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续

　　国家与革命续

　　前言

　　混入革命队伍有12年了，遇到过许多问题，看见了许多情况，一直只是思考，也只能思考。工作中也有过一些交代下来的文字任务，虽然有东西想写下来，可是效率太低，蹉跎太久，也没有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所以往往没有完整成文，反正上级不喜，也就没交出去。去年，在网络上看见一篇文章，其最后讲现在共产党有续写完整《国家与革命》一文的义务，我才想起，一直以来所思所写的，大多是以政权建设中心的，而以前那些半成文字似乎也能相互补充，所以就编写成文。就当是这些年薪水的义务，也当是最后的责任吧，当然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层次太低，文中有的观点值得商榷，文句也不大通，但这已不是我关心的了，正确的人总会找到正确方法的，反正本人既不打算争辩，也不打算修订此文，如有假名者，读者自己分辨吧?愿学者学，愿用者用，裁成碎块用也不要紧，只是理解差了用错了各自承担后果。

　　本来想细细修正的，可现在没心情了，所以就直接将此文放出来了。同时，本人缺钱，身无长技，就在这打个广告吧，出租脑力，长期包养也行，就是不保证出结果，有意者请联系qq(1728246348)，要价很贵，非诚勿扰。

　　摘要：本文仅以个人微薄的想象力，发掘历史成败经验，希望找到构建新式国家机器的方法及其治理理论。整篇文章由多个观点汇聚而成，分成集体主义与领导权、工具与历史主角、民主与苏维埃、先锋与主体、功绩与基石等篇章。主要观点内容有是集体主义永不消失;必须处理好机器与利益主体分工关系才能治理好各种专业工具(包括国家);正确的组织方法及体系才能够统一意见分歧;共产党的领导与利益主体、专业工具三者的关系;公共利益的价值导向需要实质化等等。

　　集体主义与领导权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主要以集体主义形式展开的，其中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但也留下了许多教训。曾经的集体主义最受诟病的是效率和公平性，可是集体主义真的效率低下，欠缺公平公正吗?虽然集体主义已经被当作冰棒化掉了，可是其中问题仍然需要后人分辨清楚，因为以人类社会分工趋势看，集体主义这一利器永远不可能被取代，即便到了星际时代，人类也需要强大的集体主义来面对未知世界。

　　集体主义实际上是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个人以联合的形式，在统一的计划安排下展开生产(进攻)和分配，其组织特征就是一种军事原则。集体主义赖以成名的就是整体计划性，以及个体的牺牲。其存在目的即为了进攻提供准备和组织，能够高效集中全身力量，拥有强大攻击力和进取性，锋芒无所不破，这正是集体主义魅力所在。集体主义危机正是源自其成功和强大处，为准备更加强大和更有计划性的进攻力量，集体主义总是尽可能调集更多资源，更多力量，甚至透支未来潜力，其分配原则可以不按个体贡献度来补偿，而按进攻的需要进行分配和准备。相对于个体价值，集体主义分配模式可能即不能平均分配，也不能劳者多得，很多时候就是在牺牲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或长远利益，换取最大战力，换取更具有计划性的战力，只是这个牺牲在许多时候显得太残酷。

　　当然战争艺术的精髓就在于牺牲，个体在集体原则下作出牺牲，并不是不可以的，实际上人类社会中为集体利益而付出的牺牲从来是崇高的。可是付出就要有回报，牺牲就应当有反馈，实际上通过补偿，个体利益与集体主义是可以统一的。但是领导们或许无力把握个体与整体、细微与全局、现在与未来等等补偿工作，也或许长官们是无心来及时补偿和照顾，总之许多牺牲被当作必要代价忽视掉了。如果仅仅是忽视也好点，大家最多松懈点，懒点，可是在忽视个体牺牲的同时，领导层以权谋私，甚至是损公私利，那么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个体牺牲的意义。凭什么牺牲?这就是集体主义效率低下的实质原因，也是集体主义危机的本质所在。

　　虽然有种种不足，可是效率低下与集体主义并无必然关系，相反集体主义一直是以进攻的规模性和计划性、效率性著称，虽然对于操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谁敢讲捉对厮杀的战场效率一定能够超过大规模围歼?资本世界不也有一个名词叫“垄断利润”。巨大的消耗甚至会导致集体主义面临更大的逐利压力，其追逐超额利润的动力一点不低于私人，那些近乎于盲目投资的现象不也说明这一点吗。至于利润回报低，只能说领导人失职造成的危害是哪个组织或哪种主义都承受不住的，将庞大的队伍变成猪狗让人宰杀，将偌大的家当经营的跟冰棒一样，这的确是需要后人认真对待课题。

