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是些什么东西！

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是些什么东西！　　

思 恩　　

在当今的世界上，人权、自由、民主，成了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的万能工具。多年来，美国不遗余力地发表什么关于中国人权的白皮书，借口所谓人权问题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推行其一贯反共反华的罪恶政策。1989年，图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少数人，把人权、自由、民主当作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武器。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所谓科索沃的人权问题，绕开处理国际事务的联合国常设组织安全理事会，对独立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野蛮轰炸，用导弹袭击医院等民用设施，滥杀无辜的平民百姓；公然践踏国际法，从不同方向发射五枚导弹狂轰滥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用战争恐怖手段剥夺中国驻南联盟记者的生命和摧毁中国大使馆的财产，又一次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美国政府迫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罪恶恐怖行径口头上表示道歉，愿意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一个合理的说法；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又通过一个什么所谓“纪念”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的决议，继续干涉中国的内政，上演了又一幕卑鄙龌龊可耻的反共反华的丑剧！　　

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权、自由、民主是一些什么东西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肆无忌惮地通过战争恐怖手段侵犯南联盟的主权和中国的主权、剥夺南联盟平民和中国记者的生命、摧毁南联盟的财产和中国大使馆的财产，所维护的是什么人权、自由、民主呢？　　

现在，让我们追根溯源，从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发端开始进行考察和分析。在考察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将尽可能地引述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出发，最全面、最深刻、最彻底、最公正、最无私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实质的有关论述，进行论证。这样作，可以一举两得：既坚持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又认识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实质内涵。　　

资产阶级的比较系统的人权、自由、民主的思想，出现在十八世纪。那时，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为了实现市民社会成员即资产者反对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维护资产者的利益，争得资产者的政治统治，倡导自由、平等，主张自由是人的天赋人权（“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2—146）这是客观的正确的！），提出了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的要求，如此等等。　　

1876年5月底—1878年7月初，革命导师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经典论著《反杜林论》的《引论》的《概论》中，在《第一编 哲学》的《道德和法。平等》中，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实质的主要内容，作了以下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论述：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他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选3—56～57、404～405，着重号系引者加）　　

“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虽然这一要求是为了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的，可是也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受着各种程度的奴役，直到完全成为奴隶，他们必须把自己极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交付无数的代役租。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权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象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可以表明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了。”（选3—145～146）　　

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今天，不论资产阶级及其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对这种人权、自由、民主进行怎样巧妙迷人的花样翻新，这种人权、自由、民主的基本内容和实质，仍然是革命导师恩格斯126年前所揭示的东西。这丝毫也不奇怪：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即资本家的私有制——资本，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的灵魂和核心，是命根子，资本及其卫士们始终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私有制来粉饰、包装、叫卖乃至用暴力强权来推销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因此，我们在考察和分析、认识和揭露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人权、自由、民主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及其吹鼓手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蒙蔽，从而看不见或忘记了、忽略了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的根基和烙印：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权——资本！　　

资产阶级的人权　　

资产阶级的人权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所有权（财产权）、自由、平等、安全等，其核心是资本即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所有权、财产权、雇佣劳动制度。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23—831）因而“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23—324，着重号系引者加）所以，不言而喻，资产阶级的“人权本身就是特权”（《德意志意识形态》219，着重号系引者加）即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特权！！！　　

早在1843年秋，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论犹太人》一文中，就对资产阶级的人权作了以下详细地入木三分的剖析：　　

“人权之作为人权是和公民权不同的。和公民不同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被称做‘人’，只是称做‘人’，为什么他的权利被称为人权呢？这个事实用什么来解释呢？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　　

首先我们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同于公民权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请看［法国］最激进的1793年的宪法是怎么说的：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第二条：‘这些权利（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　　

自由是什么呢？　　

第六条：‘自由是在人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或者象1791年人权宣言所说的：‘自由就是做一切对他人没有害处的事情的权利。’　　

可见，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象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这里所说的人的自由是作为孤立的、封闭在自身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什么呢？　　

第十六条（1793年宪法）：‘财产权是每个公民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的果实的权利。’　　

可见，私人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的、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这种自由首先就宣布了‘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的果实’的人权。　　

此外，还有两种人权：平等和安全。　　

从非政治的意义上看来，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同样都被看做孤独的单子。1795年宪法把这个概念规定如下：　　

