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吗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吗

　　文革前，人民被告知，中国人民生活在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之下，“这是一个黄金般璀灿水晶般透明的时代”——我记得中学课本里就是这么描绘这个时期的。在很多人看来，文革完全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大脑壳里臆想出来的。红卫兵全部都像孙猴子一样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其实历史哪有这么简单呢。建国后的经济发展，虽然造成了高薪阶层，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阶级源头。但同时也毫不例外地造成了高薪阶层的对立面--人民的不平和愤怒。人民群众虽然对上层斗争未必清楚，但自己的切身体验却使他们感到毛泽东是对的。

　　徐友渔回忆自己上山下乡的经历时说：我们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虽然两年多的运动使人对原有的政治信念产生动摇和怀疑，但有些东西仍然是根深蒂固地保留在脑子中，比如“新旧社会两重天”，“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这一类宣传。到农村后，这些神话迅速地破灭了。同学们怀着惊奇的心情，纷纷交换他们的所见所闻。

　　曹为平回忆说：“现在许多人都在大说文化革命如何如何地对毛主席搞个人崇拜。其实如果要说个人崇拜，文化革命以前才严重得多呢！那个时候，全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萨，党组织的每一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被当成了大家必须崇拜的对象。每一个党员都被看得很神圣。一个最经常见的事实是，几乎任何时候有了任何成绩，都归功于最直接的党组织的领导。……认真推究文化革命造神实在不但出于大多数群众的感情，我们中国在当时也的确必须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则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许多平时道貌岸然的人物到了那个时候都在毛泽东思想的检验下原形毕露了。有的人其实也不过是很一般的人物，甚至是很卑劣的人物，却要做出一付高贵的姿态来，有的人实在是一些伪君子。”

　　青年学生任毅来到农村参加了社教运动。“这就使我察觉到了整党和纯洁党的队伍的问题。我们看到腐败，命令主义，高压手段……我们看到群众是怎样容忍那些党内的坏干部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开始产生疑问…”任毅理解了毛为什么考试“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及整党的问题。（韩素音《再生凤凰》）

　　现实生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比比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因。

　　与苏联相类，文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在政治上，宣扬刘少奇的《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那时候的一个普通工人，工厂里的班组长有权剥夺他的自由和经济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把他捉将官里去。其他地方无不如此，支书，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到了1966年初，则变成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刘少奇代表的方针，则更多地重视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路线的标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内容模仿苏联“马钢宪法”即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制订的《工业管理六十条》，以及1964年前后拟建立的“托拉斯”工业组织。毛泽东则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1958年鞍钢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种标本。

　　在文革前，人们被告知，党是绝对正确的，但人们看到有些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却在玷污着党。人们从经验中直觉到什么地方有问题，有毛病，但有些领导人以自己的权威，以自己的宣传机器让人们相信，错误不在现实生活中，而在人们自己的头脑中。对现实的批评、怀疑，甚至哪怕是信心不足，都是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在作怪，应该改变的只是自己的思想认识。人们多年来一直以党的权威和革命理论来抗拒生活经验，甚至抗拒自己的亲身遭遇。在毛泽东的教育下，这一层纸一下就给捅破了。原来事情如此！其实事情早就如此！思想上的枷锁一旦去掉，人们的良知、价值标准和经验事实马上一致起来。那些自我反省，那些自我怀疑和否定，通通都是受骗的结果。人民要真正做人，这既是发自内心的要求，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代表的真理。在当时，毛的革命路线恰恰被归结为这样一句话：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4年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①（①毛泽东在陈正人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５日。）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①（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但是，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主张。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事先已感觉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像以前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许多同志虽然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发表了一通讲话，但是对于文件中这样一些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结果，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谐。”（《我与毛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３８、３９页。）

　　毛对党内大多数人的不清醒，是有充分估计的。所以在他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特别写明“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xx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是他在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里面有许多话十分值得注意：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给江青的信，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

　　文革第二年，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①（①《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版，第６９３-６９６页。）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1970年12月18日　，斯诺问毛：“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就反对。”斯诺在文章中这样记述：“（文革）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到了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文革仅仅是毛与刘的个人权力之争。一个外国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胜过我们的许多国人吗？

　201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