　　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主要以国有企业展开的，其也具备集体主义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联合模式与公有制不是一回事，不能以联合模式作为公有制的鉴别标准。联合模式自身并没有公有制属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有联合模式，当代大型企业或是股份制企业都是按统一意志进行内部协作生产的，但是它们与公有制有什么关系?公有制应当是排除了剥削成分，不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生产模式。严格说二十世纪的国有企业也没有排除剩余价值，只是这个利润都交给了国家，当然这些利润最后都用于了公共开支，而那些集体企业，只是联合模式的私有制企业，而公有制的集体企业实际上是可以不按资本分配的。为剥削服务的国有制不属于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国有制必须是以不带剥削成分、不按资本要素分配的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个体模式与剥削也不是一回事，个体生产扩张并不一定走向剥削。各行各业需求不同，有分工也有联合，如果说联合模式是协作的基础，那么个体模式就是分工的最好形式，但不是所有行业都需要联合模式，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个体模式，各人应当具有选择的权利。个体除了资本扩展的方式外，实际上还存在技术扩展、私有制联合扩展，以及不按资本要素分配的集体企业等等选择，个体模式不能简单的算为私有制。实际上即便是剥削，个人也有选择的自由，剥削只不过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易方式，高企的雇佣成本足以让剥削关系崩溃，充足的创业资金可以让资本无容身之地，经济手段足以纠正。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应当与私人资本在同一市场展开竞争，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通过市场业绩才能作最好的评判，私有制的联合模式天生就存在短板，何至于被人嘲笑。

　　公有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个体模式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单位，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应当是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没有经济上的联合，社会就没有政治联合的基础。实际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发展不好，社会主义也无从正确对待个体模式。而公有制政权的经济建设应当是国有企业，没有国有制企业在经济上的胜利，就没有共产党领导权的基础，就直接丧失了社会前进的主导权、经济控制权、公有制价值观基础，丢了出题权、答题权、评分权，进京赶考当然也就输了。

　　工具与历史主角

　　不只是集体主义，实际上所有的集权制组织的最大危机都源自领导层，正是由于自上而下这一成功设计，导致领导层个人不足被放大成组织的缺陷，从而构成了组织的危机。国家机器当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作为工具，其自身并不存在解决该问题的可能。

　　以中国封建集权制国家为例，从打造强盛国家机器的目的讲，地主阶级理论家和实践家取得了成功，可正是其成功和强大之处，酝酿了封建皇权的危机。所有权力都集中到君主手中，当然也相对提高了任职要求，而悲剧的是君主这种动物是出了名的不稳定;封建皇权危机还在于打造出强大的国家机器，却超乎想象的强大，以至于君主不能有效掌控。虽然封建皇权都覆灭了，问题是这两点几乎是所有集权制通病，也是国家机器治理的难题，人们不得不面对。

　　正是由于上级控制能力不足，导致国家机器的肌体离心化，产生了官僚集团出现以及扩张的源头。历史甚至有这种现象，强势君主出现时，官僚集团都很悲催，反之则猖獗，甚至疯狂。官僚花那么多的精力时间去勾心斗角、溜须拍马、表献忠心等等，无疑是整个行政体系巨大的脑力、人力、财力浪费，可这都是由上级喜好所决定的，假设上级的控制力足够的话，绝不会出现这种浪费行为。

　　官僚的忠诚高效与变质背叛只一线之隔，它们需要英明引领和公正奖惩，可是这正是这领导层所缺乏的。官僚虽然喜欢谈忠诚、品德、信仰、法律等等高大上理念，虽然喜欢揣摩领会归纳拔高领导意图，虽然做事反应快速态度坚决，虽然成绩又大又漂亮又好听又舒心，可是实效几何完全在于领导的判别力，但是不得不说官僚集团在集权体系内拥有无可比拟的竞争性，其将不可避免地占据国家机器的多数职位。

　　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只为生计而来，所谓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不可否认其中不乏奇才、不乏干将、不乏功劳，不是不能成就伟业。可是这样的人才、功臣占据权力后，必然导致利益分化，以官僚为载体的国有经济，当然会产生所谓权贵经济现象，甚至远超想象，整个经济体系的中上层都是由这些集团繁衍出来的，势大难制是必然的结果。

　　国家机器的顽疾至今困扰着人们，不仅难以精准补偿牺牲，更延伸出官僚集团的难题，在各种国家实践中并没有发现有效治理途径，不管是限制上级权限，还是削弱下级职能，都不是好办法。

　　集权制本身并不包含限制和削弱等目的，可是君主控制力不足导致封建国家机器不得不着力于此。车子再好，也要有合格的驾驶员，以脆弱的君主为服务对象构建起来的中国封建集权国家，不得不将强干弱枝措施强化落实到极点，其弱枝策略远不止与民争利，而是要分化、瓦解、削弱、压制除君主外所有的人，以此形成相对稳定结构，任何危及秩序结构的因素都在排斥之列，如削藩、削相、销锋镝、愚黔首、抑商等等。可是历代国家机器仍然覆灭了，这不是法家不行，不是集权制无用，实在是选错了服务对象。

　　资产阶级国家，治理方法从前朝的分权、限制、制衡、监管，发展到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精巧化的三权分立等等，问题是分权制约监管制衡并不一定形成有效成果，追求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精巧化，反而可能形成远比旧式国家机器更加庞大、冗重、复杂、低能、冷漠的行政体系。更何况以限制削弱国家机器行动力为前提的治理本身就是不得已，阶级矛盾缓和时还能够以资产阶级自身的社会管理能力辅助国家行政力不足，可是危急时还得求助国家集权力量，这力量更是不被其控制的。

　　社会主义实践从提出“用什么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问题起，经典理论描述有“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随时撤换”、“不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行政和立法的机关”等等，总之共产党的行政部门应当是精简、集中、可靠的，高效行动机构。很明显把程序、门路复杂成了只有少数精英才能搞明白，让规章制度繁琐到把专家变砖家的地步，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方向。

