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研究的几点看法

关于系统研究的几点看法

　　世间万物，无论有形无形，凡是人的意识可以达到的地方都可以分解为一个个不同层次的系统。系统可以简略分为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从根本上来说两者是相同的。古人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乃是一种不可名状，玄而又玄的存在，可以理解为“无”，所谓无中生有是可能存在的。抽象来说，无中生有，有可以表现为“一”，代表一种秩序性。无是空洞无物，不生不灭，不可理解的东西，因而思维也无从立足，任何思维可以达到的地方都具有某种秩序性，一团乱麻也具有秩序性，只是很难找出而已。秩序的产生代表了宇宙万物的创始；凡事有生就有灭，生与灭是光与影的存在，秩序产生就有毁灭的那一天，生与灭代表了最原始的矛盾，宇宙万物都有它对立的一面，即使我们一时找不到，理论上也有反物质空间的存在。矛盾就表现为“二”。这时已经可以认为有最简单的系统出现了。这时诞生的系统可以抽象的认为是一种静态的系统，一经产生就开始走向毁灭。但是宇宙万物的产生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随机产生，散布在世界各处，这种不均衡带来的差异性推动了宇宙的分化，表现为“三”。差异性使得宇宙由静态向动态演化，万物逐渐创生。秩序性、矛盾性、随机差异性这三者构成了宇宙产生到演化的基石。具有前两种特性的，可以简单的归为简单系统，具有三种特性的可以归为复杂系统，两者的区别在于，复杂系统会在随机差异性的推动下自我演化，演化是一种自适应、自复制、自完善，从而不断复杂化的过程。

　　简单系统大体上是遵循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的。复杂系统由于演化的作用可以发展为远离平衡态下的有序结构，因而在遵循热力学定律的同时具有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律。通过我的思考，初步有以下三点。

　　1、复杂系统的产生在于一种具有“自毁机制”分子的出现。复杂系统的产生是随机性的，可能在宇宙的任何时间、地点出现。但是它的出现又是必然性的，因为差异性的存在必然导致一种具有“自毁机制”分子的出现从而推动复杂系统的创生。具有“自毁机制”分子是一个非常不严格的提法，仅仅由于我自己的好恶随意提出。如果用自然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一种居于超出外界能量等级但是结构非常不稳定的物质，它随时都可能跌入与外界环境相同的能级，同时释放出能量。如果用社会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一种具有高出一般人能力，同时又富有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的人，这种人的状态也很不稳定。一是很容易受伤害，比如经常见义勇为的人就死的比较快，再一个主席说了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很多时候一个人做出牺牲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很快就“泯然众人矣”了。他们做出牺牲的过程也可以视为释放自身能量的一种过程。但是如果他们在释放能量的过程中得到了环境的积极响应，就有可能围绕他形成一个有序结构，导致一个复杂系统的产生。从社会学上来说往往就是一个非正式组织的诞生。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小团体的产生往往来自于团体领袖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又往往表现为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当然前提是领袖人物具有高出一般成员的“能量”。不过领袖人物也不可能是永动机，团体产生后要持续存在和发展还要继续获得“能量”，这时候单单靠领袖的付出已经不够了。一般而言维系小团体产生后的持续运做的动力在于小团体的产生使得领袖人物获得了超过领袖和团体成员简单相加的从周围环境中获得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得团伙的全体成员都得到了独自难以得到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中领袖人物的付出也得到了补偿，整个团体向着继续发展壮大的方向前进，也就表现为进一步复杂化。

　　现成的例子往往来自反面，比如一个犯罪分子的高手如果表现出一点先人后己的豪侠热肠，很快手下就可能聚集起一帮小弟。在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后，他很快就会给自己的手下进行分工、训练，发展为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一个犯罪团伙的犯罪能力远远超过同样人数犯罪分子的简单相加，必然会不断朝做大买卖发展并且不断翻新作案手法、扩大团伙规模。在这一过程中，犯罪首领和团伙成员都得到了单凭个人难以得到的好处。如果这个犯罪团伙被称为起义军，那么他们就可能开创一个朝代、一段历史。一个黑道大哥往往也就是这样混成皇帝的，比如宋太祖。

