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的毁灭者，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　　

《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必将会大踏步前进！——　　

评柳鲲鹏的奇文〈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会怎样〉》之四　　

                     探索者　　

（一）孔子鼓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13·18》）、“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16·8》）、“唯上知下愚不移”（《论语·阳货·17·3》），以及主张在此宗旨下肆地意篡改捏造伪造历史的所谓“春秋笔法”。　　

在“儒家”以及“儒家文化”的这些思想指导下，由儒家史官所趋炎附势、牵强附会而杜撰所谓“中国历史”，还能称得上“历史”吗？　　

谬误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儒家”笔下的“中国历史”比中国无史更糟！　　

两千四百年来，由“儒家”作帮凶进行统治，由儒家所杜撰的“中国历史”，不仅只是一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起居录，并且还毫无真实性可言！　　

这是“儒家”和“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学”上的罪恶。“儒家”和“儒家文化”是“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学”上罪人！　　

为配合近一二十年以来“尊孔读经”这股复辟旧社会的阴风，“儒家”借着所窃取的权势出版了很多很多吹捧、粉饰、美化、圣化孔老二的书，其中就有一本《孔子大辞典》。　　

（二）《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作春秋》：“指孔子作《春秋》。《春秋》原是西周、春秋时期之史书的通称，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鲁春秋》等。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孔子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明自己的爱憎感情。这种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做法，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效法。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可见孔子对所作《春秋》极为珍重。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据此，孔丘不仅把《鲁春秋》完全毁灭了，把“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完全毁灭了，也把周王朝的历史完全毁灭了！　　

而对此，《孔子大辞典》编辑却称“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孔丘不仅是鲁国历史毁灭者，是“西周时各诸侯国”历史的毁灭者，也是周王朝历史的毁灭者！　　

这是今天的“儒家”清清楚楚地向世人宣告的，也是今天的“儒家”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　　

而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毁灭者孔丘，今天的儒家却颂扬他“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今天“儒家”的嘴脸和灵魂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嘛！　　

（三）《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删书》：“指孔子删定编撰《尚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孔子曾删定编撰《尚书》。《尚书》乃上古之书。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汉以后《尚书》被列为儒家经典，故称《书经》。关于孔子与《书经》的关系，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毫无关系。而皮锡瑞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康有为甚至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近人周予同、匡亚明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据此，孔丘一“删定编撰《尚书》”，就把“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浩瀚的上古历史典籍完全毁坏了，只剩下了星星点点的碎片！孔丘不仅把《鲁春秋》完全毁灭了，把“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完全毁灭了，把周王朝的历史完全毁灭，也把周王朝之前上古的历史完全毁灭了！　　

孔丘不仅是鲁国历史毁灭者，是“西周时各诸侯国”历史的毁灭者，是周王朝历史的毁灭者，也是周王朝之前上古历史的毁灭者！　　

孔丘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毁灭者！　　

对此，近现代“儒家”“皮锡瑞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康有为甚至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近人周予同、匡亚明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　　

孔丘不仅是鲁国历史毁灭者，是“西周时各诸侯国”历史的毁灭者，是周王朝历史的毁灭者！也是，也是周王朝之前上古历史的毁灭者！　　

孔丘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毁灭者！　　

这是“儒家”清清楚楚地向世人宣告的，也是“儒家”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　　

而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毁灭者孔丘，儒家却颂扬他“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　　

今天“儒家”的嘴脸和灵魂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嘛！　　

（四）《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删诗》：“指孔子删诗之说。最初见于《史记》。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　　

金池2010-2-26发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30f9b0100fle2.html “奇文”《 孔子主张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也煞有介事地宣称：“从一个人对待男女恋爱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别观’。下面以孔子删定的《诗经》为例，看看孔子对男女恋爱持什么态度。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又叫《诗三百》，是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三千多篇诗歌中精选删定而成的。”其肯定而明确地宣称：“孔子删定”了“《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又叫《诗三百》”，是”孔子“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三千多篇诗歌中精选删定而成的。”并且其骄横跋扈地宣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古者《诗》三千余篇”，孔老二对其一“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就使它只剩下“三百五篇”了！十个指头，一下子就被孔丘砍掉了九个，只剩下了一个。“古者《诗》”遗产遭到孔丘灭绝性的毁坏！据此，孔丘是 “古者《诗》”遗产的毁灭者！　　

而对此，《孔子大辞典》编辑却称这是“孔子正乐”和刊定诗篇”“之功”。金池称《诗经》是孔子“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三千多篇诗歌中精选删定而成的”，是孔丘大大的功绩！　　

《诗经》是孔子毁灭中华民族“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三千多篇诗歌”的罪恶结果。孔丘是毁灭“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三千多篇诗歌”的罪魁祸首！　　

这是“儒家”清清楚楚地向世人宣告的，也是“儒家”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　　

而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毁灭者孔丘，“儒家”却颂扬《诗经》是他“刊定诗篇”“之功”，“《诗经》”是他“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三千多篇诗歌中精选删定而成的”的伟大功绩。　　

