全得到保持，有些革命的成果被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否定了，这实际上就是旧社会势力的复辟。改革开放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果被用新的名义得到落实和发展，这是当前大好局面的根本原因，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仍然有许多方面，没有真正得到确认，这些仍然无法得到保护和落实的方面，就构成了我们当前继续革命的严峻任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二、从中共执政的社会基础看：
　　（一）、我们现在党和政府的信用状况如何？中共在国内外曾经有过崇高的信誉，可是毛泽东搞反右、反彭德怀等运动，严重破坏了他自己的崇高信用，这是文革后中共遇到信用危机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等一系列案件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就是党内对各级干部没有信用考核制度，国内对党政机关和企业、社会团体没有信用管理和监督的制度，一小撮贪官使大量国内外的投资者上当受骗，众多的重大诈骗案揭示了：依赖党和政府权力大行诈骗者不但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还步步高升，像成克杰、胡长清等人甚至由此飞黄腾达，导致肆意骗取国内外投资者和人民的事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中共的信用基础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假如对此仍然缺乏应有的认识，一旦中共遇到经济困难或其它社会矛盾爆发，必然由于缺乏信用，缺乏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支持而无法维持执政地位。
　　（二）、干部队伍保障：中共曾经有过一支战无不胜的干部队伍，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我们有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可是，这样一套干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前的干部队伍中有多少是骗官来的？整个干部队伍中，忠诚的程度究竟有多高？究竟有多少干部仍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面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谁还敢拍胸口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怎样建立一个干部队伍保障体系？
　　（三）、法律保障：中共建党之后，曾经长期处于不合法的地位，缺乏法律保障，一直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中共执政前二十多年，多少党员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失去生命，被屠杀。可是，取得执政地位五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有通过立法建立保障自己的法律保障体系，例如《政治团体法》之类。为什么对法律保障如此缺乏认识？实在令人费解。这种状况，除了有利于某些人玩弄权术，实行权力垄断之外，有万弊而无一利！文革中，一个“五·一六”通知，全党就陷入了瘫痪状态。无独有偶，苏共在其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命令之下，立即树倒猢狲散，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还能无动于衷？
　　（四）、经济保障：中共的经费从哪里来？有什么保障？虽然当前中共的收支情况没有公开，我们不得而知，可是从各地党的机构不计其数，机关大楼林立，车水马龙，党的官员众多，生活待遇不断提高，收入不断增加，党的各项活动开支巨大来看，党的摊子不断膨胀，经费开支处于迅速增长的状态，仅仅依靠党费收入远远不足以维持党的运作。现在既没有一个党有企业为此提供经费，也没有一个费用公开审查和核算的机制，党的活动经费既无法开源，也无法节流。因此，当前建立一个经济保障体系，用以保障党的经济基础是当务之急。　　

　　三、从中共承诺内容涉及的方面看：
　　（一）、社会任务方面：执政党应当解决的社会问题，即执政党承担的社会任务，这是党在社会中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假如这个原因消失了，党就无法存在了；
　　（二）、阶级诉求方面：执政党的成员和支持者属于哪些社会阶层？党到哪个阶级中寻找力量的来源？党依靠哪些阶级的力量执政？党与这些执政基础阶级的关系究竟怎样？
　　（三）、意识形态基础就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是什么？党内应有怎样的思想意识才能达到团结全党及党外群众的效果？
　　（四）、经济基础就是：党用什么手段，从什么来源解决党的活动和执政所需的经费？
　　（五）、政治基础就是：党执政的政治理由是什么？代表和依靠哪些政治势力？提出代表哪些阶级利益的政治诉求？依靠什么手段实现这些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党的政治权力从哪里来的问题。　　

　　笔者不打算全面地谈论这些问题，只想就笔者认为需要重视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希望人们从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中，明确党的改革的方向：
　　一、对于农民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就是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共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是党在执政前的二十二年中，历经艰苦奋斗极力推行其“土地纲领”。中共执政之后，“土地纲领”被称为“土地私有化”作为资本主义道路被否定了，实际上否定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成果。这是与农民利益抵触最大的问题，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对农民的利益没有提供应有的保护，这是农民对现实最大的不满之处。
　　现在我国面临着新的一轮城市高速发展时期，在城市近郊跑马圈地，借助党政权力以“城市土地国有”的借口掠夺农民的土地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发财的主要手段，这必定会将党和政府推到与广大人民为敌的地位，为党和政府今后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垮台种下祸根，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和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们的高度警惕，必须立即得到有力的制止。
　　二、在农村，大量的水库、水利设施已经年久失修，这些水库和水利设施仍然承担着巨大的供应城市、农村水资源和防灾等作用，这是中共执政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成果，现在面临着被废弃的命运，假如我们对此仍然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必将要受到严重的报应。