　　举个正面的例子。古人说：舜躬耕于历山之下，身边一年成村、两年成市、三年成城，就是说舜一个人干活，一年之后围绕他出现一个小村，两年就成了集市，三年就出来一个小城。为什么呢？虽然舜有两个漂亮老婆，但是也不够大家用的，那么一定是因为舜的作用。据说上古时代的舜是一个大发明家，烧陶、结网造屋什么都会，他一定是免费把这些教给了别人，所以招的人都来投奔他。当然他可能也在不断的搞发明再创新，进一步聚集了人气，从而形成了村。因为人多这时开始有了规模效益，舜大概又开始搞产业化了，这位是个复合型人才，行业规范、技术标准制定的井井有条，因而出现了集市。下一步围绕着集市，各种配套服务业也搞起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繁荣但是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社会呼唤公平透明、稳定有序的交易环境，这是的舜又以一个公正贤明的形象出现，靠着以前积累的资本顺手做了城主，为下一步竞选全国总统积累了经验和人气。

　　现实当然不会这么理想化，但是城市或者现代产业集群的产生往往就是这样来的，比如加里福尼亚就是因为挖金子形成的，金矿就顶了舜的角色。其实舜在当时世人眼中大约也是一个挖不完的金矿。金矿这东西不在这山就在那山，就象历史留下的不是舜也会有别人一样。

　　天下万物纷纷，而大道一也。世间三大迷题：生命的产生、思维的产生、社会组织的产生在我看来都是系统自组织的过程，因此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内部的运行规律应该有相通的地方。我是在想通了舜的发家史之后开始考虑生命自组织的问题。我以为生命的出现也许也是因为在地球海洋中产生了足够多的有机大分子后，由于随机扰动，产生了具有不稳定结构的高能量分子，这种分子在遇到低能量分子后，两者产生了自缠绕从而形成了最初的有序结构，这种有序结构形成了稳定的高能量结构并且开始主动从周围相对较低的能量环境中吸取能量使自己进一步复杂化，逐步过渡到最初的生命形态。

　　2、在外界环境因素即定的情况下，系统达成目标手段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呈现负相关分布。简单的说就是看起来越有效的解决手段越可能是错误的，这条规律是不可能通过变换手法消除的，除非系统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遗憾的是，任何一个系统往往都不可能对自身的环境做出详尽全面的理解，因此当我们自以为提出一个正确有效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往往在做蠢事。为什么我们难以对系统环境做出正确的认识呢？原因有三。首先是系统环境的复杂性，其次是不同系统环境存在交叉造成系统环境边界的模糊，最后是由于系统的演化造成系统环境的不断变化，因为系统本身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其自身的演化本身也改变了自身所处的环境。当我们完全了解了一个系统环境时往往我们将由参与者转化为观察者，自身的眼光将投向另一个层次的系统，开始了新的探索。

　　举一个直观的例子。一个探险家深入了一片大山丛林，他站在一座小山上想要穿过脚下的丛林翻过对面那座大山找到出路，最正确的办法看起来是取直线走过去。但是往往可能走的半路遇到沼泽或者是断壁因此不得不折回来重新开始，这时我们发现其实一开始走弯路倒好些，但是一开始我们只能走自以为正确有效的路子，因为我们不了解这片丛林。当然如果我们有飞机看上去走直线又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时候系统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飞机及其相关的支撑体系已经作为一个环境变量增加到系统之中了。现实中发生的很多争吵其实就是坐飞机的和步行者之间的争吵，看起来都是过那片丛林，其实是站在不同环境下的考量。理论与现实唯一的不同在于我们很难准确的把握考虑同一件事情时因位置不同对系统外部环境的随意缩放，因此往往陷入无意义的争吵，当有人刻意利用这种缩放时就会陷于诡辩。

　　但是人的认识总是会不断提高的，因此总是会走出这片丛林。但是山外有山啊，探险者很快又会走入新的丛林，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会惊人的相似，但是由于人不同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因此历史不会重演。

