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6-20）

网络时政文摘（2010-6-20）　　

暴力拆迁赚暴利 蚁民生命如草芥　　

只买贵不买对　花公帑谁心疼　　

龙吟大地：社会怨气随时燎原　　

中国核心技术不突破 被人卡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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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拆迁赚暴利 蚁民生命如草芥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官商勾结 为所欲为　　

陝西一家拆迁公司的股东自爆业内黑幕，透露拆迁公司利润高达百分之三百至四百，拆迁一个城中村就能赚几百万元。而拆迁中造成的死亡事件，赔偿费都在工程费用中扣除，「一条人命一般十几万就能搞掂」。他还披露，拆迁公司很多地下股东就是各级官员，甚至有黑社会人士。　　

拆迁暴力事件愈演愈烈，令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现在找到答桉了。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说过：「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正是这超过百分之三百的暴利，驱使各式各样的拆迁公司、拆迁队胡作非为，即使拆迁户以死相阻也置之不理。在他们眼中，十几万元一条人命与数百万元利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在中央一再强调让人民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之际，拆迁户的生命却如此不值钱，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拆迁引发的自焚、跳楼、自残事件屡见不鲜。去年十一月，四川成都金牛区居民唐福珍为抗议迫迁淋汽油自焚，拆迁人员竟坐视不理。今年三月，江苏东海县黄川镇一对年迈父子为阻止当局强拆养猪场，双双浇汽油自焚，六十八岁的儿子当场烧死，九十二岁的父亲重伤。当父子两人往身上浇汽油的时候，在场的拆迁人员竟无动于衷，拆迁工作照常进行。　　

官商勾结 为所欲为　　

拆迁公司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有强大的靠山。不少拆迁公司都有「乾股」股东，就是各级官员、村干部，他们「只拿钱，不干活，但没有他们公司就无法生存」。很明显，拆迁公司的靠山就是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有官员的支持，加上有黑势力撑腰，拆迁公司更为所欲为。以前一些拆迁行动还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进行，现在则是明火执仗、明目张胆。陝西某拆迁公司拆迁一个村子期间，有一户村民不愿搬走，拆迁公司就高薪僱来打手，向派出所打了招呼，带着救护车、挖掘机前往，屋主还未离开，挖掘机就开工，把房子夷为平地。　　

拆迁公司的劣行激起极大民愤，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却自恃有权有势有钱，毫无顾忌。然而，有压迫就有反抗，拆迁户不会永远哑忍，武汉农民杨友德日前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下，自製土炮，轰走过百人的拆迁队。隆隆的炮声发出一个明确的讯号，如果当局再坐视拆迁公司欺压百姓，再漠视民怨，神州大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会在沉默中灭亡！　　

只买贵不买对　花公帑谁心疼　　

东方日报　　

对内地纳税人而言，各级党政机关的行政成本始终是不可知不可说的机密：衙门维持日常运作要花多少钱？採购开支受不受约束监管？最近有网民通过翻查政府採购公告，发现许多滥用公帑的煳涂帐目，採购只买贵不买对，甚至成为公款消费品，令人咋舌。　　

吉林长春市公安局为「办公自动化」，採购了一台日产笔记本电脑，成交价格为二万九千五百七十元，而在销售网站上该款电脑的价格不过一万七千元，差价一万二千元。更让人质疑的是，该电脑任何部件都是目前市面上最顶级配置，纯粹是「家用、三Ｄ、高端」的奢侈品，连ＩＴ专业人士都用不上，长春警方的办公电脑难道需要如此豪华配置？这不是公款消费又是甚麽？　　

三万元对许多贫穷家庭而言，可以是整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衣食温饱尽在其中，一分一毫都要掂量着花。但在收入丰厚、吃穿不愁的公僕眼中，区区三万元公帑又算得了甚麽，不过是一次花天酒地的代价，以工作为名採购极品电脑，假公济私，因利乘便，何乐不为。这样的政府採购当然只看价格，价格最高就是最好，长此以往，难保有一天当局採购公文包也非世界名牌不买。　　

