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医学与健身气功（之一）

哲学、医学与健身气功  （之一）　　

——西医在方法论上的的缺陷与“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黄尔文　　

在人类科学文明尚处于初创的时代，哲学曾有过非常辉煌的地位，被当成是“科学的科学”而推崇。这不仅仅是因为哲学对其他学科具有指导意义，更因为自然科学尚处于萌芽期，哲学直接就是其他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自然科学和哲学不分学科，有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　　

以后，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自然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出现许多独立的学科，哲学也从自然科学当中分离出去，成为社会科学的一支。　　

科学出现分工，并且越分越细，这当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但是，当哲学从自然科学分离出去以后，某些学科会因为缺少正确的指导而迷失方向，或者因为受到错误的指导而走上歧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例如西方医学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人体的研究，从器官到组织，再到细胞，一直到分子层面，到电子、原子层面，按照固有的类似于“还原”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上千年，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由于物质无限可分，所以，西方医学可以按照这种方法一直走下去，还可以再走几千年。但如果不引进科学的哲学思想，对医学的研究对象——“整体的人”的把握，会永远处于一种初级阶段，对疾病的治疗永远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这当然与西医不自觉地运用着的方法论有关。而这种方法论——不管西方医学是否承认，也是一种哲学，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哲学，不同于我们所说的有科学指导意义的哲学，那是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是被称之为“唯物辩证法”的哲学。　　

唯物辩证法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出现的最科学、最系统、最完备的哲学体系，对我们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也包括医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基本运动规律、变化趋势、整体特征，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这是因为，唯物辩证法揭示并描述了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是用科学抽象的方法对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的高度概括。　　

实际上，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无数个相互对立的哲学流派，还有大量包含一定哲理又相互抵触的思想，也被称之为哲学。如果做一个基本分类，这些流派与思想，在对客观世界的基本属性的认识方面，以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为标志，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对客观事物的规律和相互关系的描述方面，以运动的、变化的、普遍联系又相互矛盾的观点还是以静止的、机械的、孤立的和割断联系的观点为标志，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在自然科学也包括医学领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研究对象的研究日益深入，使得唯心主义的市场越来越小——即自然科学已经自发地证明了唯心主义的荒谬。所以，在本文的讨论中，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涉及到相关问题，而把这一领域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放在主要位置。而对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定义，基本内容，有关知识，也仅仅结合相关内容作出说明，不作专门介绍。　　

首先要讨论的是西方医学中的方法论及其因来源引起的局限性问题。　　

在对医学的研究对象——人的认识方面，直到现在，西方医学都是以解剖学为重要的基础科目，再辅以其它学科，如生物学，细胞学，病理学，药物学，来建立起对医学对象的人的认识。　　

解剖学的目的，是获得正常人体形态与结构模型，以便与病理的人体形态与结构模型相比较，判断人体的正常与异常，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其研究对象是具体的实物，是直接可见的东西。所用工具以解剖刀和观测为主。这种方法本身就具有“割断联系”的特点。对象首先当然是“死人”，是尸体，而不是活体——有生命的人；其次，是用解剖刀切割下的人体器官，或显微镜下某一局部组织、细胞的形态，而不是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的某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尽管解剖学利用解剖刀和显微镜建立起了一个对研究对象力求完整的，包含着运动系统，呼吸系统，内脏，脉管系统，感觉器，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的庞大体系。之后，细胞学、组织学又利用同样的方法对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但研究的再精细，再深入，人在生物意义上的本质也不可能直接在显微镜下被揭示出来。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方法决定了，从一开始，就有可能丢失一些与活人活体相关的非常重要甚至最重要的东西。因此，由解剖学建立起的这种体系——用来对病态结构进行比照的人的模型——越庞大，越精细，就越偏离只存在于理性的认识当中的“人”，就越不容易从整体上去理解、认识人在生物学上的本质。因为本质的东西永远都只存在于理性当中，是不可能被直接看见或者被感知的。 　　

用一种割裂研究对象的方法获得对医疗对象的形象和结构的认识，再从这种认识当中用接近于“对实物模型进行比照”的初级方法进行判断，试图寻找出类似于“机械修复”的治疗方法，这或许就是贯穿于西方医学看似复杂精深本质上原始肤浅的基本学说背后的方法论——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机械还原论产生局限性的来源。而要改变这种局限性，唯一的办法，是引进科学的方法论——辩证法，然后对其体系加以改造。　　

这里，有必要较详细地讨论“本质的东西只存在于理性当中，不可能被直接感知”这样一个哲学命题。 　　

首先，人对客观事物的的认识可以分成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样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只能反映事物的局部和表面的联系，而不能看到事物的全体和内在联系。只有将感性认识经过科学的抽象，上升到理性阶段，用概念和思辨的形式，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本质的联系，才能抛开复杂的表面现象和次要的外观与形式，抽取出基本的、贯穿全体、代表整体属性的、本质的概念，抓住事物的根本规律和特征。　　

