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举起我们的旗（五）

 文化——举起我们的旗（五）　　

                                           么 贵 彩　　

     中华文化的一分为二：大同篇与小康篇的对立。　　

     关于大同篇　　

《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孔子曰“人道，政为大”。由于《礼记》是《四书五经》的总纲，是中国全部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基石，没了“礼记”就几乎没了中国社会学与政治学，所谓墨学、法家等，都由儒学所派生。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篇与小康篇，又是《礼记》全书的核心内容及两种对立政治学说的最后分界点。中国自有文字可考以来的全部社会史、政治史及相关人物，都在这两篇东西面前是非分明、“真身”尽现。正因为此，自秦汉以来，这两篇东西才成了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学界和政界，谁也不敢随便染指的最烫手山芋：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伪装，有些人是为了自己项上的脑袋。我无须、不想、也不可能在这里详解这两篇文字的“微言大义”，我只想分别强调几个常被忽视的相关问题。　　

大同篇的原文是，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概括地说，全篇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在讲国家公权应该公有之外，其余文字几乎都是在讲国家公权的公用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美好状态。这里就是中华文化的“民主性”精华，这里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化传统，这里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制高点与旗帜。离开大同篇而谈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社会学，无疑就是缺根少本、不得要领；或者就是陷入了伪儒的小康专制主义。　　

大同篇通俗易懂如白话。具体的释义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大同篇中“三代之英”之所指，既非尧、舜、禹亦非汤、文、武。　　

因为，这样的说法皆同下文小康篇重复、矛盾。禹既为大同世之“三代之英”，即不可能再属小康世之“六君子”；汤、文、武既同为“小康”世之“六君子”，就不可能又成了“大同”世之“三代之英”。网上有同志说“三代之英”是指天皇、地皇、人皇，以笔者看，可参考。望文生义，“三代之英”应是指尧、舜、禹以前的、人类原始民主时期的三位杰出人物；或者只是借指或假托。　　

笔者以为，孔子的“宪章文武”、“吾从周”、“述而不作”，是一种自我保护。意思是：我本人是拥护周政府的；但我是在记述和概括历史，对与错就不该追查我的责任了吧？这同今天的人们谈论“敏感”问题的情况是一样的。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既粉碎了春秋公羊传和伪儒董仲舒等的“三世说”对大同篇与小康篇两种对立社会制度的混淆，又纠正了许多人对“克己复礼”一语的误解与歪曲。孔子的本意，是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大同理想社会，彻底否定他所面对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夏商周小康社会。所以，看似废话的“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几句话，实际暗含着言者另外的寓意。　　

第二，这里的“选贤与能”，足以概括今天的西方民主，而且是对民主政治更具体、更科学的表述；这里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足以包容各种共产主义，而且是比共产主义更美好、更人本的理想主义。相比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和马列社会主义，我们古人的天下为公主义，是一种更科学、更美好、更实际的东西。　　

大同篇中的“选贤与能”之“选”，不是指自上而下的遴选与选拔。既不是尧自上而下地选拔自己两个妹妹的女婿舜那样的“禅让”，也不是商鞅变法那样的奖励军功与耕织；既不是专制主义官僚制那样的老皇帝选拔太子、上级考察提拔下级；也不是隋唐开始的科举选士——“天下英雄尽如我殻中矣”。而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更精准、更形象表述。我们今天的“民主选举”、“大选”、“普选”等词汇，无不母源于这里！摩尔根和马、恩等所认可的那种原始民主制，孔子在那时候就给与了如此美妙的理论概括与理论展析。此乃世界社会学的一大创举！《墨子·尚同·上》中说：“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立以为“诸侯国君”、立以为地方“正长”；《淮南子·修务训》中说：“为天下强掩弱、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与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这里的“立”字，也是由民众拥立和选举国家与地方主要领导人的意思。许多专制主义者把这里的“选贤与能”歪曲和异化为一种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是非常错误的。许多靠“卖洋货”混饭吃的人，不承认和不敢承认我们文化的这一最关键、最核心的先进性，是很让我们的国人心寒的！　　

第三，“天下为公”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高和最科学的人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道德伦理学概括与概念。　　

