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未必可爱   右肯定可恶

左”未必可爱   右肯定可恶

本来，读书时了树立了做学问的志向，文化大革命更坚定了我的这一志向，尤其是毛主席要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我在体验中越发认识到做学问也是干社会主义。直到招工进入铁路，我也没有放弃这一追求，可是，世上事，十有八九难以如意。

四人帮的被灭，不知道怎么株连到我这个只不过跟单位领导作了对的小工人，以致让我失去了三年自由，也就错过了那个可能一飞冲天的高考机会。后来，回到了单位，虽然，做学问的初衷还有，但是，也领略了有了学问就难免会招来“是非皆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无妄之灾，反省出我的做学问也不过是想出人头地。

但是，有学问的好处也很多。譬如，我这个被株连的人，还是被单位领导请到机关去做了文牍工作。他们需要我的学问去应付上级，粉饰成绩，我哩，也算是尝到了权利的厉害，再也不敢招惹他们，改造成了“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的奉公守法的“好人”。

就这样，在混天度日中娶妻生子，在读书思考中苟且偷生，既没有入党做官的欲望，也没有以权谋私的冲动。不知不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被减员增效内退回家当了拿生活费的闲人。

于是，我顺应时代潮流除了到股市去体验资本市场的魅力外，就是在各个大大小小的网站浏览文章、跟帖、评论，也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之于现实的感悟发布了一些称之为“博文”或者“日志”的文字以及跟帖，评论之类的玩意。

久而久之，我发现，科技发展搞出来的这个互联网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因为，美好和善良是它传播给人们的，邪恶和丑陋也是它暴露给人们的，而且,它们交织地在我们周围发生着，就象过去跑江湖玩打卖膏药的一句套话：本人姓周名围，玩的是家传武功，卖的是祖传膏药。如果我卖的是假药，日我周围的娘。孰真孰假，围观者弄不清，想买的吞吞缩缩的怕上当，不想买的唧唧喳喳的瞎起哄。

唉！所以，在互联网上当一名围观者容易，当一名还算是有一定定力和分辨力的围观者还真的不容易，说句“文革”时的常用语：香花毒草，真理谬论还真的难分辨。

譬如，在中国，无论是所谓的“左派还是右派”都说现在有新“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

“左派”说是改革开放的恶果，“右派”说是改革开放不彻底的表现，两派都跟过去比，谁都可以举出一大把“证据”，于是乎把老百姓刮到了“风”里，感受到了确实有“新三座大山”还简直令人窒息。

这样，左派、右派的目的没有默契就达成一致，搞的老百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抱怨都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惹的祸”，罪魁祸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也实在委屈，而且比毛主席还委屈。

这些右派实在忘恩负义，这些左派也实在不可理喻。即便“新三座大山”确实形成了，难道共产党就不能推翻。

可能，一些人并不完全清楚与“新三座大山”对应的“旧三座大山”是什么？其实，这“旧三座大山”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本来，这“三座大山”在60年前就被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宣布推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朱德在【纪念党的四十周年】诗中写道：三座大山齐推到，两重革命一担挑。郭沫若也赋诗：三座大山齐倒地，五星红旗高入云。

想不到，共产党执政六十年，在后三十年中，本来是想通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却在改革开放中把医疗、教育、住房搞成了左派右派都认同，老百姓也感同身受的“新三座大山”。但是，不知道所谓的左派右派想过没有，共产党用28年时间，历经磨难，最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能把那样宽泛的三座大山推翻。现在这种具体的“新三座大山”充其量只是改革开放中的失误，而且在共产党的管制之下，假以时日，共产党一定会用智慧和经济发展推翻这“新三座大山”。

以重庆为代表的共产党执政者已经在开始行动，它同样是一个样板，这个样板的意义在于共产党已经在探索如何在经济发展中拓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路。

我说右派忘恩负义是指他们攻击共产党改革开放不彻底，抱怨邓小平没有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把他们弄脏的污水泼到共产党、邓小平身上很正常。因为，没有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这右派翻得了身吗？左派——尤其是号称毛左派的人不感谢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始终奉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专门揪住“猫论”“摸论”“特色”来恶搞，也是不可理喻。不管怎么样？邓小平还是维护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崇高地位。所以，说客气点左派攻击邓小平是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说难听点，就是左倾教条主义。

在共产党的历史中，这左倾教条主义可以说是“害党不浅”。从土地革命初期照搬苏联的经验搞夺取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到江西中央根据地的阵地战，以及就中发生的追求纯洁、完美的清党肃奸运动差一点让红军全军覆没，幸亏被教条主义者褫夺兵权的毛主席没有被疟疾剥夺生命，还幸亏周恩来，王稼祥（当然也包括王明、博古等）这些喝了洋墨水的海归革命者认识到土生土长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遵义会议中把他推举到最高领导者的位置。

全国解放后，还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干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三反五反中出现的杀人过多，大跃进中出现的假大空，反右中出现的扩大化，文革中出现的打砸抢都是冒进、浮躁，违背中国国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

