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文章汇编：民工悲惨录2007

报刊文章汇编：民工悲惨录2007
 

 
罐头厂女工工作18通宵收入450元 不堪压力跳楼 2007年02月03日 中国经营报

　　来源：中国经营报本报记者：宁华、赵刚
　　曹越琼的遭遇不是一个个案，也不仅存于罐头生产企业。曹的遭遇映射了一个产业的难题。
　　一方面成本上升导致利润微薄，另一方面国外进口商继续压低订单价格，国内的一些劳动密集性产业正受到两头挤压。在此情形之下，压低用人成本似乎就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曹越琼以及五洲星集团的境遇正警示着中国的传统产业。

　　一线调查

　　女工跳楼出逃背后的用工链条

　　本报记者 宁华 浙江宁波 上海报道

在记账员付菊安的记工簿上，3103的出勤记录在2006年11月14日早上8时45分戛然而止。
　　3103是一个名叫曹越琼的女工，3103是她在宁波五洲星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星)的工号。这个39岁的云南打工女在五洲星橘子罐头生产线上捱了18个通宵后，由于不堪工作与工头的双重压力，于2006年11月14日早上8时45分从公司员工宿舍二楼纵身跳下。
　　“耻骨骨折、骶骨骨折、右股骨颈骨折……”在程继伟的电脑中，记者看到了曹越琼跳楼后的病情记录。程是解放军113医院的骨科大夫，曹越琼的主治医生。程继伟说，曹越琼刚被送到急诊科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经过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程继伟告诉记者，曹越琼在住院前期的情绪表现异常，经常处于“有人要害我”的恐惧状态中。后经精神病科医生会诊，初步诊断为应激性精神障碍，即因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精神障碍。
　　曹越琼用一种非理智的手法诉说了其遭遇之惨状。

　　打工女之祸

　　五洲星是宁波市鄞州区一家从事水果罐头加工出口的民营企业，年产各类蔬菜水果罐头5万吨，是国家级农业龙头骨干企业、全国罐头行业十强企业之一。
　　每年10月底至第二年2月中旬，是五洲星的橘子罐头产季，需要一二千名季节工。因为用工量巨大，而宁波本地招不到足够的人手，五洲星每年都会委托工头帮他们到全国各地招工。
　　曹越琼是云南富源县人，经邻村熟人介绍，于2006年10月下旬被一个叫付军的安徽男子招入宁波五洲星做工。与她同来的还有同村的另外3名打工者。
　　五洲星的罐头产品95%以上出口日本、美国与欧洲，为了能及时交付出口订单，该公司实行两班倒工作制，工人每12小时轮一个班次，白班自早上5时30分至下午5时30分，晚班从下午5时30分至第二天早上5时30分。
　　曹越琼和一起来的三个同伴被分配上晚班，她们的工作是将橘子皮剥除。橘子罐头生产线上的所有工序都要求站立操作，而且有极其严格的卫生消毒要求，第一次出远门打工的曹越琼很不适应这种通宵达旦的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而且，曹越琼和同伴们很快就发现工厂的待遇和招工者付军当时说的大不一样，先前付军说的每月750元保底工资变成了计件工资。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伙食却很差，每人每天发3元钱餐券，吃的只是白菜、豆芽、冬瓜等蔬菜。
　　曹越琼等人萌生了去意。据曹越琼说，她们干了4天后便一起离厂不干了，但在宁波火车站候车时被闻讯赶来的付军等人拦下，又被带回了五洲星继续做工。
　　五洲星总裁助理张士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不过，张承认，公司在管理环节上的确存在薄弱之处。
　　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委员陈维昌认为，五洲星的季节工管理有工头插手，工头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不正当的管理手段而引发矛盾。
　　被工头付军追回大约一周后，与曹越琼同来的石游珍和邵晓花在一天晚上终于成功“出逃”。两个同伴偷偷跑了以后，曹越琼和另外一个同伴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看管。曹说她发现不管是在车间还是在宿舍，经常有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跟着她，他们时常摆出她如不服从管理就要挨打的架势，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曹越琼家住云南富源县古敢水族乡一个偏远的山村，以前从未出过远门。繁重的劳动和巨大外部压力使这个农村妇女不堪忍受，她的情绪渐渐变得不稳定起来。张士举说，曹越琼跳楼前几天，和她同一车间的工友反映她有点儿行为反常。
　　橘子罐头生产车间记账员付菊安在接受鄞州区有关部门调查时说，“曹越琼上班时常把橘子弄得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与曹越琼同一生产工班的剥橘子带班人周玫也表示，她发现“曹越琼的精神状态不好”。
　　2006年11月13日晚，不堪重负的曹越琼试图再次离开五洲星，因未被允许出门而和看门人吵了起来。第二天早上8时45分，住在员工宿舍2号楼212室的曹越琼趁看管她的人不备，跑进了隔壁的女厕所，径直从窗户跳了下去。

