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波涛：近现代中国学生运动

近现代中国学生运动之提纲契领

艾波涛

　　近现代中国学生运动自康有为所发动的公车上书始，直到89年的北京学潮风波止，其间比较有影响的就有不久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等学生运动以及毛时代的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距今不远的89北京学潮——反腐败运动等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学生运动。其中以五四运动影响最为深远——其精神和传统至今仍在激励人心，红卫兵运动最为奇特——其朴嗍迷漓至今没有被人们理清，而89学潮离我们又最为相近——老百姓们仍记忆犹新。在百多年的历程中，学生运动始终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其所主导的思想、精神所赋予于后人的优秀传统，以及所传播文化内涵之深远和进步，都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一步步地走向辉煌，铺垫着民主、进步的思想和科学性的知识所凝结成的基石，并为创建共和、民主、科学、民族复兴的的大厦铸塑着精魂。

　　纵观中国学生运动之脉络，从一开始起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早期的学生运动大多都伴随着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演绎到最后大都变成了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不一定都是可歌可泣，但大都在历史的进程中描慕了波澜壮阔的一幕。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以及瓜分狂潮和民族危机，伴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惨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学生（会试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集体请愿，反对与日本议和，请求变法；“公车上书”虽说不上有什么功过得失，成败教训，虽然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势力的阻挠，无法成功，但她却也确确实实地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以及统治者产生了很大影响，维新变法的序幕，从此是被揭开了。

　　辛亥革命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并没有完完全全地从封建专制的统治的桎酷下走向共和民主，一时间新旧文化的冲突和复古思想的泛滥以及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构成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的大杂烩局面。因此新文化运动也就成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和文化传播的主流阵地，她是继革除封建的政治体制后，进一步地革除封建的思想和文化体制的大革命，是国家民族走出百多年来困景必不可少或不能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1。“提倡民主，反对专制”2“提倡科学，反对迷信”3。“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4。“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过家民族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她促使人们追求科学民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同样是伴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屈辱展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取缔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二十一条”等合理的要求，但英美法等国操纵会议，在对德和约上竟规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这一消息传到国内，郁积在人们心里的愤怒，象火山一样地爆发了。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在天安前集会，发表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但是却遭到了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并且逮捕爱国学生（30多名）。其后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并参加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虽遭到军警的镇压（先后有八百名学生被捕），但由于全国各地、各界的支持——以及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撤消了曹、陆、章三个人（国贼）的职务，并且也拒绝了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应该说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五四被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滥觞。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的自然延续在这里发生巨变，而开始呈现了新的品质。从此后的中国文化思想便有了两个传统：漫长历史的古典传统，和至今才近百年的五四新传统。两个传统虽然不无内在的联系，但内涵的差异的确很大，有时还冲突凸现，当然也使得很多人生活的莫棱两可，亦或朦胧模糊；但新的传统对此后的社会无疑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或者说，我们基本上生活在新的五四传统中。

　　什么是五四新传统？传统指一直延续并活泼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精神和生活方式，它是在对过去的认知下发展的。按惯常说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学”，五四社会运动的精神是“爱国救亡”，两者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把五四传统精神称为三个：“民主”、“科学”、“爱国救亡”。但若只就这三方面的精神作为传统的话，那与“公车上书”的学子们的气概相比也就没有那么令人神往的了，虽然“公车上书”的所作所为并不那么象五四运动轰轰烈烈，但联名上书、集体请愿、反对议和，那就是“爱国救亡”，要求变法、改良，那就也是在追求“科学”以及“民主政治”。当然，那是很不彻底、很不够的，与五四爱国运动相比差距甚远，但其乃是萌芽之状，已实属难能可贵。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有那么深远的影响，自然是有着远比“公车上书”更深刻的革命性的精神之所在，“爱国救亡”虽方式不同，但也同出一辙，“民主”、“科学”已是高出多筹，当是五四运动之精魂，也是这近百年来五四精神之不败之渊由，今后还将会继续发扬光大；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那就是“造反”精神，前者虽也爱国救亡，但是却以忠君为本，不彻底也不可能成功；而“五四”爱国救亡则不然，她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具有反封建军阀政府的政治背景，其造反的涵义和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为此也确实遭到了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因此只用惯常所说的这三个方面的传统或精神是不够的，虽然这三个方面已是勾画出了其精魂所在，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将五四的精神概括全面，那就是五四运动中学生的“造反”精神。因此，社会运动的精神不应只是“爱国救亡”，还应有“造反”的精神，惯常的说法之总结，乃由后来先后都成了统治阶层的衣钵承继者们为之，不可避免地会对“造反”精神存一些忌惮之意，所以惯常的说法，就不免会挂一漏万。