放着平货不要偏要买高价，明明可用普通产品却偏要追逐顶级品牌，原因很简单，钱是公家的，不花白不花。　　

其实，三万元买台手提电脑在内地官场只是小儿科，就在前日，昆明多个衙门又被网民踢爆大宗採购「只买贵不买对」的丑闻：劳教所买梳化、茶几花去五十四万元；法院买电脑、服务器花了五十八万元，比市价贵二十万元；公安局买二十多辆巡逻车，每辆四十三万元；纪委添置上千件办公设备，花费七百万元。　　

官商勾结 挥霍浪费　　

政府採购「只买贵不买对」，其实不只滥花公帑那麽简单，背后多有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龌龊行为。年前教育部旗下的孔子学院网站营运服务的招标价达三千五百万元，而实际成本不到五十万元，无论如何也花不掉三千万元天文数额，后经查发现中标单位竟是採购单位的全资直属公司。狮子大开口，原来是公帑搬家，益的全是自己友，招标不过徒有形式。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及财政宽鬆，公家採购规模大幅攀升，去年全国採购额逾六千亿元。行政成本提升，必然加重百姓负担，一九八六年至二 ○○五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费用由二十元增加到五百元，增长二十四倍，而同期人均ＧＤＰ的增长却不到十五倍。　　

「一根烟二両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环顾神州，贪污浪费无处不在，要求当局公开行政成本尤其是「三公消费」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但始终没有下文。公帑让公僕大手大脚地花掉了，是不是花在见不得人的地方，连个说法都没有，这还有天理吗？　　

龙吟大地：社会怨气随时燎原　　

本文重点　　

    * 贫富悬殊贪腐不绝　　

    * 执政当局出现分化　　

北京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目的就是防止在中国发生颜色革命，使政权变色。但今日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官员贪恋无度，加上人心涣散，完全具备发生颜色革命的条件，只要一把大火，神州便成燎原之势。　　

从最近几年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看，虽然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幕后操纵的痕迹，但归根究柢是这些国家自身的内因在起作用。政客们利用民众对贪污腐败的不满，以及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连军队都瞬间倒戈，那些原本强大无比的政权忽喇喇便垮台了。　　

贫富悬殊贪腐不绝　　

回看中国，贫富分化名列世界前茅，百分之一的家庭佔据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四十，司法不公使民众上访无日无之，机会不平等导致佔人口绝大部分的弱势群体无出头之日。社会怨气在堆积，反抗规模在扩大，平平常常的群体性事件，动辄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人。　　

更严重的是，民众对政府与司法已毫无信任可言，他们宁可选择以同归于尽的暴力来惩罚贪官，也不愿採取徒劳无功的上访上告方式解决。这股暴力潮已逐渐蔓延全国，而网民对这些以死相抗的民众，异口同声高度叫好，这背后折射出的民意向背，让北京胆战心惊。　　

而贪官们欲壑难填，更是民怨焦点。不久前揭露，小小一个中山市长，家族敛财就高达二十亿元，如此算来，那些更大的贪官有多少呢？六十多年前，国共竞逐天下，共产党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但今时今日中共的腐败程度，比当年的国民党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以说，中国发生颜色革命的支持力量已基本就绪，那些上访无门的弱势群体、在最低工资线挣扎的上千万农民工，以及毕业就失业、无可奈何忍受「零工资」就业的大学生，加上原先在国企改革中下岗分流的亿万国企工人，这些都是颜色革命中走上街头的中坚力量。　　

执政当局出现分化　　

另外，那些颜色革命的组织力量也已形成势力，维权运动、独立工会等组织不断崛起，特别是执政当局内部也不断出现分化。最近一段时间，官方喉舌不断批判军队国家化以及三权分立，幕后所指的不是一般的社会知识分子，显然是针对当局手握重权者。　　

事实上，从今次香港政改方桉一波三折的情况看，北京存在两个中央，各说各话，相互缠斗。但斗争的双方难以决出胜负之后，他们中的一方便会诉诸民意，争取民众支持。　　

地震来临之际，先知先觉者是那些老鼠。最近一段时间，内地不少富人移民成风，这些先富者已从焦躁不安的社会空气中敏锐地嗅到风雨来临的气息，因此，他们纷纷转移财产，申请外国护照。「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何时，老百姓都是最悲惨的。　　

