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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文化大革命自感—(待续)

火烧 2011-10-09 00:00:00 文艺新生 1025
文章以第一视角回顾文化大革命经历,强调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文斗,反思运动影响,分析群众与领导关系,体现对历史事件的深刻理解与个人感悟。

观察与思考——文化大革命自感—(待续)  

文化大革命我也是参加者,那时我是在空军某院校工作。开始我也是造反派,参加过串联,写过大家报,当过专案组组长,参加了“支左”。但不管干什么,我都坚持按中央指示、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理性地对待我所领导的部门的各种派系斗争,并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化解派系之间的矛盾。对戴高帽子游街、打、砸、抢我看不惯,就解散了我所领导的造反派战斗队。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我受命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小红卫兵(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编成五个连(为一个营)连排干部、炊事班、医务人员都是部队出的,我为营长参加了接见。  

有人问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自始至终我都说文化大革命搞得好,搞得及时,只是毛主席逝世的太早了,没有来得急完全彻底地铲除党内外走资本主义的顽固分子。  

我坚定地认为,毛主席是深思熟虑、完全相信人民群众,才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是让敌人充分暴露,让人民群众充分锻炼的一个历史大舞台。也训练了人民群众辨别认识伪装的阶级敌人的能力。是一场“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的政治大革命。全世界除了毛泽东,再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能这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敢发动这样的大革命,让全国人民参加“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且将权力交给群众,让群众可以互相串联,让全国人民给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中央领导人和毛主席自己)用文字的形式提意见。现在有的人怕群众上访,(相信上级党和领导是好事,不相信才是坏事)我认为这种人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以反修、防修,整党内那些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全国全民性政治、震憾了整个世界、也是一场具有强烈国际影响力的运动。让一切帝国主义胆战心惊,手握先进武器,站着发抖。这能说不好吗?  

文化大革命也让我深深地看清楚了许多人,懂得了毛主席:“了解人熟悉人是第一位的工作”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我也真是了解一些人和熟悉了一些人。  

如:校长顾XX,开始群众还保了他,后来调到广空去了,最后不知道怎么跑到林彪集团里去了。听说后来判刑了。  

副校长张X,也被关押审查。审查他的专案组组长是一位级别比我高的马X,由于他用残忍打骂的手段,把张副校长折磨得实在受不了,就编造了一套所谓的“阴谋活动” 、“二月逆流”党校的配合活动。 马X信以为真,如获之宝,以挖出了个的大案、要案向上级部门邀功。马X还以此为誉,到处“传经送宝”,宣传他审案的经验。  

政委谢XX出身小地主、知识分子,还是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写过不少书,平时对部下态度较为严厉,又有点官架子,有不大讲理事,有些人有意见。文革一开始,有些群众在书里发现有“问题”,对他进行批斗,并被戴高帽子游街,后被关押审查。审查初始,我任他的专案组长,专案组副组长是一位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我们审案时,马X也来到我们专案组“传经送宝”,因我不同意马X的审案办法,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被支持马X和李X的领导把我派去某研究所“支左”。听说我走后,专案组的人为从谢XX身上挖出个大案,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让他做“喷气式”,还在他脖子上挂个装有煤渣的桶,审案时常常搅动煤桶里面的煤灰,呛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他是个硬汉,就是挺着,只是实事求是地交待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没有殃及任何人。他案结出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走后,他们在我脖子上挂个很重的煤桶,我只得大口大口的喘气,他们搅动煤灰时,被我吸进嘴里,一个礼拜口咀里都是煤灰味。”我问他“你恨他们吗?”他说:“恨什么,群众运动嘛,也难免呀,这点委曲都受不了还算什么共产党人!”还玩笑地对我说:“他们这样整我,还使我因祸得福呢,把我长年腰疼病给治好了,现在我的腰一点也不疼了。”又到处说:“我过去看不起工农兵,总认为他们是大老粗,没文化。通过那次审查,让我改变了看法,关键的时候还是他们勇于坚持正义呀!”  

还有个政治部的副主任钱X,战争时期因受伤摘除了一个肾,平时总说身体不好,出门就要专车(他们这级当时就有公用专车)。有一天他随造反派去有关单位串联,一天步行了七、八十里路。让我们许多同志都大吃一惊,简直和他一往的表现完全变了一个人。  

还有位副校长王X,一贯为人处事谦和,群众关系非常好,大家都说他平易近人,文革运动中始终和群众站一起,群众对他没有怨气,所以也没人给他提意见,更没人整他。  

“九一三后”,这些被审查的人都解放了出来,有的正常分配了工作了,谢政委提为兰州空军的副政委,离休后他还在写书,现在九十多岁了,仍然头脑清析。  

文革前,我部下有两个室的领导,工作积极肯干,年年被评为“五好”。可文革时这两个人六亲不认似的“跳得很高”联合起来把我的科长权给夺了,大部群众都反对他俩的作法,三天后他俩又主动把权交给了我。我的态度是,群众运动随着群众走,支持群众。要我的权就拿走,送回一我就接。  

还有我管理的职工中还有两个人,一个人,群众揭发说他旧社会当过伪军(我当科长的从未听说过)。另一个人群众揭发曾经杀过人,有人命案子,后来都一一调查清楚,并做了相应的处理。  

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个跳上舞台的人,都如戏曲演员“生、旦、净、末、丑”一样,在这个政治大舞台上进行着充分地表演,让观众们充分了解和认识了他们的演技。从中也教育了不少人,改造了不少人。搞清了不少人的问题。  

我们这样个师级单位是这样,我想别的单位也基本如此。全国自上而下都在运动,有些地方搞得好一点,也会有些地方搞得过火点,但基本情况也许都差不多吧。  

这样大的运动也是很难掌握的。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中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承认搞政治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困难在于敌我难辨,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31页。)’  

文化大革命既乱敌人,又锻炼群众,又能真正认识人,有什么不好。奇怪的是,中央哪么多人参加定的决议,实施起来发现问题了,把错误都推到一个人身上,这是为什么?现在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是不是也应该这样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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