　　近百年来，五四传统给我们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科学技术完全普适性地在中国生了根，中国已经逐步发展成了科技大国。亡国灭种的焦虑已经随着国力的强大起来而淡化，救亡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焕发着力量，成为推动巨大动力。五四开创的传统中，只有“民主”一项还没有真正落实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但作为精神传统资源，一直还是人们所追求的东东，而追求时往往都是沿用着五四的造反精神之精魂，随后所发生的有着深远影响的学生运动，无不都是如此，后人对五四多有反思性的批判也是情理之使然。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王及其王朝的统治，但没有能从根本上建立起民主、自由、科学、文明的国家和政治构架，而是在随后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使得泱泱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古国，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军阀割据或混战的旋涡里了，始终未能建构起一个统一的、文明的、民主的、自由的国度。从这一角度去切入的话，辛亥革命应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没有最终获得成功，当然这并不能影响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及深远意义。

　　辛亥革命的始作蛹者们，一直都在坚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和民主、科学、自由的信念，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等一系列革命，无不说明了他们的继续奋斗和追求以及探索。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双方的政治主张之差异以及对革命领导的主导权的争夺，最终以当时处于着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人的翻脸而破裂，这一势态的发展，使得追求民主自由的所谓的革命者们变成了革民者，进而也走上了独裁或法西斯式的统治，从而又一轮地走向了割据和混战的旋涡，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里（1949年前），统一的民主的国度始终未能确立，即使是形式上的统一也未能真正做到（乃我华夏之大不幸也）。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那些具有民主自由政治理念和具有科学思想新文化观念的学生们的反弹，其间也爆发了一些有过重大影响学生运动，不过自然还是伴随着国家的内忧外患而出现。

　　由于国家内战经年不断，国民党政府内部派系之间的相互倾轧和共产党的武装割据，中国大地一直都是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国势颓丧。此时不断崛起并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起先或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领土，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入侵关内，入侵关内威胁平、津。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妥协投降，日本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华北局势危急。为了挽救华北危机局势，北平学生首先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几千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爱国学生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12月16日（冀嚓政务委员会成立），北平1万多学生再次冲破军警的层层阻挠，走上渐头，反对华北自治。“一、二九运动之后，平、津学生组织南下宣传团，到工厂、农村、士兵中宣传抗日救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这次学生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并使得大批的学生后来积极投入到了神圣的抗战，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这应是学生发动全国民众的第一例了，同时也是学生到工、农、兵中去，宣传鼓动、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到农家去访问——并接受教育的第一例；不过这些也确是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为中国学生运动开创了一个发动民众的先例及优良传统，也为学生运动树起了新的里程碑。

　　近现代中国学生运动，在“一、二九”爱国运动以前，大多是由于外患作为导火索而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当然与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的进程紧密相关。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期中国学生较为关切的问题，学生运动的重心已是关注到了国内的和平团结、国家的独立统一、国人的民主自由以及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内忧上了。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后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但蒋介石不断破坏和平，进攻解放区，激起了国人的义愤，1945年11月昆明学生罢课要求立即停止内战，12月1日罢课学生遭到军警袭击，炸死了四个学生和教师，史称“一、二一”血案。血案发生后，昆明13万群众向死难烈士致哀，学生罢课、教师罢教达一月之久，其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虽然国民党政府危机四伏，在不断地镇压反内战运动的同时，于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全国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中国爆发了全面内战。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强大洪流，而这个洪流的中坚里就有着学生运动的的不断开展和学生们的英勇斗争及可歌可泣的事件——为埋葬蒋家王朝建立不朽的功勋。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在较为短暂的时段里，就肃清并压制住了旧势力的反扑和破坏，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取得了卓约的成就。很快就营造出了一种清新的思想政治氛围、平和安定的社会环境。由于整个社会被整个儿的重新铸塑，新中国、新社会、新思想、新做法，新人、新事、新办法，一切都是新的（旧的一切已从整体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政治体制、新的人文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新的执政阶层、大众百姓所得的新的实惠以及由此而带给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更新，使得新中国从一开始就焕发是出了新的青春，展示出了独立统一、和平民主、政通人和、团结自由、朝气蓬勃、民心所向等等新的万千气象。

