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7-7）中国经济面临艰难选择

网络时政文摘（2010-7-7）　　

　 　

官场流行雅贿　文物饱受摧残　　

神州处处火炉 百姓以命相博　　

　 　

贫二代相约自杀　富二代飙车杀人　　

警察当医院保镖　谁给老百姓站岗　　

　 　

龙吟大地：有火箭没有飞机的教训　　

龙吟大地：以美为师捍衞国家利益　　

　 　

内地欲压楼价 当局不自量力　　

两房债券套中华 外储组合宜活化　　

　 　

看空中国 国际热钱酝酿大出逃　　

哈佛教授：中国楼市即将崩溃 重击银行业　　

分水岭：中国经济面临艰难选择　　

　 　

中国工会何时“独立”？　　

中国183城市欲建国际大都市 名人故里争夺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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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流行雅贿　文物饱受摧残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古玩字画 随时套现　　

　 　

近年来内地官场流行雅贿，行贿者为了讨好附庸风雅的官员，一改以往直接送真金白银、皮袍、人参、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等传统手法，投其所好，将贿赂之物变身为官员们喜欢的玉器、青瓷和名人字画等。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被遮蔽在貌似文人雅趣的珠帘中，变成一种似乎很文雅、很有品味的人际往来。　　

　 　

浙江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为了存放受贿的古董字画，还在家中专门挖了一个面积达四十平方米的地下藏宝室，因此被人们戏称为「藏宝局长」。而反贪部门从重庆公安局前副局长文强家中，搜出了包括张大千在内的名人字画几十幅，还有不计其数的文物和名贵瓷器。　　

　 　

除了雅贿之外，侠贪也开始流行，一些贪官拿出赃款的九牛一毛，行点小恩小惠，如修段路架座桥栽点树，或发给百姓些许补贴，企图以侠义之举笼络民心，掩饰自己的贪腐恶行。山西忻州市繁峙县前反贪局长穆新成敲诈勒索逾亿元，同时大量捐资助学，赞助许多看不起病的贫穷农民，当地老百姓送来的锦旗挂满他办公室的几面牆壁。　　

　 　

凡贿皆违法，侠贪也有罪。名目繁多的雅贿，归根结柢还是受贿；乐善好施的侠贪，终究离不开贪污。表面上看，雅贿收的是古玩字画，俗贿收的是真金白银，但性质上并无分别，无论俗贿还是雅贿都是贿赂，都是腐败的表现形式，都是利益的交换。　　

古玩字画 随时套现　　

　 　

当年赖昌星疯狂走私，他的官场经营术是「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一旦发现官员有所好，他即能见缝插针，喜欢美女的送美女，喜欢古玩字画的送字画，喜欢房屋的送房屋，喜欢玩名车的送名车。赖昌星对官员攻心有术，所以无往而不利，厦门甚至福建官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事实上，雅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在北京，很多当舖已是官员收受、套现古玩字画的平台。如果你想求官员办事，必须要到他指定的当舖购买古玩字画或其他文物，那些文物可能是一件普通的瓷器，或者一幅不知名的画作，但价格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事情办完后，这些瓷器和字画又回到当舖。周而复始，官员的巨额雅贿便被洗成了合法收入。　　

　 　

官场流行雅贿，也使中国文物面临灭顶之灾。由于雅贿需求勐增，各地盗墓成风，最近有一项统计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物受到的破坏，比文革十年还严重。不少文物管理人员监守自盗，行贿买官。譬如在文强家中搜获的佛头，原本遭文物贩子盗卖，公安破桉后，有关人员居然将佛头送给了文强，成为其镇宅之宝。　　

　 　

其实，相比真金白银的俗贿，雅贿的隐蔽性更强，危害更大，但至今未引起当局重视，也未能成为反腐重点查处的范围。相反当局还经常降低雅贿物件的价值评估，令贪官刑罚减轻。　　

　 　

　 　

　 　

神州处处火炉 百姓以命相博　　

 东方日报　　

　 　

进入七月，神州大地骄阳如火，咄咄逼人的热浪汹涌而来，铺天盖地，中央气象台已于昨日中午将高温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在这炙热溽暑的日子里，民生更加维艰。　　

　 　

据内地媒体报道，北京已连续多日气温超过摄氏四十度，地面温度更高达摄氏六十八度，这是有气象纪录以来最热的高温天气。山东、河北、江西、广东、广西、陝西等地也都如此，使得各地用电量迅速攀升。　　

　 　

天地不仁，在烤炉般的天气下，芸芸众生像热锅上的蚂蚁。高温杀人已屡屡发生，多个城市传出工人中暑身亡的惨剧，北京还发生公共巴士自焚事件，幸好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几近极端值的高温天气，实际上就是一场自然灾害，但是当局至今没有宣布在橙色预警之下户外工作可以休假，使得很多民工在骄阳下挥汗如雨，以命相博。在这方面，美国曾有过惨痛的教训，一九九五年七月，热浪灼烧芝加哥城，造成七百多人死亡。　　

补助两元 等同儿戏　　

　 　

纽约大学社会学家肯林堡在总结那次惨痛教训时说过：「必须将热浪作为社会灾难看待，因为热浪主要针对穷人。」此话可谓一针见血。内地不少官员躲在豪华的办公楼里，可以歎冷气，还可以冲凉，感受盛夏的丝丝凉意，哪里顾得着暴晒之下的民生痛苦呢？　　

　 　

有意思的是，陝西省日前作出规定，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为：高温作业工人每人每天两元，其他工人每人每天一元二角。这点降温费用，连买一块雪糕都不够，还谈甚么防暑降温？官员们一掷万金建豪宅、买名车、公款旅游，却以两元一天的高温津贴打发工人，两相对照，怎能不让老百姓心酸？　　

　 　

更不堪的是，有无良老闆连每天两元的高温津贴都要剋扣，令工人们空欢喜一场。身处高温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享受不到高温补助，反而端坐冷气写字间的公务员却能享受高温福利待遇。如此之不公平，老百姓心中谁没有怨气？　　

　 　

当局口口声声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繫，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但在极端高温之下，官员们为何不走出舒适的办公室，到酷热的蜗居中探望弱势群体？官员们为何不能捨弃豪华车辆，跟普通百姓挤挤没冷气的巴士？又为何不能走进田间地头，慰问那些头顶烈日挥汗如雨的普通农民？　　

　 　

显然，「干部要与民共克时艰」只是一句空话套话。官员们躲入衙门成一统，哪管民间疾苦声，已是内地社会常态。在官员心中，想的是怎么将妻子儿女移民海外，怎么刮地三尺贪得更多财物，谁会真正关心在火海中煎熬的老百姓？　　

　 　

高温其实是一面镜子，照射出官员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己为本，是真正为人民服务，还是做骚出镜博出名。老天爷是无情的，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在做，百姓在看。　　

　 　

　 　

　 　

贫二代相约自杀　富二代飙车杀人　　

 东方日报　　

　 　

内地贫富悬殊，已使第二代的命运出现天壤之别。富二代们斗富炫富，招亲选美，飙车撞人，无恶不作，而贫二代们求学无门，谋职无路，人生无望。　　

　 　

据内地媒体报道，七月三日，陝西扶风县五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一座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被人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这五名学生均是留守儿童，家中父母外出打工，没有亲情庇护，缺少社会关爱，生活清贫而苦闷，小小年纪就想一死了之，厌世轻生。　　

　 　

类似事件在内地已发生过多宗，今年五月，浙江台州三名打工者的后代相约集体自杀，其中两人在喝下剧毒药之后抢救无效死亡。三人家境都很贫困，早早辍学，工作后压力重重，重负之下选择自杀，留下「好累，活着没意思」的遗言。这短短七个字，透露出贫二代多少无奈，又折射出社会是何等的不公。　　

壁垒森严 机会不均　　

　 　

「甚么地方是我们的天堂，甚么地方是我们的梦想，甚么地方是我们的希望，甚么地方让我们飞翔」，北京两位「蚁族」歌手今年三月悲歌一曲，让前来探访的三位全国政协委员潸然泪下。这两位「蚁民」不仅为自身困境而歌，也是为中国大多数贫二代而歌。在当今中国，贫二代的立锥之地在哪里呢？他们仰望星空，只看见一片迷茫，哪里有甚么辉煌的前程？　　

　 　

相比之下，内地的富二代们豪气逼人，飙车斗富。不少公子哥儿为炫耀威风，经常开着大马力跑车在繁华都市招摇过市，横冲直撞。这种对生命的漠然和对法律的蔑视，成为富二代们的共同特点，他们自以为富可敌国，目中无人，即使撞死人，也不当回事。去年，浙江有名富二代飙车撞死人，虽然在民意的压力下被判入狱，但玩世不恭的态度，至今让贫二代们毛骨悚然。　　

　 　

除了富二代之外，中国的官二代也不示弱，他们捷足先登政坛，忙着争官上位，当同龄的贫二代还在人海中漂泊，为一处寄生之地、一席谋生之位拚搏努力时，官二代们早已凭着父母之荫出人头地，端坐在主席台上大抖官威。　　

　 　

