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对政治神学的研究：中国主义论

对政治神学的研究：中国主义论[1]

徐 亮

所谓中国主义论只是一些非常破碎的思维碎片。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把这些碎片整理到一个牢不可破的体系中去，我觉得这只是供进一步研究的无数个草稿的杂烩。但是我保留了最初计划写作完成后的目录。

当我读到侯塞因·萨达姆倒台后的伊拉克共产党人说“终于可以说出自己的信仰”时，脊背上有一层震动的东西掠过。我内心里拥护着共产主义，这是小的时候继承的父母的朴素信仰和对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爱护，但是绝对不是现实秩序下的所谓社会主义。我对党的领导人的亲切感还不如街头上走的衣着朴素的农民工。共产主义的党应该保护多数人民特别是底层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因为发展经济或是讨好某些货币、寡头、资本势力群体和维护政权特定利益而使人民遭遇委屈。虽然人要忍耐是因为社会性一个重要原则是人放弃自身部分权利与自由而去获取部分必要的权利与安全。

中国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发达理论与繁荣理论，这样以权力为后盾和支柱、与实际脱节的理论掩盖了底层流动的潜流。现在是质疑党这个享有至高无上权威君主所制造的一切神话以及神话制造机器的时候了。本文多写作于2001年，所有的说法为分析维护政治利益服务的，又包含一些纯粹个人化的见解。许多内容可以同时归入几个系统，包含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而略具有初步思考成果。

意识形态在权力、货币统治下的变异行为与中国的“主义”

本文规定为研究意识形态在权力、货币统治下的变异行为。这些文化在各个流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对哲学、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异变恢复它们颠倒前的真实状态。文化政治论述的是一个颠倒社会，这是文化政治学和中国主义论的总特征。由于这是一部诞生在笔记本、书刊边、小纸条上的感想札记，这使它的结合缺乏系统和整体性，它的题目归纳内容也未必恰当。这使这本书具有常识理性的色彩而非具有逻辑概念的单纯推演。这是作为将来发展的那个体系的最初文本，我相信它包含了一些新的理论的萌芽。

文化和政治的结合这一广泛意义主题词实际是中国论，使它本身较为容易扩展讨论更广阔的领域。可以说是文化在权力与货币下的变异行为，也是一种对非正面的、非主流的、偏向性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残余在中国表现形态的研究。它认为19世纪后期与20世纪初中国的路线正在把中国变为一种社会性质上叫做专业生产社会的社会学特殊模本，它由于辩证法关系最靠近资本主义。它由专利阶级这样一个特殊集团进行统治造成，颠倒是它的外在特征。而它的哲学则是理论与实际的巨大脱节。它的统治概念由一套流氓哲学、工具美学、法历史、反历史、政治上的秘密规则构建。历史政治学是泛政治化扩展在文化上的例子，这构成了它们的法理基础。中国主义论以制度、方针、政策、做法的一切与权力有关的文化现象纳入宗教式崇拜的氛围，制造现代神学与法学化。所以某种制度上，这是一场恢复真实的文化战役。中国的繁荣暂时遮盖了种种矛盾，这使得斯大林主义残余不但得到继续而且更加具有了所谓的依据。中国主义因此得以加速制造，真实中国与真相文化被更深层次的遮掩，实际上中国的繁荣不是政府宣称的推动力造成的，这其中蕴涵了巨大的秘密，而权力货币、资产阶级经济和骗主义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几个。

由于知识分子显而易见的缺点，容易将局部夸张为全体来进行研究，由于这一视角的偏激性与同一心理，也使知识分子在人格上忧郁不决，理论研究上分不清重点。这在客观上也易造成变态的哲学，这是为帝国哲学论的配件，即为纳入文化政治体系而加入的语句以示统一的连缀。不完善的体系应以不严肃而且不固定体系的面貌出现。破的过程中包括了对新哲学的创造。