　　三、对于外出工作的农民工来说，保障他们的人身财产权利是当务之急，每年死于各种事故的农民工不计其数，他们工作的时候，种种掠夺他们生命的事故等待着他们！每年他们外出和回家的时候，恰是种种盘剥张网捕捉他们的时候！党和政府既然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就应当设法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取缔哪些盘剥他们的各种罗网。
　　四、对于城市的工人们来说，在国企中捧着“铁饭碗”，由党和政府管着工人的生老病死，曾经是中共对他们的主要承诺，这是中共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思想，现在已经无法兑现了，怎样自圆其说？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通过历次的五年计划，我国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有了自己独立的工业化的体系，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成果，随着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和转制，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成果有被彻底葬送的趋势。是否应当保护这些成果？怎样解决这些人的再就业问题？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们多多听取人民的意见，深入研究，通过试点，让人民充分了解和评价，并采取符合人民利益的措施加以解决。
　　当前最重要的是，对于数以亿计国有企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老工人，已经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国有企业，可是现在国有企业却亏损了，无法继续经营了，要破产了，要卖给私营企业主了！他们奋斗终生成果必将被人纂夺，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必将付之东流，他们的权利何在？所谓的公有制，怎样体现工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这个问题假如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中共必将由于失去追随者和经济来源的枯竭而无法维持，社会主义革命必将由于主要成果和重要成果的丧失而被彻底否定。
　　对于那些新工人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得到保障的就业，可是现在就业形势严峻，国有银行中，超过八万亿的存款余额无法投入生产领域，无法变成资本，增加就业，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依笔者看，当前这个问题的核心，仍然是物权问题，就是投资环境问题，怎样保障人们的投资不受非法侵占的问题。
　　五、对于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的政治权利、财产权和经营权得到增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在大跃进之后一度被否定，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成果得到再次实现，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最重要原因，现在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财产权即劳动所得能否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问题，假如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但中共会面临着失去他们支持的危险，而且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将财产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从而减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六、对于城市大多数的居民来说，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成果表现在他们的得到的居住环境方面：五十年代进城的居民建造的木屋，六十年代在政府扶持下改成为砖屋，七、八十年代的福利房，九十年代的房改房，等等。可是，这一切面临着房地产开发的掠夺和城市改造的拆迁，他们所得到的革命成果即将不保。中共还有没有必要保护他们的成果？中共的执政地位还有没有必要取得他们的支持？
　　七、中国当前存在着一个依靠掠夺人民财产和自然资源发家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特点是与党政官员互相勾结，目前又出现了与国外垄断资本勾结的趋势，实际上它们是依靠篡夺中共领导的革命成果发家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革命的成果，是中共遇到的新问题，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是决定中共执政寿命长短的关键。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而奋斗，终于取得执政地位，可是现在某些党政官员，例如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以及广西南丹的党政官员等人，却是利用党权和政权，掠夺人民的人身财产以发财，可见，某些地方的党政机构已经变质，为了保持党和政府不变质，应当制定一个《政治团体组织法》和《政府机构组织法》，彻底解散和改组这些党政大权已经变质的党政组织，不能只是撤换几个官员了事。
　　八、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中共的承诺是科学、自由和民主，可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中共将几十万知识分子打下了地狱，彻底否定了自己的承诺，从此，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变成一潭死水，人们一度寄望的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没有再现。
　　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已经表明，精神领域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在这个领域采取专制主义，不但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使自己处于弱不经风的境地；相反，开放这个市场，不但可以取得丰厚的利润回报，而且可以增强对国内乃至国际的影响。当前，我党应当尽快开放思想理论领域，占领有利的市场地位，否则只会处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下风，长期以往，西方和平演变必定彻底冲破我们的堤防。
　　以法轮功的一系列案例看，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不但充斥着敌对的势力，而且我党除了向人民开放这些领域之外，并没有任何有效办法加以应对，这是当前中共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必须正视的问题。