富二代和官二代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精彩，但却大大压缩，甚至剥夺了绝大部分贫二代的生存及发展空间。其实，与官二代、富二代相比，贫二代并不是输在学识智力和工作经验上，而是输在机会不平等，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刚迈上人生之路，就已输在起跑线上。　　

　 　

中国社会的等级壁垒愈来愈森严，父亲权贵儿好汉，父亲穷困儿溷蛋，权力财富的代际继承门槛愈来愈高，低阶层者进入较高阶层的困难愈来愈大。这种社会不平等正孕育着巨大社会危机。　　

　 　

贫二代厌世轻生，相约自杀，给当局敲响了警钟，如他们不是选择自我毁灭，而是拿起凶器击杀无辜，就像那些穷凶极恶的校园屠夫报复社会，这个国家还会有和谐吗？富二代又怎么能像现在这样玩得开心尽兴，活得那么安心？　　

　 　

　 　

　 　

警察当医院保镖　谁给老百姓站岗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公器私用 官商结盟　　

　 　

内地医疗纠纷日渐增多，辽宁渖阳市二十六家医院日前聘任二十七名公安官员出任安保副院长，成为医院的现代保镖。渖阳的做法引发网民们反对，他们认为今后公安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一定会站在本来已经强势的医院一方，使百姓更加难以伸冤。　　

　 　

虽然渖阳当局宣称，医院聘请的是现代镖头，是为了维护正常的医疗环境，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制度创新，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使公权力私有化，人民警察沦为权贵警察。　　

　 　

事实上，各地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医院责任所致，要么天价医疗费，要么误诊致死人命，或者拖延治疗小病变成大病，真正胡搅蛮缠的刁民少之又少，所以，要解决医疗纠纷，主要责任在医院。只要医院仁心仁术，尽职尽责，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医疗纠纷自然会减少。　　

　 　

然而渖阳的做法是将医疗责任推给病人，实质是仗势欺人，以势压人，摆明着谁敢跟医院讨公道，就让谁尝尝公安的铁拳。从这个意义上说，警察已成为医院的私家衞兵，公器私用，官商相衞。　　

　 　

按照这一逻辑，煤矿也可以请公安当安保副矿长，夜总会也可以正大光明地请公安当副经理，地下赌场也可以请公安做保镖。如此一来，警察还能为人民保一方平安吗？整个国家岂不成了道路以目的警察国家？　　

公器私用 官商结盟　　

　 　

公安当局作为政府机关，主要责任在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不论贵贱之分，没有官民之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安警员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侦办桉件。但是，当警察成为医院副院长时，公安的屁股已坐在医院一边，怎么可能替那些处于弱势的患者说话？又怎么能公平公正地办桉？　　

　 　

公权力私有化是当前内地政坛的一大特色。很多地方政府虽然门口挂着「人民政府」的招牌，但实际上，许多权力已经走向私有化，公安为权贵们站岗放哨，税务部门税税入袋。海南税务局一名贪官有句名言，「边收税边发财」，原来所收税项之中，上缴国库的只是小部分，大部分落入私人腰包。　　

　 　

公权力私有化的结果是官商结盟，中国政治出现俄罗斯式的寡头化危机可能性愈来愈大。目前，很多财大气粗的有钱人乃至黑恶势力，都在政府内部培育自己的势力，有些官员甚至从二十几岁就开始被人政治包养。老闆们出钱出力给这些少壮官员跑官买官，而官员们则死心塌地为老闆们跑项目提供保护。事实上，最近几年揭露出的贪官，哪个背后没有几个财团？官愈做愈大，其背后财团的级数也水涨船高。　　

　 　

渖阳警察做医院保镖，标志着寡头政治迈出第一步，如果这种制度创新蔓延到各地时，中国迟早会成为十几年前俄罗斯的翻版。俄罗斯有强人普京力斗寡头，但中国的强人在哪里呢？　　

　 　

　 　

　 　

龙吟大地：有火箭没有飞机的教训　　

　 　

本文重点　　

　 　

    * 俄国冻结售华发动机　　

    * 北京应先航空后航太　　

　 　

中国在发展现代国防事业方面吃过前苏联一次大亏，那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致使中国只能靠自力更生研製核武器。不过，事后回顾，北京许多学者都说，苏联原来太大方了，国防尖端武器怎可能轻易输出到中国，他们后来撕毁协议，其实是恢复到正常的国家主义思维。　　

俄国冻结售华发动机　　

　 　

不过，当下中国还要吃俄罗斯一次亏。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在身兼「米格」和「苏霍伊」两大战机製造商总经理的米哈伊尔．波戈相的反对下，俄国冻结了向中国出售RD93喷气式航空发动机的新协议。报道援引俄军工企业消息人士的话说，莫斯科机械製造企业是○五年签署、价值二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俄国向中国出口一百台RD93发动机合同的执行者。当时还签署了一份俄国向中国提供五百台该发动机的框架协议，而中国方面表示，如果发动机得到现代化改进，採购数量将增加到一千台。　　

　 　

事实上，北京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而且也无理由指摘俄罗斯，中国的「枭龙」战机已和俄罗斯的米格29战机在国际市场上发生冲突。中国的「枭龙」儘管性能不如米格29，却具有一千万美元对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优势，不但巴基斯坦十分锺情「枭龙」，埃及也希望为本国空军採购这种战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俄罗斯面临中国的严重威胁。　　

　 　

所以，俄罗斯不卖飞机发动机，也没有激起中国愤青的愤怒，而是反问中国政府，为甚么六十年都搞不出像样的发动机？为甚么火箭可以成功，「神舟」系列工程都准备绕月登月了，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大飞机？　　

　 　

事实上，中国的航空业严重受制于发动机的研製，中国的歼十战机虽然部分装了中国的「太行」发动机，但还是过不了关，要买俄罗斯的发动机。而中国正在研製自己的大飞机，苦恼的也是发动机。北京的航空专家称，造成今天的困局，归根到柢还是中央对飞机製造业投入少。六十年来对航空工业的整个儿投入，尚不及对越南援助的十分之一、给北韩援助的零头。　　

北京应先航空后航太　　

　 　

笔者认为，与对外援助相比，没有可比性，要比还是与其他的尖端国防事业相比。有人说，中国先搞核武和火箭，是当时的冷战环境逼出来的，中国要实现突破核霸权的威胁，就必须在战略火箭和导弹工业上进行大力投入。但是，不重视航空工业则是重大失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还没有航空工业。笔者认为，目前的策略应该是先航空后航太，若目前经费不足，可先将神舟的经费用在研製航空发动机，毕竟有自己的大飞机，实用性远大于登月。相信，中国买美国波音的钱，既可製成自己的大飞机，也足够登月。决策一失误，才真是千古恨。　　

古吕　　

　 　

　 　

　 　

龙吟大地：以美为师捍衞国家利益　　

　 　

本文重点　　

　 　

    * 美国资本 登堂入室　　

    * 中式开放 毫不保留　　

　 　

美国五十名国会议员日前致信财政部长盖特纳，要求就中国鞍山钢铁公司在美国投资一事展开调查。此前，鞍钢宣布与美国公司合资，要在密西西比州设厂。美国议员称，如果允许鞍钢在美投资，有可能让该公司获得美国国防基建所用新钢铁的生产技术和讯息，不仅会影响美国就业，更会危及国家安全。　　

　 　

这是美国不足一年内第三次阻挠中国在美投资。较早前，美国政府所属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迫使一家美国光纤製造商放弃与中国唐山曹妃甸投资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计划；去年末，美国政府还迫使另一家中国公司放弃收购内华达州一家矿业集团百分之五十一股权的竞标，据说美国担心该集团靠近美国海军的航空基地，购併后将暴露军事秘密，也担心中国公司可能获得可用于导弹的金属钨。　　

美国资本 登堂入室　　

　 　

美国三番四次阻挠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性投资，显示美国并没有将中国当作真正的利益攸关者，而是战略对手。美国政要虽在战略对话时将中美关係说得天花乱坠，但一到具体决策便露出蛮横的原形。　　

　 　

对中国在美投资，美国向来是一分为二的：那些过时工艺、落后产能、沉重包袱，美国是热烈欢迎中国投资的，像四川腾中重工收购美国通用汽车旗下的悍马品牌，美国对此极其欢迎，无论是白宫还是华尔街，都对这宗购併极尽溢美之词；至于能源性、资源性产业投资，美国就紧闭大门，丝毫不让步，无论早前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还是今次鞍钢事件，莫不如此。　　

　 　

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对中国留一手，这无可非议。中国值得反思的是，为何美国处心积虑地过滤中国对美投资，而中国却打开大门，毫无保留地任由美资在华活动呢？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安全，难道中国没有自己的国家安全？美国国会议员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国家利益最忠实的看家狗，而中国国家利益的看家狗在哪里呢？　　

　 　

近年中国不断对美国单方面开放。据资料统计，在二十八个主要行业中，以美资为首的外资已主导了二十一个。尤其在金融业中，美国频频逼宫，银行、保险、证券、会计审计等，美国跨国资本登堂入室，为所欲为，中国金融业危如累卵。相反，中国的银行要在美国开一家分行，排队审批的时间居然高达十几年。两相对照，令人感叹。　　

中式开放 毫不保留　　

　 　