毛主席对这种“教条”是深恶痛绝的，一句“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就表明了他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他还在对文革的反思中，推出邓小平辅助周恩来开展经济工作，开辟了与美国接触的通道。

这期间，王张江姚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帮派，并且膨胀了他们的权欲，意图按照他们的设计来主导国家命运。我们难以知道毛主席此时的思维是否紊乱，因为随后出现的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究竟是他的本意还是“假传圣旨”实在令人迷惑。

因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往往会出现“老年痴呆症”的思维短路。我观察过许多这样的老人，而且伺候过自己八十多岁的母亲，当他们出现思维短路时，往往会记不住当前的事，记起来的是过去脑海中印象深刻的事。不知道医学上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反正依毛主席的行事风格，凡事谋定而后动，动则静观其变，再予以推进或者纠正。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的顺利上位都是他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

因为，他对邓小平的能力是欣赏的，对华国锋的忠厚是信任的，而且，还知道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利在他死后是不能即刻落在王张江姚或者邓小平手里的，尤其是王张江姚。因为，毛主席虽然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在心里倚重知识分子又瞧不起知识分子，甚至觉得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融于工农群众以至于被“教条”束缚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出于对“党内有党，党外有派”的判断和力量的分析，以及“我还活着，他们就这样干”的感慨，他更忧虑国家陷于内战。所以，自林彪出逃后，他用一句通俗语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说出了心中的无奈，开始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前途命运进行估量，并且利用自己的权威予以布局。

要知道，毛主席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屡屡被斥之为“右倾”的，什么“流寇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不一而足，始终是少数派，可是，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征服了大多数，夺取了政权。考察这一历史现象，我们会发现“左倾”似乎很“可爱”，他们用自己的狂热和激进迎合了大众心理却违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和当时社会状态的限制，一次次使中国革命几乎夭折。

为什么“左派”让大众觉得“可爱”呢？这是因为它基本的特征就是不合时宜地鼓吹平均主义、利益均等，让大众以为通过激烈的手段就能很快达到目的。由于人性的局限，又由于是以革命的姿态在主张，所以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和号召力。“右派”则不同，它被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繁荣诱导，推崇社会的差别，维护利益的不均等，认为国家的发展，大众的生存状态只能通过精英的引导才能达成，鼓吹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实行统治的合理性。

为了不让浏览者陷于迷惑，必须说明本文所指的“左派”“右派”是共产党内因为对政治路线，思想观念产生不同观点并付诸行动的“党内有派”以及党内外的拥护者和起哄者（即愤青），不是“反右运动”中的“右派”。那个时期的“右派”含义更宽泛，主要是指党外那些要取消共产党领导及国家属性的政治派别和个人，以及赞成他们主张的党内精英，由于共产党内大多数成员是依附共产党获得权力和利益的，所以“反右运动”毫无疑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经过“反右运动”后，这些“右派”要么改弦易辙，要么改头换面进入共产党党内。于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就如开闸放水一泄千里，不光那些崇尚“法权”的官员们推波助澜，民众也喜不自禁随波逐流，都乐在其中。

直到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突出，邓小平觉得不对头，民众感到有问题，可是，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于是，左派应运而生了，他们认为现在的所有经济发展都是罪恶的，都是与毛泽东思想背离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翻版。有些知名人士（有些还是本人景仰的，虽然我的景仰微不足道），甚至还迎合社会上因为各种原因对国家对共产党不满的愤青说了些很不合时宜的话。譬如，嘲讽现在的国家状态是“肥大”，韬光养晦是软弱无能；挖苦“三峡工程”是劳民伤财，破坏生态；讥笑党中央当前的一些举措是“作秀”，.....。

一句话，凡事与三十年前比，与毛主席比，这能比吗？典型的教条主义在作怪嘛！事物是发展的，我们的思想和政策难道不应该发展吗？何况，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中国已经出现，但是，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以及现在共产党核心层的思路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上延展的。只不过，因为不是毛主席，所以让人心存怀疑。可是，毛主席已经是“故人”了，难道，非要一口一句毛主席才是“左派”吗？可是，毛主席“烦”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奉承啊！

“左”未必可爱，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是在帮右派的忙，让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两面受压，当然，右派肯定是可恶的，因为，他们的本意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下面是自己曾经发布过的帖子，一并粘贴出来。）

新年的一点思考

  怎么样让人民生活得更好，我想，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是毛主席一生思考并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社会发展中，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差距不可避免地存在，哪怕财富泛滥。

毛主席提出“继续革命”，并发动文化大革命没有错，但是，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革命”，从一开始，就违背了毛主席的初衷，其中的激烈程度，可以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最后还是演变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差点让中国陷于无政府主义状态。

  毛主席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垂暮之年终于回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来了。

其实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有前置的经济条件的，试想，在当今的中国，采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来继续革命，谁能如毛主席做到收放自如，结果会是怎么样？