　　包工头之弊

　　2006年11月14日上午8时45分，五洲星职工全夫良正欲进员工宿舍找人卸车，“我刚走到宿舍大门口，就看见有个女人从宿舍2号楼2楼厕所窗户跳了下来。”全夫良在接受鄞州区有关部门调查时说。
　　五洲星保安马庆森说，当时他马上叫了两个保安和付军一起将曹越琼送入公司附近的洞桥镇卫生所，由于曹伤势较重，后又被转送到解放军113医院，付军留在医院照看她。
　　但付军在支付给医院1000元费用后，却不知所踪，而五洲星也未过问曹越琼的伤势。对此，张士举辩称：“付军向公司借了2000元送曹越琼去看病，起初公司并不知道他走了，一直以为他在医院照顾她。”
　　付军的叔叔付海富说，付军把曹越琼送到医院后，医院要他交1万元押金，付军向厂里借但厂里不同意，“后来派出所找他，他一害怕便跑掉了。他今年还不到19岁。”
　　付海富是安徽蒙城县吴圩乡人，常年和五洲星合作，帮助该公司招聘季节工。付军是其安排在五洲星带工的管理员。
　　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支部书记李尧祥说，像付海富这样给五洲星招工的包工头有十几个，今年通过包工头共招到了季节工740多人。
　　记者在五洲星与付海富签订的招工协议上看到，五洲星委托付海富“招工共100名(男工不超过5%)，招工补贴300元/人，另加工人工资总额3%的管理费”。
　　按照协议，工人到位十天后，五洲星预付1/3的补贴费，剩余的2/3季节生产结束后再支付。工人工资总额3%的管理费，在季节生产结束后按实际仍在岗人数计算。
　　这就意味着，包工头招来工人愈多，其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在季节生产结束后仍在岗的工人越多，工头的最终收益也就越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工头在招工时往往会用欺骗手段吸引工人，而工人发现上当想离开时就会遭到种种阻挠。
　　“五洲星长期以来利用包工头招聘并管理季节工，由于包工头的收入和工人工资直接挂钩，他们往往会采取威逼手段强迫工人劳动。”宁波市总工会维权服务部副部长王小骏说，“全国这几年来的劳动恶性事件都与包工头有关系。”