例如“人”这个概念。没有人见过人。你只见过具体的张三、李四、王五，赶车人，行路人，见过你所认识或不认识的有名有姓或不知名姓的白人黑人，男人女人，但你没有见过自从人类产生以来所有已经出生的、尚未出生的、已经死亡的、直到人类毁灭、全部来源于灵长类因劳动而被创造的、被称之为万物之灵的人。人不可被看见。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只存在于理性的思维当中，却反映了一种理性之外的客观本质。　　

由此可以看出，在西医的解剖台上显微镜下，从那无数被解剖的死人肢体器官和他们的组织细胞当中，不可能直接看到医学意义的人的本质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西医的解剖台和显微镜毫无意义。认识论上的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的理性认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会滑入唯心主义的泥沼。我们说西医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是说西医来源于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解剖学这个事实使得西医从整体和内在联系的角度把握作为医疗对象的人必然存在不可避免的重大缺陷，这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并努力避免的。而首先应当做的，是综合解剖台上和非解剖台上所得到的关于人的全部感性材料，进行去伪存真、抽象提取，得到作为医疗对象的生物医学上的整体的人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医学界就已经存在了。　　

关于中国古代医学界给出的人的概念，后面再作讨论。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话题。　　

从关于西方医学的解剖学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科学的哲学对于避免西方医学固有的缺陷有重要指导意义。那么，对于其他学科，科学的哲学是否也具有指导意义呢？　　

回答是肯定的：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哲学对于其它的任何学科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有许多人不承认这一点。这里，先给出实证。　　

军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在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最有成就的军事家是谁？是毛泽东。从严格意义上说，毛泽东没有上过专门的军校，也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最多也就是读过几本中国古代的兵法战策，为什么能够在军事上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连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美国西点军校也奉毛泽东为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首先在于，毛泽东是一个造诣极深的哲学家。他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也吸收了西方以马克思列宁为代表的，先进、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这使他能够快速地“从战争学习战争”，掌握战争的根本规律，洞察战争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从而导演出一幕又一幕以胜利为结局的战争大戏。　　

同样地，毛泽东没有专门学过经济，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在敌对势力的封锁和包围下，在多次局部战争的干扰下，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国家，快速发展成一个有着完整工业体系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大国。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作出的指示，发表的谈话，写的文章，其中包含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以最先进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在领导中国人民的经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主席又一次采用“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方法，以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而在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曾经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告诉杨振宁：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 　　

而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曾说，原来不知道毛泽东曾多次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坂田后来多次写文章讲到毛泽东的见解。　　

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1979年，格拉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明确地说明了他所以这样建议命名“毛粒子”的原因。他指出，“因为这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有联系。按照他的哲学思想，自然界有无限的层次，在这些层次内，一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无穷的存在着。因此，想取用他的名字。”　　　　

这些事例都说明，毛泽东娴熟地、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他所涉及到并为之奋斗的外部世界的全部领域。他运用自如、炉火纯青、出神如化。他的血管中融注、流淌着哲学的智慧。哲学是他思考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他在一些重要领域包括我们没有提到的政治领域、思想领域获得空前成功的基础。　　　　

这就证明了哲学对于各门学科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这些当然是取自以前发生的实例。将来如何？比如，再过五百年或者一千年，哲学是否还能为其他学科提供指导，成为科学的科学？　　

可以预料，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科学技术会有更大的进步，社会分工会更加专业更加精细，学科划分也会越来越多，各种专业知识的产生、积累和更新速度都会达到一种远超现在的程度。一个科学工作者，即使他所在的领域，专业知识一辈子都学不完，又怎么学习掌握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再跨出本专业本行业去涉猎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而作为一个需要纵观全局、全面发展的科学工作者，又必须全面掌握人类历史积累和当代科研产生的全部知识，而不像现在西方医学划分出某些学科研究者，一辈子只是研究某种特定的对象——如细胞，研究成果一辈子都不为其它学科的同行所理解和接受，就和他不理解不能应用其它专业的同行的研究成果一样，因此，只有一种办法，即用哲学的方法，提纲挈领，抓住本质，抓住要点，总揽全局，才能全面掌握人类历史积累的全部文明成果和知识精华，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　　

这是对“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具有历史意义的推断。而对于医学这个领域，特别对于中国传统的医药学，有着深邃哲学思想的毛泽东主席又是如何看待的？　　

毛主席对中国传统的医药学评价很高，认为中医中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有一次与几位友人打麻将，他即兴谈道：“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说麻将明显有即席戏说成分，但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说明了他对中医药的关注。同年，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中国对世界是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就是一项”。以后又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中国古代曾经有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再加上中医，就有了第五大发明。　　

要理解中医是推动人类进步的第五大发明，首先要理解中国古代医学界所给出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与西方医学用解剖台展示给我们的“人”有什么区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