　　“发现工作得失”、“评价内部是非”、“功过奖惩”这三个问题是组织内部秩序的基础，也是补偿内部牺牲的关键，可是在集权制内这三个问题却很难解决。不管是生产工具，或是战争工具，还是专政工具，作为一切工作的源头，最高层都不擅长评价自身，甚至可以说工具内部都不存在彻底解决的条件。首先，上级能够评价下级的成绩，却不能评判自己的业绩，他们也没有评判的资格;其次这三个问题更多的属于利益分配范畴，而集权制擅长的是行动力，不仅没能力评价，过多参与评价反而容易影响本身的行动力。私企中能最终解决三个问题的也不是精巧的经营管理层，不是客观权威的外部专家，而只能是权益方，也只有利益主体才有资格来评判。在封建国家中皇权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并不明显，孤家寡人既当不好领导者，也当不好评判者，当然要压制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实践中已经提出了股东董事会与生产机器两套机构，明确将权益机构独立出来，并用会议的方式自下而上的统一利益表决，这正是解决国家工具治理的思路。正确的秩序，首先是应自下而上统一利益主体，而后确保利益主体对专业机器的绝对控制，最后是专业工具以自上而下的原则的执行。只有完整统一强大的利益主体才是集权制机器的最好主人，才能准确评判工具的业绩水平，在此基础上级才能正确评判下级的牺牲贡献。利益主体与专业工具的分离，使得人们也可以按胜负分配，要么换管理层，要么换工具，甚至是将兵互择，比起内部的按牺牲、贡献、价值分配和按进攻需要分配的原则可以更好的督促专业工具。

　　国家机器的治理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操作程序问题。法家还高明地提出了法、术、势合一的手段，以法律规范行政机器乃至整个社会，以术操控行政机器，以“势”抬升君权，然后甚至构建起全方位的道德体系、权力秩序。企业中股东会或董事会也是自下而上统一利益主体的意见，只有统一的利益主体才能匹配强大的经营管理层。所谓人治不可靠，法治才能长久，这种观点用于国家机器内部才是正确的，但这种方法论应用于政权建设则是荒谬的。政治，绝不是一群蛆虫的把戏，而是利益主体内部矛盾斗争，以政乱法的前面必定是公权被侵占，而后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本身就是人治，人的问题，当然要由人开始解决。

　　利益主体对工具的控制，从来就不该被限制，不管是法还是术，是意识形态还是武力，让工具的规矩凌驾到利益主体头上更是闻所未闻。来自利益主体的意志从来就是工具稳定可靠的动力来源，没有人来坚守使命和责任，任何法宝、计划、制度、防线都可能走向反面。程序再规范化，设计再严密，人也不能跟着导航把车开进海里吧?利益主体对于工具的控制从来不能限于法治，战争工具尤其需要不按套路来，将法治抬升至与政治、人治的高度，这本身就会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实际上对各种专业工具的集权控制程度，只有两个考虑因素，一看权益方对工具的控制权是否稳固，二看面临的经营目标和要克服的矛盾危机。

　　集权与否本来就与效率无关，反倒是老板控制不了管理层，管理层控制不住执行层，公司才会出现彻底混乱，效率当然会低下吧!放开战争机器、专政机器可以取得公平正义，可以提升效率，这种道理也是体育老师教的吗?法律背后是一群刀笔吏，市场背后是资本，难道不知道资本强权天生就容不下政治强权吗?治国策略，除了强化利益主体的统治地位外，所有的方法都是外道，任何举动都是极具风险性的，尤其是对于新生的统治阶级更是有致命的危险。

　　集权制并没有错，错的是大多数人被排斥到利益主体之外了。实际上专业工具内部，否定上级或是多重领导都是错误的，比如部分工人凭借政治地位或就是家属身份，在生产机器中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如专政工具、战争工具、生产工具等等，其存在的目的本不是为了妥善解决内部矛盾，而是获取对外坚决的行动力,当然只适合自上而下的秩序。

　　利益主体与专业工具却有着不一样的规律，其组织原则甚至完全相反。权益会议目的本是用于统一内部分歧，利益主体才是秩序的发源地，当然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利益表决。与刀剑谈权益是错的，与权益谈刀剑那也是错误的，搞混了只会自寻烦恼，把专业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才是最合适的。

　　历史没有完美的工具，形势变化的源头往往在于利益主体自身的兴衰，虽然改变自身从来都是困难的，可是工具变革虽然简单，但是却具有很大局限性，甚至有超出控制的负面影响。新的统治阶级应当不断保持自身的进步和强大才是正途，这才是历史主角。战争条件下不应当忘记这一点，而国家实践中更应当注重利益主体的地位，如果臣强主弱那就不要指望什么和谐局面了，所谓君明则臣贤，利益主体强健才能控制工具，而健康简洁高效的国家机器才会出现。

　　民主与苏维埃

　　终二十世纪，革命者之间的残酷清洗，共产党队伍内部的矛盾斗争，损失之惨重，让人血冷，但其中教训却需深思。实践需要分辨是非对错，利益主体需要统一内部分歧，关于这一课题，实际上有军事体制和利益主体两种解决方式。

