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举起我们的旗（二）

                  文化——举起我们的旗（二）　　

                                                 么 贵 彩　　

    原始民主与与天下为公的“选贤与能”人民民主。　　

各国社会学家们的共识是：数千年的原始社会里，人类主要过着社会公权公有公用制的天然民主政治生活。公共事务主要由群体的成员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或推举产生的议事会和政治首领负责。这种原始群、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式人类群体，从小到大逐渐形成“国家”概念下的规模。国家是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人际间的争端与协作关系不断扩大的产物。古希腊的雅典，就是这种原始民主制的顽强而部分的保留；中国西南侗、苗两个少数民族的“契文化”等，至今留有原始民主制的许多痕迹。　　

人与人之间和人类群体间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私有制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产生根子是在这冲突中狼文化疯狂的产物。少数人靠暴力贪占或暴力抢夺本族群的领导权，对内部实行压迫与剥削，对其他人群或进行暴力的征服、蓄之以为奴。以中国史而论，大概从传说中的黄帝以前开始，到“禹传子，家天下”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确立，是中国的原始民主政治朝着专制主义政治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禅让制”，已由自下而上的民众选举或推举演变成了由老领导人自上而下的培养、选拔，即执政权的非血缘性私相承替。这一时期的传说与史家的争议很多。有神农氏司农、嚐药有功而成为领导者；也有舜是尧两个女儿的女婿又将尧放逐致死。民主与专制现象的犬牙交错正好说明，“禅让制”是中国政治从原始民主走上专制主义邪路的一个过渡时期。从启世袭父位正式开始，到慈禧选中溥仪，中国的君主专制主义延续了数千年，此后出现了袁世凯、蒋介石之流的近现代型专制主义。中国的专制主义延续时间再长，同过去的数百万年原始民主制和将来的无穷尽人民民主制相比，到底是人类政治史的一段小小逆流与曲折、到底是极为短暂的瞬间。　　

对于中国政治史的这种变迁，孔子通过《礼记》“大同篇”对天理昭彰的原始民主政治给予了深情的总结与讴歌，通过《礼记》“小康篇”对夏商周道行逆施的宗法制专制主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批判，表达了他对未来更美好民主政治的热切憧憬与向往，成就了世界上最早、最美好的人民民主政治理论。但由于时代条件所限，孔子不可能也不敢提出未来“选贤与能”人民民主政治的具体选举程序与办法。做为大思想家和大理论家，如果说孔子是站在社会的知识上层谈民主的话；墨子则在孔子之后，站在社会下层即“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上谈论了民主，具体提出了“立天子”、“立正长”的问题。墨家团体的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与牺牲精神，很象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党，其领导者称“钜子”，由众人推举产生并且不能世袭，这样的党派、团体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墨子是世界上公开主张反对世袭制专制主义，而由民众“选天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诸侯”、“正长”等国家和政府各级主要领导人的第一人。孔、墨的“选贤与能”、民“立”国家与政府各级领导人的思想，到了孟子就有了明显的变化。孟子一方面强调“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坚决反对世袭制；另一方面又搞了个模棱两可的“天与之”、“民与之”。那么，君王的“天下”即国家领导者“天子”的位置与权力到底是神授的呢还是民众意志赋予的呢？尽管他最后给了一个最终是“民与之”的意思，但却表达得含糊其辞，不如墨子的几个“立”。这就给专制主义和伪儒留下了空子。到了董仲舒那里就很简单了，他干脆甩掉了“民与之”的根本，直截了当说：“天予之”、“天立王”、也是“天夺之”，公开亮出了国家领导人的“君权神授”论，鼓吹凡皇帝都是天帝的儿子，包括皇帝手下的文官武将也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完成了对孔子“选贤与能”人民民主政治理论的彻底篡改与背叛。老子和孔子的哲学，都是谈自然规律与人的自身主动性的，而董仲舒则同先秦的阴阳八卦、“君与官吏皆出于巫”神鬼迷信一脉相承，“集大成”为他的“天人感应”论的“天人合一”反动哲学。如果说孔子的“吾从周”仅仅是一种必要的“烟幕”性自我保护，董仲舒才是真正主张恢复专制主义之“周礼”的。从这个角度看，孟子的所谓民贵君轻思想实质上是孔子天下为公人民民主理论朝着董仲舒伪儒专制主义学说的一个过渡。孟子后来之倍受伪儒与专制主义者尊崇也就不足为奇了。孔子由于董仲舒伪儒的歪曲与栽赃，才为专制主义者所赏识、才有了留存至今的曲阜“三孔”圣地。原来只以“巫术”为欺骗的专制主义，逐渐形成了以《礼记》小康场景为蓝图、以董仲舒伪儒学说为理论支柱的中国专制主义。中国专制主义形态之完备与顽固，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专制主义所无法比拟的。当代一些所谓儒学大家们，仍顽固站在董氏伪儒的反动立场，一遇到有人对儒学中的正宗精华有一点正解或新释，就立刻脑神经痉挛、群起而攻之，似此之传统式“孔子文化节”、“国学研究”、“复兴中华文化”，岂非是越“复兴”中华优秀文化越陷入更深层的地狱？　　