  所以，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期待共产党的领导人能找到更好的方式。

（2011.1）

九十年淬炼出来的选择

  人类自从由爬行动物进化为直行动物，从母系社会起就不厌其烦，冥顽不化，孜孜不倦，满怀希望地在“找管”，直到现在，仍未停止。只不过，由于族种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发展的不同，这种“找管”不同罢了。

在夷族夷邦，当然主要是西方优胜劣汰集团找出了个两党或者多党轮流在什么两院监督下执政的体制，他们说那是现代社会“管人”的最好形式，应该推广到全世界。

  是不是好，我没有体验，不过，从他们对待其他邦族的，尤其是在对待我族我邦的言行举止上和对世界造成的伤害看，我觉得他们的“管人”体制实在不敢恭维。

瞧瞧他们管来管去，把个欧洲“管”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搞出个欧盟，其成员国各怀鬼胎，各谋其利。至于那轮流执政的党派，更是虎视眈眈地期待着在执政的过程中去开发自己的党派利益，而且信口开河地去忽悠自己的人民去接受他们的“管”,最要命的是，他们推崇人性私欲在社会活动中的合理性，无法动员全体人民按照规划去建设自己生存的家园，更无法抗拒大自然造成的国家灾难。

过去，这西方优胜劣汰集团仗着工业发达，船坚炮利四处抢掠，还能让他们的人民活得有滋有味，现在好像有点支撑不下去了。当然，他们还会“找”，会像哪个方向“找”，用我们中国的处事原则：是他们的事，由他们的人民决定，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

  是啊！我们中国“管人”的体制就是人民选择的。上下五千年，有文字考察的“管人”选择实在耐人寻味，由氏族天下到家天下再发展为党天下——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相对于欧洲王朝，中国王朝并不短命，最长的王朝周朝，虽然有“东西”之分，也存续了791年。在这个历史时期，人民的选择十分活跃，以至形成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然后由人民选择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历经2000多年，就中，哪怕人民的选择风起云涌，也被一代代人选择出来的王朝存续下来，而且是以家天下的特征存续下来的，还在被选择后，经过岁月的沉淀演变为正统的“管人朝廷”。

  有趣的是中国王朝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让外国人羡慕的，因为，这些王朝本身都是互相继承的，无论文明、技能还是文化，所以，中国的封建更替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着文明或社会发展的断裂，这一点在西方是少见的，也因为如此，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始终是一个由始至终的概念，无论它是叫“唐”还是中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没有朝代更替。

  这种文化的统一和文明的继承，远胜于朝代的变迁，单一朝代的存续时间或许变短，但做为一个文明体的“中国”却是长期存在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虽然他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是个要建立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共产党员，却还是在人民的选择中推动了国民党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新民主革命，最后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本来这个“找管”的存续过程应该由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完成的。可是孙中山尸骨未寒，权争纷起，蒋介石撇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天下纲领，要建立“蒋宋孔陈的家天下管”，结果适得其反。试想，假如蒋介石当初韬光养晦，技高一筹，不用白色恐怖来践踏人民的选择，中国的历史会是怎么样的呢？

  毛主席按照人民的选择建立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新中国，而且有资料证明，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中的“新”字还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他还说中国一直是有的，共产党建立的只是“新中国”。

  毛主席构思的新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我揣摩，应该是人民当家做主，官员为人民服务。

  我还揣摩，毛主席应该是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党”的定义的，它是因为“消亡国家”而产生的，国家消亡了，“党”也就随之消亡。

  可是，毛主席却在推进人民的选择的社会主义体制时发现他的追随者不认同他的构思。于是，他不得不拿出自己“赶考”的文章----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

从历史的角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演绎来考证，毛主席的“赶考文章”显然书写得太过匆忙，但是蕴含的真理却是厚重的，指出的方向更是人类必然的选择，而且他在书写的过程中进行了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修改，否则不会出现小球转动大球，尼克松书房拜偈毛泽东的中西方全方位各领域的大交流，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共产党的继任者提供了融会贯通，通权达变的高超谋略。

  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时人民作出的选择表现得确定无疑，因为毛主席以他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告诉人民以他为首的共产党人完全彻底地抛弃“家天下”，实行的是“党天下”。邓小平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待，一脉相承地用自己的方式设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江泽民用“三个代表”来证明共产党的政治宗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来剖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如果说，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在“管”的过程中还要顾及开国元勋，革命前辈的“人的条件反射属性”的感受，现在还有谁能撼动党的集体领导，尤其是动摇胡锦涛的权威。

  共产党在九十年的历程中已经实现了凤凰涅槃，而且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完成的，因为，毛主席的政治理想就是要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的党中央在胡锦涛同志的坚强领导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人民选择共产党“管”就是相信经过九十年的淬炼，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意识形态争论的桎梏中摆脱出来了，从思想路线纠结的迷宫中阔步出来了，应该承认，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是毛泽东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华民族民族复兴的必须高高飘扬的旗帜。

                                                         （20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