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论科学治国与哲学治国

论科学治国与哲学治国

路漫漫

    有网友认为，哲学是纲，科学是目。应该说代表了一般人的普遍看法。事实上，哲学与科学完全是不同的范畴。在本文中路漫漫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要指出，哲学治国是讲求辩证的、充满个性化的、随机应变的策略，科学治国是追求规范统一的、易操作的策略。如果要举例，可以说毛泽东倾向哲学治国，邓小平追求科学治国。
    哲学治国与科学治国孰优孰劣？答案是各有优劣。路漫漫认为，哲学治国容易出现局部问题和混乱，而科学治国一般而言比较平静有序，但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出现大乱。有人会问，大跃进搞得出现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搞得十年内乱，哲学治国问题还不够严重？其实当时的问题完全在掌控范围内，出现的伤口容易平复。但科学治国由于缺乏纠偏机制，问题越来越严重，有可能出现人亡政息，国裂族灭的悲惨命运。
    也可能有的网友会“揭露真相”说，哲学治国不就是人治，科学治国不就是法治吗？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准确地说，人治、法治比哲学治国、科学治国要低一格（或者说是策略与操作的关系）。若失去哲学指导，人治就充满了盲目性；法治若缺乏科学规范，容易陷入被操控局面。
    古希腊雅典城邦以民主制代替人治，而纯以法治治国，不过200多年，就灭亡消失，文明中断。而古罗马则改民主为人治，文明延续了千年，而且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人治或者说专制常常被人诟病，路漫漫认为，根本原因其实在于缺乏哲学指导，或者说执政者缺乏哲学水平。
    哲学实在高深，要求一个执政者拥有哲学水平，往往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机制，使战略学家能够参与介入到国策设计中来。我们常常讲“专家治国”，实际就是科学治国，这是有着极大的弊端的。专家可以指导部门，而对国家重大战略，特别是可能导致国家社会重大转折的事件因素，应由战略学者从哲学高度加以预警指导，是为哲学治国。
当然，哲学治国也不是要抛弃科学治国。科学治国规范有序，容易操作，容易推广。打个比喻说，哲学治国是发明，而科学治国应是生产。两者结合，才可以达到最佳效益。
    哲学治国应如何操作呢？

    路漫漫认为，哲学的重要特点首先是怀疑和批判。任何重大战略决策，都需要事先经过哲学通家和反对者的质疑批判。而国策设计者必须从各个层面论证新国策优大于劣，利大于弊，或者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凡不能论证到利明显大于弊者，新国策不可付诸试验。在新的国策试验过程中，仍然需要哲学通家和反对者的质疑，同时接受公众的评判。（建立相应的评判机制。）在回应了质疑和公众评判之后，即可以进入科学化、规范化阶段，进入科学治国的环节。
    路漫漫认为，在国家战略层面，哲学应称为“折学”，即转折之学。面对可能导致国家/社会重大转折的事件因素，必须有专人加以研究预警。我们不是有专门的防灾减灾委员会，以及相应的专家集团，研究如何应对灾害问题吗？那么，面对国家重大命运前途，为何不可以也建立一个“防灾减灾委员会”，或者说战略预警委员会呢？
    毛泽东当年曾经成功地预警到中国的腐败问题。如果当时能够建立一套机制，由一些专家探讨研究如何应对腐败问题，参考国外经验，进行试点，逐步深入探索，该有多好。可惜当年没有这样的机制。换言之，只有毛泽东的哲学，而没有专家的科学，导致了文革这样的悲剧。
其实邓小平也曾预警过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但虽然有专家治国机制，却从来没有建立过把重大预警问题提交到专家委员会去讨论的机制。加之邓的年事已高，两极分化问题于是被完全搁置起来，无人理睬，同样导致了巨大的悲剧。
     应该参考德国的“五贤人委员会”制，建立一个“国家战略预警委员会”，由战略性专家专门探讨长远重大的转折性问题，做报忧不报喜的战略“乌鸦”。战略委员会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提出若干建议。但更为具体的细节以及操作办法，可以让更多的专家去建议、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