　　现实中这样的直观例子也很多。比如毛泽东四渡赤水是多跑了很多路的，当时很多人也埋怨，林彪还给彭德怀打电话，无意中阴了老彭一道，现在看起来多跑路成了高明的指挥艺术，因为直着走前面有陷阱么，但是很多时候人就是离不开这个系统陷阱，因为这是由系统特性决定的。比如秦香莲的案子。她解决自己的问题靠的是什么？明着看起来靠的是老包，其实还是皇权，事实上造成她问题的是什么？也还是皇权。如果不是因为靠上皇权，陈相公未必敢公然追杀老婆，最多休了就完了，古代讲七出，休老婆太容易了。老包如果不是皇帝支持也杀不掉小陈，最多憋一肚子气回来自己多喝几杯就完了。所以秦香莲事实上是在与虎谋皮，她的成功理论上来说是由于系统的例外原则起作用，是系统本身为了消除矛盾而预设的一种功能。她的成功给人一种幻觉，就是在皇权的统制下也是有冤可申的，但是事实上其他人都会碰壁，综观几千年历史也只是出了一个包公，这种幻觉事实上起到了加强皇权的作用。所以秦香莲要申冤最正确的方式其实倒是先发动一次起义打倒皇权而后再把老公打翻在地问他一句：服不服？跟我回家去吧？但是这种办法有效性太低了，她大概要等到1949年才行，但是要是遇到那时侯的离婚潮，当时解决不了也说不定，还要等等。可是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啊，所以这个办法基本无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系统环境即定的情况下，解决系统问题的手段都是内生的，就是说是由系统本身设定的，其存在的理由本身就是维护系统的稳定，如果一个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系统特性固有的，那么就不可能从系统既有的手段中得到解决。秦香莲的问题其实是皇权高度集中，不受控制造成的，是其固有属性，因此在皇权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老包只是皇权体系下的一个自我调节手段，本意还是稳定皇权。要解决系统特性造成问题只能通过系统外的办法，往往就是系统再造了。现在的异地办案其实也借鉴了这一原理。

　　 3、一个复杂系统的复杂性越高，相对的稳定性越差，但是恢复力越好。相应的复杂性越低，相对的稳定性越好，但是恢复力降低。谈到这一点，其实很大程度上讲的是系统演化和结构的关系。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香蕉。据说香蕉这种水果是徘徊在毁灭的边缘的，因为全世界所有的栽培香蕉都来自于同一个母本，是在同一株上分离出来的。虽然品系的优良使得它的家族迅速扩大到全球，但是也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只要一场大的疾病就可能毁灭全球的香蕉，因为他们对于同一种疾病全都缺乏抗性。相同的例子微生物界也有，尽管号称生命力顽强，但是在抗生素应用和预防接种技术成熟后，天花病毒已经在自然界消失了。这看起来很奇怪，细菌尽管结构简单但是似乎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生物，不管满世界都是而且在高寒高温环境下也能找到他们的痕迹怎么能这么容易被消灭呢？现在细菌的抗药性不是在不断提高吗？据说还有以抗生素为营养源生存的细菌出现了。这里要澄清以下几点，细菌的生命力顽强很大程度上是就群体来说的，就个体而言细菌的生命非常短暂，而且仅仅是简单的曝晒就可以杀死很多细菌。细菌的生命力顽强主要在于很容易通过基因重组得到对新环境的抗性，针对抗生素时就是产生了耐药性。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产生了基因便宜我们还能够认为他是人吗？无疑是否定的，那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不认为他是人，他在社会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尽管他的基因可能和我们仅仅有微小的差别。因此以上道理还是讲的通的。

　　从生态群落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群落尽管很容易失衡但是具有良好的恢复力，而一个相对简单的生态系统就差的远。比如一个热带丛林即使是被山火烧掉但是很快就会重新焕发生机。但是一个温带草原即使仅仅是遭到老鼠的过度破坏也会迅速退化，不可逆转的转变为荒漠。

　　如果仅仅研究到这一步，现实意义还很有限，重要的是这一原理对于政治生态也是适用的。从大的方面分类，人类社会可以分成集权专制型社会和民主分权型的社会。相对而言集权模式讲究自上而下的单向服从，权力架构设计较为简单可以归为低复杂系统，而民主模式讲究权力制衡权力架构，设计较为复杂，可以归类为高复杂系统。观察这两种政体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也大体符合以上规律。

　　回顾历史，多少强大的国家湮没在时光的尘埃之中，其中凡是可称为帝国者莫不是高度集权，以军事立国的国家。在英明的铁血首领带领下，军事帝国往往能实现迅速的扩张，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一朝天骄身死，帝国往往迅速分崩离析，被后人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国外比如马其顿帝国，国内的代表则是秦帝国。凡是能够长治久安的莫不是偃武修文，臣贤君明，能够适度分权的国家，中国古代民主的代表则是宋王朝，常常是君王被大臣们逼的面红耳赤，甚至臣子喋喋不休的唾沫星子溅到了脸上也只能转到后宫大骂几句出气。有宋一代，农民起义是非常少的，最终宋王朝是亡于外患而不是内忧。如果不是金人入侵，宋王朝再坚持个百八十年也说不定。

