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三题

文妖盛行　　

在我看来，一个作家最具才思的年龄段是30岁左右，而且一个作家一生中能有一部作品传世已是不易了，这种现状看起来实在令人沮丧，然这又实在是事实。故而，一个作家有着自知之明是理性的，也是可贵的。但是，文人的心思我们又是懂的，上（文）坛容易下（文）坛难；在江郎才尽之后能够有此自觉的，实在太少。反之，在凭着几部作品混入圈子后又在落寂中推出一部心血之作故而站稳脚跟后，才发现时间真是太残忍了，留给自己饱醮激情的岁月已随着这部作品远去了，随着写呀写呀，这是真的，但水准在逐步下滑也是真实的；虽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作家本人心里是知道自己根底的。　　

怎么办呢？　　

要人不表演是不行的，现在我看到的便是。就像在女人堆里厮混的西门庆在精力不济之时打了个提升功能的“银托子”一样，道具就显得很重要了。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那个时代，几部反映“伤痕”和“右派”的小说被热捧后，西方的哲学思想和现代小说理念被生吞活剥进一些作家的作品，这个道具的作用在于高深、玄奥，总之越看不懂越无情节越能体现出该作家的“水准”。流行几年后，哪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学”又流行起来了，四书五经不必说，三坟五典、四部文明、洛书河图、金丹密丸、占筮医道、方士术数，房中闱事一类的东西，渐成大观。这些“大师”们的道具，被及时给“作家”抓着了。你说他是个作家吧，你说他是一莫名其妙之人吧，但他作品还是在出的，小说有，散文也有（现在许多小说家散文比小说写得好），书法也有（也有字写得比小说好的），有的甚至由该作家哥们帮其写得传记也出来了；但作品运用符号的能力远远超过小说本身，而才气呢？激情呢？只见神神秘秘，鬼鬼神神。他整日价搞的是入山问神，占事卜卦，口吐“子曰诗云”，身着长衫短褂、唐装道袍。家里又是阴气逼人，烟熏火燎，身中纸扇（或者鹅毛扇）是不能少的，遥望之俨然如得道受戒之世外高人，“东方神秘主义”云云，圈子里除了色界靓女外，往来清一色骚人清客；但其实都明白，这实则是一浮躁至极、虚无至极之无聊闲人。　　

鲁迅在言及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这一形象时说：“武候多智而近妖“，故而我认为，这样的作家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文妖”。看来，当下文坛，文妖盛行、妖风盛行、妖气太重；是鬼气，也是暮气。呼唤清新挺拔之力作，期待质朴刚健之作家。文妖一类，即然他喜欢的是一百年前的东西，那么该去哪去哪吧！　　

诗人还在，诗呢？　　

想读诗，读好诗；但好久不读诗，好久未读到好诗了。　　

但诗人还在，写诗的圈子也还在。但力量呢，则说不上。桃花啊，陶罐啊，古墓、怪柳啊一类的东西多了去了。“美丽如一首诗”，是说这诗美啊，好诗怎么会不美呢，确实美。但当诗成为一种行为艺术，并将这一圈子成为粉饰太平的文化“活化石”时，身为诗人，知否？说这个话，是说诗人是要有些精神的，诗是要有些风骨的；但见那争“诗人”位置的，何曾愿见苍生黎元之苦呢？所以，我还是喜欢尼采在《苏鲁克语录》中说的那句话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　　

有这么一伙子人；他们在现场，也在发言，但却因无视当下中国的存在背景，使之在人世沉浮中消失，而实际上只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更因其与大众的疏离，而使其看起来象一场玩笑。　　

诗人开一次会，大家伙还误以为是哪个黑社会帮会在开坛呢。但见旌旗飞舞、剑气森森；有脱衣服的，有自言自语的，有唱歌的，话题呀、社团呀、帮派呀之类的，但诗呢，诗在哪里去了？　　

