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与左、右倾错误思想彻底决裂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由此推出，中国革命的最大敌人，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革命队伍内部。所以，我认为，和我们自身的错误进行斗争，乃是所有斗争的关键。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简单地回忆一下历史：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偌大一个东方大国，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直至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究其根源，不在于列强的大举入侵，而在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极端腐朽无能。
　　
　　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之所以有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究其根源，不在于蒋介石叛变革命，而在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之所以有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失败，究其根源，也不是由于蒋介石的英明，而是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可以这么说，一个陈独秀、一个王明，任意拿出一个来，其对于革命的危害，均赛过十个蒋介石。
　　
　　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产生了修正主义，之所以走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究其根源，不在于修正主义力量的强大，而在于我们虽然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反修防修的屏障，亦即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给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伏笔。
　　
　　现在，众所周知，对外，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附庸资本主义。究其根源，不在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而在于我们走了一条资本主义的错误路线；对内，已经变成了法西斯专制主义。究其根源，也不在于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强大，不在于资改派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革命左派缺失革命纲领、在斗争方式上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斗争目标上将矛头不是主要对准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是对准了资产阶级，又犯了左倾错误。正是由于革命左派所犯的这些严重错误，导致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中国改革长达三十年之久。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现在，如果我们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反省自己，找出自己的失误，不尽快清除之，坚定地树立起真理，继续发展下去，将来，就会使我们的革命蒙受更大的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当前，已经到了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危机时刻，我愈发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的这篇文章，批判的目标，主要的就不是对准我们外部的敌人，而是我们自身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
　　
　　一、革命阵营中的右倾错误。
　　
　　1、认为毛泽东缔造的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无需改变和提高。这种错误论调，在左派中相当盛行。其代表人物就是张宏良。
　　
　　他们不晓得，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向苏联学习如何搞社会主义。结果，错误地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来，并以国有国营取代了全民所有和人民民主经营。具体执行时，又以政府所有、政府经营取代了国有国营，进而取代了全民所有、人民民主经营，其实质是用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用国家主义、实质是官僚主义体制取代了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换一句话说，虽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但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政民主管理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建立了一个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我们深受其苦而不自知。
　　
　　持这种错误论调的人，无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这一现实，他们把毛泽东时代当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来看待，并顽固地认为毛泽东体制完美无缺，只需继承，不用发展。他们顽固坚持这样的论调，实际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捍卫了修正主义。三十年来，左派在与右派斗争中惨败，已经为这种错误论调做了注脚。倘若继续坚持这样的论调，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反动的。因为这种论调，害了革命，帮了反动。
　　
　　2、右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右倾关门主义，源于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左派。他们忘记了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亦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失业游民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源泉，是自己依靠的对象。他们不敢唤起民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期望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同贪腐势力作斗争。在治国策略上，他们视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多党制为洪水猛兽。殊不知，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也并非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背离。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拿来，吸收其精华形式，剔除其糟粕主义，为社会主义所用。
　　
　　右倾投降主义，源于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间左派。他们同样忘记了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亦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失业游民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源泉，是被边缘化了的左派紧紧依靠的对象。他们不积极地深入群众，不去组织起来，和错路路线展开坚决地斗争，而是仅仅依靠上书建言，寄希望于高层左转。在治国策略上，他们与左派高层遥相呼应，同样视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多党制为洪水猛兽，顽固抵制。
　　
　　三十年来，左派在与右派斗争中惨败，也已经为这种错误论调做了注脚。倘若继续坚持这样的论调，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反动的。因为这种论调，同样害了革命，帮了反动。
　　
　　3、对于主要矛盾判断的基本错误。
　　
　　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步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正在变成附庸资本主义。持这样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勤德。
　　
　　中国正在变成附庸资本主义。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对此，毛主席早在1965年就说过：“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日本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还是走不通。”(《前奏》，第16页)
　　
　　但是，认识仅仅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毛主席于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总结上面的两段话，就是：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对外必然是附庸资本主义，对内必然是法西斯专制主义。我们只有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完整。只讲其中的一个，就片面了。片面了，就错误了。问题是，事情远没有到此为止。我们还需要深入分析这两点产生的原因，以及两点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看清问题的本质。
　　