　　这里要提出一点修正，不同权力体系的国家稳定性如何要放在同样的系统条件下考虑，并且和自身的实力有很大关系。否则有人就会说采取高度集权的朝鲜政权还没有采取民主政体的美国来的稳定，只要美国爸爸一挥手，朝鲜这坏小子就完了。这里面就完全忽视了这两个国家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存在，如果朝鲜采取民主政体，早被美国人忽悠散了，有两个中国罩着也没用，君不见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眼皮底下一个劲的颜色革命吗。

　　研究问题的实质不应局限于现象而应当探询事物的本源，因此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同的政体最终命运会如此的不同？这就要回到第一条原理之中了。国家虽然是由暴力作为后盾的社会组织但是追根溯源也还是由自组织体系演化而来，如部落联盟。因而国家领导核心的构成也应该遵循第一条原理的约束，因而也应该是一个具有“自毁”倾向的人。上古时期大禹干活干到“股无毛”就不用说了，到唐代李隆基揽镜自照，叹息形容消瘦，左右规劝之，唐皇说：我独瘦而天下可肥也。所以那时侯年景都比较好。改朝换代时主政的则往往是暴君，老百姓恨不得和上位者同归于尽才好，但他就是不下去，还想再传位给儿子所以最后还是一大票人和他同归于尽了。这种情况在民主政体下就不容易出现，老百姓不需要动用武力，用脚投票就可以了。不要说是暴君，就是象丘吉尔，戴高乐这样的民族英雄，一旦不如意，公众也让他马上下台了。因此结论就是和集权、分权体系下领导核心的产生方式有关。集权体系领导核心的产生，第一代是依靠人格魅力自己打出来的，向后传承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由于集权体系下组织的单向服从性使得组织内部相干性特别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一个好的写照，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泯灭人的个性使得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趋同。如果看起来大家都差不多的话，什么人才是良好的传承对象呢？依照一般的推论来看，自然应该是距离权力核心最近的人，因为他受到第一代伟大君主的言传身教，理应更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即使不是在集权体系下，也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论。从小受到作君王培养的太子自然应该比一个街头乞丐看起来更能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但是遗憾的是依照第一条规则，具有“自毁”倾向的社会分子的产生是具有随机性的，和遗传学的规律正好相反，一个英明的君主生下的可能正是一个无知的傻瓜，于是悲剧一幕幕的就这样上演了，这又正好证明了第二条规则：看起来有效的解决办法往往是错误的。就算老天有眼，传承的结果还算尽如人意，这里面也有一个可怕的隐患，这里面假定第一代君王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就按照第一代的标准依次传承甚至加以强化。但是系统外界的环境却是在不断变化的，数代以后老一辈的标准可能完全行不通了，但是由于路径依赖，后辈们还是抱残守缺的固守传统而且自以为正确。比如清朝可以说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昏君，清末的几个皇帝甚至是非常勤奋敬业的，但是祖宗家业还是一天天败落了。为什么？就因为固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现在的人固然可以耻笑他们冥顽不灵，但是后代是否这样耻笑我们呢？也未可知啊。这种情况在民主政体下相对不容易出现，因为民主政体下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多元化的，所谓成功不一定就是迎合上意，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并且因此会积极的向外界环境索取自己成功所需要的资源。哥伦布远航在中国就是很难想象的，在中国所谓成功就是买房置地、读书求功名，社会取向高度单一，这样就丧失了系统演化最重要的东西：差异性。一个没有差异性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死的结构，虽然短时间非常稳定，但是一定会由于内部矛盾而崩溃。内部的差异性使得人们不能认可老子英雄儿好汉，而是认可各领风骚数百年，所以民主政体领袖人物的产生不可能依靠传承而是依靠选举，通过选举的方式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领导核心。这样具有“自毁”倾向的社会分子进入权力核心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而且这样选择出的领袖往往是现实的产物，能够实行更加合乎现实的政策，推动系统的进一步演化。