“枪杆子、笔杆子”，专制主义者的争权与保权办法，不是靠服务于民与民心所向，而是靠这两杆子。“枪杆子”用于暴力夺权和保权；“笔杆子”用于编造谎言、强奸民意，把人对人的压迫与杀戮强说成“天意”或“天经地义”。在专制权力对社会所有领域无孔不入的情况下，百姓们有手只能为专制权力服务，有口只能为专制主义者歌功颂德，只有依附于权势才可能是安全的。人们的聪明与力量，只能在专制主义设定的牢笼里彼此争宠夺利，谁个有条件与机会去一心一意搞经济、搞教育、搞医疗、搞科技及社会公益？专制主义者的所有为民谋福、发展经济与科技等口号，几乎都是假的。只要是专制政权的需要，国家和人民的一切利益均不会为社会的“风头”所惜。这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专制史中占绝对上风的东西、被一些人宣传为“不变真理”的东西。　　

在春秋、战国的西周专制统治分崩离析的空隙里，孔、墨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及时概括和总结出了中华人文化的天下为公理论，成就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文化创举！这种理论，不仅提出了政治上的“选贤与能”、经济上的“交相利”，而且在伦理道德上全面规范了人们的“仁、义”理念与行为。这种天下为公的人文化，不止影响了中国专制制度由分封制朝着郡县制的变革，此后涌现了更多明君圣主、尤其是清官良吏；而且还保存、孕育和进一步高扬了民间高尚的道德风范。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史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封建社会史相比，都包含了更多光辉灿烂、永远闪光的东西。有过王莽和王安石，也有过包公和海瑞。尤其在频发的农民起义与人民革命中，天下为公的人文化则更有着最主流而全面的闪光与体现。象陈涉起义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政治口号，李顺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经济追求，特别是钟相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理想，更代表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民革命的最高理论成就。一个“等贵贱、均贫富”看似很简单，岂不是比西方的资本主义、苏东的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都更科学、更美好得多么？毛主席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革命政纲，领导我们的党和人民取得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实质上就是以天下为公理论为根本、又吸纳了外来文化的一些进步东西、为中国的未来开创了唯一正确的奋斗方向。中国问题的实质，从来就是敢不敢承认、和能不能将我们已有的先进理念与理论，落实为行动、落实为社会实践、落实为我们国体与政体的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别的。　　

常言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话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因为，就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来说确实也有些表现为“轮回”式的。从过去的原始民主到今天和未来的“选贤与能”人民民主，不仅仅表现为民主政治的“返祖”与回归，更表现为民主之相对于民主的发展和进步；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与振兴，也只能是中华优秀文化——孔、墨为代表的天下为公文化的新生与振兴。国内某些名人同胞的“创造中国新文化”措辞，恐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中华民族只有实现了自己高尚的文而化之，才能在全人类大家庭中得到尊重。我们的革命、改革与创新等等，并不等同于一味追求“过去所没有”，而包括把过去的美好发扬光大。象人与人之间难于绝对避免的格斗，有一天也能从今天的飞机大炮、原子弹等，“轮回”到新内容的巴掌与拳头该多好啊！　　

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文明与美，怎能是人对人的“高水准”压迫、剥削与杀戮呢？当今世界，狼文化的专制主义政治还在某些地方垂死挣扎；狼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依然猖狂；为了私有制政权、国家与民族狭隘利益的狼文化，已抢先制造出许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人类正面临新的、自身戕害自身的空前危机。中华天下为公人文化对于中国和全人类来说，任何时候也没有眼前显得更急需。让猖狂了“数千年”这样一个历史瞬间的狼文化早一点受到约束与制止吧！这历史的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瞬间”逆流之对于一代又一代受苦受难的人们来说，又是多么的漫长啊？尤其是对于一百多年来多灾多难的中国！　　

有人说：西方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普世价值”观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理念，是世界文化现象中最进步的东西。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古人的天下为公理论——天下为公的“选贤与能”政治、天下为公的“交相利”经济、天下为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伦理道德则在更高阔、更合理的范围内概括和包容着这一切。依我看，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美好与更加文明，全蕴含在我们优秀文化中那些振聋发聩的教诲里……　　

勿管怎样，人文化之对于狼文化的大规模反攻时代就要到来了。中华民族“选贤与能”的人民民主文化获得根本解放的时代已经指日可待。这是任何大的狼文化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必须接受过去理论先进、实践落后的教训，在这新的社会大变革中，中华民族再也不能犹疑、落伍了。让我们每个人都高度警惕自身的狼文化意念膨胀，大力继承和发扬先贤与先烈们那人文化的浩然正气，齐心协力地投入眼前这跨入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把！　　

    全中国和全世界正义与善良的人们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