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谈谈腐败的问题》

《我也谈谈腐败的问题》

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第一次听到有“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这个机构，又是第一次看到该“中心”的主任李成言先生发表的反腐观点，我觉得很稀奇，特将其观点陈列如下：“我党反腐已经跨越三阶段，中国式反腐的长远目标应该是依法治腐，而不是运动式治腐、权力治腐、个人治腐”。“纵观90年党建史，我党反腐败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一时期中共无执政资源可供腐败，腐败问题没有凸显。第二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政治腐败”呈高发态势，经济领域腐败发生相对较少。第三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时期经济领域腐败占据主导地位。”“中共距建成完整、务实、科学、高效的反腐体制尚需时日”。 李成言最后讲了三点“治腐”办法，一是管住“一把手”的权；二是提高监督机构的能力；三是用法律规范官员财产申报。我没有看到李成言先生的全文，只看到了上述观点，因而对一些观点的内涵无法准确解读，只能意测，不妥之处望见谅。

当今的中国，“腐败”是最时髦的话题，打开报纸一看，几乎是篇篇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就连共产党的总书记也都是逢会必讲、开口必言。不过老百姓对这事儿倒显得无所谓了，可能是他们已经听烦了，也讲累了，现在他们被逼急了的时候，就只是动手不再动嘴了。我看了李成言先生发表的反腐观点，有点触景生情，不管人们烦不烦，我还得讲几句。

1）我以为首先应当把“腐败”下好定义，并找出产生腐败的原因，以便人们认知什么是腐败和有个判断腐败的标准。腐败一词从字面上讲又称腐烂，泛指败坏和堕落。所谓“败坏”和“堕落”是用来表达一事物趋于无可挽救或走向灭亡的阶段。人们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得知：树木腐朽在于失去了生机，肉体腐烂在于感染了细菌，人类腐化在于私欲的膨胀，政党和政府腐败在于背弃了民众，这是事物灭亡铁的规律。下面我们就用这一规律来剖析李成言先生的反腐观点。

2）李成言先生的反腐“阶段论”是无嵇之谈和别有用心。任何政党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可能有腐败现象，这是客观存在，因为人是有私欲的动物。但是如果个人的私欲超出了社会公认的范围，就属于非法行为，或叫腐败。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讲，党内出现了这类人物就必须及时清除，才能保持政党的纯洁性。因此，反腐败是一个历史过程，什么人腐败了就反什么人，什么时间出现腐败就什么时间反，什么地点出现腐败就在什么地点反，根本不存在什么阶段性问题。试问：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下令枪毙的谢步升和左祥云贪腐分子与建国初期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贪腐分子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吗？难道阶段不同贪腐分子的性质也有区别？其实李成言先生的反腐“阶段论”，无非是为他们这个“廉政研究中心”的无为和当局反腐的无力找个借口罢了。所以才制造出什么第一阶段中共无执政资源可供腐败，所以腐败问题没有凸显。第二阶段经济领域腐败发生相对较少，是由于“政治腐败”呈高发态势。第三阶段则是共产党为腐败提供了雄厚的资源，所以经济领域腐败才占据主导地位等论调，以论证当今的腐败纯属经济问题，是必然现象，与政治毫不相干，而且共产党要想消除腐败还“尚需时日”。我说讲“阶段论”还是别有用心，是指李成言先生用“政治腐败”四个字，刻意歪曲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段光辉历史。世界公认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廉洁、最公正、最得人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与人之间以同志相称，相互信任、相互关爱；党政干部执政为民、鞠躬尽瘁；整个社会虽然清贫一些，但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生活有幸福感和安全感；社会风气高尚，没有卖淫嫖娼和吸毒赌博现象，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这里我用李宗仁1965年回到新中国经过去各地考察之后讲的一句话作佐证吧。这句话就是“共产党真是政通人和啊！”

