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毛泽东关于从坏处着想朝好处努力的观点

    《周易》和毛泽东关于从坏处着想朝好处努力的观点　　

这一思想，既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古老的思想，又是一个永不腐朽的思想。然而这个思想最早是从《周易》中体现出来的。而毛泽东对这一思想，不论从认识上，还是运用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下面先来看《周易》中对这一思想的体现。　　

《周易》在离卦六五爻辞中说：“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这是说，在前进的道路上，六五预计前面有着严重的困难在挡道，怕失败，为此忧心重重，愁得泪涕纵横，其状如大雨一般，过着忧戚叹息的生活，到头来反倒取得吉祥的后果。　　

这说明只要能把未来的困难预想的严重些，虽然精神压力很大，却既可会使自己行为谨慎，更会为克服困难做最大努力，从而得到好结局。　　

再比如，《周易》在需卦六四爻辞中说：“需于血，出自穴。”这又是说，要前进、要胜利，就需要流血，思想上有了这个坏的准备，在行动上才会为不流血做出种种的努力，就像走路跌进洞穴，因为有了不怕流血的思想准备，所以就不会被这困难所吓倒，正是有了这一点，胜利就会从这洞穴中走出，就是说，正因为有了这个“需于血“的思想准备，才会有胜利”出自穴“的结果。　　

再如，《周易》在益卦六三爻辞中说：“益之，用凶事，无咎。”这又是说，要想得到益处，在实现得益的路上，不要只想到好处，而是要想到凶险，用这思想指导行动，既可谨慎，又会努力，从而得到成功，故说“用凶事无咎”。　　

唐朝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大将李靖犯了死罪，唐高祖李渊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令他带领八百万军队去攻打某地，结果打了大胜仗，李渊高兴地说：“使功不如使过。”　　

为什么“使功不如死过”？因为有过的人和有功的人相比较，有过的人失掉了骄傲的资本，而且懂得，失败了结局更坏，所以他在行动上就会更加小心，而有功的人就没有这个压力，再加上自己功大，即使打了败仗，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了，往往成为失败的根源，故“使功不如使过”。这种“使功不如使过”的思想，正是《周易》中“用凶事无咎”思想在实践中的一种体现。　　

再如：《周易》在既济卦初九爻辞中说：“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这又是说，胜利的车轮正在前进，这时应该想到，这车轮在前进中被什么东西曳(拖)住了怎么办? 又如动物过河，湿了尾巴怎么办?总之应该想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但不是被这困难所吓倒，而是为了想出克服这困难的好办法，这才是正确的行为。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只要能够真正做到从坏处着想，朝好处努力，结果一定会好。这种思想，历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实践家，都很注意这个问题，尤其是毛泽东，不仅在思想认识方面高度重视，而且在实践中也更加注意。下面先来看一下毛泽东在思想方面是怎样加于重视的。　　

毛泽东说：“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的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注1)  “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注2)　　

毛泽东还说：“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可把困难想的更多一些。……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注3)　　

总之，这些论述，都是从思想上教育人们要懂得从坏处着想，朝好处努力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广泛地进行了运用。举例如下： 　　

1，用在对整个敌我形势的分析上，如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前后，毛泽东对敌我形势分析说：“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  (注4)　　

2，用在对游击区和根据地形势发展的分析上，毛泽东说：“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如果“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人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注5)　　

3，用在敌我对峙时对自己力量的分析上，毛泽东说：“由于当前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的。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和发展。”(注6)　　

4，用在对统一战线内部问题的分析上，毛泽东说：“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都时时刻刻在止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件，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  (注7)　　

5，用在对思想战线上的分析上，毛泽东说：“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注8)“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一个长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注9)　　

6，用在对经济形势上的分析，毛泽东说：“在这里，有一点还须引起我们前方同志的注意。我们有些地方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要会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注10)　　

7，用在对有利形势的分析上，毛泽东说：“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注11)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难苦奋斗的作风。”  (注12)　　

综上可知，从坏处着想，朝好处努力，这种思想起源于《周易》，到毛泽东手里，不仅在认识上有了更高的发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实践的运用上却胜过了历代任何人，从而保证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胜利。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 16页，人民出版杜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2页，人民出版杜出版，1 9 5 3年5月北京第二版。　　

（3)《毛祥东选集》第四卷，第1 162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l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2一41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一版。　　

(6)《毛泽东选集》篱二卷，第4 3 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一版。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 0 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版。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 7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一版。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 9 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 6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8一101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1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1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l 4 3 9一144 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 9 6 0年9月北京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