大同篇中的“大道之行也”之“大道”，是指“天下为公”之“大道”；是指人类社会“人道，政为大”的人文化政治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发展道路与方向；是指“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那样的人民民主政治与经济规则；是指国家公权、国际公权及一切社会公权的日益更加公有与公用；是指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均围绕着人们的共同幸福与社会的公益；是指人与人之间那种没有等级、没有阶级对立的和谐美好秩序。人们同样生于天地间、同样活在日月下，公权政治及其规范下的经济与道德等国家与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应象天、地、日、月一样，公平无私的福利着每个人。这就是古代的钟相为什么能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最高档人民革命口号，这就是康有为为什么把孔子的大同论一言以蔽之为“人间公理”，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把实现大同社会规定为他本人和全部中国共产党应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天下为公”之“公”，主要不是指马列主义那样的生产资料全盘“共产”，而首先是指国家政权的公有公用，第二是社会经济的公益性与公平性。“大同”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高矮、胖瘦、性别、质资、时机、从社会获得的公权力和通过各自不同的努力获得的财富等一切皆同，而是指人文化原则下的“讲信修睦”、“四海之内皆兄弟”、人权平等、社会正义与公平。　　

第四，不要一听是某外国人或某“昙花一现”之今人的一句话就感到玄奥难测，一遇到中国古人的教诲就摇头晃脑、不做认真思考。这是严重的非古媚今。中国的长期专制主义，就是由伪儒们这样“媚”过来的！事实上，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与普及，随着一切专制制度的均已不得人心，随着西方价值观的物欲至上影响加剧，今天的中国人之对于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思考相对于孔子时代竟有所退化，真让人不可思议。　　

大同篇并非一篇纯理想主义的空想文字，而是对数百万年原始民主社会的总结、肯定与升华。它实际而具体的规定和描述了以彻底的人民民主政治为主体的、人类社会良性存在、良性发展的自然法理秩序。如果说“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是空想，那么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就更是空想；难道唯有形形色色的、还残存着的专制主义和一切为了富人更富的资本主义才不是空想，唯有压迫与剥削、唯有作孽与罪恶才不是空想吗？对此，我以后还有专题。　　

第五，大同篇对人性、对国家和社会之本质的认知，是客观的、全面的和深刻的，为今天国外的许多社会学所不及。　　

大同篇中的两个“不必”，是“不一定要”的意思，不是“用不着”的意思；是指孔孟人性本善、人的理性本能和人文化的不断发扬；是指对荀子人性本恶、人的兽性本能与狼文化理念与行为的适当约束与合理规范。宗教的盲目禁欲，西方价值观的个性放纵，马列的“人的阶级性”，都是愚昧的、肤浅的和偏激的。大同篇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多种社会主义之共有概念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理论原型与人文化注释。天下为公理论的公私观念是：人类的生存首先是一种群体状态、社会状态与国家状态。一个人离开了国家、社会与他人，就根本无法生活与生存；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公字当先、发扬公私兼顾精神，理性的维护好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否则，就根本无法保障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墨子在《法仪》中说：“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意思是：人类的群体生存生活特征，决定了必须人人维护公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向以舍生取义、无私奉献著称于世，涌现了那么多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生活在有了“选贤与能”人民民主政治为保障社会里的人们，能够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的天理所在。世界上，哪一家的社会学理论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广度与深度呢？　　

第六，中国社会史的特点，是先进的理论、落后的实际。　　

自私有制的国家政权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泛滥成灾以来，人类社会革命、社会改革与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就是人文化的天下为公、大同社会这种天然法理秩序的回归和与时俱进。请同志们留心我的这个断言：人类社会的这一发展趋势，人如何狼文化的恶势力与大的力量也阻挡不了的！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趋势将日益更加明朗。一个剧本好，不等于表演也好；中华民族总结和创造了人文化的天下为公先进理论，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实践的不少方面却反落人后。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令人心酸的悲剧。兴许，也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如何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形态迎头赶上、跃进到最前头去，既福利当代、造福后代又示范全人类，是当代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种“西化”与“马化”的对骂与纷争，不久的将来就会为我们的后人所唾弃。　　

