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治理论课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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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理论课，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政治理论是中国人学习最长的课程，有一部分人甚至伴随着终生。在小学开始接触，在中学学习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大学，又把这一理论内容系统化地进行学习，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还要系统而又带有专业化色彩地学习。如果从小学八岁入学算起，到博士研究生三年毕业，一个人在求学的过程中要学习政治理论近二十一年的时间，二十一年的时间不算短。
　　大学政治理论课大致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邓、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近又改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时事政治等。硕士研究生课文科包括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科包括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博士研究生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这些政治理论课上得效果如何？有人说效果好得很，有人说效果糟得很。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很有必要进行分析。
　　理论形式庞杂。这些政治理论课加在一起，其内容之多，课时量之大，让任何一个学生系统地掌握是不可能的。学校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想让每一个大学生首先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次才是使学生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且不说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目标很难达到，就说大学生的工作已经使他们不堪重负。
　　政治理论内容自相矛盾。这里仅做例举式的分析。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相矛盾。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是万恶之源，社会主义的私有制就是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同是私有制差别却如此之大，是典型的有立场没是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当时对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是市场经济、混合经济、混合分配，二者的矛盾是内在的，二者的分析也是有立场没是非，内在的矛盾被发展、与时俱进所代替。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理论，却要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建设的理论放在一起，即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比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与以人为本不同，以人为本本来是以所有人为本，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可有人为了使二者统一硬说成以人为本就是以大多数人为本，很显然篡改了原意，人为地设置了以人为本向前发展的障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也与实践相矛盾，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何来的极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呢？
　　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成了既得利益者。经过这些年的观察，不能不说讲政治理论课的老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既得利益者。政治理论课养活了一大批人，这批人以政治理论课为生，在政治理论课之内外有利益，如课时费、课题费。这些人不是不愿意放弃政治理论课，而是不愿意放弃因政治理论课而带来的巨大利益。
　　部分教师无信仰。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有信仰的社会。正如王小波导师所说，一个人不管信什么，但总得信点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不管他们信仰是否正确，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还是有信仰的，有信仰就有凝聚力。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消费主义盛行的是，社会普遍存在着信仰的迷失，尤其是苏联东欧解体之后，信仰缺失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崔健在九十年代末唱的“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成为当时人们的真实写照。一个是消费主义，一个是信仰的缺失，对讲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影响更大、更深，可现实的生存又使得他们又得上这门课，因为他们也得活着，所以即使他们不信，他们也得讲。自己都不信却让学生信这可能吗？况且学生的时代观和价值观和讲政治理论课的时代观和价值观已经不同了。
　　“玩”理论盛行。美国记者史密斯(Hedrick Smith)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有过描述：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对讲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来说，至少有一部分教师是抱着“玩”的心态的。
　　讲课后果很严重。讲课效果好的老师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偏离政治理论课预定的轨道，而不偏离预定的轨道的老师只有照本宣科。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听政治理论课的一般有二种情况，一种是认真听，这样的学生占极少数，一种是不爱听，这种学生占大多数。占大多数的学生有几种对付政治理论课的办法，一是逃课，二是睡觉，三是学习自己的专业。老师对不听课的学生也听之任之，只要上课不说话就行。
　　政治理论课时在博弈中减少。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理论课的课时就一直是议论的一个话题，这样的话题一直没停过。因为中国特色，废除政治理论课是不可能的，在实际操作层面就分为减少课时和增加课时两派，较量的结果是时而减少课时派胜，时而增加课时派胜。不过从最近几年来看，减少课时派似乎取得了点儿胜利。
　　通过上述分析，我的结论是上政治理论课糟得很，而不是好得很。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说好得很呢？是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学校有关部门领导希望教师说好、学生说好，让教师说好、让学生说好。如果让上政治理论课的老师当面说不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以此为生，不好也得好。如果让正在学习的学生说不好，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学生要生存。在生存和信仰面前，学生会选择生存。
　　近日听说北京某非常著名大学一教授说政治理论课上的时候不让人烦就行，一个讲政治理论课多年的教授竟然说这样的话，看来对政治理论课进行彻底反思已经迫在眉睫。
　　要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时效性，做起来并不那么复杂，核心是说真话。罗尔斯所言极是：“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其次是把意识形态回归于科学。其三是要建立公民教育课。其四建立第三方的评估体系。其五要在学生脱离学校之后和学校无关的时候再让学生评价。其六是有关部门应进行暗访，看政治理论课到底如何。
　　（注：编者对原文作了一定的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