　　压低用人成本之忧

　　“五洲星的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从2000年开始他们就用包工头的管理方式。”王小骏说，“去年‘学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我们也明确要求他们改变这种用工方式，但(他们)一直纠正不了。”
　　所谓的“学生事件”发生在去年七八月份，80多名河南柘城的女初中生被当地一个叫王秀敏的人带到五洲星“勤工俭学”，不料沦为廉价童工。后有学生逃出报警，这些学生才被解救出来。
　　“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守法经营是起码的要求。”王小骏说，此次政府态度比较明确，也很快做出了相应的处理，现在领导也意识到，如不加强管理这个企业还会出更大的乱子。
　　据悉，鄞州区政府停止了五洲星享受农业龙头企业各项优惠政策及一切地方性政府奖励政策。付军因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于2006年12月19日被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女工跳楼事件发生一周后，由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工会和公安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五洲星公司，对该企业的用工制度和用工情况进行调查。要求五洲星与工人签订劳务合同，允许工人辞工并在离厂时及时结清工资。
　　“在工人工资结算上，五洲星存在一定问题，”陈维昌表示，该公司的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按生产季节发，像橘子罐头生产季长达3个多月，工人要在生产季结束后才能领到工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一名去年11月初进入五洲星打工的安徽籍女工说，“干了20天后公司才发50元生活费，还没有拿到过工资。”
　　罐头生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每到生产季节就必须占用大量资金。五洲星年收购农产品超过500万公斤，有较大的资金压力。五洲星生产橘子罐头的用工规模约为1500人～2000人。按照宁波市职工最低月工资750元计算，这些季节工的月工资总额约为110万元～150万元。延后发工资，一方面可减轻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工人流失。
　　记者在曹越琼的工资单上看到，2006年10月22日至11月9日，她共上了18个通宵晚班，收入为450元(扣除了54元餐券)，平均每天25元，每小时不到2.1元。而按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鄞州区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为6.4元。
　　曹越琼每天挣25元，按一个月30天计可挣到750元，看上去似乎达到了宁波市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但她每天必须比法定工作时间多干4个小时。五洲星与包工头约定，包工头必须严格管理所带工人的安全、生产、劳动纪律、出勤率、工作效率等，保障其正常生产。王小骏认为：“此举是通过包工头管理恶意降低成本，迫使工人通过加班加点提高收入。”
　　浙江省罐头行业协会秘书长邹志亮说，尽管这两年橘子罐头生产成本持续上涨，但出口价格并未明显提高，有的品种价位甚至比前两年还低。“外商压价很低，但国内企业谁也不敢主动提高出口价格，不然订单就会被别的工厂抢去。”邹志亮说。
　　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下调……在惨烈的“抢单大战”逼迫下，国内低端出口产业往往被迫选择自我消化成本上涨因素而不是主动提高出口价格--在其他刚性成本无法再降低时，压低用人成本似乎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业内人士评价说。
　　但廉价劳动力用之不竭的好时光已经远去，当众多企业还认为他们缺的只是成熟的技术工人时，现在普通工人也开始对他们说“不”。2005年，五洲星从安徽、江西、河南等地招聘季节工；2006年，其招聘工作甚至做到了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区。“五洲星原定这个生产季节招1500人，但到2006年第四季度只招到了700多人，” 陈维昌说，“五洲星劳动强度大，待遇低，愿意再来的季节工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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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板开大会当众殴打工人 职工全体停工抗议2007年03月10日10:30 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记者卢先兵)深圳罗湖区莲塘第一工业区一工人被老板当众殴打，全厂职工激于义愤，昨日全体停工抗议。工人们称，厂方不给员工办理社保，待遇也差，被打工人出头维权却遭厂方报复。

　　开会时被扇两耳光

　　涉事工厂名为好顺景食品厂，位于罗湖莲塘114栋3楼。
昨日上午，记者赶到莲塘114栋楼下，许多工人聚集在这里，前日被打员工苟兴军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张纸，辖区民警已到场维持秩序。据工人们介绍，前日11时许，工厂梁老板紧急召集全厂职工开会。工人们到场后，梁老板点名问:“谁叫苟兴军？”苟兴军闻言站出来，万没想到，梁老板当着全体职工的面，当众打了苟兴军两个耳光。随后，跟老板一起的另外一帮凶恶男子又踢了他几脚。

　　员工为工友鸣不平

　　为何苟兴军被打？工友们介绍，该厂福利很差，待遇也低。厂方没有给工人买社保，不办理工卡，没有按法律法规支付加班工资，部分员工工资达不到最低标准。数天前，苟兴军去找厂方领导询问过社保的事，被厂方盯上了，“要整他”。
　　苟兴军委屈地说，他去找领导问社保也很正常，没想到这样当众被老板殴打，“我感到耻辱”。前日被打后，梁老板借口称“打错了”，要赔给他200元，被他拒绝。
　　多名工人说，老板召集职工开会，竟是为当众殴打苟兴军，威慑全厂工人，他们气愤难平。昨日早上，全厂数十名员工集体在纸上签名，称不再给无良老板打工。记者见这张名为“委托书”的纸上写道:“……老板集中全厂开会并亲自动手殴打工友……加上老板不按劳动法给工人买社会保险，不按劳动法支付工人工资、加班费，已严重侵犯工人的合法权益，现全厂员工决定不再给这种……无良老板打工……委托以下五人处理此事。”纸末是工人们的签名。