3）“政治腐败”这是李成言先生对毛泽东时代的专用语。李成言先生对“政治腐败”所下的定义是“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非正常的政治运动，如‘家长制’、 ‘一人说了算’的腐败作风造成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的迫害。”按照李成言先生的说法，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应当叫做五千年的“政治腐败”史，因为五千年来都是皇帝一人说一不二，“金口玉言”么。在共产党历史上“家长制”和“一人说了算”最严重的时期要数建党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陈独秀的说一不二，迫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缴枪被杀，共产党人血流成河；李立三的独断专行，命令弱小的红军攻打大城市，用鸡蛋去碰石头，惨遭损失，毛泽东抵制被撤职和开除军籍；王明的太上皇作风，让苏区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上世纪80年代某人一句话，让共产党的三位“一把手”被迫下台的事件，这难道不是绝对的“家长制”和“一人说了算”？ 李成言先生为什么不把这些事实看作是“政治腐败”？而偏偏把“政治腐败”安在需要拿着“党证”和“公民证”才有资格参加会议的毛泽东？至于把“政治运动”也说成是“政治腐败”，那么共产党的名称就得改为“政治腐败党”了，因为共产党从一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靠搞政治运动起家的，譬如工人运动啊，农民运动啊，学生运动啊，妇女运动啊，党内整风运动啊……，建国之后运动就更多了。共产党为什么这样热衷于“运动”呢？这是由共产党坚持的世界观决定的。共产党认定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法宝，更是共产党的生命线。因此，共产党夺取政权依靠人民群众，建设国家依靠人民群众，巩固政权还得依靠人民群众。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误解了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含义，单纯追求GDP,肆意招商引资，忘记了依靠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实行了单纯依靠外资的做法，结果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和垃圾场，中国人在餐桌上吃饭都得看外国资本家的脸色。中国以惨痛的代价和亿万农民工的血汗，好不容易睁了几张外汇，让中国堂堂正正当上了美国的第一号债主，而这个债主却没有债主的气魄，而偏偏要装出一副成天担惊害怕和卑躬屈膝看美国政客脸色的奴仆样，把主仆关系都颠倒了，实在是太可怜了，也不知这与腐败有无关系？　　

4）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时期经济领域腐败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但是我想问李成言先生一句，改革开放之后，为何经济领域腐败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政治健康的政党和由一群精英掌权的廉洁奉公政府，为什么会在“经济领域腐败占据主导地位”？这岂不是拙拙怪事？在这里我引用1948年1月蒋介石的一次讲话作答吧：“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唐颓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了、被淘汰了。”用蒋介石的话对照一下现实社会是多么地形象，是多么地切题，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省和引为教训吗？难道还要等“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的精英们，设计出“完整、务实、科学、高效的反腐体制”再治理中国的腐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廉政研究中心”的精英们恐怕早已成为腐败份子了。

5）如何治理腐败？李成言先生说“中国式反腐的长远目标应该是依法治腐，而不是运动式治腐、权力治腐、个人治腐。”他对当前治腐提出的三点办法：一是管住“一把手”的权；二是提高监督机构的能力；三是用法律规范官员财产申报。我把他的三点办法，称之为“书呆子式”的办法，是就事论事，治表不治本。首先我们说“管住“一把手”的权”的问题，按李成言的说法，有权的人必然会腐败，所以需要有制度管住“一把手”的权。试问：毛泽东当了几十年的“一把手”，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他以权谋过私吗？焦裕禄是兰考县的“一把手”，他的权用来为兰考人民鞠躬尽瘁，而没有我自己谋取丝毫私利，古巴的卡斯特罗，当了四十多年的“一把手”，银行里没有他一分美圆存款。因此，治腐不是抑制权力，而是要抑制掌权人的个人私欲，要让掌权人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才是治本的办法。我们再谈谈“提高监督机构的能力”， 监督机构就那样靠得住？中国“公检法”的腐败现象还少吗？监督机构人员的权又靠谁来监督？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至于“用法律规范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就那样灵验？台湾的陈水扁为什么成为台湾最大的贪污犯？“廉政研究中心”的人员就这个水平，我说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越反越多呢，原来纳税人的钱白养了这样一批纸上谈兵的“秀才”。我的观点是治腐必先治吏，治吏必先治心，治心必先治人的私欲，治人的私欲必先消灭产生私欲的环境和条件。一句话，治腐必须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改造社会，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管理社会和政府官员，这是治腐的唯一办法，也是最根本的办法。美国的法制最“完整、务实、科学、高效”， 美国社会就没有了腐败？我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就是最大的政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