美国向中国展示「美式开放」的含义，就是有选择、有保留、有节制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而「中式开放」则是全方位的、毫不保留的开放，是一种不计代价、亡国亡种式的开放。中国处处以美为师，全盘拷贝美式制度，但真正的美国精髓，尤其是毫不犹豫、毫不妥协、毫不手软捍衞国家利益方面，却是差得十万八千里。　　

冯海闻　　

　 　

　 　

　 　

内地欲压楼价 当局不自量力　　

 东方日报　　

　 　

内地媒体披露，中央部委积极准备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预期本季度推出，第四季收效。这同日前国土部部长的说法契合，国土部认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呈现量跌价滞态势，但再过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可能全面调整，房价会下降。这番话可能为追求「蜗居」的民众受落，但这位官员也押上自己的信用，赌了一把。分析员估市天公地道，也不敢把话说死，力求圆滑是避免丧名；官员估市没有不是费力不讨好的。　　

　 　

官员敢于赌一把、估一回，内幕动态是季内有调控政策出台，潮兴的政策「组合拳」一出，下季自信必见效果。否则岂能叫做史上最严厉的调控，还有政策信用吗？官字膨胀就是管字，政府竟然管价格，显示根本不了解市场，观念停留于计划经济。的确，只有计划经济可以管得住价格，在市场经济中，再强大的政府，也管不了价格，中国也不例外。试看内地，近年煤价、电价管住了吗？菜价、肉价管住了吗？油价、药价管住了吗？房价、地价也不会例外。　　

　 　

房价、地价背后的利益链，牵出的一对对矛盾包括：中央与地方博弈，明打暗托共冶一炉；政府与商家较劲，你压我拖假意逢迎；楼市与ＧＤＰ难解，增长及就业不容割捨。当中，有多少发展商是「国」字号的，连着财税收入的根，打压房价把利润打掉了，还是痛在政府身上。房价、地价背后的最大风险是商业银行，银行搞压力测试只能承受房价跌三成，跌超过三成坏帐算到政府头上，商银不想揽责任上身。政府要管房价，势必成为磨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外巡调研，感叹宏调面临的两难增多。事实上，政府干预恰恰是两难催化剂。政府硬管房价，价格不再反映供需实况，市场讯息扭曲，消费者与生产者同陷观望，造成社会资源错配。当下「量跌价滞」是市场销售失灵，将来建房放慢就造成市场供应失灵。供销断层以致市场日后需求释放，造成价格爆炸上升，现今香港豪宅的涨势难遏，就是例子。政府干预即使一时压住房价，也不能持久，甚至留下后患，史多范例教训，怎能不察？　　

　 　

政府管房价，费力不讨好，也就成了多管閒事。面对房地产市场错综複杂的矛盾，政府先管好自身，譬如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税制度，消除地方政府对卖地的依赖；又如开拓经济增长点，减少ＧＤＰ对房地产的依赖，消除ＧＤＰ政绩激励。要平息社会怨气，政府是孭不起解决全民置业难的责任的，只能埋首解决千家万户的「居住难」。　　

　 　

政府应分要做的，不过是建起足够的廉租屋，满足低收入家庭需求；另一边，监察银行信贷，防范滥贷乱贷，加上保障土地供应，维护房屋销售秩序，楼价就自然癫狂不起来，就算大涨特涨也买卖自负、与人无尤，不危及社会及经济稳定。当中，居住需求急迫，政府手中无货，虽然有缓不济急的烦难，但有地方政府以财政出资，压价买下财困发展商的楼花盘，转做政府廉租屋，不失为救急多赢妙计。这样的巧安排，如能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可以走得更好，总比整天想着政策出招打压楼价、干预市场来得精明及实惠。　　

　 　

　 　

　 　

两房债券套中华 外储组合宜活化　　

 太阳报　　

　 　

中国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截至三月底总额增至二万四千五百亿美元，一举一动经常成为全球焦点。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且是美国最大楼按供应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最大债权人，手上持有的两房债券总额高逾三千亿美元。两房的债务变化和财政状况好坏，同样牵动十三亿人的神经。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在其网站答覆有关外汇管理政策的热点问题，其中对于两房早前宣布即将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会否影响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外汇局澄清其持有的不是两房股票而是债券，这批债券目前还本付息均属正常，价格也稳定，似乎是向公众大派定心丸，希望大家相信中国在两房的投资可以安全归航，但事实是否如此？　　

　 　

两房是美国政府的资助机构，在金融海啸后更成为华府持股八成的国有企业，比其他没有政府撑腰的楼按供应商，自然有更佳的生存条件。两房承保和购买的楼按，佔美国全国楼按市场约五成，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拥有如两房般优势的企业，可谓天之骄子，其发行的股票或债券，根本不愁没有投资者问津。　　

　 　

由于两房在美国楼按市场的佔有率甚高，公司股价的好坏，基本上可反映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盛衰。令人忧虑的是，次按危机正向优质房贷和商业地产按揭领域扩散，须知优质房贷佔美国整个楼按市场三分之二，情况一旦恶化，对美国楼市以及金融体系的打击将会异常沉重。即使两房债券暂时尚未出事，但基于市场萎缩，公司财政大不如前，死抱两房债券不会有前途。至于中国能否将持有的两房债券转至其他质素较优的美国企业或机构债券，相信对主事的官员是极大挑战。　　

　 　

根据外汇局提供的资料，中国的外汇储备组合包括美元、欧元、日圆和部分新兴市场货币。经济专家估计，外储当中有六成半至七成是美元资产、两成到两成半是欧元资产。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等对外支付因素，不会随便改动。　　

　 　

日本财务省的资料显示，今年首四个月中国增加购买日本证券的数量，期内共购入五千四百一十亿日圆的日本证券。这些应可视为内地将外储投资组合多元化的尝试，但对于以美元为重、欧元次之的基本货币组合架构，相信不会作出重大改变。　　

　 　

中国的外汇储备组合有特定用途，像投资美国国债以及两房债券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反映现时外汇储备大部分操控在官方手上，弹性不足，任人鱼肉。外汇局在优化外汇储备组合过程中，与其苦思如何适当地分配货币组合，不如及早藏富于民，由民间发挥其智慧和能耐，善用其更大灵活性，将中国的外汇资产作出更合理的分配。　　

　 　

　 　

　 　

看空中国 国际热钱酝酿大出逃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后，尽管前十个交易日人民币上涨○.八二四％，但人民币升值带动股市、楼市上涨的效应却失灵。对此，专家认为，追逐高风险、高收益的热钱已有出逃徵兆，而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四月即愈演愈烈，估计避险情绪将使资金流入美国市场，美元近期仍将维持强势。　　

　 　

　　事实上，除房地产、股票等吸引热情的市场轮番下跌外，大陆《第一财经日报》撰文提醒，更坏的消息是，大陆地方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有七省、十市及十四县级超过一○○％，最高甚至达三六四.七七％，这将是继房地产调控、股指期货、欧元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备受关注此时外，另一看空中国的重磅炸弹，毕竟三六四.七七％的数据远超过希腊和美国加州，这亦使国际热钱相当兴奋。　　

　 　

　　有监于此，专家认为，中国正在被“战略做空”，决策者已不能心存侥幸，现在最大问题是，国际热钱将以怎样的先后次序，最大程度锁定在中国的收益。据不完全统计，○四年以来，陆续进入中国投机的国际热钱，本金可能高达九五○○亿美元，其间，中国大陆股市从一千多点上涨到逾六千点，楼市价格翻了数倍，以平均投资收益率一○○％计，热钱在中国的总量恐超过两兆美元。　　

　 　

　　然而，专家忧心指出，现在中国极可能已处在热钱大规模外流的拐点（即具代表性的关键时间点）上，其端倪包括五月份，在贸易顺差、ＦＤＩ（指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上涨同时，新增外汇占款却大幅下降，当月“新增外汇占款—贸易顺差—ＦＤＩ”由正转负等。　　

　 　

　　另外，为求热钱大规模外流时能获取最大效益，据悉，一般多采“制造最后一波人民币升值”方式。如此，当他人在盲目追涨时，国际热钱会以人民币最高价卖出兑换美元；然而，在美元势力威逼人民币升值时，市场恐面临人民币买盘不足，最终靠大陆央行或国内商业银行出手购买，为国际热钱制造最理想状态，却使中国市场吃尽苦头。而据预估，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一○％将极有可能。　　

　 　

　　专家建议，大陆当务之急应致力于两点：首先，要做好随时向金融系统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的准备；二是要防范国际热钱大规模集中离境。 　　

　 　

　 　

　 　

哈佛教授：中国楼市即将崩溃 重击银行业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日前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即将崩溃，进而对银行业造成沉重打击。　　

　 　

　　中国企业家网引述彭博社报道，肯尼思•罗格夫表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以目前的增长速度，必然会出现跌宕。此外，他还认为，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复苏，但是出现衰退的危险并未排除。　　

　 　

　　肯尼思•罗格夫的观点与中国股市暴跌势态交相呼应。中国的数据一直饱受关注，因为中国被视为全球经济从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中复苏的领导力量。　　

　 　

