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模范与劳动改造

劳动模范与劳动改造

李江

这两年，我回曾工作过的武汉汽车齿轮厂两次，探访老同事，也算是追忆自己人生的一段经历。

1974年，我进厂后被分配到四车间铣工二组，这个班组有全厂最高级的机床：一台价值80多万元的西德产伞齿轮铣床，两台价值每台40多万元的日本产螺旋伞齿轮铣床，还有苏联和东德的螺旋伞齿轮铣床。但我作为临时工不是来操作这些高级设备的，而是来干这里较粗重的活——操作粗铣机。粗铣机是将后桥螺旋伞齿轮的“盆齿”的工件粗铣成形，留出精铣的加工量。两台粗铣机是百分之百的国产货，是为与日本铣床配套，进行“技术攻关”的产物。它除了能够完成一道工序以外，真是没有其它可以称道的地方了。当然，如果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我们早就应该能够生产像日本那样高水平的铣床了，可是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三十年前已被遗弃，于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在基础工业技术方面，也要像台湾，南韩那样依附别人。

粗铣机在操作上不方便倒也罢了，它有时还出现“分度”（注：机床在铣完一个齿转入铣下一个齿的动作）不到位，造成“ 打刀子”。粗铣机的的刀具是合金钢制的，如麻将牌大小，装在园形的刀盘周围。我进厂的头一年，一盘刀是二十把，后来改为三十二把。我见过两次“打刀子”，一连串巨响令人心头为之一紧。应该说，“打刀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小，但两次的责任人都表现得很不在乎，全无自责。如果是一般工人干的，身为老师傅的班组长肯定要“通人”，但这两次“打刀子”的都是正在向上爬，准备当官的“货”。一个为了表现自己，不看好粗铣机就去摆弄其它机床；另一个是急于出人头地，开动粗铣机后，跑去学本组的关键技术——精铣的机床调整。班组长看着光秃的刀盘只是痛心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这是体制问题的表现。资本家用人是自己说了算，就看是否听话肯干；共产党掌权以后也这样，用人是领导说了算，有时说是要征求群众意见，其实是走过场而己。大组长是“聪明”人，知道不要得罪这种人，以免日后有麻烦。果然，这两个“货”，一个（1970年进厂）在1975年提了干，另一个（1975年进厂）在改革开放以后提了干，做到厂一把手。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整党工作的讲话中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带领群众去进行阶级斗争的，不革命的人就不要再让他当共产党员了。我看很多入党当官的积极分子，本来就脱离群众，也做不了群众工作，更谈不上搞阶级斗争，因为按毛泽东的晚年思想，要斗就斗他们的靠山官老爷。当然，他们搞“伪阶级斗争”，“伪文革”还是拿手的。

1949年以前，我们的党员面对敌人必须依靠群众，自己也是提着脑袋来当共产党的，政治素质相对1949年以后的高，不能联系群众的一般提不上去。1949年以后情况变了，被选拔的干部也变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说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我想，不是中央先“修”党才修的，而是这个党已经“修”的差不多了，才有中央变修的可能性。

我在铣工二组工作期间，是全组在粗铣机上上班最多的，但我从未打过刀子。其实，分度不正常不会立即打刀子的，发现情况即时处理就不会出问题，也不是非要盯着机床的动作不可，在远处听声音都能知道分度是否正常。开始，粗铣机是全组生产的瓶颈，粗铣的速度比精铣慢太多，我经常为此加班。后来，车间技术员和我们的班组长拿给我一盘32把刀头的刀具，说这可以提高进刀速度。我问，速度打多快？技术员说不知道，班组长说你试着比二十把刀头的快一些就行了。我试着将进刀速度比过去快一些，而后反复试验，找出了机床正常工作基础上的最高速，使产量比过去提高了大约一倍半，解决了粗铣的瓶颈问题。1975年年度评比时，我被评为全厂“1975年度先进工作者”，“模范共青团员”。

1976年初，老师傅调离，改选班组长，经群众推选，车间决定我为铣工二组副组长，以后我除了带一个班以外（一天两班），还负责全组的劳动纪律（另一位组长负责技术）。过去我组在劳动纪律方面是个老大难问题，这是因为过去的负责人既不善于团结群众，又怕得罪人。我上任后，通过做群众工作，迟到，早退和出勤不出力的现象基本消除，虽有少数人对我有所烦言，说我“把部队那一套搬到工厂”，但也都能服从新的管理。如果你的眼睛只是向上看，工人就不喜欢你，你也招呼不动工人；你要是喜欢工人，工人也会喜欢你，信任你，支持你。