第三条（1795年宪法）：‘平等就是法律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不管是保护还是惩罚。’　　

（“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2—648）　　

“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的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社会的邪恶而感到自己最高尚的感情受到伤害，这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平等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21—210～211））　　

安全呢？　　

第八条（1793年宪法）：‘安全就是社会为了保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　　

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黑格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把市民社会叫做‘需要和理智的国家’。　　

市民社会并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越自己的利已主义。相反地，安全却是这种利己主义的保障。　　

可见，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1—437～439）　　

“一方面，安全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又公开承认破坏通信秘密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无限制的出版自由’（1793年宪法第一三二条）作为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后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因为‘出版自由一旦危及公共自由，就应取缔’（小罗伯斯比尔语，见毕舍和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第二十八卷第159页）。换句话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利益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和自己的目的即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须被抛弃。”（1—440）　　

虽然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上述分析中的用语带有明显的黑格尔哲学的痕迹，有些用语（如“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等）也让今天的人不大好理解，但是整个论述对资产阶级的人权的实质的深刻揭露，从总体上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和适用的。——在过了159年之后的今天，世界资产阶级和它的辩护人所鼓吹的人权，仍然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的私有制（资本）为核心的资产者剥削无产者的人权。　　

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的家族》一书中说：　　

“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证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生活的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　　

已经向他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2—145）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资本主义人权的根基是资本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它“用宣布人权的办法”承认自己存在的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及体现它的资本家！　　

因此，既然资产阶级的人权的根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那末，如果有谁干涉或阻挡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这一“资本的首要的人权”，谁就被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们指控为侵犯了人权！　　

例如一，中国在1956年消灭了雇佣劳动制度即资产阶级的人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断送了资产阶级人权赖以生存的根基，所以，如丧考妣的国际资本及其卫士们就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国践踏了人权。自封为“人权卫士”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领美国，不仅自己一贯借所谓人权问题不断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先以和我国的台湾省结盟、后以什么对台关系法极力阻挠中国的统一而防止台湾资产阶级人权即资本的覆灭，而且每年都要拉几个国家拼凑一个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妄图塞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之中，尽管屡遭失败，却乐此不疲地仍然坚持要在每年联合国大会期间来一次令人作呕的丑陋表演！　　

例如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不服从国际资本的指挥，是国际资本在欧洲向东扩张的一个障碍，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便借口所谓南联盟科索沃的人权问题，把国际资本的意志通过《朗夫伊埃协议》强加给南联盟。南联盟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理所当然地不能接受这种强加给它的有损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协议。世界霸权主义的强权遭到了一个弱小国家和民族的顽强抵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便以保护所谓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人权为原由，在1999年3月24日，疯狂地发动了侵略南联盟的恐怖战争，对南联盟实行毁灭性的猛烈空袭达78天之久，把南联盟变成了北约所拥有的新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贫铀弹等等）的试验场！在对南联盟的侵略轰炸期间，北约的头子美国曾声称，南联盟必须满足北约的全部要求，北约才能停止它发动的这场恐怖侵略战争。也就是说，南联盟只有完全拜倒在侵略者北约的脚下，才能算是满足了国际资本的人权需要！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人权！！！　　

资产阶级的自由　　

现代资产阶级把自由当作无所不能的和魔力无穷的不干胶标签到处去随意张贴：什么贸易自由，买卖自由，财产自由，竞争自由，劳动自由，选举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科学自由，辩论自由，婚姻自由，娼妓自由，性自由，赌博自由，等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在“那些用做生意的自由来衡量自由的资产阶级”（5—535）看来，人世间所存在的一切乃至人们的头脑里的产物圣灵等等，都可以给它们贴上自由的标签以标榜自由！　　

但是，人世间的任何一个事物，是不是只要由资产者给它任意贴上自由的标签就自由了呢？！当然不是！绝对不是！在人类社会里，凡是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因而都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压根儿就是不可能存在的。限制人的自由活动的，不仅有道德规范的自律和法律规范的他律，而且还有客观的自然条件。例如：在车水马龙的闹市大街上需要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自由；驾驶汽车的人没有不想手握方向盘的自由；农民没有在喜马拉雅山之颠种植谷物的自由；喜欢游泳的人没有在沙漠里游泳的自由；如此等等。在把什么都标榜为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有了资产阶级即资本剥削无产阶级即雇佣劳动的自由，就设有雇佣工人不受资本家剥削的自由。不言而喻，对资本是自由的东西，对雇佣工人未必就是自由的东西。　　