　　在共和国的前期近二十年的时段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时代黄金时节），虽然国家民族也经历过象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叠加后，这样的天灾人祸，但由于那时能够做到上下一致、共渡灾难（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那个时代的大众温饱是低水准的，但由于没有特权或某些阶层的特权还不明显），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是非常高的，因为人们心目中想的是：再大的坚难困苦都会有党和他们一起来担当，毛泽东是真正地为他们谋利益的，因为整个社会（执政党、领袖和老百姓）是在共渡难关。而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绝无仅有的，再加上那个时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祥和，难怪有那么多的人们要怀念憧景。

　　六十年代中期，由于社会上的特权阶层逐渐有了明显的特征和令人发指的劣行（当然与现在相比应还算是轻微的多），大凡这种现象要危及社会、危及统治阶层统治时，统治者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些铁腕的手段去扼制其膨胀的太过分，古今中外历来如此概莫能外。但有趣的是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

　　这得从最初的渊缘说起，这些想法，来源于延安时期，当时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就象毛泽东提过一个周期理论，那就是，历史上，一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都是欣欣向荣，统治阶级开明，善于纳柬，严于律己，但后来却都因为贪污腐败而衰败下去，周而复始，共产党执政后应该怎么打破这个周期呢？

　　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生。之初，毛泽东提出的‘百家齐鸣，百花齐放’是真诚的，他希望党外人士能监督执政党，从而促使党内的反官僚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应——应该说是很强烈，他们中的某些人，不是要帮助共产党打破这个周期，而是要想让共产党下台，搞什么轮流执政。当时使毛泽东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转向最富于活力和理想的学生，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六五年前后的那段时间，党内的官僚主义已经日趋严重，惊心动魄的腐败景象（当然今天来说算不了什么，由于这些不是本文的主旨，恕笔者不在这里列举了），可想而知，这不是毛泽东想要建立的中国，要打破这种已经形成的官僚和腐败，只有从下至上发动一场革命，而他本人当时已被架空，于是他利用他的个人威信，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

　　对这一场运动，现在官方的说法是：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他认为共产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相当多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人民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摘自现在教育后代的教材中学课本上——对这场运动的定性。不可否认，这种说法，确也道出了这场大革命的诱因和目的，我们不能说其有什么问题，但最起码可以说这是不全面的总结。

　　导致这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大革命，其最初渊由更直接的应是希冀那个兴衰周期的突破，并扼制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特征的官僚主义阶层（他们让孩子享受种种特权：政治上可以“保送”入团、入党、入“名牌”学校，可以看内部资料，保密档，可以随父母周游各地，经济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住单人宿舍，乘父母的小汽车上学、兜风，要褓姆、公务员服侍……长此以往，养尊处优，使得这些干部子弟完全脱离了劳动和劳动人民，头脑中深深埋下资产阶级特权思想的毒瘤，自命“血统高贵”，“政治优越”，是“当然的接班人”，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这种被当时所描绘的对特权、对有些干部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逐渐滋长了剥削阶级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的担忧。在今天这已成为事实或现实——既得利益阶层，而且已是不可动摇的根本机体了，反证了毛那时做法的远见卓识与无力回天的悲哀）。其次，还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密切相关。毛泽东不仅要考量那个兴衰的周期，还要考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苏联政治领域里的的变化（当时称为修正主义），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毛的视野比我们常人要宽广的多，在这个更大的范围里毛泽东有着更大的雄才和伟略，在这场更大的运动中要迎接挑战，领袖群伦，自然须要在遏制修正主义的思想领域或政治领域中做出建树。在毛看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在中国解决那个周期性的兴衰问题所采取的必要革命，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向上和蓬勃发展所必要的革命。这个时候，这场运动，自然也就具有了世界革命的深远意义。再一方面，比较次要的缘由就是——刘、邓在六十年代逐步主政后，架空毛的做法所引来的反弹，这虽不能摆在桌面上，但也是人之常情，毛毕竟是人不是神。