中国主义先后产生了毛主义、邓理论和江的思想。特别是从毛、邓以来，中国似乎形成了一届中央领导人具有一套完整理论的规则。可以预测，胡、温也将有理论被记载入史册，特别是党的政策史册——党章和中国法律的最高象征——宪法。中国主义的内容随着中国领导人的更替而将继续被提出，这些理论将充斥着中国的大学课堂以及占据着中国舆论主导的方向，但是这些思想已经具有很大的不同，至少抛弃了毛主义的绝对神圣化倾向，而转向政策化。未来中国主义将在党章、宪法等政治读物上占据很大的文字篇幅。中国主义的各个理论都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都宣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至少在主导思想的宣布上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斯大林主义，而转向强调中国发展的特征和独自具备的国情。“中国”和“马列”是毛主义、邓理论、江的思想、胡温新政能够作为连贯系统的统帅。

第二，这些思想都具有政策的特征。虽然在正式、公开的场合和书面材料中都宣称继承了以上所有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往往和最近的思想有关联，而且往往出于一种有预谋的策略——防止政策的极端变化导致上一思想支持者（未亡人的干扰）产生以保守为特征的反抗。如邓理论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毛主义极端的内容，这一理论导致的中国变化几乎是革命的，而江的思想只是些微的重复和部分变更，胡温新政所产生的民主、民生则是对邓、江富人优先思想的一种巨大反抗，不能简单使用继承和发展四个词语来套用的。但是官方仍然使用了这些词语。那么就意味着这是利用了汉语词汇无限延伸的策略而具有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第三，这些思想在教育领域逐步扩大它的容量，特别是在政治教育的层次和几乎所有的考试领域这都将作为考察的对象。这意味着它们仍然居住在神圣的宫殿，虽然已经具有了政策的特征，但是地位却大不相同。如美国的里根主义、克林顿主义、布什主义，只是政策的阐述，并不要求公民的学习。中国需要每个领导人都提出自己的中国主义，但是把它们全部都放置到被崇拜的位置则容易自制囚笼，不停地以现行的中国主义阉割不符合它的前辈内容。每次新的中国主义的加入就意味着前面的被实用主义的阉割。

第四，中国主义的变化以官僚文本为明显特征，以重复上一层中国主义和隐喻变化为文本特色。在中国主义每次新发布的文本中，很难见到明显的思想变动，而只有个别词语的细微变化。甚至使用隐蔽的方法，如合作的国际思想在几个连续出现合作引头的句子中才细心地被发掘。这是中国主义稳重，不赞成剧烈变化的表现。

第五，中国主义集神学化经典（所谓经典作家）、颠倒经典和事实以美化制度于一身。中国主义既是一种思想所产生的后果，也是一种未固定化为一种实践结果而仅仅表现为理想、指导理论的一种思想。过度美化的理想被实践否定后自然也就被继承的中国主义所遗弃，因而“不再属于”它本身，而是永远属于现在的中国主义。通过现在中国主义的修改，它们永远符合历史和现在，因为它们从不属于真理而属于政治的游戏。

中国主义是一种官僚文本适应形势提取“哲学命题库”的产物，例如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新、与时俱进，内容实质并无大的变动，往往只是词句的表层替换，从毛到邓到江，适应了人们对宣传及固定化官僚文本的普遍厌烦情绪和新领导人急切创造自己理论符号的想法。创新要源于内部动力，而不是宣传的引导与权力意识的无规则激励。中国主义的名称是党依据形势、政权利益解构、补充、删减、取舍、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概念特征是以政权、党的最高领导人名字，并以认识的组织形式作为后缀，如“思想、理论、体系、观点、观念、方针、政策、路线、学说、思路、思维、知识、意识、精神、认识、法、思辩、意图、文化、问题”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地位颠倒