目前的中国，识字的人多了起来，随着学校教育的改进和言论自由的增量，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学的信息知道得越来越多，中国天下为公的社会学将日益为更多的人们所认知，中国的实践也定能慢慢赶上去！目前中国的发展政策，对经济是“快！快！快！”，对政治是“慢！慢！慢！”，好比人走路，只一条腿忙活算怎么回事呢？单讲政治也是如此。只喊不做甚至指东打西——喊得是“为人民服务”、做的是与人民为敌，贪官污吏们的这样的“和谐”必然难于长久继续下去。　　

关于小康篇　　

《礼记》中的小康篇紧附于大同篇之后。其原文是，孔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通读大同篇与小康篇，在文字上给人以美的享受。那就是，大同篇与小康篇几乎句句、字字相对。有如一副工整的绝对：上联是大同篇，下联是小康篇，不言而明的横批是“人间是非”。读者大可自赏，不须笔者复赘。　　

概括地看，小康篇中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是在讲国家公权的宗法制私有制外，其余文字多在讲国家公权的私有、私用给夏商周的社会造成的重重扭曲与万般罪恶。小康篇所代表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就是伪儒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就是数千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狼文化。　　

对小康篇的释义，应留心如下几点：　　

第一，小康篇是儒家揭露和批判“天下为私”社会的总纲。　　

开篇一个“大道既隐”，意思是天理已经不存！这是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好概括！世界上哪种社会学说，对过去的“文明”社会，做出了如此深刻而精辟的总结？欧洲的启蒙思想家，至多较详尽地揭露与批判了“天下为家（私）”、“大人世及以为礼”、“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小康的专制主义；马列主义的社会学著作——包括《资本论》，洋洋洒洒、慷慨激昂，说到底只是片面和偏激地揭露与批判了“货力为己”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罪恶。看看我们的《礼记》小康篇——短短不到一百五十字的字里行间所表达的内容，抵得了西方人文社会学家们几百万、几千万言的批判旧社会著作呀？有一位当代高官和社会学家曾对我说：“你讲的有道理，就是那点东西话太少”。所谓“那点东西”，就是指《礼记》的大同篇和小康篇。因为“话太少”，比不得西方社会学的“长篇大论”，所以就“意在言外、可想而知”了。这是什么理论与逻辑呀？可在当代的我们中国，持这样观点的人真的还可能不少。我真的很希望网友们能对这个问题好好议论一下。　　

第二，读小康篇应同大同篇对照着读。　　

孔子把“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私）”两种社会状态、两种社会理论相对谋篇、对应而叙；对大同篇无一字不褒，对小康篇无一字相赞。前面是天下为公的国家公权公有制、“选贤与能”的人民民主；后面是“天下为家”的国家公权私有制“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小康专制主义。真是一番苦心、万般寓意；惊鬼神、撼天地！董仲舒等伪儒们的主要罪恶与无耻，就是把孔子对小康专制主义的揭露与否定，曲解和栽赃为孔子对小康专制主义的容忍与赞颂。在以后的文字里，我会努力说明：同是专制君主，为什么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而汉武帝却赞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近现代那些把孔、墨、孟与董、程、朱看做是“一脉相承”的儒者的理论，是专制主义伪儒阴谋的继续！　　

第三，小康专制主义的本质。　　

孔子深知“政为大”的真谛，那里才是社会美丑的总开关。他的小康篇是对从大禹到周成王的“六君子”小康专制主义，直接而彻底的揭露与否定。从“禹传子，家天下”直到蒋介石，小康篇的描述是中国全部专制主义社会的活写真。不信，你不会拿社会实际同小康篇的描绘一条一条对对号吗？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里的“合理”二字，只代表某种因果关系。象甲强奸乙后为了灭口又把乙杀死，这里的“合理”性只表现为甲杀死乙是有动机的，不不表明甲杀死乙是对的。在专制主义制度下，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征服、建立或夺取私有制政权、压迫和剥夺其他人；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中，唯利是图的恶搞，都只表现为狼文化的兽性放纵“合理”性，而不表明其符合人性、符合人类理性，不表明其属于人文化的内容。　　