　　但是由此并不能就说民主一定比集权要好，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体系都是系统适应外界环境的一种内部组织方式，是无所谓好坏的，所谓最坏的民主也胜于最好的专制无非是自由主义者的偏执狂说法。形式是服从于内容的，系统组织方式服务于系统的目标，那就是生存与发展。一个系统的外界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就象河流中的一条航船，可能徜徉与山明水秀的画境也可能遭遇风恶水急的险滩，顺境时大家大可各自欣赏美景依照各自的欣赏角度大发议论，所谓百家争鸣，但是遇到逆境时，大家就要一心一意的闷头划船，无论是诗人妙笔还是画家圣手都只能暂时当苦力用用。如果有人自以为有了一首可以传世的佳作一定要先放下手头的活计吟出来，那么被人打了屁股是咎由自取的。可惜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一点，以为自己代表了超越历史的人性，其实是放屁，说白了就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显摆，古往今来多少英杰湮没于荒草野坡之中，难道就少不得你一个？还有一个问题还是第二定律的作用。比如险滩急流之中忽然船破了，那么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怎么办？是抢先抓一个救生圈跳下去还是和大家一起抢险？先跳下去很可能活命，一起抢险万一船保不住了最后救生圈先给了妇女儿童轮不上怎么办？最有效的的办法看起来是先跳船再说，万一船修好了再想办法回来。但是这恰恰是错误的，大家都这么想，船连最后一线保住的希望也没有了。纵观历史大凡国破家亡之时，最先跳船的往往是那些知道救生圈在哪里，并且容易得到的“聪明人”。在破船上挣扎的往往是那些抓不到救命稻草绝望挣扎的“傻子”。但是只要一个熟悉抢险的人才能够放弃救生的希望指挥大家一起齐心抢险自救，那么这条船还是可以保住的。这时候那些聪明人要么流落到岸上被野人抓走玩了屁股，要么灰溜溜的回到船上专职涮马桶，然后等船只回到浅滩时再图谋通过煽动选举东山再起。因为这时候危险已经解除，大家往往看不惯领导者凶巴巴的臭脸开始怀念以前赛诗对歌的热闹了。这时候有人抓着马桶高歌一曲，大家马上于我心有戚戚焉，选他为赛诗会的主持人，至于原来的抢险能手还是一边凉快凉快去吧，谁让你不解风情呢？自己不下台就轰他下台，于是乎歌舞升平了，但是下一个险滩又快要来了，到时候主持人大约又跑了，这简直是一定的，既然大家那么好骗。危险之际大家往往又会想到原来的头头，可惜这时候他往往已经悄悄的死掉了，于是乎大家翻船。

　　由此可知集权体系是一种可以同患难难以共富贵的社会体系，因为在统一意见、整合力量时容易泯灭人的差异性，这往往也意味着泯灭人的创造力。民主体系是一种可以同富贵但是缺乏应急抗打击能力的体系，虽然由民主而繁荣但是却也由此容易招蜂引蝶，往往容易因外界的强烈冲击而崩溃。由于任何一个体系都具有已经产生就自动保持稳定的特性，就是所谓路径依赖，所以无论集权还是民主都不免覆亡的命运。

　　通常导致系统覆亡的因素往往就是其赖以存在的优势，集权与民主的优点在系统环境改变的条件下会以缺点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这倒也真是体现了矛盾性的本质。究其原因在于不同权力分配体系下系统的组织结构特点。集权体系属于一种刚性结构，强调组织各层次对于系统核心层的服从，这种体系正常运做时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力。封建君王一声令下山河变色，可以动用人力物力为后人留下奇迹般的历史遗迹，比如运河、长城、埃及大金字塔。但是当系统对于掌握的资源进行了过度的动员后，系统结构就可能遭到破坏，而这种破坏带来的震荡往往直接威胁到系统核心的领导权威，甚至导致系统的整体解体。民主体系相对属于一种柔性结构，由于系统内部存在多个分核心，强调各组织部分之间的相互制衡，对于系统资源的动员往往是不同核心之间平衡的结果，往往留有一定系统的冗余，因而具有更好的适应性。类比一下的话，集权体系就象一根钢管，虽然挥起来呼呼做响可以将力量发挥到极至，但是一旦敲到石头上，一定会引起整体的震荡，就此脱离控制也说不定。民主体系就象一根橡皮棍，用起来有时会有一种使不出力的别扭感，但是一旦遇到强烈的外界撞击，往往只是发生局部的形变，不会对整体造成大的危害。反观社会体系也正是这样。中国属于一种集权体系，一个边远小村里发生的不公正行为，受害者最后也可能到北京去上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共产党的事，解决不了怨气就会发在党的头上，尽管其实中央毫不知情。当然中央也不全是背黑锅，一旦下面发生什么灾祸，基层去送点东西，报道的时候，小民们往往也是眼泪汪汪的说：还是共产党好啊。其实他得到的东西可能就是眼前的人中午刚刚在单位集体捐出来的，中央可是一毛未拔。中国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区出于私利利用公权时，受损群体往往把帐顺便也记到中央的头上，中央打算处理时，这些部门、地区又往往般出为公的名义和中央博弈，由于事情的复杂性，很多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矛盾却悄悄的积累起来了。比如发展经济，很多地区在这个大旗下搞了很多政绩工程、污染项目，个别政府官员、企业主得了实惠，问题却要中央擦屁股造成整体被动，比如扬州的铁本项目。这种问题在美国就不会出现，美国是联邦制民主国家，各个州之间的地方法律都不尽相同，民众就是越级上访，联邦政府也可能给他处理不了。