　　任何事业都会遇到困难，任何组织都会出现意见分歧，甄别和排除不稳定因素，清洗和统一意见都是必然需求。初期，基础性目标和政策、策略等都没有成熟，没有统一认识时，队伍难以避免混乱，进行甄别或清洗都是困难的，这时应当注意避免分歧尖锐化。当局面复杂或面临困难时，奸细、异己份子、投机份子、混饭吃的、糊涂蛋、异见者、山头主义、野心家、阴谋家等等必然涌现，意见分歧与敌我矛盾等等各种纷乱实际上难以区分开来，这时任何军事、情报、政法检查审判专业机构等都不会有太好的作为。当形势好转之时，泥沙俱下，虽然能够壮大声势，虽然不乏人才、功勋、贡献，虽然有不少愿意接受纲领和纪律的约束，并且经历考验成为合格的革命者，但必然带来纷杂的利益矛盾和意见分歧，即便取得政权只会让内部意见更加复杂。人人都知道堡垒被从内部攻破的，敌对势力不会停止渗透，苏联解体前在领导层甚至出现400个共济会成员这种惊人结果。实际情况中谁都有小错，怀疑面前人人可诛心，这种混乱时刻正是敌对份子最好的掩护，这时能够做到的不是肃清，可以选择的是正确对待意见分歧的方法，或许只有意见和行动统一之后，才会让那些不一致的立场和行动醒目起来。

　　矛盾难以避免，可是实践中更大的问题是没有时间来调理内部矛盾。军事体制中，以违背上级意志的方式提出来异议，实际就是漠视民主自由与逼宫的区别，等于在战阵前擅自行动，属于直接动摇指挥权的错误行为。在战时，内部分歧以及是非对错并不是最重要的，毕竟已经上了战场，首要是输赢问题，对于战斗组织,内部分歧如果不能及时得出结论，不能统一认识，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结果只能是灾难。其次战争胜负才可以判别策略对错，当然如果事业目标不止是取得战争胜利，那么仅仅战争结果也不能最终说明对错。是非对错的争论有时不必急于一时，在前进中统筹安排，这才是军事体制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这当然是军事体制解决内部分歧的方法。当然，如果将内部分歧忽略不计，或错误安排，要么是脑子少根弦，要么是别有用心。

　　在和平时期如果思想、理论、组织准备充分些，党员之间沟通多点，分歧小点，那么战时不至于那么急迫。如果能将不同来源、不同认知程度的成员分级对待，让落后者在一般性组织，让坚定者进入战斗机构，让思想分歧较大和家庭背景复杂的同伴远离秘密机关，远离战斗部队，至少可以让怀疑不至于泛滥。统一意见，需要基础，如果利益、目的、目标相悖等相差太大的话，争论必然是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如果形势复杂紧急，让最高明成分作为领导核心，以最先进的思想作为争论的基础，至少可以使各种不着边际的讨论提前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围绕成熟方案提意见，这是缩短意见统一的速效办法，至少可以避免混乱状态，避免残酷。

　　分歧在会议中仅仅是意见分歧，在行动中很容易被误会成是异己者。分歧意见有错有对，而错误意见也往往假借着多数人、真理的名义，压制反对派，回望前事，虽然军事体制有着自己的方式方法，但不能不让人怀疑其能否及时准确评价自身的是与非。利益评判的问题，实在不是自上而下的军事体制擅长的，军事体制本来就不是用于协商的，思想的分歧最好能以思想的方法统一。

　　虽然意识形态与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规律有些不同，但其斗争的复杂程度却一点不逊色，血缘、性别、地域、种族、资本、政治、军队等等形式的强势力量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争夺思想阵地，有手段血腥残暴的，也有造谣迷惑的，甚至假借法律、民族、道德、信仰、科学、集体、真理等等一切之名，争斗思想统治权。需要区别的是思想争斗并不是以力气大、嗓门大、论调高，更不是以谣言论胜负的，辨别是非黑白的方法历来只有三种，一是比信任度，二是比道理，三是最重要的比实践结果。虽然谣言很厉害，可是在信任度面前就可以决定胜负，虽然错误认识很多，但在有组织认证的道理面前并没有多少余地，即便信任可以骗，道理可以编，但结果总会出来，将结果摆到面前,以利益得失为判别标准，大约是没人不明白的。

　　当然是非对错的作用是相对的，对于利益主体即便犯错也没关系，前行的大道上不仅是需要取得一个个胜利果实，更重要的是收获过程中的经历教训，成和败带来的考验是必经的成长过程。

　　思想有着自己的组织架构方式。小范围内的意见分歧当然容易统一，但是在整个社会广范围内的意见分歧，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议能够解决的，大家不可能一起坐到一个桌上来协商矛盾分歧。一个人反对一百个熟悉的人，可以靠依靠争辩，而一人反对万人，则要依靠权术和团队组织了，其中难以避免阴谋、谣言的，普通人难以做到的。同时，100个熟悉的人反对一个人，容易统一意见，而一万个人反对一个人则难得多，至少要先经过熟悉情况、统一意见、统一行动等三个阶段，任何一环都容易出现空子，让民主陷入死循环。如同军事体制，思想也有可以自身的组织方式，将成员编组，一个编组内的人数最好不超过一定人数，基层编组联合架构起金字塔形状的会议体系将是信任和道理最好的依托。