至今仍有许多人不相信那时候的孔子会有这么先进的思想，是因为这些人到死也不明白：对于人类社会的美与丑，古今中外的人们的根本看法，实质上都是大同小异的。“选贤与能”的政治、“交相利”的经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道德，是一种美，是人们从古至今、贯彻始终的共同追求。如果我们把我们儒学讲的这三个方面称之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的话，则其既具有普世性又具有古今中外“一以贯之”的永恒性。更远一点说，难道狼群和狮群里就没有平等与正义的本能追求吗？小康专制主义的本质的丑，从一开始人们就亲历着、当然也明白它的罪恶，只是时机未到被压迫者奈何它不得。怎能怀疑孔子这里思想的进步性呢？与孔子生活在同一个时间段，古希腊有一个比孔子的年龄小56岁的伯里克利。如果说孔子是在理论上总结了人类社会的原始民主美、概括了人类社会的专制丑；而伯里克利则是在实践上成功的继承和成就了雅典的民主奴隶制繁荣。欧洲人为什么不怀疑伯里克利的进步与伟大呢？欧洲人不欺祖，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学学欧洲人吧！难道中国人的脑袋就那么笨，只有在读学了卢梭的《契约论》和马列著作后，才知道中国社会上也存在着压迫与剥削，才感觉到受压迫、受剥削是一种不舒服吗？看看中国的历朝历代，哪朝哪代的进步思想家和百姓们不在追求“等贵贱、均贫富”呀？大清时候不是这样吗？民国时候不是这样吗？新中国六十年来不也是这样吗？只是专制主义政权不愿意人们去想、不准人们公开去说、不准人们用行动去争取而已！不相信中华民族智慧的人们，应该很好地检讨一下自己！　　

第四，颠覆小康专制主义的传统欺骗，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前提。　　

从夏、商、周的宗法制，到秦汉、明清的中央集权制，再到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国家公权私有制的小康专制主义统治一脉相承。至多是国家公权的家族式私有变成了党派旗帜下的小集团式私有！世界上所有专制主义者的欺骗逻辑都有共同性：别的专制主义对国民的压迫与剥削都是罪大恶极，唯独自己的专制压迫与剥削是恩德大大的；有了别人的专制主义国民的日子就没法过，离开了自己的专制主义国民们就没了好生活！相对于社会的真实，这欺骗是何等的低档，就象对百姓说：你们在别人屁股下是受压迫，你们在我的屁股下是太阳晒不着。而世世代代的伪儒们，却又总是随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帮凶做宣传，要老百姓们对这样的欺骗感恩得五体投地，就象刚“狗屁”了清帝国，又马上去“万岁”袁皇帝。这种政治，只是“大道既隐”的结果，而不是大道在人们的心灵中已不存在。事实上，屁股下面的人们，无不积聚着反抗的怒火。小康专制主义与伪儒的宣传，是美与丑、是与非、黑与白的颠倒。要结束小康专制主义统治，必先颠覆专制主义与伪儒邪说。以造成国民的一致觉悟，“相约”汇聚于“选贤与能”人民民主政治的旗帜下。中华民族的自我解放，应该以中华人文化的解放为前提。言论、出版与抗争的自由是第一位的东西。英雄的炎黄子孙们该知道怎样去努力。　　

第五，中国，中华民族共同的母亲，你该怎样去剔除狼文化的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　　

小康篇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这是专制主义者对老百姓发出的通告：谁不顺从小康社会这样的社会规矩，大家就把他看做害群之马，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或暗暗把他做掉。在中国，专制主义的东西就象漫天的乌云遮蔽着天下为公的阳光；就象无孔不入的癌细胞，已遍及中国社会的肌体各部件。要彻底的除旧布新，非有全国上下的群策群力、暴风骤雨不可！而且，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剔除天下为私的旧文化不容易，遍布天下为公的新文化也不容易，更何况两个“不容易”是叠加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改——需要坚决而有序。国内的革命与战乱，国际间的战争于掠夺，人与人之间的争权、媚权与竞富，都是专制主义惹的祸。小康篇曰；“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只有世界各国都实行了真正的民主，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才真的有了安全与安宁。当今世界，少数国家的专制主义还在垂死挣扎、顽固表演；许多国家还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军备战；以劳动者及其后人的痛苦与生命为代价的“货力为己”资本主义经济恶搞，正十分猖狂。所有这些，都是专制主义政权直接与间接的产物。没有了专制主义政权对国民的你死我活，没了专制主义政权间的互相侵吞与比拼，世界大战和国内民众间大规模互相残杀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什么时候人类的智慧与力量清除了政治与经济等诸方面的罪恶；人力与自然资源不再因人类内部的格斗与拼比而无谓消耗；什么时候人类能够集全部力量于对大自然的利用、开发和保护。才标志着人类自身的人性对兽性、人类的人文化对狼文化的根本战胜；才标志着人类和人类社会在主导面上，告别了野蛮、进入了文明。人类社会才真正有了令人放心的美好前景。客观的看，素以文明发达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多该在这一进程中成为模范与先行者呀！这一切，只有靠民众联合的力量，前仆后继去奋斗。　　