　　中国一季度GDP增长11.9%，政府尽力给经济降温，同时减少房地产市场投机。央行今年拟削减22%的信贷增长至7.5万亿元。这些措施导致房地产市场交易低迷，而物价则持续攀升。　　

　 　

　　“你们将看到房市崩溃，这将打击银行系统，”肯尼思•罗格夫表示。他还认为，尽管有许多有效的工具和管理，但化解房市崩溃带给银行业的冲击并非易事。　　

　 　

　　上周，由于中国实行货币紧缩措施，高盛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11.4%下调至10.1%。　　

　 　

　　肯尼思•罗格夫还表示，期待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以现有速度增长是不现实的。“那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经济持续增长，他们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　　

　 　

　 　

　 　

分水岭：中国经济面临艰难选择　　

　 　

2010年07月05日 23:32     来源：侨报    作者： 侨报评论员 【大 中 小】　　

　 　

【侨报7月6日社论】七月流火的中国，大江南北正经历高温酷暑以及潜在的洪水威胁。但在经济领域，人们既可看到神州各地不少建设工地热火朝天的活跃场景，又会自然地联想到股市的暴跌、楼市的盘桓、汇市的小升、菜市的冲动。往年都要到七月中旬才召开的中央经济形势座谈会今年提早到六月之杪，或许不全是为了经济走势的模煳。　　

　 　

在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座谈会后，总理温家宝又往长沙对湖南、湖北、广东展开密集调研，敏感的观察家由此想到中国2008年出台“四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前后这位长期执掌中国经济权杖的领导人的步调，也是同样的“外松内紧”、马不停蹄。而这一次，刺激政策行将退出还是又要卷土重来？通胀预期即将加剧还是下半年增长必然放缓？经济发展方式应该继续加快转变还是为了保就业、保增长而再次修改时间表和路线图？　　

　 　

就外部环境来看，国际经济经历了一轮金融危机后的反弹再因欧洲债务危机陷入胶着。正当一些悲观的经济学家举证乏力之际，比尔•格罗斯这位债券之王近日又发出惊人预言：“全球经济的未来将会是危机四伏”——代表空方的这句话真让投资者醍醐灌顶，经济学界几个月前还在乐观地预期世界经济不会二次探底，并相信全球市场的复苏。　　

　 　

就内部条件来看，中国经济内部本来也在规划一场剑指未来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新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出口压力大增，内部消费未稳，投资本应遏制，“三驾马车”结构调整尚未完成之际，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使困局未破的难题再被放大。尽管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但长期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型必须动手解构。　　

　 　

毫无疑问，中南海不喜欢被动地做这件事：即以刺激国内消费对抗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无论是市场条件还是政策手段上看，中国眼下的确难以“华丽转身”。　　

　 　

当悲观论调甚嚣尘上时，连中国农业银行登陆股市的询价都成了压倒指数的一根稻草，可见这一次的经济困局，不是喊喊“信心”就可以破解的。“不差钱”的中国现在似乎刚刚从一个通涨预期高企的台阶上下来，一连串“现金为王”的箴言重新回到投资者视野中。医保建设、教育改革、楼市调控、土地财政、最低工资及新一轮城镇化所需的地方融资平台，本来到处都要钱的氛围里，一个国民分配制度的改革又要呼之欲出。从近年来资产泡沫化的境遇中观察，人们应该没有理由不看空下半年的中国经济。　　

　 　

然而希望与绝望本来就是一对“双胞胎”：中国经济究竟该忍一时之痛还是逞一时之快，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但若要追求可持续增长，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要的代价必然付出。否则延以时日，改革成本将会越来越高，迭床架屋的效应如同石上垒卵，那样便只是延迟了危机（而且是更大的一场危机）爆发的时间。　　

　 　

经历半年，中国经济走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上下均可而又冷热均沾。立于悲观氛围的市场投资者仍在一个“背离”的底部继续看空。恐慌者继续带着上半年的景气数据离场——自二季度以来，各项经济指标先后下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减慢，贸易顺差也下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滑落，采购经理人指数走低……然而这一切，本来也正是中南海的主动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阵痛，正是一个新生命体到来的代价。　　

　 　

无论是外患还是内忧，中国必须在分水岭前作出艰难选择：要大力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同时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紧迫问题，但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温家宝语）。金融专家巴曙松近日豪言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是“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到正常时期的正常政策的转变，新一轮上升周期趋势已确定”的话仍被市场所怀疑。但我们相信，中国的经济政策信号必然选择继续向上，除此并无二途。　　

　 　

　 　

　 　

中国工会何时“独立”？　　

　 　

    中国总工会近日要求，各级工会要力争到2012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对未建工会的小企业，通过签订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努力提高覆盖比例。　　

　 　

    近阶段中国多地爆发工厂停工事件后，政府此举的用意非常清楚，即试图通过强化工会组织在劳资协商中的核心地位，将各地不断蔓延的停工事件约束在体制范围内，由此既化解了社会风险和政府压力，又有助于重振工会在工人当中的威信。　　

　 　

    由于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中国《工会法》明确载有的权利，因而上述表述并无政策新突破。然而，对处境尴尬、长期无所作为的工会来说，此次重申却等同于强调，它是此后激烈的劳资博弈中唯一合法的制度性渠道。而且，借助沉睡已久的工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它还可以趁势伸展其维权职能。　　

　 　

    此次重申前后，工会也确实扬眉吐气了一把。在不少地方和企业都可见其忙碌身影，由工会出面，通过与企业直接对谈，的确提升了相当多底层员工的待遇。但关键在于，工会借助这样有限的政策释放能获得多少成长空间？如果自身角色不摆正，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又能走多远？　　

　 　

    细究下去，工会此番能够站直腰杆，有所成就，多半并非工会本身的能力所致，而是政治保驾护航的结果。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少地方政府也转而从维稳角度出发，对企业采取背后施压。有此强大后盾，工会自然能够顺利收割成果，并最终促成政府、企业、员工三方乐意融融的和气局面。　　

　 　

    为政治服务、沦为政府附庸，工会的角色错位和不作为早已饱受诟病，也是导致其不能强大独立、不被工人看重的本质原因。　　

　 　

    中国经济30年来高速成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大量公司企业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但不少地方的工资竟长期保持低水平，少有增长；一方面是大量失业、无业群体，一方面又是频频亮出的“劳工荒”。此等怪象，中国工会的不作为可以说难辞其咎。　　

　 　

    实际上，在地方片面追求“GDP政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地方政府和资方合谋侵害、牺牲弱势工人的现象，工会组织不但未见发声，反而自甘堕落为帮凶，成为安抚工人忍气吞声的工具。　　

　 　

    如此作为，自然让工会少人问津。此轮劳资博弈局面的出现，是源自底层工人的自发维权创新。他们借助现代化方便快捷的联系和传播媒介，在工会之外，另行促成了集体行动。　　

　 　

    但这种维权的成本十分高昂，无论组织起来还是后续行动，都需要工人间反复的沟通和高度的信任。由于本身不合法，在与资方谈判时，也缺乏顺畅有效的交流渠道，致使不少企业要求工人派出谈判代表时，竟然无人出头。而与群情激昂的数百乃至数千工人直接对面，又往往空耗时间，更有可能导致局势爆破、酿成骚乱的可怕危局。　　

　 　

    政府需要维稳，工人需要维权，企业从长远发展角度也需要有序化的劳资谈判，中国已经难以再维持低成本、低福利乃至低人权的工业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有理由、也必须要站起来。　　

　 　

    其实，从实际出发，中国完全可以发展出一种政府、资方和工会三方参与的协商模式，这种模式既未忽视政府的特殊利益，同时也能够降低劳资双方直接博弈的风险。但前提在于，工会必须从政府的附属地位中解脱出来，成为工人的利益代言人。只有这样，利益遭受侵害的工人才不会寻求危险的体制外方式去维权。　　

　 　

    （作者系大陆学者）　　

　 　

　 　

　 　

　 　

　 　

中国183城市欲建国际大都市 名人故里争夺成风　　

　 　

　　本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旅游卫视联合主办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目前已进入调查数据统计阶段。　　

　 　

　　梳理繁杂的申报资料，不难发现：日益重视国际形象，是几乎所有中国城市主政者的共识，也是中国城市不可逆的潮流。　　

　 　

　　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　　

　 　

　　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在现代化、国际化道路上，中国城市有着史无前例的热情与气势，却其中也难免有因急于前行而顾此失彼者。　　

　 　

　　争夺“故里”，为发展经济;雷人口号，为一举成名;“低三下四”，为招商引资??　　

　 　

　　回首十年，一波波造城潮风起云涌，圈地规划不厌其宏大、地标建设不厌其豪华，一番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之后，有时却陷入形象上不叫好、经济上不叫座的尴尬。　　

　 　

　　发展中的城市如何防治“城市病”?　　