今天“儒家”的嘴脸和灵魂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嘛！　　

孔丘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毁灭者，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毁灭者！　　

孔丘是中华民族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毁灭者，其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如果儒家说秦始皇“焚书”有罪（如果有的话），那么孔丘毁灭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之罪恶是秦始皇的亿万倍！　　

孔丘才是中华民族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真正的毁灭者！　　

这是“儒家”清清楚楚地向世人宣告的，也是“儒家”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　　

（五）李宗吾说：“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了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稽康菲薄汤武，司马昭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江山，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物，他们的心坎上，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的人物，受了圣人的摧残，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听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说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了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然后以附会自己的学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笔者：可见，朱王捧孔子，是为了树自己)。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知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把真理研究传出来。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以是说进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是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里面，许多妙论，也逃不出‘郢书燕说’的批评。”（《黑厚学·我对圣人之怀疑》）　　

请读者好好读读这一段引文。李宗吾新旧社会交替前期旧社会的文化中人，看看他对“儒家文化”评说，可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旧社会，“儒家”和“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摧残专制程度只一斑，了解它对中华民族之大坏和大害之一斑！我们毕竟脱离那个悲惨时代有些时日了！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汉武帝刘彻“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多年以来，掌握着“舆论”权、“道德”权、“思想”权、“文化”权等等等等权力的“儒家”，对于中国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各种非儒文化无不进行疯狂彻底地灭绝！对于一切新道德、新舆论、新思想、新文化那就更不必说了！　　

“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说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了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然后以附会自己的学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既然，“儒家”的“三等圣人”朱熹、王阳明一类尚且如此，其他那就更不必说了！　　

在“儒家”、“儒家文化”的铁桶般地专制统治下，“诸子百家”几近灭亡，更不必说什么“新道德”、“新舆论”、“新思想”、“新文化”了！一切“新道德”、“新舆论”、“新思想”、“新文化”都被“儒家”和“儒家文化”统统地窒息了！甚至于一切“儒文化”的“新发展”也得打上孔老二的标签，否则也没有生存的余地！两千多年来，中国到处都是孔老二“儒家”和“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　　

“儒家”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毁灭者，也是中华民族一切新文化的毁灭者！是一切“活思想”、“活文化”的毁灭者！　　

“儒家文化”是“死文化”，“儒家”是屠杀一切“活思想”、“活文化”的刽子手！“儒家文化”就是“儒家”手里的屠刀！　　

不仅仅如此，在“儒家”、“儒家文化”的铁桶般地专制统治下，中国的教育，也是两千四百年如一日的“子曰”、“之乎者也”一贯制！其他什么也没有！两千四百年来都是一样的“天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惟上知下愚不移”、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其他什么也没有！　　

“儒家”、“儒家文化”也是中国教育摧毁者和窒息者！　　

中国的教育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彻底砸烂“儒家”和“儒家文化”对中国教育的统治！　　

因此，毛主席说：“儒家文化”“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六）其实“儒家文化”与其他一切非儒“文化”，不仅“诸子百家”“文化”及“新文化”，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无论是孔丘、孟轲、还是董仲舒等“儒家”“圣贤”都是说得、干得清清楚楚的。　　

《论语·为政·2·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卫灵公·15·40》“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子罕·9·30》：“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王充《论衡·讲瑞》：“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易白沙《孔子评议上》：“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　　

不仅凡是“非儒家”思想者，统统都被孔丘诬之为“异端邪说”，对其不但“不相为谋”，还要“攻乎”而令“斯害也已”，而且甚至于对其同道者也是“可与共学，未可与（共）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共立）；可与立，未可与（共）权。”　　

就是因为“少正卯（以大夫）在鲁与孔子并”“讲学”，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让孔丘“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孔丘）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少正卯在鲁与孔丘共同讲学也不行！只要有可能，孔丘就要把其杀之，并暴其尸三日以“示威”！　　

对此，荀子说：“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　于　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　　

其实未必，因为倘若少正卯如此，孔丘不必等待“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丘完全可以在“为鲁摄相”之前，就“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或告于三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　于　君子之诛，而（今）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请诛之。”就如同“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14·21》）那样。这样不仅诛杀了教敌，以解心头之恨，也可以其血染自己的红顶子。为什么孔丘没有那样做，而非要等到其“为鲁摄相”？就是因为少正卯并非如此！如果孔丘“告于哀公”或“告于三子”，那么“哀公”或“三子”派人一调查，就露馅了！另外，如果真是少正卯如此的话，那么孔丘的“门人”也不会有疑而直接“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丘“为鲁摄相”后，权力大了，可以一手遮天，任其制造冤案！　　

孔丘诛杀少正卯，完全是其“因争教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　　

至于“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　于　君子之诛，而（今）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等，那完全是孔丘为搪塞视听而对少正卯诬陷。只有一些大帽子，没一点实际内容。　　