　　1966年夏，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至此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被拉了开来，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百十年来，中国内外的一切事体每逢紧要的关头，莘莘学子们总是以最大的热情和满腔热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能做到砥柱中流，最起码也是会充满着理想和抱负。这个时候，党还是牢牢地掌控着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大、中学校学生运动的一切，都是由其党组织或那写政工干部们操控着，这就自然而然地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越轨的行为或举动及其言论进行了压制或打击。

　　六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进行的。根据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情况，他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作法，把学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工作组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政治见解不同的学生，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当时当权者＊＊＊的检讨语）。

　　关于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还制定了“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开始还并不是不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在当时来说，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他们的习惯就是按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从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工作组这五十多天的工作，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专政”。

　　即：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关“五十天”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文革研究论文】栏目中萧喜东的《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不仅揭开了发动群众起来造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的幕布，同时也使的社会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运动初期，当权派干部们给自己的的子女提供小道消息，让他们“造反”，换得“左派”头衔；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等，后又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他们以“好汉”自居，制造宗派，搅乱学生阵线。随著运动的深入发展，当大革命的洪流冲击到他们的父母家庭和自身地位时，他们便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保爹、保妈、保自己，一句话：保特权！（“老红卫兵”们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红卫兵这样讥讽“老红卫兵”，保省委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击败而瓦解，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而以后掘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北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等），则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了——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由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后经毛泽东的秘书誊清，毛泽东再加上标题，并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后加上引号。八月七日作为大会档印发给到会者。

　　至此，文化大革命就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革的造反运动之火，应该说确是红卫兵点燃起来的，红卫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仅仅是红卫兵，而且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学生甚至包括一部分军人，其中后期尤以工人人数为最多。而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仅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红卫兵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却仅仅二年半时间，即从毛泽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后，作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们便退出了政治斗争的旋涡，而且几乎是全部被动员去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从那以后“红卫兵”就不复存在了，而另一种身份“知青”（即“下乡知识青年”）便取代“红卫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旗帜虽然飘扬了几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的。

　　在文革中，红卫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老”红卫兵时期，造反派红卫兵时期，所谓“反军”与“拥军”的两派红卫兵时期，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不是也不可能是同一批人，并始终也不是持着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在与以“老红卫兵”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作斗争中，造反派红卫兵是起了举足轻重的大作用，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时，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是这股造反潮流的领头力量，这个时期政治行动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红卫兵集聚。

　　把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确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而实际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为，仅仅只是被后来称之为“老红卫兵”的势力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的红卫兵并不相干。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半年时间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二次接见的百万红卫兵中，基本是“老”红卫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号的始作俑者，而同时又是文革初期那践踏人权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与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现在的各种媒体无论用何种体裁，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会将其都形容为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就都是造反派，也是不够全面或恰当的，其实，红卫兵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的不同阶段，其构成与性质也是不相同的。“造反有理”的口号虽说是以清华大学附中一批“老红卫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旧”中也的确显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风，然而，“老红卫兵”组织毕竟没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给毛泽东写信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首领彭小蒙与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泽东亲自给她改名为“要武”），他们最终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

　　随着工人造反派势力日趋强大，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必然是将上升为第一位置，但已领略“中心”风光的部分红卫兵头头试图抗拒这种现实的转变，进而发展到与工人造反派的对立。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不论有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军队也大都分为了两派，而这派别的性质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运动之后，受地方影响而各不相同的。在这个阶段，有相当部分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所谓“反军派”一边，反对马上稳定政局，而支持继续造反。而大多数青年学生红卫兵较易得到军队的青睐，因为学生红卫兵，就意味着单纯、可靠（不会有历史问题）。故相当多的造反派红卫兵倒向了“拥军派”阵营（如湖南“高司”，重庆大学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因种种原因，使他们依然站在了工人造反派组织一起，但地位已降为次要。红卫兵退出去了，在其后的七、八年间，但文革并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动更没有熄灭，只是造反派的队伍中从此少了“红卫兵”即青年学生这股力量了。

