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文革

追忆文革　　

              陆渭文       　　

    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已有40多个春秋。已成为历史，这是共和国不可跳跃的历史，国内外各界人士至今仍在研究这段历史。由于人们的各自立场不同，对这段历史产生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对文革的研究与争论致使许多没有亲身经历文革的年轻一代很想比较清楚的文革的真相，提出了“文革是怎么一会事？”的问题。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文革的幸存者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尽可能将真实的文革事实告知年轻一代，让他们能够站在“文革”之后的高度去研究文革这段历史，认真的总结这段历史中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指导我们中国今后历史的发展。　　

    何谓“文革”？　　

    “文革”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的二个阶级二条道路，二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也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思想大革命。在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已经消灭了农村的地主阶级，在56年“对私改造”之后，在城市取消资产阶级，因此在形式上文革前已经不再存在资产阶级这个阶层，那么所谓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当权派，也就是以后称之谓“走资派”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使我们共和国坚持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当家作主的性质。而党内“走资派”却迷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这就是国家的发展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则分歧和斗争。二条路线的斗争在文革中表现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及官僚阶层，简言之是矛头向上。而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在文革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要革命的学生与其他工、农、兵群众，简言之是矛头向下。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最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在历史的当时，可以说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十多岁的青少年都投入了这场大革命（除少数地富，反，坏，右，资的人没有权利参加斗争的组织，不等于他们没有思想倾向）除下所谓不参加运动及为少数的“逍遥派”。文革的意义非但是使全国人民接受了一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时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青年效学中国的文革，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这就是中国文革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的国内、国际意义。人民经过了这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觉悟，就能自觉地抵制似苏联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的后果。　　

资反路线培育了庞大的“保守派”。                                                                                         　　

资反路线压出了“造反派”。　　

“保守派”的初期，从66年3-4月份到66年8月份阶段，是在各级党委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学校由那些净“红五类”的学生在校党委的指导下，开始批“三家村”“四家店”，以后又在党委指导下，批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材料由校党委和工作组提供）以后“左倾”的学生发展到批斗，挨打教师甚至发展迫害教师致死的行为。“破四旧”抄家等等。工厂单位亦是在党委领导对在工厂内以前的资本家抄家。金银珠宝，玉器等贵重物品尽数抄没。对地富反坏右挂牌游街，颈上挂着褂子，每天要站立在工厂门口示众。所谓文革的罪恶，都发生在这一阶段。这批最先搞文革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从本质上来讲，应该说都是共产党的基层骨干，是各级党委的亲信，是听党话，跟党走忠诚信徒，他们有自己出身好的优越感，在他们的心目中各级党委领导是代表了党的光辉形象，所以谁反对党委书记，谁就是反党的“反革命”，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他们根据党的指示“文革”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他们吸取了“反右”斗争的经验，紧跟党，对敢于造党委反的群体视作“右派”翻天是反革命。所以他们以后对造反派下手毫不留情，积极参于血腥镇压。在国内某些地区出现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四类分子”和造反派。这个庞大的“保守派”群体一方面有他们自身内因，造成思想保守。另一方面，一开始就是由执行资反路线的党、政扶持，是个官办组织，所以一时间显示了他们威风不可一世。但从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一“保守派”群体，虽然他们在客观上起了干扰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用。犯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但也应该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他们是由于年轻幼稚，一心要革命，要保卫共产党的利益，所以才犯下的错误，说到底他们不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资反路线逼出造反派的过程，我们不妨摘二段以后称谓造反派“红卫兵”的回忆录来说清这个问题。　　

  一、原无锡市第一中学学生王协昌（文革后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回忆录：　　

    “1966年7月锡城的天气，显得那样的闷热，太阳象一团火球，悬挂在高高的天幕上，叫人感到到处是滚滚的热浪，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院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烧，前一阶级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指引下进行的。工作组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材料点XX老师，XX职工是“叛徒”（汪澄曾参加过抗日军政大学）“坏分子”孙希民（原是清华大学优等生，据说有生活问题）“右派”张其栋等由革命师生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声讨批判。这就是所谓遵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办事。“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而年轻的学生们对于这个“党的指示”逐渐地清醒过来。产生了怀疑。因为从最近阶段以来，代表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文章精神与“党的指示”有明显的差异，指导文章一再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党支部工作组致所以抛出那些所谓“叛徒”“右派”“坏分子”等等这无非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有思想，有感情的青年学生们意识了这一点，就终于摆脱了党支部，工作组原先设计的轨道开始了叛逆行动。 　　