　　关于出现法西斯专制主义的问题，在毛泽东主席的那次讲话中，实际上已经做了交代：“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毛泽东主席这里没有说。实际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主席没有能够发现其中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复提到的，在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但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管理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相反，我们实行了一套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成了官僚专制主义。我们最后之所以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就是这个原因。结果，就是现在这样：修正主义掌权，成了法西斯专制主义。法西斯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勾结，生成了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制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生出了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也就是官僚专制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联合起来，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我说的中国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改革，致使中国的社会制度一下子倒退了至少一百年，就是对这种严酷现实的高度概括。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也存在着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是通过国内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集团实现的。没有国内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做内应，外国帝国主义是欺负不了中国人民的。我们要时刻提防帝国主义的侵犯，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革命的重点，不应该放到帝国主义的身上，而应该放到国内法西斯主义（也就是官僚专制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身上。进一步地，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之所以修正主义掌权，之所以又有新三座大山，正是由于我们实行了一套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所以，要想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对现行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我们斗争的落脚点，必须归结到这一点，才算正确。
　　
　　显然，如果视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当前主要矛盾，那就舍本求末了。依照这样的思路去斗争，必是治标不治本。其结果，顶多事倍功半，最终大败而归，这个结局，早已是注定的了。
　　
　　4、只问问题，不讲主义，只讲社会和谐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
　　
　　只问问题，不讲主义。这是修正主义一贯的做法。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表象。其背后，不是不讲主义，是不讲正确的主义，而是拾起了错误的主义。于是，问题层出不穷，漏洞百出。结果，当局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哭天抹泪。现在，就是这样。
　　
　　遗憾的是，许多左派人士不能对此予以深刻认识。与修正主义斗争，也是只讲问题，不讲主义。无论是黑砖窑事件、邓玉娇事件、通钢斗争、国债问题还是至今的转基因斗争等等，都是就事论事。魔高一尺，道没有高一丈。而是狗咬你一口，你返回来咬狗一口。实际用修正主义的办法反修正主义。这怎么能行？！必须要上升到主义的高度，上升到体制的高度。
　　
　　只讲社会和谐，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对于这个问题，李成瑞先生在他的《抓住核心，分清真假，有的放矢》中有精彩的论述。李老提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用来分析和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这是对的。但是，遗憾的是，李老恰恰丢掉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方法；李老通篇讲阶级斗争，也是对的，但是，李老自己最终却丢掉了阶级斗争的武器，并因此陷入了迷茫。
　　
　　李老质疑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掩护下，权威机构可以为扩张资本主义经济颁布一系列政策法令。从为私有化广辟道路的‘非公36条’，到国企改制、‘大股小卖’的具体法规，再到保护私有化‘胜利果实’的《物权法》，以及2009年5月进一步私有化的文件，一路行来，保驾护航。虽然最近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也颁布了一些有关改良措施、社会福利的法令，然而，那些有益于广大人民的而有碍于资产阶级切身利益，特别是有碍于官僚买办资本家切身利益的意见，却很难被采纳而形成法令。例如，十几年来，多少人通过建议、献言、提案等多种形式，要求政府对每年出售了多少国有资产，收到多少价款，其中多少缴入国库，这些钱作何用途等等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但这个意见却始终被置之不理。又如，十几年来，许多人以各种形式要求各级政府的官员，申报并公布本人和子女的财产，以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却至今未能得到采纳。官员申报公布财产只是一种改良措施，而且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实行，为什么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反而不能实行呢？ ”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国早已不是社会主义了。这个还有疑问么？我看没有了。而左派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办法，丢掉了阶级斗争的办法。他们不是把革命的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而是捆住了自己，跪下来，一味地上书建言，与虎谋皮了。尽管李老提出了“要求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把资产阶级从自己手中夺去的东西夺回来，并加以巩固和发展”的任务，但是，请问，你不组织起来，行么？
　　
　　长期以来，以上这四种右倾错误，在左派阵营中严重存在着。可以说，基本上占据了左派的主流。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革命，就具有极大的危害。我们必须下绝大的力气，将他们清除。否则，中国革命，就非但一步都不能前进，而且还要继续蒙受绝大的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革命阵营中的左倾错误。
　　
　　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不仅不承认我们建立了一套不完全的社会主义，不承认是这种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滋生了修正主义，更不承认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改革，中国的国家性质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买办主义和官僚黑社会集团的大杂烩。他们的眼睛，还停留在三十年的中国。结果，犯了刻舟求剑式的错误。
　　
　　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他们不晓得中国革命的策略，必须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实际，而不是三十年前。他们不晓得，中国当前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不晓得，虽然中国社会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同样受着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反对反动的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可能站在革命的一边的，不能决然地把他们排除在革命的队伍之外。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两面性，决定了他们不能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除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不晓得，中国今天的革命，必须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这个革命，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立起一整套符合新民主主义原则的成熟的宪政民主管理体制。他们不晓得，这个革命，就其性质来说，虽然还是资产阶级的，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的。但是，已经是在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做积极的积累。继续发展下去，在把资产阶级的先进性发挥到底之后，必然进入到下一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们不晓得，中国必须经过这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阶段。倘若中国不经过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完全进入不到社会主义革命。勉强进行下去，其结果，必然是封建社会主义。
　　
　　可是，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他们全然不顾中国的上述实际，不加区分地顽固地坚持把资产阶级列为中国革命斗争的首要目标，结果，充当了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压制资产阶级的马前卒。左派中的这种左倾错误，和上面的右倾错误联合起来，实际都是极大地帮了封建主义，帮了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反了民主主义，更远离了社会主义，严重地阻挠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革命阵营中的左倾错误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忘记了官僚阶级并非铁板一块，忘记他们中间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力量，而不注意去团结他们，而把整个官僚阶级纳入我们攻击的范围。只是，这种表现，尚且没有成为错误思潮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
　　
　　总之，我殷切希望左派要充分内省，要努力从自己身上查不足，尽快纠正自身存在的左倾、右倾错误，与其彻底决裂，从而树立起真理。只有这样，左派才有希望，中国革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