　　综观两年多的红卫兵学生运动，她基本上还应算是青年学生为理想抱负而献身，为保卫大多数人的利益，当年的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学生运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多少带有很多理想与自发的成份，他们的历程使得他们后来全部变成了知青群体，用现在的眼光和观念来看，他们也受害者。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很正常和得体的结论，即是不能将将“红卫兵”（完完全全的学生群体）这个概念完全与“造反派”（非学生群体的成分居多）的概念等同起来，自然“红卫兵”运动也不应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同起来了。那种把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或看法是对那个时代或那些青年学生们的误解，也是对那个时代的误解；我们有责任还红卫兵运动这个真正奉献了理想和信念的学生运动的真面目，并给以适度的同情和尊重。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已过去了，硝烟散去后人们不仅要问，她给我们及时代留下了什么呢？不管那场红卫兵学生运动，是多么的轰轰烈烈、多么的史无前例；不管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多么的有理想或有报负，多么的满腔热血，尽管他们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fen土当年万户候，对既得利益集团或阶层进行过斗争或博弈，但终因毛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低估或认识的不足，对其采取的是又爱又恨的姿态，不忍去动太大的手术，对学生也是既支持又压制，致使其根基并未被彻底摧毁，运动来运动去、反反复复地扎腾了那么多时日，磋跎了十几年、斗争了十几年（即后来被胜利者称为——或浩劫的岁月）。随着毛的殁去，既得利益集团或阶层还是获得了这场大革命的胜利。而天真富于理想和激情的红卫兵学生，以及参与这场大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进一步地认可其所获得的既得利益的合理或合法，并越来越心安理得，失败者就是被统治者，自然还是大多数老百姓，而毛或当时的学生们本来觉着已建立起了大多数人的统治地位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机制，并希冀用包括学生在内的人民群众运动的监督来保证这一机制，保证这一成果，并从此能跳出那个兴衰的周期，可惜的是这种做法彻底的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痛。当然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的话，这种失败也是必然的，追述到五四运动以来，任何一次的学生运动也没有取得过真正的胜利，都是在学生运动的初期就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唯独红卫兵运动不是在学生运动的初期（能维持两年多的时日，实属罕见奇特）就被扼杀掉了的，而是经过了较为长的历程后，是在当时还算是体面地退出其历史的舞台的，当然他们并没有获得统治的地位（学生运动向来不是以获得这种地位为目的的），这也是在他们退出后的若干年，文革的最终胜利者们，撕下了他们的红色标签，进而冠之以——和浩劫的制造者的加了引号的“造反派”的桂冠，并全面地否定了他们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企望在思想或政治的层面上将学生的运动的精髓抽掉、起到过去历代军警武力镇压所无法做到的效果，当然事实上也是做到了。但是其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和传统却是无法那么轻易抹去的，学生运动所一脉相承的精神和传统还是不可避免地永存了下来，其敢为天下先的造反精神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光荣传统却被后世的人们或青年学生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这在二十几年后的反腐败、反既得利益集团的学生运动中又一次地获得了验证或光大。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应该说是很漫长的了，但作为历史长河里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却又是那么的稍纵即逝的刹那间了。书写历史的胜利者们总是在其当时代就要对他们的做为下上一个美满的定论，逝去者方可踏实，盖棺者也就心安理得。这场运动逝去几十年了，其胜利者们在政治上的作为基本上也就是为了这些，为了走的踏实和心安理得，在他们或其他阶层的人们看来好象是已经做到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改革开放作为新时代的方向盘带领着中国的航船驶进了这个新时代、新纪元。激情依旧、热血依旧的青年学生（当然这时以然是隔了代的莘莘学子们了），仍然是充满着理想和抱负，仍然是意气风发、疾恶如仇，仍然在追求着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仍然具有着造反的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他们仍然是一切不科学、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玩特权、搞腐败、腐化堕落、黑社会等等所有的政治制度或社会丑恶现象的克星。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这艘航船，虽然几易舵手，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是航行在毛泽东及其先驱们所创立的共和国以及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航向上，但从总体上看，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是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的方式上，有了重大的异化变味突破。

　　所有制的形式一直是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以来引以自豪和值得夸耀的事实和共产主义杰作。我们确实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业绩，而前也曾为追求最为远大的目标共产主义而不懈努力过且至今仍不悔地朝着这一目标迈进。共产党人正一代代为之奋斗终身，也在一代代地重复着这一梦想或理想的实践或实现，这一伟大的事业已吸引了一代代的共产党人或拥护这一事业的人为之献身。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建立以后，共产党人通过没收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以及对民族工商业公私合营等形式初步建立起来了一个规模不是很大功能还不是很完善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在农村则是实行了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形式。并针对当时的具体经济状况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形成了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的奠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在全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建立起来了一个门类齐全且颇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和靠那么一点土地养活了那么多人口的农业体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和较为巩固的国防体系。才有了我们以后所谓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以及紧随其后的改革开放等重大的举措。没有这个时期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一时期的经济腾飞和高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果实是结在全民所有制这个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当然农村的成就自然而然地就是结在集体所有这个公有制基础之上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所有制的形式也有了一些不同的提法或异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不经意、一不留神儿，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突然不知不觉地被“国有”这两个字所取代。