　　九、毛泽东时代，中共实行了一条在工人农民中建立中共党的基层组织，培养和选拔工农干部的组织路线，这是中共的组织基础。1980年以来，中共否定了这条路线，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和溃散状态的究竟有多少？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健全的党组织究竟有多少？党的干部实行从有大中专毕业文凭的学生中培养和选拔干部的路线，这是造成当前党和政府的干部面对各种侵蚀毫无抵抗能力的基本原因，毛泽东曾经再三说过：三门干部不能掌权，一旦掌权就会失去政权！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早已一再证明的事实！
　　从道德的角度看，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干部路线，实际上是选拔了大量具有自立人格的干部，他们各自为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充分发挥了人民的力量，使中共战胜敌人，取得执政地位；可是在中共执政之后，毛泽东对这些具有自立人格的干部深痛恶绝，开始重用像林彪、四人帮一类充满了依赖性人格的干部；数十万像右派、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立人格的干部，都在各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直至被整死。现在党内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与党的干部路线对此缺乏认识有关：笔者认为，所有已经腐败和即将腐败的党政官员，都是缺乏自立人格、充满了依赖性人格的人，他们之所以要腐败，就是企图从掠夺和侵占社会财富中取得依赖性的生活方式；所以，彻底淘汰党的各级机构中那些具有依赖性人格的人，从社会生产领域中选拔大量具有自立人格的干部，是党得以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腐败现象，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个路线，党就要出现问题，甚至走向失败。
　　从苏共的历史看，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共开始实行重文凭和排斥工农的组织路线，到1991年，不过短短三十八年即垮台！1980年开始，我们拿来苏共的这一套，现在其弊病已经暴露，党内的腐败现象之严重是建党以来前所未有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必须立即改弦易辙。
　　当前在党的组织路线方面，我们应当落实江总书记的“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建立道德审查制度，大量选拔任用具有自立人格的干部，而不能再搞“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套，党内民主的制度只有在具有自立人格的干部主导下，才能顺利建立和维持。所谓“以德治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党政官员的自立和自律的问题。毛泽东所说的三门干部不能掌权，就是针对三门干部严重缺乏自立性和自律性而言的。
　　十、中共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党的经费来源于何处？中共建党初期即已创办党有企业，但是，现在我们用一个“国有企业”将党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全部包括了，党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没有区别开来，党的经费与政府的经费没有区别对待。从苏联的教训看，苏共的党有财产在执政时候没有及时界定，一但失势，立即被人瓜分一空，几十年党的经济积累荡然无存，造成自己极为被动，中共对此应当引以为戒。
　　十一、斯大林在苏联宪法中规定，工业企业实行全体苏联人民的共同所有制，称之为“全民所有制”，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根本没有现实的法律可以加以有效的保护，作为所有者的全体人民根本无法行使其对企业的所有权，我国同样如此。所以，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政府官员任期所有制，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政府官员任期所占有的企业，就如林彪所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现在某些各级党政官员就想在他们有限的任期中，用尽手中的权力尽量从国有企业中多捞一把，这是国有企业没有办法办好的症结所在。要想办好国有企业，巩固党和政府的经济来源，巩固党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操控手段，应当首先从确定国有企业的物权入手，只有明确了物权，才能实现对国有企业的有效保护和管理。
　　十二、当前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公有制”究竟是什么？“国有”是不是现任官员所有？“国有”与“政府所有”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明确，贪官污吏就无“法”可除！现在某些人认为：“一旦当官，就有权用‘国有’名义占有一切资源和财富，当官就要利用一切机会，将‘国有’转为私有，从而暴发致富”，这是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成果受到严重的侵蚀，是当前某些党政官员与人民利益对立、以及社会弊病和社会矛盾的焦点，是贪官污吏无“法”根除的真正原因，不明确这个问题，抓贪官只能缓和矛盾，无“法”真正解决社会矛盾。
　　现行的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究竟怎样才属于人民？人民怎样行使其对企业的所有权？国有土地等国有资源和财产怎样才能掌握在人民手中不受贪官污吏的侵占？不要空话骗人，而要有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方案，然后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起来，才是真正的“公有制”。
　　十三、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局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但是，现在仍有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需要党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是制定一个《公民权益法》，以保障人民的人身权利；二是制定一个《物权法》，用以规范人们对社会财富追求的行为，没有这个法，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都无“法”规范，人们的民事纠纷无“法”协调，生产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社会的发展就受到阻碍。
　　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执政的时间只有短短十来年，他却能够确立了民法、刑法和商法，即所谓的拿破仑法典，保证了法国人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证了法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他在世界上的不朽地位。十月革命成功七十多年，苏共就是无法确立类似的法律。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中共以法为师，而不要以俄为师。