　　]民主制的优点在于应对危机时具有相当的柔性，但是由于人性的复杂和系统环境的变化，这一点有时也会走向反面。用橡皮棍敲石头固然不会震坏手，但是如果敲到刀口上呢，恐怕就不大妙，还不如用钢管好一点，至少是个鱼死网破。二战时法国前期的覆亡可以说不是由于战败而是由于民主制的软弱。民主政府的政客们面对危机惊慌失措，陷于无意义的争论却拿不出应对之策，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国家。如果有一个铁血英才一举控制政府进行全国总动员，最终结果还不一定，即使不能战败德国也会大大改变战争的进程。德国在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反证。希特勒其实是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旦他掌握权力肆意践踏民主时，民主就象一个柔弱的少女全无抵抗之力了。由此可知，民主制缺乏在极端情况下的资源动员能力，在遭遇危机时也会危及系统的生存，其原因在于民主制对于差异性的宽容分散了系统的力量。集权体系动员力强大也是由于最大程度的消除了系统内组成部分的差异性，可以将全部的力量集中在系统核心确定的一个点上，这一点就象激光的形成，可惜激光虽然强大但是只有瞬间的眩目，就象帝国的创立谱就英雄的史诗终成历史的绝响。古人说：强不可久，柔不可守，诚如所言。

　　以上简略讲了一下复杂系统的三个重要特性。以下再论述一下复杂系统的一些基本特点，以便讲的更加清楚一点。复杂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模糊概念，就本质而言应该取决于系统内部信息含量的多寡而不是表象。一个占地一层楼的第一代电脑其内部复杂性是远远低于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第五代计算机芯片的，一个五十人老单位的关系复杂程度也不是一个五十人的幼儿园学前班可以比拟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提到宇宙演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服务于系统信息最大化的过程，这里不讲过程分析只说结果。，复杂系统依照普里高津的定义属于远离平衡态下的有序性耗散结构。这种结构体系具有从外界输入能量和物质获取负熵稳定与发展系统的能力。以人类来类比，人通过进食从外界输入食物来获取能量与营养物质，食物被消化吸收的过程也是其结构被分解为较低一级的物质同时释放出能量的过程。人类在消化食物时不仅仅获取了能量其实还通过破坏食物的结构获取了“序”，也就是负熵，从而消除了自身内部产生的熵保持了稳定。如果要和热力学定律扯联系的话，人是不断向周围环境释放热量的，人类通过进食获取热量保持了自身体温的稳定，成为区别于周围环境的稳定热源体。为了保持这一点人类就要不断的进食。一旦失去食物人类就会丧失活力，体温变的不稳定，心脏衰竭/停跳、意识丧失，体温开始下降到和周围环境一样，而后系统开始崩解。首先是循环系统，系统出现尸斑，而后内脏、肌肉组织开始腐烂，逐步化为飞灰，最终只剩下一堆骨头。一个社会系统的崩解也是类似的。经济活动可以类比为人类的生理活动，政治文化活动类比为人类意识活动。在非外力因素下解体时，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停滞丧失活力，而后结构出现非正常畸变，上层建筑开始不能正常的服务于系统生存的目标，表现为惊人的腐败、贪鄙，对于社会事务的无力化，这时候已经可以认为这个社会脑死亡了。金融系统的开始动荡、崩溃，政府信用丧失，代表社会循环系统崩溃，因为货币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血液，银行就是社会的心脏。而后内脏和集体开始崩溃，表现为大量的企业破产、社会服务组织瘫痪。当一个社会体系完全崩溃时，能够留下的只有为社会体系运转提供物质基础的社会生产系统：道路、桥梁、建筑、机器设备等等供后人凭吊。