马克思主义本属于弱势群体，而一旦成为国家的哲学，就异化为为政府服务的理论，就必须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地位和被实践的情况。它的理论地位上升为强势，使其本身包含的对弱势关怀的内容，这一地位的变化是由于对马克思内容的歪曲和修正达到的。所以必须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剥离解释学与政治附加内容，而就必须相当程度上反对现存文化秩序。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来看，神圣化、绝对化压制了自身发展，由政府控制而被歪曲了，特殊苏联东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掌握的唯一解释权导致了文本的僵化，引起人民的厌烦情绪，而这种厌烦的情绪又导致宣传机构以大规模宣传资源消耗来取得低效能的收益；同时，马克思主义被实用主义分割了，如夸大部分内容、歪曲解释某些内容，编辑学增删特别是翻译。就内容真实性而言不是真的马克思。我们无法忽视马克思对我们思想的影响，也许我们反共也反对马克思，但是无法决绝自身思想中无一不出于马克思，而自认感情倾向于人民时这一感觉更为强烈。马克思思想在经典神化过程中包含了扬弃化，20世纪50年代后苏联与罗马尼亚斗争关于比萨拉比亚与北布哥维纳问题。1964年罗马尼亚科学院出现《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一书，汇编了未曾发表过的马克思文稿，马克思在该文稿中谴责了鹅国人通过和土耳其做的一笔交易在1812年可耻地控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这说明神圣经典的“神圣”部分是经过选择的，被实用主义阉割后留下的只是符合民族自身利益与自身政治经济特权需求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公开的俄文版马恩全集根本没有收录，可见编辑在执行无产阶级偏见时的作用。后世出现的领导人的思想被划分为正确与错误后，会把正确归入马列，马列因此不停地被肢解性阐释、引证。这是跨国理论在遭遇封建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实际等不同国家国情时会由于民族利益、政府政治取舍、侧重点及刻意的理解方式而被层层分解，因而中苏论战、国际共运不断分流也就正常了，那么他们理解的毛思、马列就湖二月很大差异，国情、特殊性、马列需要发展等都成为这一理论异化的手段、借口。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分割再如需要重建知性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贺麟翻译为知性，俄文、英文、德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相同，中央编译局译为悟性，知性包含了重大的理论价值，取消知性等于取消了理性和感性之间基本的缓冲和过渡，取消了真理的客观性。真理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在本时代形成了一种相对极限。超稳定的真理结构（客观的，类似于绝对精神的）分散为各个人相对的理性即知性，人只能依据自己的知性靠近这个结构（客观的本质认识，与事物自身符合）。理性不断以它的实践证明知性不断地接近真理。

毛泽东思想的空洞化

以下概念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立此存照。当时当地正确才叫正确，那么他对后世有多大意义？既然对后代有意义，怎么知道那些错误不会在后来实践中被证明适用于将来某段时期？既然没意义，又何必坚持而且口口声声，并且不申明坚持的是精神实质还是扬弃某些部分？实际上，空洞地讲坚持，并暗中扬弃正是领导人的现在策略。所以胡初现目标又提艰苦奋斗，媒体云“又重新拾起”确实发人深省，这不是已写入毛思并在党纲中申明“坚持”了吗？这证明了神圣化过程在新领导人上台初期还被执行为当前精神，而神圣化的完结也在实际中被束之高阁，藏于教科书的博物馆，因此在一些正规文件中空口地喊几句坚持是无伤大雅的。这是政策主义而非哲学的意义，哲学则无法完全地肯定或否定，因为“错误的哲学历史辩证法”表明哲学可能在时空加以限定后或后代某时某地某特殊情况被证明正确。这起源于实践本身的变化，可能著作本身的适应性及矛盾性，即毛的思想错误之处可能在毛思想本身漏洞萌芽，也可能源于毛本人对实践的片面接触。而且一般人不会区分，而且事实上意识形态专家都难以严格区分“毛的思想不等于毛思想”，毛是主要创立人，导致毛对其他领导人著作不一致的地方具有纠正力，而且在多数实践中，尤其文革，毛的著作就是毛思想主体体现甚至是唯一体现，其他只是补充，其他人的思想与毛不一致的就用毛的著作作为标本克服。因此，在毛思想一词产生之初，毛思想指的就是毛的思想，后来又用“的”来区分，不过是专家为掩护制度美学而使用的遁词。特别是毛思想以毛的名字来命名，他更应该为该思想负主要责任。毛的思想不等于毛思想的说法只适合高层理论家的理解，对一般人毫不理解性意义，因为即使知道他们也无理论素养去严格区分，群众经典与理论家经典有着重大区别，该知道的无法知道，知道的对他们来说又无多大意义。这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只把证明正确的归入毛思体系下，对错误的排斥反思，对自身全面的内省，这种分裂理论，因为国家政府的需要而使用的流氓手段可以使毛思在任何时代任何理由保持对外界理解的正确性。这一手段的使用者是邓本人，他还借助于书本字数制造错觉，在决议中固定意识形态，并在决议中以“多言文革前成绩”影响人们的判断。这是历史主义，评价不对毛思的后世影响负责，只评价毛泽东的一切思想在当时当地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状态，并依据这一状况评价，如果“棺盖之论”又重新揭开后依据新条件的实践结果不能影响历史自身，所以现在主义易成谬误。