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1847年12月—1848年1月，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选1—266～267）　　

“贸易自由，买卖自由”。——这纯粹是属于资本家的自由。工人没有任何以身外之物的形式而存在的商品可以用于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只有以同肉体不可分离的形式而存在的劳动力可供出卖。可是，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从形式上来说，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内容上来说，有了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的自由，就没有工人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因为工人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23—834，着重号系引者加）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失业大军的事实说明，始终有一部分工人有时候连“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自由都没有。因此，“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选1—257）　　

“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21—416）“自由贸易，如果把废除国际贸易的限制撇在一边，不外就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规律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48—106）　　

“自由交换的最后阶段是劳动能力作为商品，作为价值来同商品，同价值相交换；劳动能力是作为物化劳动购得的，而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却在于活劳动，即在于创造交换价值。发生转变是由于：作为价值的劳动能力，它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创造价值的要素，是价值的实体和增殖价值的实体。在这种交换中，工人为了取得物化在他身上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就要提供他的能够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的活劳动时间。工人是把自己作为结果出卖的。作为原因，作为活动，工人被资本所吸收，并体现为资本。这样，交换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私有制的规律，——自由、平等、所有权，即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变成了工人没有所有权和把他的劳动让渡出去，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变成了对他人财产的关系，反过来也一样。”“由于资本同作为等价物的劳动能力相交换，资本就不付等价物而获得了劳动时间（因为这个时间超过了包含在劳动能力中的时间）；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46—下—187）　　

关于资产阶级的贸易自由，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848年1月9日所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自由活动罢了。［“资本家绝对渴望发财致富，对他的资本的任何一种限制，都是对这种发财致富的渴望的限制，都是必须加以克服的。”（48—66）］”　　

“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选1—207）　　

1989年，中国那一小撮鼓动学潮和动乱、图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为什么叫嚷要“取消共产党”、“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呢？根本原因就在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保护“资本的自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阻碍”了“资本的自由”；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从而彻底地葬送了“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所以，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一伙人恶毒地诬蔑说：“从历史到现在，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腐败、专制、卖国的。共产党没有一点好处”！　　

财产自由。——“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于小生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选3—407）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所鼓吹和标榜的财产自由，就是“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选1—267）的自由。　　

竞争自由。——“竞争自由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4—302）竞争自由是表示：“在工人中间为受雇而竞争，在资本家中间为市场而竞争。这种情况使民族分裂而不利于它，使它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破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幸福”。（21—569～570）“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23—300）因此，“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存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竞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选3—313、431）　　

“因为竞争从历史上看在一国内部表现为把行会强制、国家调节和国内关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取消，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把闭关自守、禁止性关税或保护关税废除，总之，从历史上看它表现为对资本以前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加以否定；因为竞争在历史上曾被重农学派完全正确地称为自由放任并且加以提倡，所以，对竞争也就只是从它的这种单纯否定方面，单纯历史方面来考察的，而另一方面，又得出一种更荒谬的看法，就是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　　

如果说自由竞争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限制，那么，首先应当看到，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对以往的生产方式来说却是它们自然地发展运动的内在界限。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到足以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原则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在这里，资本决不是摧毁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摧毁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尽管这些界限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会由于资本本身的发展而变成这种限制——感到自由，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正如行会工业在它的繁荣时期在行会组织中完全找到了它所需要的自由，即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样。行会工业正是从它自身中产生出这些生产关系并使它们作为自己的内在条件发展起来的，因而根本不是把它们当作外在的、束缚性的限制。资本通过自由竞争对行会制度等等所作的否定这个历史方面只不过意味着，足够强大的资本借助于对它最适当的交往方式，摧毁了束缚和妨碍它的最适当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　　

但是，竞争决不仅仅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或者仅仅是这样的否定方面。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是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在资本发展的最初历史阶段上仅仅表现为一些倾向——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以它的最适当的形式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着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　　

