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息尚存：抛开毛泽东谈中国的军事文化，只能徒增笑柄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将率团参加的第十四届亚洲安全峰会也就是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在途径夏威夷珍珠港参加美国首名日裔太平洋司令就职仪式时对我国发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警告，要求我国“立即和永远停止在南海造岛。”为此，阿什顿•卡特还更加蛮横地说：“正如在全世界所有地方一样，美国(舰机和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行动，这一点不要搞错了。”紧随其后，美国“中国崩溃论”专家章家敦也出言威胁“南海将成为下一个爆发严重武装冲突的大战区”，而美国《华盛顿邮报》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应对中国海上扩张就要说不”。

　　面对美国如此的咄咄逼人，歌舞升平了才几十年，喜滋滋地走在奔小康路上的中国人这才如梦初醒，侵略战争或许就在眼前了。然而几十年的歌舞升平奔小康，当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当今的中国军人还剩有几分血性。于是匆忙之中，一篇题为《最好的军事文化在中国》的文章便出现在了互联网上，或许是以求“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吧。可是由于几十年的歌舞升平奔小康和军队经商，特别是在“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中国人早就丧失了危机意识。因此强敌压境之时才想起了什么军事文化，实际效果只能是“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罢了。

　　正如《最好的军事文化在中国》一文的作者所言，最好的军事文化的确是在我们中国。然而中国最好的军事文化，可绝不是蒋介石的“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那种军事文化，也更不是传统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种军事文化。

　　《最好的军事文化在中国》一文，纵古论今，洋洋洒洒。但其作者所认为的我们中国最壮观的古代军事文化，在后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却并没有为我们中国带来最壮观的军事效果。而身为毛泽东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员的该文作者在论及中国军事文化的时候，却千方百计想绕开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创立的军事文化。因此《最好的军事文化在中国》一文，也就不愧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又一篇力作。

　　在我国的历史上，虽然也曾经有过“卫霍横行大漠”，“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的军事辉煌，但那只不过就是昙花一现。其后，汉王朝该和亲的，还是要和亲;明成祖尽管五扫漠北，但却并没有彻底解除蒙古对大明王朝的军事威胁。于是明成祖死后二十五年的一四四九年，大明王朝在抗击蒙古的入侵中，不仅五十万大军败于了两万多人的蒙古骑兵，而且就连明英宗也当了蒙古人的俘虏。就是在这样的传统军事文化的熏陶下，古代中国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才鲜有胜迹。

　　公元前二百○一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发动叛乱并勾引匈奴攻打太原。刚刚打败了楚霸王项羽的汉高祖刘邦，踌躇满志地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前往迎战。可是公元前二百年的冬季，刘邦和手下的三十二万大军，却被匈奴军队包围在了大同东北部的白登山上。这一仗，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

　　率军将刘邦及其三十二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山上的，是号称控弦四十万的匈奴冒顿单于。然而冒顿单于尽管号称是控弦四十万，但那已经是举倾国之力了。本来，四十万对三十二万，力量上也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更何况战场在西汉王朝的管辖地域，所以汉军占有绝对的地利优势。因此只要刘邦能够坚持下去并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坚决的反击，也并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可惜由于刘邦就是个流氓，而流氓又是对强者如羊，对弱者如狼。于是面对凶悍的冒顿单于，刘邦没有选择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坚决的抗战，而是选择了屈辱的公主和亲和每年给匈奴进贡这样“敬之，终吉”的办法。因此白登之战中，汉军的失败，首先是刘邦这个流氓在精神上的失败。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又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的军事文化。

　　唐玄宗天宝十年四月(公元七百五十一年)唐朝军队的大将高仙芝率军从安西出发，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于七月份到达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罗斯，并且开始围攻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由于阿拉伯人早就在进行对安西四镇发起攻击的准备，所以在接到高仙芝发动了进攻的消息之后，立即组织了十余万大军赶往怛罗斯城，于是双方就在怛罗斯河两岸展开了决战。由于唐军将士极其英勇善战，加上强弓硬弩的技术优势，唐军曾经一度占得了上风，阿拉伯联军先后发起的七次进攻均被唐军步、骑兵击退。但是由于阿拉伯联军的兵力实在太多，唐军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战斗持续到第五天，唐军所部的葛逻禄部雇佣兵见势不妙突然叛变，成为了此次战役的转折点。叛军从背后包围了唐军的步兵，切断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唐军骑兵失去了弓弩手的支援，阵脚顿时大乱。阿拉伯联军趁机出动重骑兵突击唐军阵营的核心，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下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溃败了，高仙芝在夜色的掩护下单骑逃脱。李嗣业、段秀实收拢残兵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王朝联军方面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造成了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的现象。李嗣业恐阿拉伯军队追至，不惜对盟军大打出手，挥舞大棒亲自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这才杀开一条血路，使残余的唐军得以通过。在收拢残兵之后，骁勇的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在李嗣业等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了，最后高仙芝只得引残兵逃回安西。