　　十四、当前中国的改革，应当集中到“政府改革”的方面来。笔者认为，当前的政府改革，应当明确的是：一是确定政府的目标，我们的政府究竟是干什么的、怎样干才能令人满意？二是界定政府的权力，哪些事政府应当管，有权管？哪些事政府不应管？三是明确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管的事，有权管的事，相应地政府应当承担些什么责任？什么情况下政府要被追究责任？四是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规范，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十五、江总书记多次说过，“党要管党”，“要从严治党”，可是某些地方的党组织的领导者，就是要用党权干预企业的经营权，并由此卖权营私，中饱私囊。笔者认为，这与党的失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工作方面，党权要干预经营权，党组织要干预企业，党的领导要与政府和企业领导争权。除了党有企业之外，党不应管任何企业，同样不应干预政府的行政权，党的负责人无权干预任何企业的经营活动，这才是根除当前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的治本之策。
　　依笔者看，中共是一个政治团体，其工作的重点始终应当保持在政治领域，过去中共取得执政地位，依靠的是领导人民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今后保持执政地位，同样只能依靠领导人民保卫政治革命的成果，并且扩大这些革命的成果来取得。当前最危险的是：当群众拼死保卫自己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时，某些党政领导却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依靠出卖他们的成果发财，例如沈阳的刘涌案中，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所作所为。虽然沈阳的这些贪官已被绳之以法，但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党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必须及时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十六、《黄帝内经》中指出：急症治标，缓症治本。当前中国虽然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但是当前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基本健康，不处于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和外敌入侵状态，当前并不存在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当前反腐败，宜采取缓症治本之策，即从解决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方面入手，假如满足于抓几个大案以平民愤，甚至制造轰动效应，都是治标，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和社会深层次矛盾。
　　十七、建党以来，党的组织结构，党的干部组成，党的意识形态，党的工作重点等等方面，都进行过多次的改革，党在每一个革命阶段取得的成果，都是与这些改革相关。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组织曾经是相当分散的，各地组织有着多方面的不同。中共执政之后，经过极大的努力，将全国各级党组织的各个方面都基本统一了起来。但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地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个大一统的党组织的改革，也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之上了。
　　笔者建议，在全国若干个地方，建立党组织改革的试点，公开进行党组织的改革试验，及时地公开讨论这些改革的得失，并且及时地公开推广这些改革经验，以此推进全党的改革逐步深入，以求党的领导完全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从三岁当皇帝的溥仪、四岁当皇帝的载湉，苏共党内最年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年轻化不能使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政府和统治集团苟延残喘，我们不应寄希望于党的高级干部的年轻化，而应当寄希望于及时进行了党的改革，以及党的改革得到顺利地推进，得以承担历史所赋予党的责任。改革的指导思想当然就是江总书记所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至于在哪些地方建立党的改革的试点，进行一些什么内容的改革，任命谁去进行领导工作，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在十六大上得到解决。
　　十八、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人权和物权方面，其实质就是：人民要保卫自己得到的革命和劳动成果，而特殊利益集团则要掠夺这些成果，人民希望通过依法治国，以法律的形式，将自己历经一百多年艰苦奋斗得到的成果落实下来，放在国家机器的有效保护之下。可是我们的立法和执法机关对此却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中共执政五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作为议事日程的首要课题，至今尚未确立《公民权利法》和《物权法》，老一辈的中共党员们，包括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中共对此将采取什么对策？十六大上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十九、老一代的中共干部现已所剩无几了，他们做过的许许多多的事，人们也许记不清了。但是，他们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对他们的感情，却是我们必须比较一下的：五十年代，假如有个中共干部死了，群众无不悲伤；假如有个中共干部受处分了，群众无不惋惜；六十年代，老干部挨整了，群众无不同情！现在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究竟如何？有干部坐牢了，被枪毙了，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有谁还会惋惜？有谁还会同情？中共在群众中的感情基础尚存几何？几十年来，群众对党政干部的感情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可喜还是可悲？正确的对策应当如何？　　

 前些年从媒体上看到，江总书记在广东对接待他的人们说，有时他夜里醒来，还想着怎样才能将党建设好的问题。假如我们深思一下党的执政基础及其存在的众多问题，怎样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恐怕也会有夜不能寐之感。毛泽东说的“稳坐钓鱼船”是有点盲目乐观，所以他执政十七年来错误不断；江总书记如履薄冰般的谨慎，恰是他主持中央工作这十多年来中国一直稳健发展的原因。怎样为总书记分忧？怎样齐心协力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中共中央有识之士以及全国各界志士仁人都来关心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