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在纯粹资本条件范围内的个人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使符合资本本性，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各资本在竞争中相互之间施加的、以及资本对劳动等等施加的那种相互强制（工人之间的竞争仅仅是各资本竞争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作为资本的财富得到自由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发展。这是如此符合实际情况，以致最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们，例如李嘉图，都以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作为前提，以便有可能研究和表述资本的那些最适当的规律，这些规律同时表现为统治着资本的极为重要的倾向。　　

但是，自由竞争是资本生产过程的最适当形式。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纯粹。例如，李嘉图以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为前提，实际上就是不由自主地承认了资本的历史性和自由竞争的局限性，而自由竞争恰恰只不过是各资本的自由运动，也就是说，是资本在下述条件下的运动，这些条件不属于已解体的先前任何阶段，而是资本本身的条件。资本的统治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就象罗马的皇帝专制政体是自由的罗马‘私法’的前提一样。　　

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些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当资本开始感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起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因此，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范畴，即使是最初的范畴——例如价值规定——要成为实际的东西，都不能不通过自由竞争，也就是说，不能不通过资本的实际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各资本以及其他一切由资本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了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　　

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实现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只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他们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不过，一旦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幻想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46—下—158～161）　　

劳动自由。——劳动自由或自由劳动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上层建筑赖以生存的前提或基础。也就是说：“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选1—263）“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劳动的自由之上的。……劳动的自由是工人彼此之间的自由竞争。”（《德意志意识形态》213）所谓劳动自由或自由劳动，就是雇佣劳动或无产者的劳动，就是雇佣工人即自由工人的劳动，正如奴隶劳动是奴隶的劳动、徭役劳动是农民的劳动一样。由于自由工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3—192）因而自由劳动者即工人作为雇佣劳动的承担者、体现者、人格化，他只能选择：或者为了生存而受雇于资本家，或者饿死，而在这种选择中，工人并不永远是自由的！——“‘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被迫下，按照自己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23—300～301，着重号系引者加）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资本……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象是自由协商同意的结果。”（25—925，着重号系引者加）“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除了向旁人出卖劳动力以外就不能生活。”（21—387，着重号系引者加）这就是资产阶级所鼓吹和标榜的劳动自由！　　

契约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至关重要的契约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契约即劳动力的买和卖的契约，没有这个契约，资本主义社会就无法运转乃至无法生存。对于这个关系着资本主义社会存亡的契约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在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等经典科学论著中，有以下几处鞭辟入里的主要论述：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作为买者的资本家和作为劳动力卖者的工人之间的平等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纯粹假象。”（50—25）“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23—643）“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剥削劳动力的过程。……工人从属于劳动产品，创造价值的力量从属于这个价值本身，发挥职能的劳动力作为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借以存在和发挥职能的简单形式而存在，而另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由劳动的物的因素和现成的价值构成，——所有这一切是以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对工人的强制和统治关系（或在这方面的表现）为媒介的，正象货币转化为商品等等是以资本家的买或卖的行为为媒介一样。”（50—25～26）］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3—199～200）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所有者与其他的商品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绝不罢休。”（23—334～335）　　

“劳动契约仿佛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但是，这种契约的缔结其所以被认为出于自愿，只是因为法律在纸面上规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而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任何一方没有明白表示抛弃自己的权利，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抛弃掉，这仍然与法律毫不相干。”（选4—68～69）　　

选举自由。——过去，资产阶级“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2—648）现在，虽然资产阶级表面上不再强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但是，高额的竞选费用仍然“使选举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独有的财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选举实践向人们说明，没有大资本财团的财力支持，谁也很难甚至根本就无力问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议席和政府的最高权位。而大资本财阀们支持某位政客当选的目的则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选4—246）　　

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选4—178）“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做‘结社自由权’。”（6—121）无产阶级能够部分地享有这几种自由，是长期同资产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结果。例如：在英国工人作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之后，才在1824年“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选3—397）1825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即工人联合法；在“德国工人作了极大努力和重大牺牲，才取得了他们享有的这点起码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19—170）正因为工人享有这几种自由是他们反对资本家的长期内战的产物，是资本“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体战”（19—284）的结果，所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享有这几种自由施加了种种限制。——“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话，那末现有的政府和君主立宪目前就根本不能在文明国家中保持政权。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但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象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6—528）英国“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1825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1859年才消失。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23—809）　　