　　事发后全厂暂时停工

　　在莲塘街道办，记者见到了在此协调此事的劳保部门负责人和杨厂长。杨厂长称，梁老板不在深圳，他不清楚其是否打过人。关于工资、待遇等问题，杨厂长称给部分人办理了社保，工卡以前有，现在没办了，计件工资、加班费等，以前工人是表示认可的。杨厂长告诉记者，因出此事，昨日早上起，全厂就暂时停工。莲塘劳保所骆所长介绍，出事后，劳保部门就及时介入协调，梁老板承认打了苟两耳光，但随后并未请其他人殴打，具体情形还有待警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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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身工生存状况调查:地狱式管理 经常被毒打 2007年04月09日 07时58分　中国青年报

关键字：包身工 流浪汉 非法用工

工厂仍然存在，堆放整齐的砖块显示出工作的效率和有序，但已经不复当初的痕迹。去年，湖南省耒阳市的锡里砖厂发生的非法拘禁流浪汉用工的“5·13案件”曾轰动一时，目前，此案经起诉、一审开庭，仍在等待判决。 “5·13案件”在一些地区发生的“流浪汉包身工”案件中颇具代表性，暴露出这一群体特殊的生存状态，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尸体赤脚，光头，全身多处挫伤

耒阳市警方承认，这一事件的暴露有其偶然性。
2006年5月13日，耒阳市五里牌一处工地发现一具男尸。由于事发地为耒阳市金城华府房产工地附近，旁边就是耒阳市市委大楼，因而此事很快就被警方发现，并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尸体赤脚，光头，头东脚西仰卧着，全身多处挫伤，可以断定死前遭受殴打。”耒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五中队中队长郑小军说，尸体衣衫褴褛，裤子被剪成短裤状，腰间系了根白色皮筋裤带，尸体旁边还有一个装有剩饭的碗。“这让我们意识到，死者可能是流浪汉、乞讨人员，并且从事某种工作。”
耒阳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以副局长雷仕林为组长的专案组。在调查中，两个自称是来工地销售砖块的骑着摩托车的人越过警戒线来看死者，这一反常举动引起警方的注意。
郑小军等人当场叫住两人查问，对方支支吾吾，称是山背后的耒阳市锡里砖厂销售人员。
因无证据，警方只好放人，但暗中开展了调查。走访的民警很快就发现砖厂的民工大多系着和死者一样的白色皮筋裤带，身着短至膝盖的工作裤。砖厂里大量精神不正常或者痴呆的外来民工也进入警方视线。
专案组民警立即传讯砖厂管理人员罗政，罗拒不承认认识死者。15日，警方对砖厂老板翁秀清、翁梅龙、陈品官及该厂四川民工等进行讯问。
四川民工曾梦、王川元的交待让民警打开了突破口，通过反复取证调查，警方终于掌握了砖厂承包者翁秀清与翁秀雄（绰号“胖子”，在逃）等在耒阳蓝天市场抓来流浪者，并强迫其劳动，进行殴打致死后丢弃于野的过程。
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发现，砖厂的19名民工，都是来自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一个名叫曾令全的“总包工头”处。除监工罗政（曾令全的妹夫）外，其余18人都是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乞丐收养所”（又名四川省渠县残疾人自强队）里收养的乞丐，且大都在精神和智力方面有问题。
翁秀清和渠县的曾令全签订用工合同，曾的妹夫罗政在厂里管理这帮四川流浪人员。翁秀清发给工人的工钱由罗政邮政汇款支付给曾令全。
由此，一个收集并控制众多流浪汉做工的黑网络据点暴露于阳光下。