实用主义政治学对经典作家的态度

斯大林由于他不良的声誉已经被请出四位神仙的行列，这一事件证明政治在过去是怎样地教条主义对待经典作家，现在又多么势利与政治实用化地对待历史人物。连国家的马恩列斯编译局也改名换姓，而由中央文献和人民出版社代行出现经典作家著作的任务。

邓的理论对于中国是不可缺的，中国总要有个理论标志社会的存在，无论是理想指导状况还是现在状态的描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邓的一大贡献是基于现实状态而对于这个社会理想状态的描述尽管不是完全的现在状态描述。理论本身可能存在，既然每个人常识都蕴涵着哲学（葛兰西），那么理论本身可能分为潜在和成型的两种形态。每个人都有世界观，但是只有系统化整理的人才成为理论。而现在增加了一个条件，即使这个人的世界观不成型，如果他处于高级领导人的位置，那么他也是有理论的。其实这是邓有理论最好的说法了。但容易产生一个问题，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因为他在平时的谈话和行为中总有一套明晰或不自觉的规则，只是缺乏系统化的叙述和自觉化。所以某有某理论，葛兰西说所有人都是哲学家，那么哲学家本身的分析判断还有什么意义？只是他更具有系统性、自觉性，或更有高的地位因而才成为指导思想？其实每个所谓的高官都是从我们身边升迁的，他们是哲学家，但是我们也是哲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邓理论讲归讲，谁也不会把它太认真，摸着石头过河嘛。邓的理论是实用主义的哲学，解读辩证法而邓论的很多方面是反辩证法的，主观到客观辩证法以及概念哲学的演绎。

主要可视化喉舌播放的三个代表实践记事缺乏可操作性，什么都可以归为三个代表，从事例上看丝毫无新意，却是新的解释。由于带有哲理抽象性，所有事例均可以归入旧的体系之中，如为人民服务之类，证明中国的理论贡献只是重复，并且使之取代法，具有重复带来的不间断恒定推动力。不能不断化为法，使命令是推动力，命令带有即时性，这样就短暂性、一阵雨特征，非“法”。

以下内容都是解释学的研究内容。

审视引语的语言地位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权威话语以及典型性语句作为一种论据，而在话语中使用经典作家的言论更是这种习惯之一。引语可以增加自身观点的权威性与说服力是行文中的一种往往比自身更能说明问题实况的叙述，同时也证明这并不是自身思想的组成部分。但现存条件下它超出了论据学的意义，带有了它的附加部分。刻意与实用主义地使用它本身就不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从政治上而言，引语较多地被使用于新任领导人在新旧交替的特殊时刻。他频繁地引用前任领导人的话语，并隐性地成为一种制度。这表明他自身的权威性与继承性以及继承的法统合理合法性，并表现自己忠于给予自己地位的先辈，这是一种政治表演；从文本意义上看，理论家使用这些引语表明自己的政治归属以及官僚文本属性。作为公众教育的教科书中大量引用毛邓的原话，这些话语本身往往不具备文本上的逻辑上的科学严谨性，而是具有自然语言的随意性，在正式严肃文作中加入这种句型往往不伦不类。在考试中，背诵的也往往将之作为参考，而将解释学家严谨的分析与议论。背诵领导话语是十分荒谬可笑的，教科书中直接使用党章、决议、文件、领导人讲话中的原话。从哲学意义上讲，理论本身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环境，很难说理论在普遍适用引用时不会因为某些差别引起大型错误。这方面，国际共运的教训之多，以至于不得不怀疑普遍与特殊性在实践上的极难把握，否则先烈们的伟大与造诣，决不会前赴后继地落马。假定不规定对比的历史条件、范围、本体意义，所有引语读是一种实用主义。看来工具论与实践之间并不只有方法论，而是具有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与反馈。从很多意义上而言，语言不能作为论据，只有事实。