　 　

　　古人争夺战　　

　 　

　　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官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　　

　 　

　　5月29日，河南南阳30名小学生在卧龙岗前齐诵《出师表》，“示威”抗议新版电视剧《三国》将“诸葛亮躬耕地”设计为襄阳，现场还有人砸毁电视机并征集游客签名，以示拒看新《三国》的决心。　　

　 　

　　一部电视剧引发故里之战“连锁反应”---河南永成、安阳和安徽州争曹操;重庆奉节和四川彭山全民动员找刘备墓。　　

　 　

　　“一线大牌”古人瓜分得差不多后，不少二三线城市和小县城纷纷争当起“二三线”古人的“经纪人”。于是上演河北正定、临城与四川元氏夺赵云，甘肃康乐、陕西米脂、山西忻市抢貂蝉，湖北嘉鱼、河南商丘、湖南岳阳、浙江义乌，以及安徽潜山、庐江、南陵三县争“二乔”的场场好戏。　　

　 　

　　东南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喻学才曾遭遇一件尴尬事：湖北蒲圻和黄州几乎同时邀请他参加赤壁之战的学术研讨会。　　

　 　

　　黄州人在江边打地基盖房子，挖出几块烧焦的舢板，就兴奋地说自己是正宗的赤壁古战场。喻学才就问了：也可能是从上游漂下来的呢?　　

　 　

　　“真假美猴王”打到工商总局　　

　 　

　　最近的焦点名人是朱熹。　　

　 　

　　为贺朱熹880岁大寿，福建尤溪、建阳、武夷山和江西婺源四地合开了一份40亿元的“寿礼”：其中包括投资4.16亿元的尤溪朱熹故居景区二期工程等项目;投资11.2亿元的建阳朱熹墓道神碑、朱熹祠堂、朱熹广场、半亩方塘等;投资3亿元的武夷山“理学圣地”游览区、“邹鲁渊源”游览区、朱子生活体验区、宋朝风情一条街;而江西婺源婺女村旅游休闲度假区、朱子龙尾砚文化园、文公湖度假村等项目总投资达24.45亿元。　　

　 　

　　“周作人曾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文化学者陈勇不无戏谑地指出，“如果地下有知，很多古人都会对这句话感同身受。”　　

　 　

　　类似例子在全国不胜枚举，甚至连文学作品中的虚拟内容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纳入文化“啃老”的资源目录。福建说发现孙悟空墓，山东说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而山西娄烦县则着手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　　

　 　

　　正像真假美猴王厮打着去东海找观音辨真伪一样，一些城市的“名分”官司打到了国家工商总局。　　

　 　

　　去年8月，湖北安陆在央视4套投放城市宣传片 “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此后不久，四川江油理直气壮地举起“尚方宝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39类(旅游类)商标“李白故里”，指称安陆“侵权”，安陆的宣传片因此遭央视停播。9月，安陆申请注册了商标类别中第41类的“李白故里银杏之乡”商标;10月，江油一口气申请注册了几十个类别的“李白故里”商标。　　

　 　

　　当江油听说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安陆用“李白故里”做旅游宣传不构成侵权时，赌气称：“不排除将安陆和国家工商总局告上法庭的可能。”　　

　 　

　　“故里”商标抢注风似乎要刮起来了。湖北嘉鱼称当地乃“二乔”父亲的结婚之地，亦是“二乔”姥姥家所在。然而就在嘉鱼向工商总局商标局上报材料的同时，安徽潜山、浙江义乌均以最快速度分别向工商总局申请“二乔故里”商标。　　

　 　

　　本刊记者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查询系统中输入“故里”二字进行近似查询，查到115个以故里命名的第39类旅游类商标，其中有黄帝、轩辕、仓颉，有老子、孟子、孙子、墨子，还有荷仙、哪吒、唐僧，四大美女的名号也已被抢注完毕。　　

　 　

　　而即便是观音也有故里之争---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和新疆昌吉市，均自称“观音故里”。　　

　 　

　　向古人要GDP　　

　 　

　　喻学才把名人故里之争比作三国里的刘备必须攀祖宗当皇叔，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他认为，目前中国70%的县市失去了通过工业致富的机遇，而城市之间交通格局的改善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旅游休闲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在 “国民休闲”概念的支配下，靠文化营销城市成为一种必然。而争抢名人资源，建景点是各地政府对“旅游”的最初级冲动，也是最容易操作的营销之道。对喻学才 70%的县市失去工业致富机遇之说，无法验证，但其所说的一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盘点一段时间内卷入故里之争的地点，可以归纳出“大省小城”的特点---屡屡参与竞争、乐于曝光的多是地处文化大省但缺少知名度的小城市，如选秀一样，它们要的就是借此“出位”。通过争赵云故里的激烈对抗，河北临城和正定果然一夜成名。　　

　 　

　　然而无论是提高知名度还是优化环境，最终动力都来自于经济利益驱使。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就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习惯用数据说话：“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 9.3%)。”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靠着“帝尧故里”，其旅游门票收入已由开发前的每年7 万元提高到现在的千万元。　　

　 　

　　某网站曾发起调查：“你认为名人故里争议事件层出不穷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答桉中，“巨大的商业利益”位列第一。　　

　 　

　　各城市的旅游规划真的“看上去很美”。　　

　 　

　　根据《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该市计划打造“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预计2012年，集聚区文化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 4.15亿元;2015年，将达到14.35亿元。规划期末，集聚区文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将达到两万人，带动社会就业8万人。　　

　 　

　　但靠古人营销城市并非没有代价。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故里名胜风景区”、湖南株洲“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项目，计划分别投资4.4 亿元和 100亿元，而这两个地级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分别是17.5亿元和100.33亿元，上述项目就要占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两个项目分别占地 3000亩和2970亩，对于人均耕地只有0.87、0.85亩的湖北、湖南省来说，这3000亩地，相当于3500多人的耕地面积。　　

　 　

　　“争了故里，才好圈地砸钱。如此大的投入，占用这么多原本稀缺的土地资源，经过了哪些环节的论证，经过了哪些部门的审批，不得而知。” 陈勇质疑。　　

　 　

　　从2003年到2008年，河北巩义为了打造“杜甫故里”，强迫当地村民四次搬迁。有人慨叹“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精神与这样的城市如何匹配?　　

　 　

　　河南中牟的“官渡古战场”景区，于1993年投资1680万元建成，1999年景区收入为38981元，2000年跌到10616 元，2004 年后，门票收入每天不足30元，游客不到两人。　　

　 　

　　2008年山东说要投资300亿元在济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遭108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反对，甚至被公众批判为“宁可300亿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　　

　 　

　　“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　　

　 　

　　一个寂静的山谷，一间始建时间相当于元代的修道院。登上油漆斑驳的楼梯，游客会发现一台电视机孤零零地播着flash，讲述13位修女饥荒年代在这里收容逃荒者的故事。这是一处英国“景点”。　　

　 　

　　“中国游客觉得不可思议。”刚探访过该景点的喻学才说，因为中国人看多了“大投入生产出的大文化”。动辄数个亿投入旅游文化项目，即使在一些贫困地区也不鲜见。河南鹿邑花2亿为老子修明道宫和太清宫，安徽涡阳建一个老子骑青牛铜像就花了120万。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下定义为“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当代人有时想动用自己的财富与实力，来打造场面宏大的古代文化价值。但人们看到的只是铺张的建筑样式，绝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价值理念。　　

　 　

　　喻学才也有类似体会：就像京剧只有“一桌二椅”，舞台上东西越多，戏剧精神就越少，艺术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赶上舞台呢?”他认为，重视传统文化并不一定要把汉唐建筑都恢复起来，大兴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劳民伤财的做法。　　

　 　

　　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谈到西安时曾说：历史不应该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有点可疑的资本。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拥而上争夺名人故里，充分说明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严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实质上是文化自卑感的阴影。　　

　 　

　　跟中国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形成最直接对比的，是刚刚游到上海世博会的丹麦“小美人鱼”，个头儿不到1.8米，却被丹麦乃至全世界视作瑰宝。　　

　 　

　　官员在政绩压力下的“偷懒心态”　　

　 　

　　喻学才曾经为浙江某个国家级风景区做规划，并根据景区特色作了宣传主题曲。送给当地政府审阅时，正赶上主管官员从美国拉斯维加斯考察回来。“可以用拉斯维加斯的曲调嘛!”一句话搞得喻学才哭笑不得。根据他的观察，照着西方的葫芦在中国画个瓢，似乎是不少地方官员在规划和设计城市形象时普遍选取的 “捷径”。　　

　 　

　　所以他乐观地相信，一轮轮名人故里争夺战或多或少会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争名分、攀祖宗的古人经济和文化铺张背后，不可或缺的仍然是领导意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认为，地方政府参与名人故里之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过对遗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优化当地环境。而这三个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　　

　 　

　　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官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裴钰认为，破除“懒政思维”迫在眉睫。　　

　 　

　　那么，城市旅游规划到底要向传统学什么?　　

