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与忠字舞有半毛钱关系吗？

 广场舞与忠字舞有半毛钱关系吗？

——评一个笑死人的奇谈怪论

去年4月14日，微博认证为“民办教育专家”大V信力建撰文《从“广场大妈舞”看“文革流毒”》，这位在自我介绍中要“实现和解、达成宽恕”、“还原真相”的教育家对“大妈广场舞”有着独到见解。
　　信力建在文中称，现在五、六十多岁的广场大妈们，文革时期正是她们少年儿童时代，“可以断言：她们所以热衷‘广场舞’除了健身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找回在她们儿童少年曾经为之热血沸腾的‘激情燃烧岁月’，或者说是对文革那种大轰大闹，在伟大领袖指引下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头上的火红时代的追忆。”并称“广场舞”基本上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喇叭”加“忠字舞”的结合。
　　他在文末称，中国只有在彻底清除文革余毒，建立真正尊重他人权利的法治社会后，“广场大妈舞”这一将自己意志凌驾于他人头上的痼疾，才能真正地销声匿迹。

信力建的搞笑杰作在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人们中独树一帜，形成了“反思派”中的一个新流派――“搞笑派”。

无独有偶，在某网站，有位叫boyanliu的网友发表了一篇题为《 广场舞是忠字舞的死灰复燃，忠字舞又是秧歌舞的滥觞》的奇文。

该文认为：

 “忠字舞”的产生，表演者齐刷刷做出一些挥拳头（革命造反）、掏心窝（无限忠于）、指方向（领袖指哪打哪）、踢腿（踢坏蛋）的动作，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的乐声中，使得秧歌升华成更高艺术层次。
      文革结束了。普通人不能再随意打砸抢，打骂黑五类了。领袖也不在了，不能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狂欢了。很多“革命群众”很失落。
      直到2005年，国家为了给几年后即将开幕的奥运会造势，开展创文明卫生活动，发布了《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指标细则》。其中明确的要求：“业余群众文体活动团队数量每街道不少于15支；区级大型广场文化活动次数每年不少于8次”。
      促使各地方政府，将前些年在很少地方和场合初现的“大妈广场舞”，标定为适合推广的体育文化活动。
    在奥运前夕，由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编排的几种广场舞蹈开始推广，北京市培训了两千名舞蹈干部，并向全国免费发放光盘。
      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广场舞没有“胜利结束”，反而是疯狂增值。
      他还说：
      当广场舞成为了公害，政府没有想过去遏制，反而推波助澜。想来是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如果禁止，这些人会闹事。而那些被干扰的居民，是不会闹事上访的。          
           …… 
      广场舞从忠字舞继承下来的流氓性，是一种劣性的宣泄，对文革式无法无天的呼应。
        这些人你可以平时注意观察，所惯用的语言格式，大多属于文革体。她们的人格与权利观，就是根植于文革。
      这些人中，上了60岁的，被称为“老红卫兵”。 她们儿童少年时期，曾经经历‘激情燃烧岁月’，经历过文革那种大轰大闹，在领袖指引下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头上的火红时代。
     ……    
      这些人在70年前就已经丢掉了传统道德，也没有形成现代公民的公共法制意识，她们认识中只有争斗，破坏，蔑视他人。这些人平日一定是闯马路红灯，随地吐痰丢垃圾的人群。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把手机音量开到最大的，也是她们。
      很多未经历过文革的中年妇女，也在那些热血老年红卫兵的感召下，加入“战斗队”。产生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欺凌“黑五类”的冲动快感。

通过对文章详细进行对比，我怀疑，这个boyanliu其实就是信力建，只不过他换个马甲又跳出来了。

平心而论，我不排除在那些“广场舞大妈”中也许真的有个别人曾经跳过“表忠舞”，但是真正的原因却可能是连那些反对他们这样做的人们也能够理解到的，那就是众多中老年朋友认为，随着年龄渐老，身体健康状况会越来越差，因此，生命和健康需要运动；同时，中老年恰恰又是儿女长大离开身边，“空巢现象”出现的阶段，尤其是退休以后，孤寂、无聊、空虚，心灵的空虚也会反过来损害身体健康，他们需要心灵上的大家取暖。于是，广场舞就成为了他们的最爱。

但是，这部分人的需求满足了的同时，客观上损害了另外一部分人包括一些中老年的另外一种合法权益。他们不对的地方是没有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和别人的感受，而这恰恰是毛以后的社会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的产物

我非常理解那些还有活动能力的空巢老人的感情取暖，寻求精神充实以及希望通过广场舞锻炼身体的需求；同时，又反对那些只顾自己跳得高兴，不顾影响其他人学习、工作和休息的做法，我曾经提出最好有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比如建议政府給这些大妈专门设活动场所或者让她们佩戴无线电耳机来跳等。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不属于本文探讨的重点。

众所周知，所谓的“大喇叭”加“忠字舞”的全盛时期实际上是1966年－1968年，此后慢慢少了，起码大规模的这种活动一般不会出现在公众场所。据说是变相的“忠字舞”的广场舞不出现在“十年文革”的后期即1968年到1976年期间，却出现在40多年以后的现在，这信力建也太能忽悠了！

同时，只要是具有小学一年级算术水平的小朋友都可以计算出，现在50－60岁的人即1954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在1966年－1968年之间的期间，现在60岁的人当时是12岁到14岁，而现在50岁的人当时是2岁到4岁，竟然能够“曾经为之热血沸腾”，而且还有“对文革那种大轰大闹，在伟大领袖指引下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头上的火红时代的追忆。”

信力建不愧是“民办教育”专家，智商比普通人高出200多倍，在“语不雷人死不休”的公知精英中鹤立鸡群。他现在那么聪明绝顶，见解那么超群，想必是他老人家2岁左右就曾经深受“普世价值”的影响，留下了民主、法治、人权先进理念的追忆，这种天才是1000年才出一个。

这一篇奇文的巧妙之处在于，不但将有争议的广场舞与文革的忠字舞硬扯一块，还扯上了最后结果令某些国家不舒服的北京奥运会，一箭三雕，粗暴地把广场舞扯上文革不说，还间接把北京奥运会也扯上了文革，真是用心良苦。

广场舞问题的确是一个应该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既要解决好这接近一亿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问题，又应该解决好她们跳舞扰民的问题。而这并不是信力建和boyanliu们用一顶“文革忠字舞”的大帽子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些年来，某些人什么都往文革上扯，就像用大灰狼吓唬成年人一样，越来越没有效果了。像前段时间，有那个40岁左右的谁摔死小女孩被判刑，茅老先生说是文革流毒，而偏偏不提用刺刀挑起小孩子摔死的日本兵。结果引起很多本来对文革没有好感的网友拍砖，适得其反。而boyanliu把“闯马路红灯，随地吐痰丢垃圾的人群。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把手机音量开到最大的”等跟广场舞大妈扯一块不但莫名其妙，甚至有点蛮不讲理。

信力建和boyanliu们如果要批判文革，就认真点；对让某些国家不舒服的北京奥运会持排斥态度就坦率点，把不沾边的广场舞与文革和北京奥运会扯一块，只能为人们茶余饭后徒增笑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