颠倒的理论文本

邓的语言多是不严谨的自然话语，但实际上作为邓理论的却是经过筛选、解释、添加、修正之后的一种抽象性、概括性与严密严谨性都上升到一个高度的文本。它给人的最大疑问就是这种本来形式与内容的“文选”本身的是邓理论？马恩列斯毛都有这样的倾向，但在邓则是面目全非了，比如市场经济是个伟大的创举，但邓论自身语言、方式均有问题，邓论中市场经济思想大多不是他本人的思想，将这一思想归入他名下，多少有点不道德。从中国主义大多是御用理论家的思想发挥并与权力相结合。

不严谨地维护经典：全部都是为了论述合理性，在著作中凡是能够找到依据的，尽管拿来利用，并得到维护经典权威以及增强自身合法性两种作用；而对不利于经典的则只字不提，从而给读者一种感官错觉，仿佛许多观点在马恩列中都已预测、提到过了。这种把经典美化的方法让人心生疑问，你的成就在哪里？那么为什么直接源于马恩理论家不再强调科技生产力？为什么现在发展才寻找这一根据，而且这是他们严谨的科学表述或具有本体之中重要性地位的东西吗？而且从科学意义上讲，相似论述等于极限相等吗？偶尔的灵感等于主要思想成果吗？

将解释经典的理论作为法的地位是一种反动

1、法定作用：一些解释学著作（如甘肃编、党校版邓论概论）公然认为某些重要制度的实行，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条主要的决定原因，这可以证明他们是怎样地反马克思以及置之怎样“法”的地步。

2、垄断真理的解释权：神圣化经典的一个过程必然是党不仅与人民一致，党与进步一致。而且党是真理唯一体现者，而马克思则是唯一科学、正确的真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共运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灭亡尽头，仅剩的社会主义力量只保留一个外壳。马克思主义有普遍价值的是哲学，而历史的一切在今天都不适宜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个历史时代反映了大部分真理，但非全部，即是真理中反映的较为全面的一个。

3、可怜的文字考据：对古人的尊重出现了通假字，而对马列经典作家的尊重出现了现代注释，最常用的一条是“某句是某在某年某版上加的”。对古文的严谨、字句详尽的咬文嚼字式考订提前用于了经典作家著作。这种态度既是科学的，也易导致教条化。考据给人的猜测是；这些变化证明他们在编辑、刊发不得不、被亵渎的政治原因以及他们著作面临情况的修改，这本身即证明他们是非神圣的。这些被作家抛弃的注释可能成为未来解释学分歧的源泉。

4、细微动摇教条：既将他们将领袖任何字句都经典化，那么就必须从文本首先破解细微史实中的矛盾，一旦建立于某些礼节错误，变动（考订）文字之上的教条理解，就可能局部地改变历史的一种面貌。如果我们对邓的言论不选择，那么他的理论是很驳杂的；如果选择，那么就人为地打上解释学专家的意志，因而是政治的产物。

5、守旧的理论心理；中国政府文化的统治造成民间思想十分不活跃，没有形成独立思考力。中国人试图固化理论的企图非常明显，所有教科书的更新速度滞后，当美国开始制订霸权世界的计划，我们的书还在处处抄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甚至也不思考一下，直接拿来，何其省事。当权威的邓论还在大讲新技术革命时，托夫勒已经提出了第四次浪潮，帝国也已经初现端倪。中国的政治理论书籍大多大同小异，喜欢千篇一律一版再版。邓论带有政策性质，这些对历史时期分期判断极易成为想法上的空同口号，这加剧了宪法的执行问题，结果是中国理论创作十分落后。

6、纪念经典的方式表明政策的延续性：纪念人物本只是一种文化意义，纪念讲话、作品，有强调、重申政策性质。纪念表明历史对现实继续有效。

7、折衷主义：在解释经典时，力求对他们的主题词、核心词语全面化以示辩证法。它们常常说这包含了混合的几种意义。《实践论》中解释“实际”时，毛选“根基”本到体，分别在于、本质、表象、主流与超规律的规律，都统合在这一词语下。

本文摘自徐亮著《西兰主义》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