《论语·宪问·14·36》：“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liáo），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鲁国人，姓公伯，名僚，字子周，孔子的弟子。据说其曾经向季氏谗诉子路。鲁大夫服景伯把此事告诉孔子，并表示有力量杀掉他，以陈尸于市。只是由于孔丘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才让公伯寮免于非命。　　

请特别注意：“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只因公伯僚向季氏谗诉子路，不必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把其杀掉陈尸于市，而且公伯僚还是孔子的弟子。由此可见，孔子一伙是一个与官府勾结、依仗权势，结党营私，对其内部控制极端严厉的横行霸道，凶恶残忍的类似于现在恐怖组织的团伙！并非一个简单的学术团体。　　

孔丘一伙对于在鲁与其共同讲学的少正卯，怀疑曾经向季氏谗诉子路的弟子公伯寮，都是动辄诛杀暴尸，因此，更不必说对其“异己者”了！　　

《孟子·滕文公下·6·9》：“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咒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颠倒是非地诬蔑其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率兽而食人”者。叫嚣“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这不也是在同样告诉“杨氏”和“墨氏”以及我们：“孔孟之道不息，杨墨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民生也。民生充塞，则孔孟率兽食民，民将被帝王官僚儒家而食。”“孔孟之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因此，“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岂好辩哉？”“予杨墨不得已也。能言距孔孟者，杨墨之徒也。”　　

董仲舒上书《举贤良对策》，要求汉王朝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余年间“儒家”也都是以诋毁、摧毁、铲除“诸子百家”和其他新思想，而独大“儒家”和“儒家文化”为务！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儒家”宣告“诸子百家”，都是它的敌人，对其都要斩尽杀绝！对人民大众疯狂地实行舆论、思想、文化等等专政！　　

这一些难道读者不知道吗？忘记了吗？　　

“儒家”把其他任何“非儒家”都看作不能与其并存的敌对力量；“儒家文化”把其他任何“非儒文化”也都看作”都看作不能与其并存的敌对“文化”。　　

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儒家”把“非儒家”统统都看作是不能与其并存的敌对力量；“儒家文化”把其他任何“非儒文化”统统都看作是不能与其并存的敌对“文化”。　　

因此，“儒家”、“儒家文化”也必然是“诸子百家”、一切新文化的敌人！　　

一切“新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儒家文化”“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这是两千多年的“儒家”、“儒家文化”专制清清楚楚告诉世人的！告诉我们的！　　

儒家不倒，人民难活；儒术不息，真理不彰。　　

然而，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民大众”中人，却看不到这一点、不知道这一点。实在是令人痛心！悲哀！　　

有一位网友对笔者的拙文评论说：“同志们，对于孔子的问题，其实不用我们在这里讨论，毛主席说的是很清楚的：孔子的理论在技术环节上有可取之处（比如上面提到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本质上是反动倒退的理论。我们现在讨论的，更重要的是一个斗争策略问题：在国难当头的现阶段，如何使儒家学说产生积极的作用（如果它能够的话）？”　　

什么“孔子的理论在技术环节上有可取之处（比如上面提到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象孔丘这样的“技术环节上有可取之”，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希特勒可能都要比孔丘的多千万倍！　　

何谓“在国难当头的现阶段”？笔者窃以为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儒家”结成的联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吞和颠覆。在“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儒家”所结成的联盟中，“儒家”和“儒家文化”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就是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非常亲热的”“兄弟”——帮凶的角色！“儒家”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专业帮凶，“儒家文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专业帮凶文化。这是“儒家”和“儒家文化”的唯一可干的专业历史角色！　　

“在国难当头的现阶段”，“人民大众”中人不是考虑如何批判它、揭漏它的阴谋、欺骗和谎言，与它如何作斗争，彻底打败它，而是考虑“如何使儒家学说产生积极的作用（如果它能够的话）？”甚至于随其起哄！不是很悲哀吗？　　

《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孟子·滕文公下·6·3》：“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也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尽心上·13·32》：“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孔丘求的是“君”，是“富贵”，或者“富”；孟轲求的也是“君是”，是“安富尊荣”。之所以求“君”，乃是因为只有“君”才能“用之”，才能赐给它“富贵”、“安富尊荣”。　　

“人民大众”、“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儒家”所求的“富贵”、“安富尊荣”吗？能赐给它“富贵”、“安富尊荣”吗？没有，也不能！所以“在国难当头的现阶段”，在“君”的势力已经很强大的情况下，“人民大众”、“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人民大众中”人考虑“如何使儒家学说产生积极的作用”不是在“白日做梦”吗？　　

现在到底是谁在“使”谁“产生积极的作用”？是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人民大众”中人，警惕起来，不要被“儒家” “使”用而对“儒家”“产生积极的作用”！

    儒家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的毁灭者，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希望我们“人民大众”中人，都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粉碎儒家复辟旧中国的阴谋！保卫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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