据说，解放后，工人的工作态度一代不如一代。到七十年代，我在工厂的感觉，消极怠工相当普遍。邓改以后，动不动就开除工人，惩罚工人，工人的“工作态度”似乎比过去好了，主流與论美其名曰：“打破铁饭碗”，“效率优先”，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其实就是改掉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任由资本压迫工人。过去为什么不随便开除工人？是价值观和现在不同，工人没有好好干，是国家有问题，领导有问题，不能怪工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进行中，毛泽东逝世，风云突变。工厂停产一天，组织上街游行，庆祝打倒四人帮。当人们集合时，我回宿舍睡觉了。我对四人帮一向没有好印象，但这样抓捕执行文革路线的中央领导人意味着什么，这不需要有多高的政治敏感性都能大体明白。

1976年底厂党委宣布，决定我不上班，办学习班。这次学习班时间不长。1977年3月，再次给我办“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结我三个问题：一，说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搞“踢开党委干革命”，搞“促党委转弯子，补台”，是“篡党夺权”。二，说我在1976年10月9日泄露了10月15日前后才正式传达的关于抓捕四人帮的消息，是“企图对抗中央”。三，我写的“社会主义社会变革之探讨”的笔记中提出通过实现巴黎公社原则改善社会主义民主，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纲领”。

1978年初，武汉市机电局党委宣布，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其实，我在1977年9月时就开始“劳改”了。厂部将我从四车间调到三车间。我到三车间报到，三车间书记和主任对我训话一番，要我“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让我到机钳组上班。我去机钳组，让组长给我派活，组长说你先看，具体干什么以后再说。结果我成了没活干的人。过了几天，三车间领导通知我暂回四车间。原来，我原在的铣工二组任务重，组长要求调我回去。于是四车间领导找三车间领导协商，我又回四车间上班。回到老地方上了大约十天左右的班，班组的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厂党委书记到车间巡视，看到由两个车间自行调动的我，第二天，我接到通知，回三车间。

我回三车间上班那天，组长通知我，去摇臂钻机床去做辅助工。组长带我去见摇臂钻上的吴师傅，这个床子上只有他一个人。吴师傅是市级劳动模范，五十四岁，戴个老花镜，穿个劳动布的围裙。我跟他打招呼，他不理睬；我递烟过去，他也不要。我看他干了一会儿，就跟着干了。

一干才知道，这个活很辛苦，当这里的辅助工可以是全厂最累的活。钻床主要是钻孔，在这台摇臂钻上钻孔并攻丝的有后桥牙包壳，后桥筒，另外还有半轴花键钻中心孔，变速箱十字轴钻中心孔。后桥牙包壳是铸铁的，分两个半边，一边约二十多公斤，另一边约十多公斤，在上面钻孔后先拉走，由压力机将后桥筒压进牙包壳，拉回来再钻孔，这时这一对家伙一个约有六十公斤，另一个约有五十公斤。我作为辅助工就是将这些工件搬上机床装到夹具上。按说五六十公斤对于那时只有二十七八岁的我来说，也不算什么，问题是我要从约十米开外将工件搬过来装到工作台上，钻完后不能搬下来就算了，还要搬到另一方向的十米开外码放，而在床子上钻孔只有十秒左右。开始我不熟悉，慢一点，吴还给我脸色看。为了不让他在床子上等工件，我先放一个工件在床子旁边，吴师傅钻完一个，我就立即装上一个，将钻好的搬走，然后再搬一个放到床子旁边备装。连续的搬来，装上，拆下，搬走，几乎在小跑，动作像电影特技的快镜头。我常常整班地这样干，一个班下来搬抬重量有10-20吨是常事。在数九寒天，汗能把工作服里的衬衣和毛衣全湿透。开始几天感觉有些体力不支，甚至喘不过气，咬咬牙还是挺过去了。我在三车间不大熟，但也有一些人看不下去，中间吃饭的时候，有同事靠近我说：“莫跟他(指吴师傅）紧搞，累了就休息，要不然你搞床子，让他搬。克巴妈，这个人怎么这胚！”其实，是厂领导整我，这位劳模倒不是想整我，就是有点“胚”，而我不示弱，是脑子里有一种造反派就是干活也比劳模强的潜意识。就这样从秋冬到春夏，一年又一年。