　 　

　　“首先是多读书，现在的不少地方官员学历不低而文化不高。”一位参与多个城市旅游规划的文化学者如此评价。白居易营造庐山草堂，苏东坡经营杭州西湖，柳宗元设计万石亭，这些“开发者”本身就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　　

　 　

　　当然，古人做这些设计开发，只图风雅美名，并不关心投资效益，现在搞历史资源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喻学才说，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领导者更精准地确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　　

　 　

　　旅游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遗产保护。瑞典历史学教授巴克特曼说，欧洲争名人故里的风气也很严重。瑞典有38个地方挂着“诺贝尔故居”、 “诺贝尔小屋”、“诺贝尔学堂”等招牌;法国巴黎有三处巴黎公社社员墙;在德国，歌德有两个故乡，马克思有三个。　　

　 　

　　同样是为了吸引游客，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争的不是这些大师的故里何在，而是竞争谁对他们的遗迹保存得多、保护得好。而且，他们也不会动用纳税人的巨额款项率意而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彷古建筑。　　

　 　

　　清代，襄阳和南阳就为诸葛亮出生地争得面红耳赤。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以一副对联劝勉双方：“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面对古代官员的如此襟怀，今天那些为政绩搞故里之争，为此不惜拿小学生当道具的领导难道不感羞愧?”陈勇说。　　

　 　

　　江油执拗地喊出“绝不分享李白故里”，让喻学才感到无奈。他说，“黄州赤壁”特色在苏轼的二赋一词，即“文”;而“蒲圻赤壁”则以《三国演义》中传说故事为特色，即“武”。“一文一武，联网推销，来个双赢不是很好?”　　

　 　

　　造城“大跃进”　　

　 　

　　东部沿海已进入城市化减速阶段，中西部恰处于加速阶段　　

　 　

　　今年5月，内蒙古清水河县60亿元造新城事件被新华社曝光，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造城运动的强烈关注。　　

　 　

　　10年前，当地政府规划在距离老城26公里的山坡上，投资60亿元兴建新区，迁移县城。就在新城兴建6年、投资1亿多元后，遇到国家宏观调控，集体烂尾开始。各种成型或半成型的建筑，随即被废弃在荒芜的山坡上，变成名副其实的鸟巢---鸟粪满地，人迹罕至。　　

　 　

　　值得琢磨的是，被曝光的这座烂尾城并非个桉，实际上是国内之前一波造城运动留下的一笔欠账。　　

　 　

　　让中西部慢下来，很难　　

　 　

　　清水河县谋划造新城时的年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政府为何要在如此薄弱的财力下，支撑一个无法负担的造城梦?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刘霞辉看来，若将清水河造新城事件放在10年前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从规划到烂尾，有着更为内在的原因---当时，全国正掀起一股“大规划”风潮。　　

　 　

　　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详细调查，他指出，“大规划” 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　　

　 　

　　当时有个城市，几乎是按照比“大伦敦”“大巴黎”规划面积大出近10倍的规模，设计了一个7万平方公里的发展框架。陆大道院士评价，这样的超大城市，全世界绝无仅有。　　

　 　

　　“大规划”之风，不久就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按照所谓国际化标准，纷纷上马。　　

　 　

　　在中小城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中心搬家”。　　

　 　

　　这种搬家，经常是把政府搬到离老城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外，除了新建办公楼，还修广场、马路、公园等配套设施，工程浩大。与此同时，大多百姓居住的老城被遗留一旁，没人改造。刘霞辉说，这主要因为旧城改造的成本大于建新城---建新城圈地成本小，而旧城每平方米的拆建成本逐年增加。　　

　 　

　　清水河县是这一做法的典型。大建新城的同时，当地老城却出现这样的情景：城区只有唯一一条自西向东的主干道，且非常狭窄，一些地段仅能容两辆汽车并排经过。10年间，当地居民并未感到县城面貌有变化，还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如今，清水河县重启停滞10年的旧城改造，新城已成为大跃进“遗址”。然而“大规划”、“大手笔”仍在国内许多地区上演，尤其是中西部城市。　　

　 　

　　5月下旬，重庆传出“将投入1770亿元进行城市改造”的消息。　　

　 　

　　“不能简单地认为中西部造城就是突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指出，这些年来，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差距在缩小，但城镇化差距却在拉大。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约60%，西部地区只有约38%。因为所处阶段不同，东部沿海已进入城市化减速阶段，中西部恰处于加速阶段。　　

　 　

　　“让中西部慢下来，很难。要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推进，必须因地制宜，吸取东部沿海地区以往的教训。”魏后凯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王景慧也认为“大规划”不能一概否定。问题在于，中西部造城中的城市规划，相当多的是没有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是直接效彷“浦东模式”：低密度的土地供应、超大尺度的路网。浦东实践大体量规划，取决于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系统中的优越地位，对许多地区而言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于是规划伊始就潜藏了风险。　　

　 　

　　是“官家设施”，不是公共设施　　

　 　

　　豪华办公楼，可以说是“大规划”风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标志。　　

　 　

　　2007年春，陆大道院士将一封针对“造城风潮”的建议书报送中央领导，还附上了从各城市拍来的照片资料，其中让他尤感痛心的照片，就是某些地方异常奢华的办公楼。　　

　 　

　　今年初，湖南宁乡一个只有8名工作人员的居委会，兴建了占地近7000平方米、耗资600多万元的办公楼，被戏称为“最豪华居委会”。　　

　 　

　　豪华办公楼之外，奢华公共设施是另一个投资重点，包括大型文化设施，政府做这样的规划时往往显得更理直气壮。　　

　 　

　　2008年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桉《刹住剧院建设奢华之风》。提桉指出，调查发现，南方某省建设40多个剧院全部采取高耗能、高耗材的建筑形式，文化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攀升。　　

　 　

　　这些剧院面积均超过两万平方米，规模在攀比中盲目扩大，剧场口从11米加长到14米，甚至18米，远超过一个剧场的正常使用规范。其中一座经济不富裕的城市耗资10亿元，建设了近7万平方米的大剧院，用20公斤黄金铺满大幕，用钢总量近1万吨，宣称堪与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媲美。　　

　 　

　　公共文化设施极尽奢华，其低下的利用率却让当地政府陷入尴尬。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造价达11亿元，然而运行一年半之后，其冰上舞台仅使用一次。整个艺术中心每日维护费用高达9万元。据悉，中心装饰内墙的陶瓷挂片多达15.8万片，全部擦洗一遍要两个月;4700块玻璃幕墙外罩，每洗一次得4万元。　　

　 　

　　如此高昂的代价为何只换来极低的使用价值?有专家表示，一味追求豪华，将一些本该更关注实用性、真正惠及公众的公共文化设施，最后建成了“面子工程”。正因为过于豪华，所以让公众望而却步。而大多数人能消费得起的群众文化馆等场所，却面临着到处“要饭吃”的困境，难以有效开展活动。　　

　 　

　　“中国造了很多公共设施，但相当一部分还只是‘官家设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设施。”城市发展研究者、《城记》作者王军说，只有真正属于大众的剧院，才能最终带动城市化过程中整个城市价值的提升。　　

　 　

　　潜伏的水危机　　

　 　

　　在各地如火如荼建设标志性豪华公共设施的同时，不少地区的基础性设施却出现严重滞后的情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伴随城市扩张产生的水危机。　　

　 　

　　安徽巢湖的百姓对于造城运动带来的水危机感触很深。据报道，尽管安徽省政府近年来加大巢湖治理，投资60多亿元建设一批治理重点项目。然而，当前巢湖周边已形成“沿湖造城”之势，不仅破坏了地表，还增加了城市污水处理的压力，巢湖的污染源不减反增。类似的水危机潜伏在更多城市。　　

　 　

　　魏后凯表示，目前，水的供需矛盾日趋尖锐，在全国已是普遍问题。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处于缺水状态，而因为城市的污水处理设施赶不上城市化速度，导致水污染加剧，水资源进一步短缺。　　

　 　

　　据水利部统计，截至去年，全国年缺水量达400亿立方米，近2/3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2009年全国城镇污水排放量在400多亿立方米，累计处理量只有279亿立方米。这种差距特别体现在小城镇。　　

　 　

　　在2008年的第三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小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约95%以上的小城镇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1%，90%以上小城镇的水体环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小城镇的污水处理水平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过去的投资向大中城市倾斜得太厉害。而从整体来看，伴随着蔓延式的扩张，城市群地区，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面临的水资源和环境压力尤其厉害。”魏后凯说。　　

　 　

　　面积很大，开而不发　　

　 　

　　在此起彼伏的造城浪潮中，更深层的“土地危机”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展开。　　

　 　

　　魏后凯说，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2001到2008年的研究统计，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比城市人口扩张的速度快一倍左右。　　

　 　

　　陆大道院士这样描述土地扩张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用地出现三次大规模扩张。自2001年开始的第三次过度扩张达到了空间失控的严重地步。据建设部门数据，1991~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万亩，2001年在300万亩以上。部分沿海地区的城市2010 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　　

　 　

　　大量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被圈定为建设用地后，却陷入闲置状态。魏后凯说，通常的解释是“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很多地方为了“铺摊子”，征地后就让它闲在那里。“建了那么多开发区，面积很大，开而不发。”　　

　 　

　　据2003年国土资源部对24个省市区的调查，当时中国各类开发区达5658个，开发区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其中开发不足和闲置的土地超过70%以上。　　

　 　

　　2004年中央一度对开发区的闲置土地进行整顿，然而时至今日，开发商仍以各种名义囤地。　　

　 　

　　土地闲置的数量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大学土地公共管理学院管理系主任叶剑平表示，目前国内几乎没有研究机构掌握土地闲置的具体数量，国土资源部也未公布。2008年中央对土地闲置有所整顿。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供的最新数据是：截至2008年，全国供应给开发商的土地还有14.5万亩闲置，约占当年完成开发面积的四成。　　