　　距离是信任的基础，太远只会扩大矛盾分歧。现实社会中来自不同等级、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血亲、政策法律、理想信仰的成员，其利益、观念冲突无法避免，假如距离过远，首先不利于信任，其次矛盾容易被挑拨激发。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就算嘴炮连天，但由于熟悉了解，也由于可以适当劝骂，所以不容易出现误会，解决分歧需要信任，而信任需要距离。一个人可以说谎，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距离可以有效消除这种隐患。一个单位内的敌视、怀疑、分歧应当消灭在该单位内。

　　权力、民主、自由、真理都不在能力之外，尽量避免普通人进入超过其能力范围的游戏。正确的民主自由方式，对个人素质没有过高要求，毕竟大多数人不是职业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不是全能超人，对于议题不可能认真从头听到尾，不可能仔细从外想到里，不可能及时得出正确认识，所以应当避免多数人直接陷入大范围内讨论，这样会极大地延长争论时间，很容易出现听一半，想一半，理解一半的情况，甚至论而无果或干脆出现负面结果。正确的民主体系需要代表人专职组织职能，只要代表人在选民们控制之下，就等于自由。当然假如99个人在平等条件甚至是优势条件下都控制不了一个人，那也就怪不了别人了。

　　选民就是利益主体，自下向上的秩序才是会议体系的关键。上级代表向下级代表负责，下级代表只是代表利益主体投票，民主需要从基础政治细胞开始。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平等自由，集体与个人之间以双向认可的方式自由结合或脱离;代表负责收集自己利益主体的意见，组织利益主体进行各种讨论，并梳理出成熟意见或表决结果;实名代表自己的利益主体表决或表达，将意见和表决结果向上递交;更高层次的代表只是转达工具，没有自决的权力，40%的反对票就可以罢免。将自上而下的工具秩序原则带离民主会议，才能将无序争夺清除，才能结束错误领导，人们才能控制这个会议体系。

　　会议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内部非对抗性矛盾的，代表本来只是转达工具。将自上而下的方式方法带进利益主体的会议体系，就如将带兵器进入会议室，只会打乱和平解决内部分歧的机制，让利益主体丧失内部统一和自我变革的肌能。会让会议室本身也变得残酷起来,由此带来的家国兴亡恐怕也是始作俑者不愿想到的吧。

　　新的统治阶级必须作为利益主体构建起自己掌控的会议体系，自下而上统一基层单位分歧，才能真正实现意见统一，才能具有完整权力把握各种专业工具，本人认为只有苏维埃这个响亮的名字才配的上这种会议体系，才能让公有制人格化、实体化。以每个利益主体为主，在基层政治单位中形成成熟意见，而后再扩大讨论范围，这一方式可以避免许多问题。首先是熟悉的争论对象能极大的缩小分歧，可以提供意见统一的基石——信任，至少分歧的范围在视线之内。其次，参与讨论的只要发表自己有把握的几句内容就行了，一般人难以进行无暇可击的长篇大论，所以应当避免大而全的论调，况且洋洋洒洒几千字，论据论调完备，那不是进行讨论的架势，就如城管以严整队形开进菜市场，容易引起敌视，造成更多误会。第三，相对稳定的民主平台，避免片面认识，易于形成完整的思想观点，利于议而有结论，不至于出现谬论。第四，观点有出处，最大限度地避免谣言出现，避免找不到错误来源。第五，以集体的名义向上提交意见，可以提升言论质量，增加个体意见地位，让个人观点可以参加到更高层面的民主中来，而不被沉默忽略。第六，小范围内争论不会引发大混乱，学术自由与破坏性宣传鼓动的界限可以忽略不计，利于有效组织内部意见自由。第七，让利益主体知道谁在反对自己，知道自己的代表投的是什么票，代表们的德行是否一致?第八，不惧各种威胁打击，预谋、暗杀、镇压、屠杀、战争等等手段能够吓倒代表和精英们，但难以恐吓组织化了的利益主体。第九，从源头上治愈旧式国家机器的缺陷，真正匹配集权制的各种专业工具，进行全新的国家实践。

　　先锋与主体

　　人不仅有身体肌能、潜意识，还需要有着深远智慧的主意识。能够统一分歧，能够否定错误领导，不一定就直接形成正确的思想和具有长远目标的行动力。富有进取心和战斗本能，以及牺牲的魄力和决断力，都是大道前行的长远保证。

　　对于利益，应有取舍。只有无知的幼儿才会什么都往嘴里塞，许多短期好处的长期成本大的惊人，必须以长远的目光谨慎选择利益，长久维持的利益才是正当利益。应允许存在正当的超额利润，来自技术进步、开拓性探索、决策正确、公益人类社会所形成的超额利润都应鼓励，只要不是来自剥削的超额利润就行。当然别让畸形利益影响正常的内部矛盾，至少不依赖性，否则只是长远目标的阻碍，应记住这一点的不仅是利益主体，共产党也应当注意其中问题。

　　共产党应当明确自己的力量极限，积极调整与利益主体的关系。主角不需要膜拜别人，怀疑、验证、成长的过程不能够让别人代替。共产党治政方式应当是组织利益主体进行社会改造，将组织动员利益主体作为自己主要的工作内容，同时将党员资格与源自利益主体的认同，这样才不会脱离共产党自己的本位，而不是以战争威胁、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经济建设的名义将利益主体忽略到一边。对利益主体的动员组织，是整个事业前途的关键，如果不能在第一代人二十年内完成，那么将非常危险。

