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多不律

法 多 不 律

　　毛泽东时代法律不多，但是，每有部法律都深入人心，起大作用，那才真是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发展，构建起和谐社会。人们说那时民风纯朴。

　　但是，后来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无法无天”，讲“人治”，不搞“法治”，现在要搞“法治”，不搞“人治”。于是，法律越来越多，而法治环境，治安状况，社会和谐，却日益不如以前。有人说现在最大的危险是社会道德沦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俗话说“虱多不痒，账多不愁”，同样，法律多了，人们不了解，或者记不住，反而成了没有规则。法多不律，规范不了人们行为，这是辨证规律。

　　现在是法律越来越多，多得来连立法的、专门吃法律饭的人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法律。这些人中一些人犯了法，还不知道犯了哪一条；许多人可能对于某件事是否违法，并不一定搞得清楚。

　　比如副委员长讲人大会议要“确保”通过物权法，他不一定知道这是违法行为。法律太多，他不可能都记得住，都弄懂了。

　　比如，顶顶大名的法学教授、博士导，党委书记贺卫方说“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这里，他把根本大法——宪法忘记了。只要查一下宪法序言，就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地位，它的权利，都是宪法赋予的。当然，我们不能说贺卫方教授不懂法，他可能是被自己的主观目的蒙蔽了，或者，是按自己的主观目的去蒙蔽别人。

　　比如，这次王利明教授等人起草物权法，他满脑袋是民法的对象只能是平等主体这种西方法学的观念，自己国家的法律可能就比较模糊了；结果搞出个违宪的物权法草案，别人指出后还不接受。现在问题的已经不是懂法不懂法，而是一场资本主义法权和社会主义法权的斗争。

　　法律多了，就难免要重复，难免要打架。这种情况或者由于立法机关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差异，或者是起草者不同所产生的法学观念矛盾，或者就是时间长了，对以前立的法律记不那么清楚。这些情况，立法者不觉察，只是到了实践中才被发觉。

　　象现在搞的物权法草案，内容与其他法律重叠交叉的多，本身也交叉重复，结果不仅会与其他法律发生矛盾，还会自相矛盾。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一些，当然没有一一列举，如草案中的“善意占有”原则的一些条文，和刑法有冲突等等。

　　法律多了，立法的、专门吃法律饭的人都搞不清楚，一般的民众就更不用说。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变成了少数人整治人民的工具，在事实上变成了“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法制。话能这样讲吗？事实就是如此。

　　比如，许多用工单位不签定劳动合同，这明明白白地违法了，谁管？就是签订劳动合同，一般民工也不知道任何保护自己的权益，谁来帮助他们？工会本来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它现在没有去做，因为政府关注保护投资者，忽视对劳动者的保护。象富士康血汗工厂，事情闹的那么大，我也写了好几封信给中央，现在执法者理过吗？没有。不知道内部还有什么秘密法规。

　　比如，城管和小贩的冲突经常地到处发生，温总理遇到了，支持了那个进城卖水果的农家妇女，传为佳话。可见小贩沿街叫卖应该允许。但是，温总理一离开，他不在的地方，那就是另外的“王法”，不仅把小贩赶得鸡飞狗跳，而且把人家那点维持生计的小本钱都或是没收，或是砸毁，人民仰天问道：“这是什么世道？！”

　　我看不用举例了。事实和道理都是这样，搞的法律多了，谁也记不住。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可能有钱请常年法律顾问，常常会被侵权而不知道，实际上是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又常常由于不知道法律而违法，乃至犯罪。有钱的人则可以雇佣律师为他们服务，而有权人又可以按需要解释法律，从众多的法律中，寻找出有利于自己的条文和解释；如果没有，那就搞一部出来。马克思主义就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现在一些人不是去完善《民法通则》，而是急于要新搞一部内容重叠交叉很多的物权法，因为在重叠交叉中，引入了他们所需要的“平等保护”原则和“善意取得”原则，不仅使一些人不再害怕清算“原罪”，而且今后可以合法占有公共财产了。

　　书不可不读，但不可多读；读多了，可能成迂夫子，此也是非，彼也是非，不知道怎么才对了。法律不可没有，但不可太多；太多了，人们记不住，结果不是保护人民，而是整治人民。搞许多人民群众不知道或弄不懂记不了的法律，那不是设陷阱整百姓吗？毛泽东时代只有几部法规，但是都认真执行，结果虽穷而天下太平，就是过粮食关人饿死也不偷不抢。两相对比分析，领导人该明白其中道理。

　　不要由着法学家的成就感去建立什么系统法律，应该根据现实需要来制定法律，简单明了，好懂好记，不用法官，大多数理智的人，都能懂规矩，守法纪。

　　法律不在于多，而在于公。“公”者，不只是公正，首先是人民。只有法律存在于人民心目中，才能社会和谐不逾矩。

　　法律不在于多，而在于用。许多人不能用的法律等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