地狱式管理

锡里砖厂位于耒阳市委办公楼后山的一处山凹，地形隐蔽，四周环山。砖厂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而一群衣衫褴褛的外地工人，有“疯”有“傻”，在监工的皮鞭和喝斥下不停劳动，而厂方仅以稀饭和馒头让他们充饥。
翁秀清，福建福清人，砖厂大股东，负责全盘管理。罗政为耒阳砖厂的监工，同时负责后勤，另外还有两名工人负责看守，余下16人都是做工的。
翁秀清供称，他与四川渠县曾令全签有用工合同，人员来自当地民政局收养所的“残疾人自强队”。他认为，自己的用工是合法的。
警方的调查显示，在锡里砖厂的工人分两类。一类来自四川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一类来自云南的健全工人，共20人,由翁梅龙管理。两者的待遇相差甚远。后者因为是健全人，很少挨打，工资也按时发放。
而18名来自四川的流浪汉和精神不正常、痴呆的人则每天在皮鞭下度日，经常吃不饱肚子，连姓名都由老板随意指定。
翁秀清在与曾令全签订的合同中规定，流浪人员的工资大多为每月900元。但19个人的1．1万多元工资，全部由罗政领去，再汇给曾令全。现已拘押在耒阳市看守所的罗政承认，这也是事前双方约定的条件。
在这个家族砖厂中，每个人的分工非常明确，老板翁秀清负责全盘和销售，其妻翁金英负责财务，弟弟翁秀雄、翁梅龙、亲戚严发祥负责安全与生产，外来者罗政专门管理四川渠县流浪人员。
由于流浪人员有先天缺陷，工作效率和质量常常让管理者头痛。厂方对应的管理办法则是：捆绑，用铁棍、竹片和机器皮带抽打，甚至是电击。砖厂机房里专门安装了插座和电线，对不听话不做事的人，就捆起来，通过一种减压的装置电击。
来自四川仪陇县23岁的工人付海说，管事罗政要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否则就饱以拳脚。同样来自四川的工人王川元说，只要工作没做好或者做不动了，管理者就会拳脚相加。并且，习惯性的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都要遭受一次毒打。方式除了用三角皮带抽，还有电击。有时，甚至不给饭吃。
警方的调查记录表明，对这些“工人”的殴打并非完全出于用工的需要。有时，管理者为宣泄情绪，也会采用此类方法。
来自渠县的工人罗小平称，罗政经常电击他，以致手都被烧臭了。无论工作与否，老板和其他管理者经常殴打他们，甚至命令部分工人随意攻击其他流浪者。
除了殴打，威胁成为砖厂管理的常用手段。有一次，付海被打急了，扬言报案。罗政则诈称，“告上去，公安局也会支持我的”。
事发的5月13日下午，罗政被专案组民警传唤。砖厂负责人随即召开工人会议，称如果谁对公安讲了这件事就将谁活埋。
靠着暴力与威胁维系的统治堡垒抵不过警方的热饭和温情。破案那天，30多名工人吃完公安局专门安排的盒饭后坐在刑侦大队的地上大哭，纷纷控诉工厂的暴行，场面令人动容。之后，参与办案的许多民警自发捐款，安排将这些人送回各自家乡。
然而，“5·13案件”死者的姓名和出生地仍然是个谜。公安机关曾登报寻找其家属，但没有任何回应，骨灰存放在殡仪馆至今也没人认领。
不到1天，流浪汉被多人多次毒打致死