　　共产党应当明确自己的定位，调整国家机器的关系。利益主体对于国家机器的地位，不是少数精英能够取代的，这一点不是机构设置或数量扩充能够代替的，共产党应当避免盲目的数量扩张，严控数量才能专注于提升质量，才能提升组织领导能力。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的领导方式当然不能放松，可是评价和否决权应当交还利益主体。

　　共产党既是战斗队也是志愿队，其可能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完成自治。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首要目标应是寻找公有制经济道路，而不是阶级斗争，因为这时资产阶级成份不再是旧社会的遗留，更多的是新制度失败和不完善产物。当然错误的思想观点不一定起坏作用，不一定永远是错的，错误需要的是明辨是非，而不是屏蔽问题，分歧存在或许也是种资源，特别是在党内，应当允许不服从和分歧的自由，甚至提供实验机会，以长期的结果来验证对错。当然对于不服从计划安排的错误观点和人，适当进行清洗，保持党内纯洁也是必须的。实际上能够以军事体制方式进行自治的，只有思想素质较高，并且立场接近的志愿者队伍中才能实现，党内民主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评价和修正领导层的错误，而思想统一、上下融洽的战斗队才具有最强的战力。

　　选人用人问题是一个组织发展存在的保障。选人用人标准无非是忠诚、功绩、才能，当然哪一种方式都存在缺陷。对于忠诚品质，重要的是合适的岗位，其它都不是问题，至少可以不断锻炼培养，总能发挥作用，即便失败，也不过只是坏事。问题是甄别忠诚度来选用人的办法并不实际，是非分明时，所谓的忠臣没有意义，是非未明时中立或反对也不能体现忠诚。才能，需要的是发挥的机会，需要的是伯乐，而不是考验，所谓选拔、考试只适合初级门槛。应当注意避免造成权力、机会源自知识的错误映像，选人用人问题上，只能形成一个概念，展示机会来自利益主体，而不是资历、学历、才能、品德、进步表现、政治表态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功绩，需要的是奖励，尽管在一定上标注着以往的忠诚和才能，但应尽量避免土地和权力、人情等不明确的事物作为奖励，不能量化的奖励容易形成历史遗留问题，将成为动乱的源头。实际上选用人并没有完美的标准，当然如果以功德值(下一节的内容)，选用人的问题实际可以简化成公私交易行为，从而避免所有问题。

　　选人用人，更关键的是管人。世上没有完人，但大多数提拔对象的确是一时之选，虽然也有一些人的表现并不那么优秀，甚至靠着勾心斗角、溜须拍马、表献忠心获得提拔选用机会，可是即便完美表现又如何?关键是走上权力岗位之后的表现，管理才是选用人的关键所在，只有业绩才是选用对错的标准。历史的是非对错往往可从“信任、道理、功绩”三个方面来判断，期间或许各种迷惑很多，或许各种素质要求很高，但以最后结果来验证的方法是最可靠、最简单的。值得借鉴的是君主们的判断方式，或许世界上的理论千千万，可是许多君主就是没有识人之明，也分不清是非曲折，但他们只看利润就够用了。

　　选人用人最重要的是资格。各种选用人的方式方法都存在一定不足，问题是决策者是否有资格和能力承受失败的后果。在国家机器中，如果是利益主体犯错，别人最多只能质疑其决定，而不会质疑其权力本身，利益主体可以直接回绝质疑。是非成败对于别人是责任，对于利益主体那叫经验，即便失败其影响也不一定是坏的。假如缺乏资格，遇到问题决策层很容易陷入奖赏不出来、惩罚不下去、承担不了后果、权力本身被动摇的绝境，因为无论如何处理总会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更何况旧式行政机器远谈不上高明，更做不到公平公正。实际上官僚体系很难出产高级人才，内部利益矛盾的纠葛会耗尽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太快速的经历也会让人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情去深入思考问题，即便有人才也难以让其到达相应岗位。或许只有在党内或国家机器中严格追究选用人错误的领导责任，这样才能减轻人事管理危机的压力吧。

　　选人、用人、管人应当分清对象。选人、用人、管人应当注意别把军事体制自身内部权限交给利益主体或上级，利益主体或上级适合评判成绩，而不是指挥具体作业。利益主体要将注意力放在一把手身上，关注整体成效，而工具内部的人事和奖惩，应当由其领导层自己决定，毕竟工具内部的分配原则除了价值补偿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为再生产环节进行准备。只有正确的管理使用权限构架才能避免工具内部的选用人和考核偏差，内部分歧和利益分配问题应由利益主体在会议中解决，而不是拖延到工具中来。

　　选人、用人、管人应当注意酬劳，错误的酬劳方式，只会适得其反。从交换角度讲，等价交换是一锤子买卖，当然事后谁也不欠谁，而让利模式才是邀买人心，超出的那部分才是人情投资。而赊账模式则是给盟友以及合伙人用的，让他们乐于投资，乐于自带干粮，乐于废寝忘食，大概是也是最高明的办法吧。当然如果只要投资，却不给同等的待遇，只有要求加班，又没有合适的酬劳，那便是最蠢的办法了。