　　7月2日，由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等一大批在校学生中的优秀生，上百名学生，联名贴出了《张其栋是位好老师》的大字报，这张与工作组唱反调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轰动全校，由此引起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成员的震怒。 　　

　 7月3日，工作组组长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这张大字报中起重要作用的学生去谈话，工作组组长先是铁青着脸，对王同学一顿训斥。最后开导地说：“今天我看你年纪轻，好多事情还不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先让'右派’分子跳出来，暴露、暴露，然后一网打尽，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报称你为革命小将，你对得起党吗？我今天就是代表党找你谈的，希望你悬崖勒马……。”王同学受到了工作组的训斥，倔强的性格，坚定的意志，并没有退缩。退出工作组办公室门后，便将工作组的训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同学们。 　　

　 7月4日，由该校学生陈友根（以后是该校红卫兵头头之一）贴出《告全校革命师生书》呼吁革命师生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还责令学校党支部立即向全校师生传达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即64年春节，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7日，校园内似翻了热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出现了万炮齐轰校领导和工作组第一次出现了三百名学生的联名大字报，这使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7月8日，当这位姓王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笔构思新大字报的内容，刚提笔写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十一个字，工作组组长带了5.6名工作组成员闯进了教室，一把抢去了王同学手中笔，桌上纸，凶狠狠地把他带进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工作组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你向党进攻，反党支部，成了大胆妄为的反革命。现在我宣布，撤消你团支部书记职务，隔离审查，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　　

   8月1日，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　　

　 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0日，毛主席会见首都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中共中央在8月党的会议上，作出了重大决策，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从根本上扭转了“文革”走上邪路的倾向，给了革命小将的强大的精神武器。这个无锡市一中的王同学等自然地从“反革命”的帽子下挣脱出来，对文革五十天中所受的委屈，以百倍的仇恨发出了他们继续战斗的“宣言书”。”　　

  二、原无锡市造反派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匡建中的回忆录札记：　　

    匡建中出身于干部家庭。文革开始时，正是无锡市第二中学高二班学生，是高二班的班长，市二中校学生会副主席，共青团市二中委员会军体委员。　　

    二中的文革是在1966年4月底5月初开始的，正好期中考试之后。当时校党支部通过校行政、校团委、校学生会动员全校师生跟着报纸批判报上点出的文章和相关人士，还提出各班之间展开写大字报的竞赛。……随着大批判的进行校党支部又提出不仅要批判报纸上点出的文章相关人士，还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开展大批判。这时候，一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就成了批判对象。与此同时，市里又派了文化革命工作组到二中，与校党支部一起领导运动。　　

    由于校方一直没有说高考何时进行，也没有宣布期末考试要不要搞，工作组进校后仍说要搞大批判……，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进行大批判，但又不知怎么搞，一时间比较迷茫。　　

    这时北京传来了新消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国务院接待站负责人许克敏同志的谈话纪要”，特别是其中提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当时报纸上还没有这样提，但是如果与党中央在文革前进行的反修宣传相对比，我感到是十分吻合：苏联出了特权阶层，出了修正主义，苏联人民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现在开展文化革命、开展大批判，不就是为了反修防修吗？我在家里父亲的学习材料中找到了“四清运动”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该文件中也说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我感到国务院接待站负责人许克敏同志的讲话体现了中央指导文化革命的新精神。　　

　 在1966年7月3日或4日，一些同学就把这条消息用大字报抄写后贴了出来。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在全校引起了争论，打破了当时校园内比较沉闷的气氛。　　