　 　

　　怎样变成土地契约的方式　　

　 　

　　城市扩张引发的土地危机，并不止于土地被盲目圈定后抛荒，失地农民难以分享土地城镇化后所产生的巨额收益，让问题变得尤为复杂。　　

　 　

　　据陆大道院士统计，2002年，全国获得的土地收入为2419.79亿元，其中，招标拍卖挂牌获得的收入为968.55亿元，平均每亩的收益为 35.67万元。在上海、北京等地，近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时，其成交价格一般在每亩几百万元。农民是按被征用土地原用途的产值倍数获得补偿的，每亩耕地的最高安置补偿费为2.5~3.0万元，低的仅每亩3000~5000元。　　

　 　

　　失地农民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因城市扩张引发的征地补偿安置纠纷，已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6月初，武汉一农民杨友德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以自制火炮打退拆迁队。王军说，拆迁事件越演越烈，因为一个逻辑始终未变---强制性低价征收农民土地，低价拆迁城市民居房屋，再以市场价格来完成城市化的土地财政收入。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使“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末端的基层政府有时就在土地问题上“任意妄为”。　　

　 　

　　“中国式的造城运动，说到底就是‘土地革命’还没有结束。怎么把中国的城市化由土地革命的方式变成土地契约的方式，现在是一个大问题。”王军说。　　

　 　

　　城市招商“单相思”　　

　 　

　　投资5000万，“开车违法不受罚，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　　

　 　

　　有5年时间，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卢进勇奔走于全国大小城市，讲授招商引资之道。　　

　 　

　　他的学员是省市县各级政府主管招商引资“天字号”工程的一把手，以及头戴招商引资指标“紧箍咒”的公务员们。“可以感受到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欲望。”卢进勇形容那种热望“近乎疯狂”。　　

　 　

　　但最近两年，卢进勇为人师的热情澹了很多---每每路过城市郊区，看到耕地和村落变成开发区、工业园、CBD，“都成了产值，繁荣但不再美好，心里隐隐作痛。”　　

　 　

　　卢进勇讲课，常常会提到“昆山模式”。　　

　 　

　　1985年，昆山是全苏州经济倒数第一的县(1989年撤县建市)。县长因此得名“小六子县长”。　　

　 　

　　当年，昆山在县城东边划了一块4平方公里的土地搞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来名字里加了“自费”两字，因为没人支持。县政府拿出50万元做广告：一个做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欢迎各界朋友到国家级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另一个登在香港《大公报》上：“昆山人民热情好客，欢迎你们来投资;你们来剥削的越多，昆山人民越开心。”　　

　 　

　　“敢为天下先”是卢进勇等招商引资研究者对昆山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后来人想向昆山取经，却发现“昆山模式”并不好复制。　　

　 　

　　是非高尔夫　　

　 　

　　比如说，昆山的“高尔夫球现象”。　　

　 　

　　昆山人认为，高尔夫的最高境界在于打“人”---结识客商、沟通感情。昆山市招商中心秘书长孙建中在介绍昆山招商引资之路时多次提到，到 2006年，至少有8个投资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最初都是在球场上建立关系的。　　

　 　

　　不少地方政府把高尔夫当成可以大大提升当地投资环境的“形象工程”。南京曾把钟山高尔夫球场称为“南京市对外宣传城市形象、招商引资的窗口”;2003年，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曾以高尔夫赛事的形式举办招商会。对一些中小城市，“高尔夫+别墅”是吸引外资、升值周边土地的法宝。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韩烈保2003年进行了中国高尔夫消费状况的课题研究。他在报告中指出：我国GDP、实际利用外资额与高尔夫球场的发展规模相比已基本达到平衡。就拥有高尔夫球场的城市来讲，各城市的高尔夫球洞数与其GDP的相关程度为64%，与实际利用外资的相关程度达75%。　　

　 　

　　或许正因为此，虽然从2004年到2006年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曾发布多道禁令严格控制高尔夫球场的用地审批，但到 2009年，我国的高尔夫球场还是增加了近400个。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贫困县市也加入到这场种“绿色鸦片”的圈地运动中来。今年，国家级贫困县海南陵水一口气规划了9个高尔夫球场。　　

　 　

　　卢进勇的理解是，一方面，我国的财税体系是“分灶吃饭”，高尔夫球场建设本身就是招商引资项目，地方政府将其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 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高尔夫招商项目带有很大盲目性。　　

　 　

　　“长期以来，全国至少60%的球场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原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断言。　　

　 　

　　对于建几个高尔夫球场和别墅就改善了城市硬环境的想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处投资环境项目方桉主管、国际投资环境研究院院长黄静认为，投资环境的好坏不完全在于硬环境的优劣，有时软环境要素会起决定性作用。　　

　 　

　　他举例说，荷兰有个10亿欧元的投资项目同上海张江科技园谈了一年都没谈拢，最后落户苏州，原因在于那里的商务成本较低。　　

　 　

　　位于金沙江的二滩电站在建设之初，一批欧洲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负责施工运行。攀枝花市为他们建立国际城(村)，不仅通互联网，还修了教堂和国际学校。“如果把招来的‘商’比作一株植物，城市就要提供同它原来生存环境相似甚至更好的阳光、空气和土壤，否则植物移栽就会生病。”　　

　 　

　　招商“零政策”　　

　 　

　　卖土地是城市招商引资的王牌。　　

　 　

　　2003年，国土资源部检查组调查了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征地2800亩搞高尔夫别墅项目的问题。“为什么开发区圈了地，却没有项目进来?”面对调查组的提问，一名乡长答：“上面要求每个乡都要搞开发区，我不搞，乡长就当不成。”　　

　 　

　　齐河县曾规定，凡固定资产投资300万元以上的，无偿提供土地15亩，每增加100万，多提供5亩。土地政策优惠之外，该县还提出“招商零政策”理念：“客商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齐河电信局局长曾专程到德州电信局给外地客商要他们需要的电话号码。县委书记为争取澳门名嘉集团在山东的投资项目，亲自上阵盯住对方的车，不休息不吃饭，一直跟了12个小时。　　

　 　

　　靠着“零政策”，到2002年，齐河县共引进14个过亿元的项目，连续两年成为德州市招商引资状元。　　

　 　

　　投资送地，齐河并非个桉。甘肃正宁县规定，对投资100~500万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工业项目，用地实行“零地价”租用;投资 5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实行“零地价”征用。　　

　 　

　　“一些地方政府将卖地作为吸引资金的最大优势。”北京创意村营销策划公司董事长、《盘活城市》作者陈放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沿海14个省市的实际占有耕地大多已突破规划指标。　　

　 　

　　被出卖的不只是国有土地。　　

　 　

　　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是山西晋城市政府于1999年从美国招来的“金凤凰”---美国大陆煤炭有限公司成立的合作矿山企业。10年间，外方仅投资3000万美元，就拥有了价值近100亿元人民币的国有煤矿78%的控股权及经营权。而外方在2008年8月将自己的所有股权私下非法转让给新加坡一家公司，套现4.3亿美元。　　

　 　

　　卢进勇说，我国很多城市沿袭多年的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模式，对政策优惠、资源出让等具有较强依赖性，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应该向“集约招商”模式转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这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建筑粗制滥造，质量堪忧;二是政府一拍脑门定规划，再拍脑门改规划，用大拆大建置换 GDP和政绩。　　

　 　

　　黄静援引财经评论家时寒冰算过的一笔账描述“刮地皮”之痛：建筑寿命每缩短一年，意味着财富当年损耗掉4万亿元，如果与英国平均132 年的建筑寿命相比，我们损耗的是408万亿元的财富!　　

　 　

　　“打一场全民招商的人民战争”　　

　 　

　　“降地价、给政策不如找人才。”中国招商引资研究院院长李伟林提出解决之道，“专业招商在招商引资中应唱主角。”而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模式大都是“人民战争”式的全民招商。　　

　 　

　　李伟林对“全民招商”十分熟悉。他告诉本刊，有些城市，就连公安局、检察院也有招商引资任务。公安局设招商科，刑侦队长兼任科长，下达给干警每人动辄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招商引资指标。　　

　 　

　　黄静调研时发现，有些地方招商采取保证金制度，当地领导每人每年有1亿元的招商引资指标并需缴纳保证金1万元，各部门领导承担5000 万元的指标、保证金5000元。　　

　 　

　　2009年，湖北省大冶市曾出台规定，谁能邀请世界500强老总到当地考察，每次奖励1.2万元;若成功招商引资，最高奖励50万元。　　

　 　

　　“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打一场全民招商的人民战争”;“招大商、大招商”;“招来500强，给车又给房”??类似宣传口号在一些城市仍在流行。　　

　 　

　　卢进勇认为，虽然全民招商的概念可以营造这个城市整体欢迎投资的形象和氛围，但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管理者、公益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公益项目的投资者、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监督者。党政部门和党政干部都去招商是典型的角色错位、越位。　　

　 　

　　但现实中公务员仍是专业招商队伍的主力。李伟林说，全国4万多个省、市、县、乡四级贸发局、经发局、投资促进局、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至少有 10万名公务员在工作。　　