工厂多数管理者供述，因对流浪人员的劳动成效不满意，翁秀清决定自己模仿曾令全的方式“招工”。
2006年5月11日晚，翁秀雄、翁梅龙叫上四川民工彭国强、付海一起，驾驶砖厂拖砖的卡车从耒阳蓝天菜市场里抓住一名流浪汉（即死者）并带回砖厂。当晚10时许，他们又在蓝天市场花坛旁逮到一名流浪汉，也带了回来。
两名流浪汉被关在砖厂山下一间工房内，翁秀雄叫彭国强强行给他们剃成光头，然后带他们到罗政管理的四川民工宿舍洗澡。
途中，因为天黑，流浪汉不肯走，付海扯住其衣领，打了他一耳光。陈品官从地上捡起竹片抽打流浪汉，翁秀雄踢了他一脚，并将其强行送到了工人曾梦所在地方洗澡。
翁秀雄安排两名流浪汉和曾梦等人一起睡，但两人不停地说话，影响了别人。曾梦便起床用脚踢他们，并拿皮鞭抽打。打完后，又叫王川元继续打，最后将两人锁在砖厂的旧机房内。
5月12日上午，翁秀雄安排这两名流浪汉同四川民工一起拖泥巴，由翁秀清监工。两名流浪汉依旧很不听话，结果，他们不断遭到翁秀清的抽打。
一名流浪汉终于被激怒，抓起一把锄头反抗。翁秀清立刻命令“傻子”工人罗小平、黑牛、陈世民、余小欧，把其按倒在地殴打。
中午，翁秀清发现，不愿干活的这名流浪汉胃口却很好。晚上6时许，翁秀雄、翁梅龙命令余小欧、徐文强、王川元把他再次拖到新机房里打。众多工人被管理者胁迫参与，木棍加皮带与电击轮番上演。直打到流浪汉完全顺从--“不能动也不能喊了”。
晚上9时许，翁秀雄与翁梅龙、“黑牛”3人将这名流浪汉的尸体丢弃在耒阳市委后山的一块坪里后便回厂休息了。
厂方称，在警察前来调查时，他们已将另外一个抓来的流浪汉放走，后此人下落不明。对此，郑小军等深为怀疑，但苦无证据。“我们曾发协查通报到四川渠县，但曾令全早已不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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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穷人的悲惨生活
黄如桐
法治论坛 -> 中国穷人的悲惨生活http://bbs.chinacourt.org/index.php?showtopic=156962

我国要实现和谐社会，首先要了解阻碍和谐社会实现的贫富差距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和谐社会的对策和办法。当前在我国城镇约有数千万贫困人士，他们生活困难的具体情况如何，发生过哪些悲惨遭遇，他们是怎样渡过的，所有这些，都是老百姓十分关心的。本文试图对城镇中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劳动模范、童工、包身工等贫困群体的悲惨生活作些报道和评析，供大家参考。
一，农民工的悲惨生活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当前全国农民工约有4000万人。 2004年1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说，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洲竟然爆发了“民工荒”。2004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情况如何呢？报道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在工资收入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情况又如何呢？据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五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据“工伤律师”周立太提供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又有另一份发往北京的内参说，深圳外来工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合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患地说。 2005年2月学者雷云撰文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经济非常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招待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起走投资者”。据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的调查，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虽然屡屡掀起“清欠风暴”，却收效甚微，以至“风暴”过后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老板白天付拖欠工资，晚上又派人抢回。2004的11月2日，广州市珠海区竟然还发生了老板指使30多名便衣用铁棍毒打25名讨薪工人的事件。河南省“两会”期间，在郑州又发生了百余狂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惊动了国务院。 2004年8月，一位学者撰文说，他所在城市的农民工承担着全城市90%以上搬运重物的体力活，市民称他们为“棒棒”，谋生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和两个绳子。据一个农民工月账本的记载，每月收入770元，支出项目有：房租50元，管理费20元，餐费182元，日用开支70元，给儿子生活费350元，母亲医药费50元，意外支出60元。这个民工说，他只想每月多挣些钱，能多买点好药给母亲，多给儿子生活费，多给老婆买件好看的衣服。他很怕死，因为他要为这个家奋斗，他的母亲、儿子、老婆还要他养活。这些农民工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底层，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任何资助，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任何福利，他们是最容易被遗忘和欺压的弱势群体。
二、下岗工人的悲惨生活 2000年10月，学者严元璋发表了对东北地区下岗工人采访录如下：沈阳市44岁的下岗司炉工甲说，下岗时工厂未办下岗证，从未发过最低生活费，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和我一样，家有3口人，月均家庭收入350元，住父亲的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费。生病后去药店买低价药治病，不去医院。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挣1000元/月，其余都是没活干的。近几年下岗的没有当老板的，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女性作别人情妇的、卖淫的很多。他认为，现在我国反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跟美国可不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里7口人，父亲45元/月工资，全家够用。今天也不像社会主义，有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都在学习美国吗？他说，号召群众反腐败，他会跟着干；人横着是死，竖着是死，饿着也是死，怕什么？他说，集体上访事经常有。辽宁某市煤矿下岗工人丁说，矿上没办下岗证，但发最低生活费179.4元/月。夫妻两人卖小吃，400-500元/月收，租房150元/月，水电费30元/月，其余全花光，无积蓄。他认为，现在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好，那时生活有保障，现在什么也没有盼头。黑龙江某市下岗工人己说，家有三口人，家庭收入600元/月，不够开支。丈夫患脑血栓，单位不能报销医药费，这个压力最大。他认为，现在有点像资本主义，因为旧社会的东西都有了。她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上访事件是常事，她单位上访也参加过。沈阳市某搪瓷厂下岗工人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现在跟旧社会一样。他赞成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时没有贫和富的差别。他说，他接触到的人都会跟毛主席走。辽宁某市屠宰厂下岗工人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是准有钱，谁光荣，穷人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还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好。他一个邻居老人是个老革命，给国家干了一辈子，今天得了大病没钱看病，差点死了，是朋友寄来500块钱救了一命！ 2004年8月，学者陈寒鸣对下岗工人的采访录说，一位年仅37岁的下岗工人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终于，有一天他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一位40多岁的下岗工人，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医治，患了甲状腺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