新闻自由。——资产阶级的新闻机构是为了维护和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而设立的；在当今的世界上，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就是效忠资产阶级所有权（财产权、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歌颂资本剥削劳动的自由，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为了保护资本和反对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从来就是不择手段的、没有良心的自由！为了捍卫资本的利益和反对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可以自由到以下的程度：编造谎言、颠倒黑白，罗织罪名、栽赃陷害，诬蔑诽谤、妖言惑众，仗势欺人、耀武扬威，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挑拨离间、制造事端，恶意中伤、嫁祸于人，散布谣言、歪曲事实，掩盖罪恶、蛮不讲理，口蜜腹剑、包藏祸心，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等等，等等！上述自由程度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在中国1989年发生的动乱中，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和中国驻南使馆的侵略恐怖战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验证。　　

信仰自由。——“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权利。信仰的特权或者被公认为一种人权，或者被公认为人权之一种——自由——的结果。”（1—436）“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6—121）“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选3—24）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容忍”是以符合资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为先决条件的。例如，号称“自由世界”首领的美国，却怎么也“容忍”不下美国人所创立的名为“大卫支派”的宗教组织的“宗教信仰自由”，竟然采用警察手段、动用联邦特工和坦克、围攻该教派的教徒们集聚的瓦柯庄园、发射易燃催泪瓦斯弹、使庄园毁于大火和教主大卫·科雷什及85名教徒死于焚毁来体现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对于别的国家所不能“容忍”的邪恶教派（例如中国的邪恶教派“法轮功”及其教主李宏志），只要它们能够为美国所利用、能够为资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效力，美国不仅可以统统“容忍”，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和扶植！　　

科学自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23—12）　　

辩论自由。——“‘辩论自由’！没有比这更空洞的口号了。从一方面说，‘辩论自由’不过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们武装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说，它不过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手中的现存的国家权力：军队、警察和所谓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以职务的升降和政治的变革为转移的法官。”“辩论自由这句话向来只有一个意思：不以法律所不承认的一切影响为转移，而公认的影响——贿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议会的恐怖等——却使辩论成为真正‘自由的’讨论。但在革命时期，这句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5—480～481）　　

婚姻自由。——“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的。当事人双方互相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故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选4—75）　　

“按照统治阶级的理解，婚姻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不错，这种契约那时在形式上确是自愿缔结的；没有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就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人人都非常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实际上是谁在订立婚约。”（选4—76）——“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选4—78）　　

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受资本统治的自由。众所周知，希腊的女富豪（船王）克里斯蒂娜决意要嫁给苏联的库兹涅佐夫，西方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不是因为女富豪嫁给苏联人不符合婚姻自由，而是担心女富豪的巨额财产将会被苏联人夺走！　　

娼妓自由。——“无产者的被迫……公开的卖淫”。（选1—268）“但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杂婚现象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变化，愈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利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遍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选4—71）　　

性自由。——“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选1—269）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外衣，而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选3—408）　　

资产阶级的性自由发展到今天，出现了男妓，即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们用金钱、姿色或所拥有的社会权力手段去获得青年美男子的献身。　　

赌博自由。——资本家开设赌场的自由，赌棍搜刮赌徒钱袋的自由；证券交易所里鲨鱼吞小鱼、狼吃羊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而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25—497）“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25—499）因此，资本家的一个“社会职能就是拿他们的股票到交易所去投机。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的资本家们，便到这个玛门［财神］庙里赌个痛快。……强行封闭小赌场，而在同时，我们的资本家社会却不能没有一个输赢以几百万、几百万计的巨大赌场作为它的真正中心，这是何等的虚伪啊！”（19—317）　　

资产阶级其所以提倡娼妓自由、性自由、赌博自由等等一切能使人堕落的自由，是因为：一方面，资产阶级需要通过这些自由公开追求和满足他们纸醉金迷、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需要通过这些自由经常不断地腐蚀社会各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为它造就一批批流氓无产者，由这一批人源源不断地给他们提供地痞、流氓、恶棍、爪牙、打手、杀手，密探、工贼等等，利用这帮家伙破坏和瓦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活动！所以，流氓无产者是从“所有各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选1—652）“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选2—293）“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最消极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选1—262）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2—647）不言而喻，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就是货币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从而也就是有钱人的自由！　　