    到了7月15日左右，突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国务院接待站负责任许克敏同志的谈话纪要”是捏造的，是大毒草。赞成这个谈话纪要的师生，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被坏人利用了，要抓背后的黑手。从此以后，我和其他一些比较激烈地赞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学，成了工作组和校党支部组织批判的对象，其中有几个被认为认识水平已经提高的同学，被允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并宣布为团结对象，而我和有些同学则被晾在一边，等待运动后期处理。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次政治打击。　　

    7月20日~30日左右，北京传来的消息：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也发表了。这些正式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我和其他一些有着相同命运的同学算是从理论上获得了解放。我们就继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活动。 　　

    以上二列学生造反派的回忆扎录，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怀着一腔真诚的心态响应毛主席号召，为反修防修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正所谓“革命无罪罪何来？造反有理理应该。”　　

    那么工人怎么会起来造反的呢？　　

    先说无锡市第一个造反派头头的经历。原名曹桂宝，笔名卜岩，文革时不过是一个25岁左右的小青年，是拱北楼面点的小职工，因为他所在单位是在市中心，是当时全市大字报的集中地。　　

    66年9月2日，无锡抗大一机校学生造反造到市委（称9.2事件）　　

    9月3日市委组织全是工人对市委进行“慰问”（9.3大慰问）工人上街的声势，一天之间将刚刚掀起的学生运动打入“低谷”。在这个时候，卜岩处出于支持公道（打抱不平），写了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立即轰动全市，从此每天晚上在卜岩工作单位门口进行大辩论，人山人海直至深夜。卜岩受到了围攻，激烈的大辩论进行到9月下旬。到9月底，卜岩与相同观点的人群81人（有工人、学生）组成了“星火战斗队”步行上北京，向中央反应情况，在京期间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与鼓励，在天安门前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10月上旬回到无锡，就组建“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卜岩的一张大字报就成了无锡工人运动掀起的转折点。　　

    笔者本身为何要造反？笔者文革前是无锡铸造一厂的一个普通工人，58年进厂后，任车间团支部书记，厂团委委员，是“无锡日报”通讯员。工余时间搞搞业余宣传工作。“四清”运动的“四清”工作组叫笔者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帮厂党委“洗澡”。于是笔者就将厂工会主席的老婆向本厂职工放高利贷，数年转转利上滚利，使这位职工要卧轨自杀。新调进厂的保卫科长，对本厂女职工有强奸未遂的劣迹，揭发了出来。厂内干部“洗澡”结束，官复原位。即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大约66年5-6月份，社会上开始破四旧，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四家店”的当时，厂内就将本人在写“忆苦思甜”的文字中，用错了一个字（以后发现立即纠正）作为突破口，作为全厂的批判对象，全厂一千多职工，共贴了我60多个大字报专栏。批评本人的“黑诗”“黑话”“黑文”。作为一个工人的倔强性格，当时忍住了，等到《十六条》颁布，明确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旨，满腔怒火，奋起反击，起来“造反”了，以后历史的发展逐步将笔者推到了无锡市造反派组织的核心负责人之一。学生造反，工人造反，归结起来，是被资反路线“逼上梁山”。　　

    “文革”的四个会合。　　

    1966年8月份之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文革。破四旧，抄家，“地、富、反、坏、右、资”及某些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遭劫，倒了大霉。简言之，斗争的矛头向下。　　

    66年8月以后，学生造反，工人造反，即着革与保之间展开了斗争的第一个回合。造反派的观点坚持与党内走资派做斗争，（实际上当时所谓走资派并不十分明确）只是揭露各级党政内部存在的阴暗面。而保守派的观点谁反对党委谁就是反革命。“革与保”分为二大派，上海是“工总司”与赤卫队，南京当时并不明确，以后分化为“好派”与“屁派”，镇江是“三代会”与“联指”，常州是“主力军”与“联指”，无锡是“主力军”（六派）与“工联”（九派），苏州是“踢派”与“支派”。　　

    形势发展到67年1月初，由于造反派得到中央的支持，各地的党政机关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官办的保守派失去了后台，于是上海“赤卫队”联合无锡的“工联”等群众造成声势浩大的“赴京告状”，结果由于受到苏南各地造反派的阻击，中央一个不支持保守派的表态，从上海至苏南各地的保守派彻底瓦解。成了造反派一统的天下。劳动大众正似国际歌中所唱：“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使现代人所难于理解的事：既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吗？其实工厂是在正常生产，人民还是安居乐业，不缺水，不停电，物价稳定，更没偷盗枪击。　　