　　别小看这两个字的变化，这两个字完完全全地剥夺了我们每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我们不再是既享有政治权益又享有经济权益的主人，而变成只享有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权益的所谓公民（连象俄罗斯私有化——可理解为全民的还给全民，不知妥否？那样给每个公民都分的一杯羹的象征性的套路都用不着去走，可谓妙绝也。当然这样又的耗费太大的一笔金子。中国人又太多，不是个小数目呀？），取而代之以掌管这些生产资料的就理所当然地由掌控着国家权力的集团或阶层来接手了。

　　其次，是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下，在求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同时，为保证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及安定、团结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体现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权力的“争鸣”方针的取缔，更进一步地导致了民众的地位和权力的消失。不可否认的是：在人们的生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同时，其政治地位和主人翁权力被严重的削弱了，几十年来一步步地从主人的位置上跌落到了臣民亦或没有多少权力的公民（而其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却在不断的加码）的地位，人们再也没有了那种踏实和有保障的心态，因此改革开放或经济体制的改革的受益者们并不是属于最广大的劳动者，事实上的诸如下岗、失业、贫困、弱势群体以及社会治安的每况愈下无不让人们感受到了这一点。

　　再则，在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国家经济建设的过程和实践中，进一步使得既得利益集团得以强化，权力不仅得势，而且还通过一定的途径可转化为金钱财富，伴随着的国有资产的流失、既得利益集团或阶层的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变向侵吞、官导官倒、一部分人的爆富，使得社会的理性天平和人伦道德的法码以及民众心理平衡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倾斜失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国际国内、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不可避免地也会反映到党内，而党内的任何风催草动，又必然会扰动整个的社会和民间的运行轨迹和日常生活，而这一切确也为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那场学生运动波奠定了所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上的必要的基础和要素，因此就伴随着那一年的政治气候以及那个能点燃导火索并与此相适宜的政治事件，使得仲夏学潮——火山式的爆发了出来。

　　纵观中国的很多事体，往往大多都有着某些政治领域里极端性的劣根或弊病，针对某一事体一个时期说好！好！就是好！而在另一个时期又说坏！坏！就是坏！不是好到没一点坏处，就是坏到没一点好处，在对待红卫兵学生运动是这样，对待后续的造反派或整个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的大多事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改革开放伊始，为了进一步地解放思想，进一步地清算和肃清毛及毛时代的的一切，极尽对其抹黑之能事，一切都是不正常或不合理、不合法的了。继之而来的就是西方的一切都是香的、甜的、好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的，民主自由是进步的，就连生活方式、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人家的比我们高出了多筹。那个时候，只要是能对清算毛及毛的思想的影响有用的东东，都被堂而皇之地搬出来派上了用场，充斥到了整个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等到意识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潜在威胁时，才又大惊失色——全盘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一系列的另一种极端又大行其道。

　　由于上述这些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以及社会风气、民众心理等多方面的集合或凝聚，聚焦点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了党内的政治斗争上来了。一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又使得中国的事情复杂了起来，而这个时期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胡耀邦的所作所为便又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心人物和激发事变的支点。1987年1月，由于支持当时的学生反腐败、反官倒、反不正之风以及伴随着的民主化自由化运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由于胡耀邦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当时是有口皆碑，家喻户晓。）而这时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便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当时政治的焦点，牵动着整个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15分钟后，几十名医护人员进入会场抢救，至当日下午4时，病情缓和，转入北京医院。不料仅过了一天，病情突然恶化。15日晨7时，胡耀邦又一次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8分钟后，胡耀邦停止了呼吸。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为之震惊、为之动容，热情好动的学生们又一次地走在了全国人民的前列，在随后的以悼念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为导火索——所演义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在近两个月的时日里（详细的情况，好在相距不太远，大家都记忆犹新，就不再赘述了），又为中国学生运动谱写了彪柄千秋的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