资产阶级“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的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人身、出版、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选1—615）］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选1—61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极其清晰而明白地看出：“自由主义的词句是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唯心的表达”。（《德意志意识形态》206）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的核心实质内容是“资本的自由”，即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一切自由都是围绕着资本剥削劳动即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这一点而旋转的、运作的。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核心实质内容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所享有的自由必然要以符合资本的利益为界限、必然要受到资本设置的种种限制。无论如何，不言而喻的是，一个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卖而不得不承受着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工人即被剥削者，永远不可能享受到和拥有巨额资本而剥削他的剥削者同等的自由！所以，“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对不可能达到均衡。”（18—627，着重号系引者加）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无数次的非常明确地指出：工人若想要享有不受资本剥削的自由，唯有首先通过阶级斗争即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然后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消灭“资本的自由”、建立一个“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选4—170）即社会主义社会而获得彻底的真正的自由。　　

资产阶级的民主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或一种国家制度，从来就不是所有人的民主，而只是并且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民主。人类社会所建立的最早的第一个民主制共和国，是古希腊雅典的奴隶制共和国。“到了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九万人，而男女奴隶为三十六万伍千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为四万伍千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十八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选4—115）这样，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的共和国里，享有民主政治权力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和不享有民主政治权力的人的比例大约是：1：4. 5。　　

因此，民主制度在它降生到人世间的时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它的本性是：统治阶级享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被压迫（被统治）阶级不享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　　

民主制度发展变化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它的本性：当今世界上实行民主制度的民族，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无一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享有管理国家的民主政治权力，被压迫（被统治）阶级不享有管理国家的民主政治权力，——对统治阶级实行民主，对被压迫（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拥有民主政治权力，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被统治）阶级，不拥有民主政治权力。因此，资产阶级的民主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选4—168）“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选3—318、436）因而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选3—320、438）在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政权维护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这一最顽强的事实，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实质内容的最明白不过的自我解释。并且，“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38—561）而已！工人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卖的这一社会奴隶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是“资本主义生意人”，因而既没有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领域里从事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也没有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里进行收买议员和政客等等的“买卖”活动。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相传他活在公元前9—8世纪。］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23—465）　　

资产阶级一贯自吹自擂，说他们的民主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民主。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占人口总数约十分之一的资产阶级就只能执掌10％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而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九的劳动大众即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就应该执掌90％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可是，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从来都是在他们自己内部分享这一政治权力的，而没有同无产阶级平分过这一政治权力，即各拥有二分之一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更不要说让工人拥有十分之九的这一政治权力了，虽然这种民主——国家政权——曾经是只有军官而没有兵士的资产阶级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共同从封建主即贵族手中夺过来的。无数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无可辩驳的证明：一旦无产阶级有争得民主的愿望和要求，资产阶级的神经就立刻紧张了起来，他们对于工人拥有获得民主的主要手段——掌握武装力量特别地敏感，最典型的事例是法国，“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选2—326）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更加特别地敏感，国民党蒋介石为了“解除工人的武装”，还没有完全取得国家政权，便在1927年4月12日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之后又疯狂地打了十年的内战，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了国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还要把继续顽固坚持消灭无产阶级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即中国工农红军奉为“第一个信条”。而一旦当无产阶级争得了民主，资产阶级则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扼杀：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在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下，倒在了工人的血泊之中；1917年俄国的10月革命，遭到了协约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的武装干涉；1949年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遭到了打着联合国旗号的帝国主义通过发动朝鲜半岛战争进行的武装干涉；如此等等。　　

资产阶级一贯自我大肆玄耀，说他们的民主是最自由的民主。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在资产阶级的不同的国家形式中，“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选3—20）　　

资产阶级及其吹鼓手把他们所竭力推崇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捧上了天，说那就是民主制度的楷模。这纯粹是骗人的无稽之谈！三权分立充其量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在他们内部分配政治权力的一种方法而已，是资产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资产阶级把“分权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象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样，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例如，在君主立宪政体中，立法权和行政权都交错在国王身上；其次，在议院里，立法权是和对行政权的监督交错在一起的等等。”（5—224～225）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的分权原则，以符合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等等为前提条件。　　

