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高官子女经商、做生意”能否成为法律？

　　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越来越少了，这是自然规律。这不，原委员长万里高龄逝去和他的很多老战友们去汇合了。愿他们继续在天堂保佑中国，保佑中国人民，保佑中国健康持续发展。

　　万里，人们称赞他的很多，不乏溢美之词，特别是“改革从万里开始“的那个评价大概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这并不过分。老一辈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后一代敬仰和学习。

　　不过，在下以为老革命留给我们的还有一个“家规”更为珍贵，这个家规在当时就值得大书特书，只是当时重视物质的比重视精神的更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而在今天，它的价值更高。用一句市场经济的话来评价，这个家规升值了。这就是万里给自己子女的规定：“不准子女做生意、经商”。

　　在我国的高官里，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多少高官做出过这个规定呢?不多吧?我国经商发财步入富翁行列的人中，不乏高官子女吧?这很容易让普通百姓们把对富翁为富不仁的愤恨，转移到不该转移的地方。一些人对红二代不满，红二代可并不都是富翁。其实他们是对富翁们不满，但因红二代有了那么一些富翁，给人的感觉似乎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因为中国人都记得范仲淹的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千古名句，那是从古代开始的对高官们的要求，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子女们。高官的子女们凭什么成为富翁的呢?也许有人靠的确实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不能否认。而也许更多的人靠的就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很多内幕因素所致，反正是为人不齿的那些，是灰是黑并不重要。但当出来一个高官的子女们“先天下之乐而乐”的结果时，那会让百姓们满意吗?尽管不都是如此，只是一部分高官子女，这也不能让百姓们满意!那种现象可不是一叶而是一片森林。

　　很多人经常拿现在的俄罗斯与现在的中国做比较，尤其喜欢在反腐败方面对比。两个经过巨变的国家都面临着过度腐败的摧残，考验着两国政治家们的智慧。前两年，俄罗斯大刀阔斧出台了反腐败的各种新形式、新规定、新法律，对富翁们、腐败分子毫不手软，明确规定公务员们必须公布个人财产，还出台了不得在国外拥有任何财产等其它规定，否则请辞，形成了法律条文，也规定不准有裸官。当然我国在反腐败上的努力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遏制腐败效果显著。但俄罗斯规定的那几点，我国至今确实还没做到，或者说是还有一定差距，相比之下是不是让国人有点脸红呢?不管怎么说，人家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号称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家能做到的我国还没有做到，惭愧呀。不过，当我们看到老革命万里的家规时，总算让国人有了点自信，如果我国将此立法，严格作为党的纪律，恐怕比俄罗斯的那些规定在打击腐败、防止腐败上的效果更佳。换言之，我国应在制度上规定不准高官子女经商、做生意，并上升到法律。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反腐败的不断深入，总有人提出要强化制度建设来防止腐败、制止腐败、打击腐败。也出台了许多这规定那规定的，但如果细细研究可以发现，这些规定更多的是党内的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的还不多，更没有明确规定高官子女们都不准做生意、经商，遏制力，制约劲远远不够。由于这一缺陷，在实际反腐败的过程中经常会使贪官们心存侥幸，所贪之赃漏有托词之处，“是子女们经商赚的”，来个天不知、地不知的顽抗，搞个受贿不实，贪赃不确的结论，躲过应有的惩罚。至于真的高官子女们经商是不是那么好赚钱就谁也说不清了。有人经常会问，普通人家的孩儿们能这么赚钱吗?高官虽无厚禄，却能给子女们提供赚钱的渠道和良机，这是国人都知道的，甚至凭着高官的名字就是子女们赚钱的敲门砖。“那个我爸是李刚”是个多么小的芝麻官都能值得大喊一声放光，况乎高官?

　　可见，堵住高官子女们不凭自己的本事赚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禁止高官子女经商、做生意，而且一定要让此规上升到法律才真的管用。

　　对于腐败究竟是从上到下形成的，还是从下到上形成的，至今并没有定论。但高官的腐败，高官子女的腐败所造成的影响肯定远远大于基层小官。古话中的那个“上行下效”形容官场中腐败的形成也许是很贴切的。

　　可能有人会问，在我国何谓高官也?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至今我国有个传统，就是高干说。中央、国家也经常召开高级干部大会。从这个角度来论，国家厅正局级以上的干部包括党政工团群，包括社团组织、民主党派的同级领导。也就是吃财政吃到正厅级以上的人员都属高干的行列。如是，副厅级的就编外了。这可能有些不足。因为一些副职们因了手中的权力为子女们效劳的劲头更大，因了责任相对的少些，更有时间、精力贪腐。即使如此对我国反腐败的发展来看，能“禁止高官子女经商，做生意”，也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吧。反腐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都属任重道远的事，那句“不积跬步而无以致千里”的名言应该是真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