　　纪律是一个组织内部秩序的保障。虽然有依法治国治党的课题，可是执纪与执法不是一回事。党内治理课题中，治政成败、功过得失问题排在首位，其次才是违禁犯错的问题，至于涉及司法已经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在军事体制下，首位责任是治政得失。“治众如治寡，分数而已”，军事体制维持庞大规模的方法，需要分数的远不止编制和帽子，还有责任量化、明确化，对每个单位的功过得失进行奖惩，是维系整体效率的基础。所谓全国一盘棋，不等于只有战略统筹，没有战役层面的布局，没有战术层次的落实，如果基层党委政府简化到只是上级的执行单位，那么基层固然不会犯错，因为所有行为都是在上级指导下实现的，那么所有的胜利和失败当然也要由上级负责。问题是等到所有错误集中时，谁能承受那么大的责任?追究一把手的治政责任是军事体制最有效的治理办法，甚至可以断言，任何没有明确责任人的问题，都是属于一把手的。如果上级没有上级的责任，一把手没有一把手的责任，那么当然就是一团糊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治理可言。

　　党内治理降到不违法的底线，如果治党退化到执法，那么也就等于放弃了治党。执纪与执法的适用原则不同，不能简单移植。首先，对象不同，内部权力地位源于信任，而信任不是党员的天然公民权，解除信任需要的恰恰是疑罪从有，否则就是限制公共权力的自卫能力，倒置的举证责任必然导致党内执纪结果与群众期望相差甚远，达不到治理效果。其次，在政治上，查无实据不等于清白，不等于组织有不作反应的余地，该规范的未规范，该澄清的不能澄清就是失职渎职，就应当进行处理，即便以证据讲话，执纪的责任也应当止于证明怀疑的确凿性，而不是错误的无误性。在党内搞无禁则行、疑罪从无(查无实据)，必然给别人造成不告不究，不留证据就不要紧，不承认就没办法的错误印象。第三，目的要求不同，党内一切问题(包括执纪)根本上是归属信任问题，罪名可以罗列，物证可以搜罗，如果结论不被人信任，顷刻翻盘事小，达不成治理目标，离心离德事大，事实上内部问题中言证的重要性远大于想象，尤其是当事人的“亲口承认”可以等同于终审。第四，党内执纪的最后事实认定，不只应当追求在证据和条例上的成立，更应在逻辑层面上让所有人信服查证结论，甚至还得考虑责任源头和后事工作，还要寻求让大家认同处理挽救措施。恰恰是由于法律不用顾忌这些东西，所以法理不适宜于党内，当然有很多影响是负面干扰，可是问题本身不在干扰，而在于出现了各个干扰源头。

　　监督管理方式的必须适应工作目标。对于任务简单的机械工作岗位，当然可以不需要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选择最严苛的监管方法，就如有的企业可以将职工吃饭上卫生间都掐秒。可是对于任务复杂，追求行动力的队伍是不可能采取这种监管方式的。权力选择性作为或不作为事实就会两样，一字之差就有千金巨利，这是旁人难以监督的，更难取证，权力本来就是搞机宜善变的，冗肿的监督制度难以进行有效防范,同时分权制约制衡机制往往也是以削弱行动力和增加行政成本为前提的，行动力下降带给权力机器的只会是更大麻烦。规矩不仅可以用来规范行为，也可以用来推诿责任，规矩只是对工作的定制和简化，再好的防线没人主持，也只是道纸墙。古往今来，对权力最好的控制方式只有怀疑，而不是区区牢笼。

　　监督管理需要从工作本身着眼。从经济角度看腐败就是索取超过贡献，或许纪律不等于经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若责任主体的行政作为没有价值，那么只领一分钱工资也会让人厌恶，选择做最低廉的工作，当然只能拿到最低廉的酬劳。就技术层面讲，军事体制对于自身腐化从来就没有过长期有效办法,幸好共产党不只有军事体制，党内民主体制才是解决内部矛盾的有效途径，党内的对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应当更彻底。历史或许并不严苛，正确的人或是正确的方法都能成事，倘若事败，那必定既是人用错了，又是方法也不对。

　　功绩与基石

　　分工是为了提升个体生产效率，联合是为了组织协调更大规模的生产力，分工诞生私利，而联合产生了公利。阶级社会中，公私两者一直纠缠在一起，没有梳理出正确的公私关系，其原因不在于找不到方法，而难在寡头们能够兑现的太少，导致其公利功勋体系难以展开，难以构建起互惠互利的公私关系，而今天本人试着探讨公有制中的公私关系的规则。

　　作为一种利益，私利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价值衡量工具——金钱体系，而公利目前为止尚没有有效的载体，或许只有那模糊着的功勋，或是干脆就是神话中的功德。

　　以中国封建国家实践看，建立功勋除了直接的耕作，还有战功，甚至有以人头计功的作法，正是所谓耕战;对功勋的奖赏也不止于经济奖励，往往包括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特权，所谓共富贵，实在是因为功勋的价值往往超出当前金钱的支付能力;而对于公利(或统治权)的损害，也往往是难以金钱赔偿的，需要功勋冲抵，甚至是抄家灭族直接用人头来抵债。人头的价值几何?实在难以金钱衡量。实际上公利代表着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很难与代表当前利益的私利进行等价交换，公利的衡量很成问题，总不能老算人头吧?公共利益必须有自己价值衡量工具，只有功德体系可以较好的担负起这个工作，实际上只有公有制具备推出完整功德体系的能力。