资产阶级及其报酬优厚的辩护士们把他们所实行的两党制描绘得完美无瑕，说那就是民主制度的典范。但是，不管资产阶级和他的辩护士们怎样吹捧两党制，我们十分清楚明了地知道：（1）资产阶级的政党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即专政的重要工具；（2）资产阶级是在对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即专政的前提下实行两党制的。因此，资产阶级的两党制的基础仍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选4—173）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剥削。不言而喻，资产阶级社会赖以生存的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了资产阶级两党制中的两个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例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英国过去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现在的工党和保守党，如此等等。资产阶级实行两党政治的目的是：“为了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流执政”。（22—383）——“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持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11—399）　　

1891年3月8日，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经典科学论著《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论及资产阶级的两党制的时候，十分明确地指出：　　

“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加利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地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选2—335）　　

1989年，图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伙人提出什么“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这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共产党搞的是社会主义。国民党搞的是资本主义。共产党执政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民党执政要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两个根本宗旨完全对立的政党，怎么可能实行轮流执政呢？！？！？！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又有那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两党政治”呢？！？！？！　　

资产阶级信誓旦旦地说，他们推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独裁统治。果真如此吗？不能一概而论。资产阶级作为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反对的是封建君主的专制独裁统治，追求的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制独裁统治；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反对的是不符合资本利益的“专制独裁统治”，追求的是符合资本利益的专制独裁统治。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顶多反对的是个人的专制独裁统治。当然，这并不表示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不喜欢或特别反感个人专制独裁统治，而是由于他们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反对封建君主个人的专制独裁统治是资产阶级自己提出来的，获得反封建胜利后的资产阶级回过头去实行个人专制独裁统治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最根本的是，整个资产阶级是由代表各种不同经济利益的多个资本集团组成的，为了各自集团的利益，各个资本集团都不容许某一个或某几个集团及其代理人长期盘踞在总统、总理、首相等掌握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的位置上，而需要各资本集团及其代表轮流执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阶级统治，是不让无产阶级享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因而它是一种阶级专制独裁统治的寡头政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代表人物如总统等等是通过任期制而经常更换的，——“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因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阶级专制独裁统治的寡头政体不具有个人专制独裁统治的外貌。于是乎，代替了封建皇帝或国王个人的专制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制独裁统治的寡头政体，就具有了所谓民主政治的变色伪装！　　

其实，我们的资产阶级装扮得道貌岸然，他们利用手中的刀剑和金钱在世界各地支持个人专制独裁统治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例如，中国的蒋介石，南朝鲜的李承晚、朴正熙，南越的吴庭艳、阮文绍，等等、等等、等等。而当这些人中的某个人失去了利用价值或成了资本利益的障碍时，则立即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如利用新的代理人发动政变等等加以清除或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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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不管资产阶级及其吹鼓手们怎样花言巧语、巧言令色、巧舌如簧、耸人听闻，把他们的人权、自由、民主打扮得多么花枝招展、婀娜多姿，伪装得多么华丽巧妙，吹嘘得多么富有柔情蜜意，叫卖得多么娓娓动听，表演得多么风骚多情，卖弄得多么放荡淫秽，……，它们总是剥削和压迫（统治）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因为到现在为止，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的无产阶级所必须的以下人权、自由、民主，资产阶级从来是一丁点儿也不给无产阶级的！工人所渴望得到的人权、自由、民主是：　　

工人不受资本剥削的人权。　　

工人消灭“资本的自由”。　　

工人掌握国家政权的民主。　　

毫无疑问，劳动的人权、自由、民主同资本的人权、自由、民主是根本对立而互不相容的，因而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会让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享有上述人权、自由、民主的！这就是劳动和资本长期进行内战的根源。　　

既然资产阶级永远不会给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能够消灭奴役他们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人权、自由、民主，那末，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国家政权，才能获得消灭资本所必须的人权、自由、民主。　　

所以，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坚持反复告诉工人说：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政治革命，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即“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选1—219）获得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政治手段（“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37—321））；无产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去消灭资本，建立“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选3—10）即建立一个“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生产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换句话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第二步就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选1—272）当“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选1—273）就建立起来了工人不受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实现了自由工人的人权和自由而自行消亡了雇佣劳动压迫（统治）资本的民主。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性质，是这些—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25—995）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消灭，亦即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卖的雇佣工人摆脱了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他身上的雇佣劳动的社会属性即阶级性质，获得了不受资本经济剥削的自由，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失去了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他身上的资本的社会属性即阶级性质，获得了不受雇佣劳动政治压迫（统治）的自由！所以：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选1—273）　　

                                            2002. 7. 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