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就是政府的苦衷？

难道这就是政府的苦衷？　　

针对腐败的发生，在分析其原因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各界，说的最多的就是“监督不到位”。没有错，监督不到位的确是导致腐败发生的重要原因。可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来，从腐败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腐败分子一天比一天多来看，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在2003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1998—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查办危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84395人。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2008年初宣称：过去五年检察机关共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18万件，涉案人数20万。）　　

既然“监督不到位”是导致腐败发生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不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呢？设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或独立的监督机构，是解决“监督不到位”的最有效手段，关于这一点在其他一些国家已得到证实。在解决“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上，政府怎么就不搞“国际接轨”了呢？难道在解决“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上，政府有什么苦衷？　　

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腐败案轰动全国，李大伦在郴州主政7年（1999至2006年上半年），在他主政期间，郴州市无论是市容市貌，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下面是《湖南统计信息网》发布的2001年至2007年郴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1年：据测算，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57.11亿元(现价，下同)，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6%，其中第一产业63.99亿元，增长5.0%；第二产业85.11亿元，增长14.5%；第三产业108.01亿元，增长11.2%。　　

2002年：结构调整成效明显，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初步测算，2002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为286.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2%（按可比价，下同）,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3.99亿元，增长3.3%；第二产业增加值101.81亿元，增长17.6%；第三产业增加值120.40亿元，增长10.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265元，比上年增加604元。2002年，三次产业结构为22.4:35.6:42.1，与上年比较，第一产业比重下降2.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2.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与上年持平。　　

2003年：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初步测算，全市生产总值跨过300亿大关，达324.22亿元，比上年增长11.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4.22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125.72亿元，增长17.1%；第三产业增加值134.28亿元，增长10.3%。三次产业结构为19.8:38.8:41.4，与上年比较，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下降1.5个百分点。　　

2004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94.5亿元，比上年增长13.0%，比上年加快1.7个百分点，为1997年以来最快增速。人均GDP为9239元，首次突破1000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6.6亿元，增长7.1%；第二产业增加值164.8亿元，增长18.2%；第三产业增加值153.1亿元，增长11.1%。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9.4：41.8：38.8。　　

2005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全市实现GDP477.0亿元，比上年增长12.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3.1亿元，增长6.0%；第二产业增加值226.1亿元，增长17.7%；第三产业增加值167.8亿元，增长10.7%。一、二、三次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是8.9%、57.8%和33.3%，分别拉动GDP增长1.1个、7.4个和4.2 分点。三次产业结构为17.4：47.4：35.2。人均GDP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11197元，增加1960元。　　

2006年：经济保持稳健增长。2006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546.2亿元，比上年增长8.3%。其中：一产业增加值86.5亿元，增长1.3%；二产业增加值268.5亿元，增长7.4%；三产业增加值191.2亿元，增长13%。一、二、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2.8%、42.4%和54.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12516元，比上年增长7.1%。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提高。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利润率由上年的7.2%提高到7.5%；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由上年的9.03%提高到9.15%；税收占财政总收入比重由上年的75.7%提高到76.4%。　　

2007年：初步核算，全市生产总值为649.4亿元，比上年增长12.3%,增速比上年加快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07.3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321.7亿元，增长14.0%；第三产业增加值220.4亿元，增长14.2%。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5%，上升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9.6%，上升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3.9%，下降1.1个百分点。一、二、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7%、53.2%和42.1%。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12.5%，三季度增长12.2%，四季度增长14.4%。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14836元，比上年增长12.0%。　　

在招商引资方面，李大伦的表现更是突出。2005郴州市招商引资到位的内外资总量达到103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引进内外资的总量均居全省第二位。2005年，郴州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52个，实际利用外资2.44亿美元，同比增长64.86%，实际利用外资总量连续5年稳居全省第二位。 在引进内资方面，2005年实际到位内资82.4亿元，同比增长44.56%。到位内资总量和综合排名首次攀升为全省第二位。　　

“一好遮百丑”是众多腐败分子的想法，所以腐败分子往往会一手抓地方经济发展，以取得好的政绩，而另一手就是搞腐败了。（这也是腐败分子边腐边升的重要原因，因为有的腐败分子的确是干出了成绩）李大伦主政期间，在郴州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连串震惊全国的腐败案也在其治下发生。2002年夏天，包括郴州市环保局局长、副局长、总工程师、党组书记、排污站长在内的5人在一起环保受贿案中落马，同时涉案的还有郴州市林业系统10名干部。这一轰动一时的案件在当时被称为“郴州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然而，“史上最大”的纪录很快就被全国瞩目的以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为首的特大腐败案刷新，这次郴州官场158人遭到查处。　　

　2003年12月29日　晚，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郴州宾馆套房内遇害。不到3个月，该案告破，犯罪嫌疑人首春青为郴州宾馆保洁员。据其交代，当天他残忍杀害肖鹏金的原因是为了抢得钱财。首春青随后被判死刑。然而，偶然发生的肖鹏金之死却牵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住房公积金案，继而导致了郴州官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首先是郴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接下来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李大伦倒台后，原郴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原郴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原郴州市市长周政坤等也接二连三的倒下。2006年的下半年，郴州好象成为了反腐败的“特区”。那段时间，给我们郴州百姓产生了一种到处都是腐败分子，抓也抓不完的感觉。　　

从2001年至2007年郴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可知，2001至2005年，郴州市生产总值每年都有10%以上的增长，可到了2006年却只有8.3%的增长。而到了2007年有恢复到了10%以上，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如果不是，那只能说郴州市2006年下半年的反腐败风暴，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2006年的6月1号，李大伦被双规，紧接着郴州市反腐败风暴开始。在这种前提下，众多有腐败行为的官员顿时被吓的半死，他们意识到这次是来真的了。我想这时候的腐败官员，他们满脑子就是任何逃脱处罚或减轻处罚，哪还有什么心思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反腐败风暴对郴州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有影响的。如果全国到处都搞反腐败风暴，那对经济的发展又有多大影响呢？这难道就是政府的苦衷？　　

由于长时间的“监督不到位”，导致腐败分子的数量居高不下，数量众多的腐败分子又导致了反腐败难度的增大。难度的增大，又导致了观点的分歧。比如有不少有关专家和学者都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是难免的，另外还有反腐败是长期的观点等等。我想所有这些观点的产生，都是因为腐败分子太多的缘故。由于腐败分子太多，老百姓不满意，于是就有了一种用来安抚老百姓的观点，也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是难免的观点。由于腐败分子众多，如果到处都搞反腐败风暴，必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所以就有了反腐败是长期的观点。意思是说，反腐败不能急、要慢慢来，否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现在的人总是说毛泽东时代运动多，其实运动多也是一种战略战术，这叫“先放后收”，不搞运动时，让那些“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搞运动的时候再收拾他们。反反复复搞了几次后，就是不搞运动，那些“牛鬼蛇神”也不敢跳出来了。只要把握好度，这种“先放后收”的治理国家的战略战术，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能用。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宁可经济倒退三年，也要刮一场严查严打的全国性反腐败风暴。只要这样，才能确保共产党的先进性。全国性反腐败风暴过后，立即与“国际接轨”，解决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只要腐败分子少了，反腐败不但不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反而还会有利于改善经济次序，促使经济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