游游山水，写出“我厂产值二十万”之类的，有之；专写的如谶书寓言似的，有之；专写的通篇风月之类的，有之；专写大便生殖器女人月事的，有之；专写少奶奶的无病呻吟，发情期或颓废男人密室自摸的，有之。上述一类，无非喝喝花酒、抚抚琴瑟、玩玩女人而已；玩玩是可以的，但诗呢？　　

前日，我看了白桦的《从秋瑾到林昭》后，深感在近三十年来，像这样的诗还是太少太少了。其他诗人的水平如何呢，大家心里有数。老的，不中用了；中年的，不大会写了；年轻的，不写还好，越写越糟。当然有水平的，也有；但是“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一方面，会在年年开，书也还是一本接一本的在出，玩的也嗨；但诗呢？　　

主张思潮的多元化固然不差，大家想写些什么固然是自由；但诗要像诗。说像诗，仅是我个人的感受。我感觉，于诗而言，不是说缺乏读者，而是因诗人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了一个阴森无比、等级森严的一个小体系内，更缺乏对社会的深度关怀和人性精神，故而诗人与读者“冰火两重天”。当然，我也了解到有些诗人，诗写的是很苦的，在清贪中苦吟（而一些拿工资的“诗人”不写诗）。写诗的诗人吃不上饭，要给这一部分困苦的“诗人”一碗饭吃，实在不行，“低保”也该评上啊！不过也要问问他们，除了写诗，还会些什么？这也就是诗人，也就是他们才会出现的尴尬现状：辛辛苦苦写的东西无人看，诗人找不着饭吃。另一方面于大众，不听“诗人”则罢，听了则“敬而远之”，怕传染上“神经病”，怕与诗人打上沾惹。这也是一个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拿出好作品来。好诗，我还是愿意读的，还是有人读的，但诗呢？　　

好诗在哪里？诗在哪里——诗人，别玩了，别折腾了！　　

作协主席是什么级别？　　

第一反应，是官呀！唉，多么可怕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么个题目也怪怪的。这个职务的争夺，甚至成为了官场倾轧在文坛的一个缩影和反映，那就是让各位看官们看上了一台活色生香的好戏，“全武行”也演上了。　　

作协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作家进行了行政管理的一个工具。我翻了一下相关资料，我国的作协体制是跟苏联学的，而苏联，则是因在十月革命后“拉普”文学组织在文学团体中一枝独秀，斯大林担心它变成一股政治力量，恐其尾大不掉，故而联共（布）中央于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３日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放所有文艺团体，成立便于工作于统一领导的各协会。这一体制的特长与优势，无非是在“单位人”体制下将最富创造力和才情的大脑装在一个筐内，“好歹得有个单位嘛！”好事不是没干，但重在“舆论一律”，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且让有些养着的（也搞“五子登科”一类）作家实质上成为社会闲人，满乱地窜，吃喝嫖赌，不思进取，同时，也容易为打压新思潮、新思维提供平台和打手，远望之如一阴森恐怖之大庙；故而，反感之，有的。　　

既然是“机关”，也就是个“衙门”，那就真是个“官”了。“当官谁不会当呀！”，也就成了安置闲曹的一个东东，至于他懂不懂文艺，会不会剽窃，那就多虑了（当然，为了急于证明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也会出上几本书，“作家”嘛！）。又因与级别挂上勾，便不得了了，它实际上成为检验作家影响力的一个标尺；作品写得好不好，不打紧；挤得进挤不进作协很重要（当然，一般还是党组书记说了算）。当然，很多地方省级作协的主席确是大家；但到了市地一级、县区这一级，就不一样了。说是冷门，但也有人争啊！级别嘛！而级别，又是与待遇挂了勾的，有无秘书啊，有无专车啊，吃饭能否报销啊，这些都是问题，不然争什么！　　

所以我感到，一要把作协去机关化，去级别化，还真正社会团体之本色；二要让懂文艺的人去管文艺；三要为搞文艺的人能好好去搞文艺服好务。如果说“作协”是“作家之家“；那主席就不应是“家长”，而应是“保姆”；那谁是家长――全体作家，大家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