冯海闻　　

中国核心技术不突破 被人卡脖子　　

中评网    2010-06-19 16:41:09　　

中国要推动科技教育取得整体突破和井喷，必须大力推动科技与教育及其机制创新，真正克服投入不足、投入用途不专等不良倾向，鼓励发明创新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对技术实行引进、消化与吸收当然是必要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不少进展，从西方技术浅层次和低层次溢出中，我们取得了一定发展收益。但西方的高精尖技术我们是无法引进的，是引进不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是失败的，西方至今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和审查，这方面中国只能靠自主开发。　　

　　然而，30多年来，我们在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以拉动产业和技术升级方面，进步并不明显，迄今许多方面无法取得突破。近几年，中国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只能立足自身，国家对基础科学的高度重视、推动其厚积薄发必不可少，否则就要在高层次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受制于人，被人卡脖子，难以摆脱依附乃至附庸的地位。　　

　　可以说，一味引进国外的低层次技术及其附带产业，无法真正提升民族科技水平，只会越来越失去自我造血机制和能力，长此以往，后果难以预料。如果继续一味依靠低层次的加工产业循环，中国将只能是世界车间，谈不上世界工厂，更谈不上“中国创造”和领导潮流。　　

回顾起来，不可否认，三十年多来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破，但中国至今依然不能独立制造高质量和自主品牌的汽车，中国汽车产量世界第一但是民族品牌和技术几乎是空白。中国不能自主制造具备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大飞机，早期的可贵探索和成果被搁置近30年。中国还不能制造寿命长久的航空发动机，不能制造应用广泛的精密芯片，甚至高质量冰箱、彩电、DVD等电器中的核心元器件依然要依靠进口。中国只能从为国外加工的大量轻工产品中获得微薄的利润，而 GDP产值统计却算在中国头上，环境成本、生态代价、工人健康成本都要由中国承担，即便如此西方国家得了便宜又卖乖，还要反过来在这些方面对我们进行层层指责。这不能不是一个具有地区影响的世界大国令人不安和焦急的一面。　　

　　与此同时，每年有上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被公车、吃喝接待和非正常出国公务所耗费，基本沦为效益低下的投入，还有大量财政收入进入灰色地带甚至流出海外，占据优势地位和资源的国有企业节约意识澹薄，科技创新能力并不突出。而急需财政扶持的科技研发、高级产业推动、民生以及激励创业方面，却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技术发明家、农民以及中小企业创业者想贷一些款项都需要层层担保，难上加难。民间许多机器人发明家、飞机制造爱好者却一律被贬低为业余爱好者，他们的发明智慧无法得到正视、鼓励和支持，有时被一些所谓业内人士所嘲弄，实在不应该。人的智商差别不大，爱迪生学历并不高，但他却成了发明大王。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现这样的发明大王？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创造宽松积极的人才鼓励、支持和成长环境！　　

    虽然近年来教育与科技投入呈现增加势头，但落后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无法使之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大量投入被付诸楼堂馆所建设，被挪作活动经费和接待经费，真正用到教育和科研一线的资金并不多。缺乏真正的良性竞争且一些学阀当道的科技体制无法催生科技界的百舸争流，外行人员和部门进行科技决策并管理内行的情况继续存在，许多真正的优秀人才缺乏资金和用武之地。缺乏法律保护导致知识产权意识澹薄，彷制品东施效颦、几乎泛滥，大大打击挫伤了发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上这些问题导致大批优秀留学人才及其科技成果徘徊于海外教育方面。教育方面，落后呆板、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体制以及被动填鸭式的教育思想与社会不良影响，导致我们的学校很难培育出优秀的、具有创造精神的学生，好苗子却无法培育成足够的栋梁之材。　　

　　这种状况持续时间已经不短，以至于洞察并领衔20世纪科技大发展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去世前内心焦急、忧心忡忡，向总理发出了“钱学森之问”。相信经过艰苦卓越的努力，钱老先生的临终期待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