血，过去的人类已经流了许多；今世和今后，还会流吗？　　

第六，反专制主义，决不是要把制度内的人们全部打倒。　　

世界上凡专制主义政权，都是违反天理的私有制政权。但正像好的私有制企业也在努力创造社会公益一样，不少专制主义政权的君主或官吏也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维护正义，这就是专制条件下的公权公用。我们的专制史上，有那么多明君圣主、清官良吏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这是在罪恶制度下，个人美德与品格的人文化光芒，永远值得中华后人们怀念与学习。小康篇中的商汤、文、武与周公，就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树立的这样的榜样。把这些人同桀纣之暴虐相区别，无疑是对的。孔、墨显学等正宗儒学，是在彻底否定夏、商、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肯定那些明君良臣之勤政爱民、公权公用个人品格的；而伪儒们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以专制政权的合法化为前提，通过标树那些一切为了私有制政权利益的专制疯子，而实现美化和巩固整个专制制度的目的。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没有保卫政权、欺骗和镇压国民这样一个头号负担与任务。在同样是专制主义条件下，有汤、武有桀、纣，孔儒当然表扬汤、武；有包公有赵王，儒者当然称赞包公；有康熙有慈禧，儒者当然称赞康熙。站在孔子的立场上，孟子曾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提意见不听取就赶下台；而不是使国民再“无法活下去”才赶下台，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较早的、最低容忍度的“造反有理”成文理论。同孔子的“选贤与能”相比，同样是很先进的。拿了这个去比董仲舒伪儒的君权神授、“君为臣纲”、把臣民服从君王或领袖搞得高于一切，其是与非、美与丑是再分明不过的！我们的青年们读《四书五经》，把握住孔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墨子的民众“立天子”、“立正长”立场，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千万不要丢了这个关键而去乱摸一气。孔子在董仲舒等专制主义伪儒面前，始终背负着“狗眼看人低”的耻辱。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一宗最大冤案。我们应尽力以人文化的办法把它翻转过来！　　

概括起来的说几句。　　

全国上下，应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学大同、批小康文化启蒙热潮。这是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与惟一钥匙。要象当年林彪推动学习毛主席语录那样，使大同篇和小康篇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不批判小康篇，中国的落后文化在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中就得不到根本的清算，中国专制落后的传统文化基础就得不到彻底的清除；不宣传大同篇，许多中国人就不知道，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好的社会学理论与文化成果。非此不能提振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非此不能高举起我们自己的文化旗帜；非此不能在国际上夺得我们话语的主动权；非此不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获得真正的复兴与振兴；非此不能确保我们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西方价值观中的好东西、马列主义中的好东西，我们当然要大力借鉴与学习，但均不能成为我们的旗帜。否则，就是我们自己在做自我宣告；我们自己的文化与民族已经消亡！　　

有人说：中国人那么聪明，为什么科学技术那么落后？我的简单回答是：因为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下，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多自消耗到一个“权”字上了！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没有我们的专制主义搞得时间最长；其手段也最绝技、最残忍、最多变。我们的小康篇，在世界专制主义政治史上，无疑也是其理论的最高峰。谁要是不相信，可以任意请过一种来比一比。这也说明中国人并不笨、并不憨。常言道，“浪子回头金不换”。让我们把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搞小康专制的聪明与努力，改道天下为公社会的建设上来吧！那还愁我们的社会制度成不了世界的模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