一般而言，我对劳动模范是很尊敬的。我认为对劳模应该给于优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但不宜让他们去当什么革委会常委，省市委常委，等等。中央要求选拔工人农民中的优秀人物到领导岗位上来，本来应该选胡厚民这种在群众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上去。走资派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搞几个劳模上去做样子，对付中央。这些上去的劳模没有什么政治素质，必然成为走资派的应声虫。邓改以后，价值观变了，也不需要做样子了，老爷能无顾忌地当老爷了，奴隶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都没准会下岗。

摇臂钻上也有一个工序是个“瓶颈”，就是半轴花键钻中心孔。是把一个约十多公分厚的钢件钻穿，钻孔直径大约三公分。由于钻孔大而深，完成一个工件大约需要四十分钟，一个班干不了多少，因此这个工序一直跟不上车间的生产进度。我知道是由于钻速慢造成的，但由于钻孔大，阻力大，也难以提高钻速。但搞这个工序时，我也轻松了，除了打扫机床以外没我什么事。我想到能否提高钻速的问题，去到厂图书室，查金属切削方面的书。我找到一本书，里面有“倪志福钻头”的一点介绍，从图解上看到是将钻花的刀刃到刀背打磨出几道槽，可以大大提高钻速。我把这一技术告诉吴师傅，吴不置可否，显然他不了解，也不想尝试。而我连钻花的普通磨法都不行，也一时无法下手。吴师傅一直不教我磨钻花，他到磨刀房磨钻花时，我跟去看，他也不让我上手去磨。后来，我找出不能用的钻花先按基本磨法学着磨，然后拿给吴师傅看，以后钻花需要磨了，我说我拿去磨，吴师傅也只好让我去磨了。大约在1980年初，工厂搞“顶职”，就是年龄大的职工可以提前退休，让子女进厂工作。吴师傅虽未到退休年龄，为了让自己孩子不下乡，办理了退休。于是这摇臂钻上就剩我一个人了。吴师傅不来上班的当天我就开始试验磨“倪志福钻头”。在书上看明白容易，把它磨出来，掌握好磨法真不容易。先头我磨出来的不是钻不动，就是钻尖断掉。经过反复试验，我终于掌握了“倪志福钻头”的磨法，要说是“倪志福钻头”也未见得，因为只是参考了“倪志福钻头”的简图，真正“倪志福钻头”是什么样，我也没见过。反正降低阻力，提高钻速的目的达到了，再钻一个半轴花健中心孔只用过去三分之一时间就钻穿了。车间主任很高兴，派来两个青工给我当辅助工，让我管这里的人和生产。我说：“不要让我管吧，我是反革命，怕管不了”。车间主任调侃道，你连厂领导都能反，有什么管不了的。以后，我教两个青工磨“ 倪志福钻头”，大家轮流操作钻床，轮流做辅助工，生产任务完成得很好。

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在我厂造反派要求厂领导“转弯子”，“补台”，——“转弯子”是对过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检查，“补台”是让被赶出厂革委会的造反派成员返回革委会，并将原来受打击排斥的造反派骨干吸收入党和提干。对此，厂领导采取推托的办法，同时也又急又怕，于是拿出老一套：以生产压运动。厂党委书记把我找到厂办，说生产任务很重，希望造反派不要自行开会和贴大字报。我说我怎么没有看到生产不正常，你们拖着不“转弯子”才是不正常。

当时如果能用罢工的办法对付这些官僚最有效，即使在过去普遍公有制时代，工人与国家和企业也是有矛盾的，所以毛泽东在四届人大时要求把“罢工自由”写入宪法。但是，那时的很多问题与当时的价值观也是不符的，官僚们也能把工人中领头的搞成破坏生产的“坏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所没有能解决的矛盾。

那个时代也有不少官员搞腐败，压制民主，但他们在那时也难受，受主流价值的限制，怕运动来了挨批，退赔。难怪这类人后来不厌其烦地批判过去是“无休止的斗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说穿了就是他压迫你可以，你反对他就不行。邓上台后提出不再搞运动，受到特权阶层欢呼，此后，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掌权的比资本家还利害了，或者自己把自己搞成了名符其实的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