　　系统非外力因素崩解正常情况应该是系统进入衰亡期，自然崩解，但是大部分时候系统的寿命还没有完结就开始崩解，这种情况一般表现为系统已经难以从外界稳定的获取物质与能量输入。一个系统所据有的环境内蕴涵的资源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系统超过限度从系统环境中提取资源，就可能面临资源获取不足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微生物的培养。在培养皿中培育微生物如果温度、湿度等生长条件适宜但是不在投放培养液的话，微生物很快就会耗尽营养物大量死亡，一部分则进入休眠的假死状态。一个国家的灭亡很多时候也是由于过度的从系统环境中提取了资源，通常叫“滥用民力”，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被统治阶层就是自己生存的外部环境。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有些国家没有滥用民力的主观意愿但是也因为不能从系统环境中提取足够的资源而崩溃了，这里面就有一个系统争夺的问题。任何一个系统的存在都不是天下无事，存在系统环境下同类企业的资源争夺问题。在古代体现为战争掠夺，例如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匈奴人固然勇悍轻死，但是也不是没事找抽型的民族，由于自身的经济活动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生活需要，再加上气候不稳定，一旦遇到灾害性天气部族的生存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匈奴人的对汉战争是具有夺取自身发展资源深刻的经济含义的。一旦匈奴人战败，一部分不得不西迁异乡、一部分干脆融合到汉人之中，最终灭族了。在现代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对资源的掠夺不在以大规模的战争表现了，但是争夺的结果依然惨烈。美苏争霸其实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有经济资源的争夺。苏联解体其实非战之罪而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外来资源支持经济体造成的经济的崩溃。结果苏联接替后几年内人口平均寿命下降了十岁，即使苏联在二战中战死2000万人，人口平均寿命也没有下降到这个程度，由此可见经济争夺战败对于苏联的打击程度。由于前苏联是一个资源大国，所以其败而不死，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来说一旦资源争夺战败就很难想象后果了。仅仅是由于国内的资源再分配不公正，就造成80%以上的贫困人口在患病时不得不在家等死，这是多么大的犯罪啊！而这还是在连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如果经济严重衰退呢？身后就是万丈深渊啊。因此对于系统来说，在系统资源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资源争夺最终会尖锐化发展为激烈的对抗，一般败亡就可能万劫不复。

　　一定资源条件下多系统因争夺资源发生对抗乃是一种常态，因此研究多系统对抗的一般法则就很有必要了。如果最简单的两系统对抗，在总体实力接近的情况下，简单集权系统一定击败复杂民主系统，这是由于集权系统具有更大的扩张力，可以在短时间了占有更多的资源，实力差别较大则实力强的胜出，实力决定一切是不二的法则与正义无关。但是对于同时含有集权、民主系统，各自实力差异悬殊的情况则要复杂的多。内部组织模式、实力对比、对抗烈度、系统对抗中相互结盟的演化趋势共同主宰了对抗的结局，如果其中系统环境由于随机涨落发生了变化，那么系统对抗结果还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新技术的突破、新资源的发现等等。举例来说，阿拉伯半岛石油的大发现迅速提高了阿拉伯世界的世界地位同时也制造了新的矛盾；原子弹的发明改变了世界军事对抗的模式导致了几十年的冷战；大的自然灾害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晰，但是从大尺度历史上来看，人类的出现也是第四冰期间冰期的一个偶然结果而已，下一次大的生物灭绝或许正在接近。多系统对抗的不确定性使得实力至上的原则成为决定性的潜规则，为了赢得更大的实力，系统的分化与结盟成为新的动向，目前在全球一体化基础上出现的欲演欲烈的地区一体化为此做出了良好的注脚。但是这种一体化不会带来和平，由于系统发展的需要，在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完成后必然导致系统争夺的进一步激化。这个实质是两极对抗结束后，单独的一极无力整和全部系统资源，导致系统分化的结果。复杂多系统对抗的不确定性给若系统带来了机会但是未来的路也更加的艰难，系统对抗的具体手段在另一篇文章中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