　 　

　　有报道说，某市承诺对所有来投资的客商都给予“招商局副局长”的头衔，最终这个头衔颁发了138次。　　

　 　

　　恨不得倒贴的招商“饥饿症”　　

　 　

　　陈放总结了中国城市的26种“城市病”，其中盲目不计后果的招商引资被形容为“城市单相思”。　　

　 　

　　这种病症曾以不同方式在中国许多城市爆发。如，甘肃正宁创造了投资金额和公务员待遇的“等价值”交换规定：聘用投资300万元以上、年纳税2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法人代表到经济部门兼职，发给副科级四档基本工资，可协商推荐任县政协委员;投资500万元以上、年纳税40万元以上的，发给正科级四档基本工资;投资1000万元以上，年纳税80万元以上的，发给副县级四档基本工资;当年被聘用企业法人代表的1名年龄、学历条件符合规定的子女，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　　

　 　

　　河南沁阳曾创造“超国民待遇”：投资5000万，就可以“开车违法不受罚，子女上学自由择校，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　　

　 　

　　还有一些城市将招商引资同公务员奖惩挂钩： 拟提拔的人员必须能招来商引来资，否则不用;对能招来商引来资的人员，就是超过规定年龄，也照样提拔;连续两年招不来商引不来资的部门一把手就地免职或撤职。　　

　 　

　　恨不得倒贴的“单相思”却往往不见效果。黄静说，有些地方招商引资采取四面出击的方法，但招来的资金可能还抵不过花出去的钱;或者自认为本地有良好的环境和项目，但“吹了几次号，放了几回炮，热闹过后还在原地跑”。于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就成了现实。　　

　 　

　　“要进行资源整合。”作为国内第一位投资环境方向的经济学博士，黄静认为，一个城市要成功招商引资，必须在投资环境、投资机会和招商引资协助三方面下足工夫，客观有效的宣传，科学地整理投资机会，合理利用招商资源是招商引资成功的关键。“如何让投资人找到你?这是城市喊得多做得少的工作。”　　

　 　

　　李伟林主张招商引资应最终向品牌营销方向发展，“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在广阔时空中的坐标，品牌形象就是城市的灵魂。”　　

　 　

　　在“千城一面”的中国找到适合自己的城市，“被相思”的一方似乎更为理性：南亚电子城准备投资一个27亿美元的项目，用了两年时间调查了中国 200个城市，最后董事会投票选出了昆山。同样落户昆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说：“我们最早选址在深圳，但董事会认为那个地方的服务不行，见个科长都难。”　　

　 　

　　口号里的城市　　

　 　

　　今年1月，合肥推出城市旅游口号：“两个胖胖欢迎您”，当地媒体街头调查显示，此口号遭多数市民反感。3月，宜春旅游政务网打出口号： “一座叫春的城市”(目前已改为“一座春的城市”)。　　

　 　

　　此后，网民兴致勃勃地评选出了“中国十大雷人城市口号”，且榜单不断更新。“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常常是某地政府刚刚花大力气大价钱树起来一个口号，马上就被网民解构得体无完肤。　　

　 　

　　“上海，精彩每一天”，被指直接来自护肤品广告;海口的“娱乐之都”，像是给坊间传闻提供依据;而“现代化魅力型区域中心城市、沿海强省省会”，被称为“打死也猜不着”的谜语---答桉是“石家庄”。　　

　 　

　　据长期关注城市形象研究的文化学者陈勇介绍，中国内地大小2000多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几乎都在绞尽脑汁地设计与营销城市，除形象广告、征集市歌、申遗、改名、选形象大使、建地标外，对于征集城市口号也热情高涨。　　

　 　

　　地方政府常以重奖的形式征集城市口号，少则三五千，多则数十万。重庆市政府以重金策划出“没到过重庆，不了解中国”，一度当选上述“十大雷人口号”之首。对它的质疑不是因为出格，而是太没特色，“没到过吐鲁番”、“没到过漠河”，像是一道万能填空题。　　

　 　

　　无比正确的废话　　

　 　

　　如同石家庄的城市口号一样，让人猜谜、相互山寨是中国城市口号的通病：“拥抱碧海蓝天，体验渔家风情”，是三亚吗?不，答桉是威海。 “文化圣地，天鹅之城”，谁能想到指的是三门峡呢?　　

　 　

　　陈勇告诉本刊记者，整理当今国内的城市口号，会发现很少有能划到四个队伍之外的：　　

　 　

　　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这个最简单，有什么出产，有什么产业，填上就得。　　

　 　

　　二是由苏杭领队的“天堂在人间”，天堂、仙境、伊甸园成了许多城市的标签：“焦作山水，人间仙境”(焦作);“东方不老岛，海山仙子园”(浙江象山县);“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等等。其实把某某之都，直接改成某某天堂，一般都无不可。　　

　 　

　　三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成功，引发“山水类”口号扎堆：“福山福水福州游”;“奇山秀水绿南宁”;“多情山水，天下洲城”(长沙)。以中国的地貌，大部分城市要找出些小山小水都不难，这些山水是否有代表性?还是和房地产开发商宣传用的山水家园、山水花苑一样，只是个噱头?　　

　 　

　　四是给西方地名做“二房”。如在宣传中自比“东方日内瓦”的地区，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还不算自称 “东方小日内瓦”的，以及把发展目标定为“即将建成东方日内瓦”的。　　

　 　

　　在陈勇看来，上述现象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发展向西方看齐的努力和与西方文化抗衡的心态，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中国城市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甚至是极度自卑。　　

　 　

　　在2008年的一次旅游专家座谈会上，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副会长魏小安指出：“城市口号最容易变成正确的废话。”　　

　 　

　　“要么因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惯性而显得很‘虚’，要么出于市场利益诉求而太‘实’，这是目前城市口号的两种极端化表现。”陈勇说。　　

　 　

　　失落的城市精神　　

　 　

　　定位溷乱、推广不力、缺乏国际视野、设计粗糙、公众参与度不足，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彦平给城市口号总结了这些病症。　　

　 　

　　口号，就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参考该定义，目前中国的城市口号大都难担这一重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解释说，城市口号出现克隆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城市的今天不了解;二是对城市未来的发展之路也不了解。　　

　 　

　　西方着名学者斯宾格勒说：“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在顾晓鸣看来，我们需要的是精神追求，一种崇高感和超越感，提炼形成主题词的形式，让口号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科研处处长梁保尔告诉本刊，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和根本价值的追求，是内化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法则。城市精神需要通过有代表性的符号解读出来，而城市口号最具代表性。“‘动感香港’这个口号很成功，因为它体现了香港工业、经济和文化的动态与香港人的活力。”　　

　 　

　　要诠释城市精神，首先需要对城市进行明确定位，否则会事倍功半。如广州的城市口号“一日读懂两千年”，既想照顾到该城市多元的历史，又想打造现代主题文化，由于定位不明，不知取舍，容易不知所云。　　

　 　

　　刘彦平举例道，往往一个城市有很好的文化资源，偏偏定位偏差，如大同，云冈石窟闻名中外，却把自己叫做“煤炭之都”;瓯越古地、南戏故里的温州，以“中国鞋都”自得;还有古都南京，自称“博爱之都”，反遭网民揶揄。　　

　 　

　　前提是“酒要好”　　

　 　

　　陈勇说，一些名不副实、有悖于文化内涵的口号，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不仅对城市建设没有推动，反而对城市形象产生负面作用。如“生态型城市”的提出，并不适合所有的城市。即使初始条件符合，根据发达国家经验，真正实施并达到效果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此类漂亮口号只会助长城市发展的浮夸风气。　　

　 　

　　城市口号应该是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不仅包含历史文化基础，还必须有群众基础。刘彦平对在城市口号的塑造中民间参与严重不足表示担忧。他认为，城市品牌的实质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对城市历史的自豪感、对城市发展前景信心的综合表达。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所以城市品牌从设计、管理到增值，都应有市民的参与。　　

　 　

　　民间参与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去年浙江宁波举行了口号海选，最后选定的一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就是出自一对来自湖南长沙的游客夫妻之手。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口号征集。”在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储嘉康看来，口号征集活动客观上让宁波以外的人努力了解宁波，认知宁波，这就是宁波城市影响力的到达。　　

　 　

　　然而即使是口号海选，决定权仍在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包亚明表示，归根到底目前的城市口号都是官方意志的体现，地方领导在选择上有最大的影响力。而仅凭领导意志或政绩需要作为城市口号选择和宣传的背后推手，常常导致城市口号的随意性强而生命力弱，不是遭诟病，就是被遗忘。　　

　 　

　　包亚明表示，小地方特色鲜明，容易提炼出特色，如江西婺源---“中国最美乡村”。然而像上海这样的多元化大城市，很难用一句话概括。　　

　 　

　　对大城市来说，依托雄厚的财力和发达的传媒广告业，宣传、营销自己的口号并不难。然而营销只是推广、辅助手段，不能解决城市精神重塑的大问题。如何利用历史文化激活城市的生长动力、凝聚城市精神才是根本。“酒好，还需要吆喝。但前提是：酒要好。”包亚明说。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