　　此役唐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只有千余人得以生还。好在恰在此时，吐蕃的崛起成功地阻挡住了阿拉伯帝国的东进，从而这才避免了大唐王朝西部疆土的进一步失守。

　　怛罗斯之战失败后，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实力虽然并未受到多大的直接影响，但这一战却暴露出了大唐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其后四年未敢再涉足中亚。随后，在天宝十四年就发生了镇守北方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不仅导致了大唐王朝自此彻底退出了对中亚霸权的争夺，而且由于国力大衰再也无力经营西域，使得原本臣服于大唐王朝的中亚诸国转而纷纷臣服于阿拔斯王朝和吐蕃王朝，从而对伊斯兰教在中亚和我国西域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从盛唐到晚唐，建功沙场始终是文人骚客们的最大心愿。因此“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等这样的诗句，也便充满了誉满天下的唐诗之中。然而自弘化公主开始，大唐王朝送往西域和西藏和亲的公主，却也是络绎不绝。只是公主和亲的这种做法，却不仅没有给大唐王朝换来多少的安宁，反而还只是增添了新的耻辱。所以晚唐著名的诗人李山甫在《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和《代崇徽公主意》等诗中，才写下了“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与“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等这样悲愤的质问诗句。

　　公元一○○四年九月，辽国萧太后对宋朝发动了一次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辽军挥师二十万，绕过宋朝北方重镇大名府，挺进黄河，直逼澶州城下，威胁宋都汴京。北宋王朝的平章事寇准提出请真宗亲征澶州。十一月，宋真宗遂率大军离京向前线开拔。十一月二十六日，辽军先期抵达澶州北城，而在同一天，宋真宗也抵达了澶州城的南城，真宗远远望见北城外密密麻麻的辽军营寨，吓得失去了过浮桥去北城的勇气。寇准、高琼二人力劝真宗过河，高琼当机立断，用木槌敲打车夫的背，要他赶快将御驾推上浮桥，迅速向北城前进。宋真宗就是这样在部下们的簇拥之下，才被迫进入了澶渊北城。而此时孤军深入的辽军，也感到了形势于己不利，于是，萧太后决定派遣使者赴宋军营中媾和。由于宋真宗一向有着强烈的恐辽心理，一听辽国使者前来求和，顿时喜出望外，亲自交代宋朝的议和代表曹利用说：“除割地外，百万钱财在所不惜。”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宋辽双方最终于十二月达成协议：双方结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尊宋真宗为兄，宋真宗则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向辽国交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作为岁币。这一协议，就是汉族历史上所不齿的“澶渊之盟”。

　　公元一一二五年冬，挟灭亡了大辽国的余威并看穿了大宋朝的虚弱无能，金兵兵分两路直扑北宋的京城东京汴梁并与一一二六年初攻破了东京城。在攻破了东京之后，金兵不是亲自动手，而是逼迫北宋王朝献上大量的金银玉帛。最后，金兵又劫掠了徽钦二帝和他们的皇后、嫔妃、子女以及三千多良家妇女并且还立了一个伪皇帝，这才退出了东京。被金兵掠获之后，徽钦二帝和他们的皇后、嫔妃、子女以及三千多良家妇女的命运极其悲惨。因此发生在公元一一二六年的这次金兵入侵，在汉族的历史上也就被称为临时“靖康之耻”。

　　一六四五年的农历正月十二日，在八旗兵的猛攻之下，驻守潼关的李自成的重要部将马世耀献关投降。潼关失守后，李自成眼见关中不保，于是便撤离西安向湖北和湖南、江西一带突围。尽管李自成此时已经没有了多少兵马，但八旗兵却仍是穷追不舍。此后在武昌和九江等地的几场战斗中，李自成所部几乎被八旗兵消灭殆尽。而至于李自成本人，却竟然屈死在了那些乡勇的手中。