    第一个回合，造反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上海发起“一月革命”，对各级党政机关全面夺权。而无锡造反派认为无锡市委走资派不明确，因此只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支持市委及市政府的干部进行正常工作。（以后被定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的5·16反革命罪行）　　

    第二个回合：　　

    67年1月下旬，中央发出“三支二军”的指令，由解放军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由解放军出面支左，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是可能由于中央某些老同志，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支持，于是上层出现了大闹“怀仁堂”，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及权力，在全国镇压造反派（所谓“二月逆流”），最典型的例子，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开枪屠杀造反派”致使数百人伤亡的惨局。　　

    全国各地取缔造反组织，逮捕造反派头头，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于67年二月二十七日被宣布反动组织而取缔，逮捕头头三人。　　

    在第二个四合中，以造反派被镇压而告终。　　

    第三个回合：　　

在67年3月-4月造反派处于地下活动。　　

在上层由于毛主席对“二月逆流”的抵制和批判，宣布青海赵永夫为反革命，造反派由于得到了中央政策上的支持和自身力量的斗争，时针5月-6月之间，各地造反派组织得于平反，被逮捕人员逐步释放。　　

国内反文革势力，在毛主席面前，他们无能为力，于是变换手法，重新组建保守派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无锡利用二、三个原造反派人员，收集“工联”等保守派旧部，建立了“九、二革命串联会”（九、二）与造反派势力相抗衡。造反派组织平反后，造反派重振军威，保守派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　　

在枪杆镇压造反派被挫败之后，反文革势力就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法，企图利用保守派的群众用武力消灭造反派。于是在全国几乎是同一时间66年6月-7月爆发了“大武斗”。保守派先用棍棒，后用长矛等冷兵器，向造反派打来（以后发展到动枪动炮），造反派为生存，奋起反抗。　　

苏南地区，先从无锡开始，6月20日，“九、二”组织主动发起进攻，“6.20”事件从这天开始，全市许多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无锡武斗连续到7月2日，无锡造反派被逼出本地撤往南京，上海等地，无锡保守派的“胜利成果”继续向外发展。7月中旬常州主力军被打撤往南京等地，继续向苏州发展，苏州“踢、支”二派大武斗开始。南京开始“好”“屁”二派冲突。　　

在这第三个回合中，保守派有政治经济上的强大支持，造反派处于劣势地位。　　

第四个回合：　　

计算时间应该是从67年底68年初开始，全国大部分地区在保守派占优势的形势进行了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与保守势力有斗争，但实际上造反派是处于被清剿的处境。但是保守势力利用了他们权力上的势力，在二面旗帜没有“倒旗”之前，仍然用棍棒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打、抓“造反派”继而利用权力，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合法旗号，大搞扩大化，对造反派抓、打、关押。直至70年深挖“5.16”反革命集团，对原造反派成员，无论是头头还是群众包括已经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实行了全面的、彻底的清算与镇压，全国的“5.16”分子有1千多万，江苏省受“5.16”牵连的有60多万，在深挖中，对“5.16”分子非但关押，而且用尽了酷刑，正是血肉横飞，冤狱遍地。（许多人多要关押2——3年）许多“5.16”分子被逼投河，跳楼等自杀身亡；无锡在这次运动中后据官方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为70多人（其中包括笔者的妻子），伤、残者无数，直到71年林彪“9.13”事件之后，“5.16”分子才逐步平反释放。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某些执行错误路线的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清算，造反派才松了一口气。　　

文化大革命的总旨是为了反修、防修，由于当时党内许多老同志对毛主席的一番苦心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甚至拼死相抗，结果使运动发展完全违背了《十六》的决定原则，使运动发生了曲折及走了一定的邪路。造反派经历了：镇压，--反抗，再镇压，--再反抗的苦难经历。　　

“文革”是十年浩劫。　　

“十年浩劫”的提法，是文革后的反文革派及那些反动精英们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主席的一个“理论根据”。　　