　　建立功德体系，首先必须功过分明。个人功德的产生条件，必须是对强健人类本身有利，以此与物质生产相呼应，如参加体育锻炼、生儿育女;必须是对公共权益有直接贡献，如参与义务劳动、军训、服役、公共服务、发明创造等;当然还可以抑制损害公共利益行动，惩罚罪恶，缴获战功等形式。个人的物质生产应当不计入功德之中。个人功德的消减方式，必须是对公共利益带来损害，功德值不足再施加刑罚，涉及经济损失的应另计;使用优先级公共服务、超额的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等等需要削减功德值，甚至选用人等组织问题都可以此变成功德值的经营行为。只有功、过的价值得到标记，才可以促使所有人弃恶扬善，从而激发公共的利益觉醒。

　　其次厘清公私，有利于公私融洽相处。实际上国家出现后，公私矛盾就是一直是国家实践的核心，公私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强制或牺牲某一方的问题，但历史中往往出现公利侵害私利，或是私利损害公利的死结，其原因既在于错误的利益体，也在于公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所谓无禁则行是另一个极端，实际上等于没证据则行，等于执行不下去则行，等于谁拳头大谁说了算。公私的界线，应当是门框内为私利，而门框外是公利，任何人在使用公共资源时都得尽量避免影响别人。公私之间应当不允许无偿占用，任何公共项目都要在资金投资的同时支付或抵押功德值，同样征用私产时，行政机器也应当在给予经济补偿的同时支付功德值。

　　第三，功德既然是一种货币，就应当可以交换和继承。一直以来有功不抵罪的说法，当然操作中从来是功过相抵的，而且是糊涂账，实际上只要功过清分和准确计量，就不会存在混乱法纪的可能。享受相对于公共权力的豁罪权、优先权、信任权，都需要消耗功德值，通过精确的功过相抵实现公共利益局部与整体的统一。建立功勋的目的往往不在一时的虚荣，而在意自身血脉长远繁衍昌盛，即便贪官污吏也有相当一部分目的是为后代打算,为子孙后代谋。让数量化的功德值遗延至后代子孙，不仅可以有效威慑罪恶，更可以警示所有任性行为的底限，实现公共利益长久与眼前的统一。

　　第四，可以完善行政机器考核体系，使行政机器的责任明确起来。可以计算个人的功德值，当然也就能够衡量行政机器的存在价值，行政机器的功德值内部来源应当是提供超额公共服务以获取个人拥有的功德，惩罚对公利形成危害的人、事，外部来源应当是战功，当然也可以集体的方式直接创造功德。以此形成对行政机器的本业考核，与财政考核和经济评价体系形成互补，更好的评价行政工具的工作内容和存在价值。当然行政体系拥有将获得的功德值进行投资或作为奖励发放的自由，以此实现行政机器的行为自觉。对功德评判不指望人人认同，在记录时应当标注清楚功德值增减的事由，一任一结算，别想着占上任的便宜，一项一项地接收，下任自行决定认同哪些前辈功过，不认同的尽可以推翻。这种强制责任应当约定强制期限，出旗就要及时收旗，各自对历史负责，档案永久保存，以此督促公私利益统一。

　　古往今来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他们有的是为了理想信念，有的是历史推到潮头，也有立志为后辈幸福生活趟出一条血路的志士，还有的是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当然是为生计而挣扎，被洪流所挟裹，虽然目的各异，但是其牺牲和功勋应当永远铭记。也另有一些人为一己之私而遗臭万年，为错误的目标理念对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害。牺牲的价值何在?不是让小丑来毁誉，公有制应当对先辈核算功德，以此构建起自己的道德体系。

　　物先死而后腐，再虫生，核心利益不死，才是影响一个集团、一个阶级的命运的根本性因素，而共产党也应当从核心利益的角度保持自己的活力，正面解决根本问题，而不是纠结于事物的末端。奴隶社会危机来自奴隶经济繁荣带来阶级力量对比失衡造成的，封建社会危机也是来自土地兼并带来的力量失衡，资本主体社会危机同样是资本耗尽市场引发的，大势无从躲避。危机从人(劳动力)到土地(生产资料)，再到市场(价值实现)，那么下一阶段的危机是什么?从逻辑或者历史现实看，应当是发生在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的崩溃，如果公有制国家实践不能解决分配环节的矛盾，那么危机也无从避免;人类如果在消费享受中不能找到自觉，那么尚在少数人群中存在的奢靡堕落的现象就可能大规模出现，这一危机以现有的经验看似乎更为棘手，即便在现有重重外部压力下，不肖子孙也层出不穷，甚至有富不过三代的谚语。传承优秀传统不是指忍受物质贫乏，放弃享受，而是希望不管是富贵或贫贱，后人都应当具备操控局面的能力，保持对长期目标追求的动力，保持解决困难，应对危机的能力。苦行僧式的生存方式，容易励志，丰富的物质当然也可以成为更高追求的基石，但如果不知道港口方向，那么任何风向都不会让人高兴，只会使物质财富成为自身进化的障碍，导致人类沦为外物的依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解决各种压迫，却难以消除物质本身的各种不均衡，或者甚至需要倚重各种内部竞争来维持社会的健康姿态，或许消灭剥削，却是万世功德大族神话时代的起点。

　　假如有一天，本人因此文获得功德，愿以将功德两分，一份镇压孔老二，直到其后人消清其罪恶;一份筹建一批公有制的功德世家，以此构建公有制社会的基石。

　　HJZ

　　2015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