　　满清八旗兵追歼李自成时所表现出来的凶悍，吓破了大明虎将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的胆。因此在与满清八旗兵还未经一战的情况下，一九四五年的农历五月十三，左梦庚便率所部二十多万人的大军投降了满清。

　　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仅仅第五天，孙中山就发表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在这份《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中，孙中山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全世界发出郑重的承诺，全盘接受满清王朝与各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负责全部偿还满清王朝所欠各国的一切债务和赔款。孙中山以这份《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所要向各帝国主义列强表达的，无疑就是要明火执仗的去抢夺满清王朝的一切债务和屈辱。

　　一九一五年，在未经一战的情况下，袁世凯便部分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足以灭亡我中华民族的《二十一条》。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东北并且还更是向华北步步逼近的情况下，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却不仅仍然大肆高喊什么“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而且还更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这种军事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消灭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宣告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毛泽东马上便接着宣告废除旧中国历届政府与所有外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当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再加上南朝鲜伪军侵入朝鲜并将战火烧到我国边境的时候，毛泽东毫不犹豫，马上下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将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和南朝鲜伪军赶回到了三八线以南。面对强敌毫无惧色且敢于主动迎战并能够战而胜之，这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文化。在我们中国，只有毛泽东的军事文化，才能够维护中华民族的安全并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毛泽东的军事文化，是一往无前并能压倒一切敌人的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凶残的日寇，蒋介石统帅下的国民党军队是“闻风八十里，枪响一百二”。可是毛泽东麾下的那些拿着土枪土炮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不仅毫无惧色地迎了上去，而且还更是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然而国共两党军队表现的却是如此的不同。归根结蒂，就是因为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是在毛泽东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样的军事文化思想哺育下，才成长壮大起来的。

　　毛泽东的军事文化，是宁死不屈、奋战到底的文化。

　　抗美援朝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交战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差距极其悬殊的一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武器装备落后的军队战胜了武器装备先进的军队的一场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能够战胜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还再加上南朝鲜伪军，凭借的不仅是正义的力量，而且还更有“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这种顽强精神。而这种顽强精神，就是毛泽东军事文化思想中的精华。而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这种军事文化思想的哺育，因此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里，这才纷纷涌现出了像刘老庄连，狼牙山五壮士和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阳廷安以及“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珍宝岛十英雄等这样的英雄群体和个人。

　　毛泽东的军事文化，是面对外来侵略和挑衅敢打第一枪的文化。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际，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却闯入到华东野战军第二十三军预定渡江地点的江面。在警告无效之后，华东野战军二十三军炮兵的指战员果断开炮，将“紫石英”号击伤从而导致搁浅在了长江南岸。事后，二十三军擅自开炮击伤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这件事报到了最高统帅毛泽东那里。当毛泽东得知二十三军的军长是陶勇时，幽默地说到：“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就这样，身为陆军军长的陶勇，之后不久便被任命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的司令员。

　　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破裂之后，为了压迫我党和我国屈服，苏联便不断地在边境上挑起事件。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苏军出动几十人妄图侵占我国的领土珍宝岛。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尊严。正率领部队在珍宝岛上巡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公司亮子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果断下令进行反击并多次打退了苏军的进攻，从而守护住了祖国的神圣领土。由于珍宝岛之战，孙玉国不仅光荣地参加了党的“九大”并得以在大会上发言，而且还更是受到了毛主席在主席台上站起来与之握手这样极高规格的嘉奖。其后，孙玉国也从一个营级的边防站站长，先后升任了副团长、团长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副司令员，最后直至提升为了沈阳军区的副司令员。然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孙玉国却经中央军委批准，以莫名其妙的错误不仅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且还只按正团级进行转业处理。

　　毛泽东的时代，不仅是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做主的时代，而且也更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扬眉吐气的时代，也更是中国敢于维护世界和平和捍卫人类正义的时代，也更是中国敢于带头打破旧有的国际规则并能够创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样的国际新规则的时代。而这一切，皆是因为凭借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军事文化思想。可如今在我国政府的一位高官不仅明确表示要遵守美国制定的国际规则，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要给美国“当小三、做二奶”的情况下，美国却依然如此明确地向我国发出了严厉的战争威胁。历史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最好的军事文化，就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等那种军事文化。所以，强敌压境之际抛开毛泽东而奢谈什么中国的军事文化，那么不仅只能是徒增笑柄耳，而且中华民族也的确是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