这里笔者想提出一个问题，是谁遭受了“浩劫”？是谁制造了“浩劫”。顾名思义“劫”谓“劫难”，加上“浩”，谓特大的“劫难”。以往所指“浩劫”从来就没有人做过详细的解释，无非就是指责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罪恶。今天可以较为详细地实事求是的剖析这一“浩劫”的过程。　　

“文革”的“破四旧”造成了对民族文化的大破坏。　　

“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文革”对众多为共和国立下功劳的老干部的冲击，冲击的程度：国家主席刘少奇含冤去世，许多干部威风扫地，甚至进入冤狱。　　

吃尽了苦的人们，自然要对文革产生咬牙切齿地愤恨，咒骂文化是处于自然地本能。但是必须分清“文革”初期的一切行为，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内容也不是毛主席领导下发生的罪恶，应该说是资反路线造成的恶果。造反派起来之后对老干部的冲击有错误的地方，但如果没有文革初期对许多要革命的学生，人民群众打压，定为内定“右派”反革命等政治迫害，就不一定会造成以后的“疯狂”，就不一定会出现聂元梓，蒯大夫这类人物。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了仇恨谁就遭殃。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与小老百姓，从人权角度是平等的话，真正遭受“浩劫”的应该是众多要革命的人们，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以大事来讲，光就全国深挖“5.16反革命”使多少家庭家破人亡，某些地区对造反派与“四类分子”大屠杀的惨剧，这笔帐怎么算？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武斗”死了多少。无辜群众，从遭难的人数及遭难的惨烈程度，不知比老干部所受的苦难要多多少倍。可以说造反群体遭受了“浩劫”，最有发言权。更有甚者，“文革”后，老干部“官复原职”，地、富摘帽，“右派”平反(许多纠徧也是应该的)，而当年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的造反派，至今仍视作比当年的“地富反坏右”还要“地富反坏右”。对历史上的敌人可以宽恕，对心向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造反群众却不轻饶。至今在全国仍有许多当年的造反群众因为文革经过长期关押后还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申诉、上访，回答美其名谓“历史问题，不再处理”。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吗？　　

心平气和一点，还是按照毛主席文革后期的说法，要有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毛主席当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在当时人们对毛主席科学论断，只是从理论上的接受，经过老人家去世的40多年的社会实践，人们回忆历史，进一步从感性上理解毛主席的科学预见，更深刻地认识了文革的重要性。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什么错误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　　

改革开放千好万好，化公为私就是一个根本上的路线错误。广大劳动人民重新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受剥削、受压迫。读书读不起可以不读，住房住不起可以不追求豪宅，唯独看病看不起，穷人只能等死。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贪污横行，腐败成风，金钱世界等社会弊病。从根本上已经背离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　　

正视现实不得不对历史进行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毛主席有说过犯了走资派错误，改了就好。说明走资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纠正了，改了就好。　　

当前社会的弊病，可以说是社会的“病症”，全国人民包括所谓“左派”，“右派”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有二张“药方”。“左派”人士包括至今仍然受歧视的“造反派”，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和帮助共产党纠正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倾向。而“右派”的观点，要建立多党制，来制约执政党的贪、腐等行为。如果按笔者的划分，倾向毛泽东思想的左派人士是共产党的“补台派”，而希望走西方道路“台湾模式”的人士，在实质上是共产党的“拆台派”。　　

最近阶段有人指责重庆打黑中XX案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其实这句话错了，历史永远是向前发展的。想当年，在文革的洪流中有几人没有卷入，就是在当今中央高级领导层中，也有当年的“革命小将”，有什么了不起呢，为共产主义事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被带上“文革重演”的帽子所吓倒，把这些陈词滥调视作破铜烂铁，理直气壮地，该说地还是说，该做的还是要做。只要不搞冤假错案，对社会主义的蛀虫决不手软。在“文革”中有毛主席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指的是谁？是人民。当今的人民，自觉地在关心国家大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口诛笔伐，批判修正主义思潮、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入，揭露社会弊病，力求社会主义的复兴，这些可以说当前的“斗·批·改”阶段。全国人民关心国家大事，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