三、贫困劳动模范的悲剧生活贫困劳动模范是穷人中一个特殊群体，北京市朝阳区共有451位劳动模范，其中有63人因收入低、长期疾病等原因生活在贫困之中。以下是2005年7月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困难劳模的采访录。 196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马庆香是北京3501厂的退休工人，如今住在朝阳区水碓子附近一幛破旧的老楼里。马老住的房子是单位分的一套两居室，并不宽敞的客厅中搭了一张床，卧室的几面墙是斜的，房屋内的空间更显得狭小。马老有4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都在3501厂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马老和儿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家里，由于卧室只有两间，只能在客厅搭住了6个人。马老的小女儿告诉记者，今年2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的马老突发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自费花了2万多元。谈话间，马老突然眼圈一红，急忙起身走出房间。 1985年全国劳模高家成，原酒仙楼粮管所党委书记，在1983年至1985年连被评为北京市劳模，1985年被评为全国劳模。上世纪90年代，高老的独生子患白血病去世后，高老一直和老伴相依为命，1995年8月24日，老伴又突发脑溢血，老伴每月不能报销的医药费有1000多元，为了照顾瘫痪的老伴，他请了位保姆。而老两口每月的退休费加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支付了医药费和保姆的劳务费后所剩无几。 1959年北京市劳模韩秀珍，原通州区商业幼儿园保育员，现在每月退休金518元，外加80元劳模补帖。韩秀珍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尿酸等多种疾病，每个月的药费都要超过1000元。但她没有任何医保，所有医疗费都要自己负担。老伴一个月有1200元，但身体也不好。她说，自己根本不敢住院，有一次哮喘转肺炎，医生说再不住院的话就有危险，要求她必须住院。但为了省钱，她楞是在社区卫生站打了4个星期的点滴，扛了过来。 1960年全国劳模袁瑞云，原河北省大产公社双柏村幼儿园园长，现在每月三百来块钱退休工资，和女儿、儿子及他们的家人挤在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200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随后女婿突发脑溢血也撒手人寰。老人又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每个月需要六七百元的检查费和药费。大笔的检查费不能报销，实行医保后，医药费满500元才能报销60元，老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于是老人和女儿、孙女挤在客厅的一张床上，儿子和媳妇住里屋，腾出两间小屋子出租，每月收取八九百元的租金帖补自己的药费。
四、童工、包身工的悲惨生活 2004年8月，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发表了《中国啊：人间地狱知多少？》一文。该文说，福州祥威电脑机绣有限公司现有外为女工34人，其中有年龄在16岁以下的童工6人。工人每小时报酬1元至1.25，每餐伙食标准1元。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23点，中间除了午、晚餐各用10分钟外，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绝大多数女工一站就是16个小时，加班没有加班费。女工们不仅腰酸背痛，脚背也肿得厉害。老板却不让请假，请假一天扣80元，迟到早退一分钟扣1元。该厂不到200平方米的简陋厂房，几十人站在机器前制作鞋帮。用的是一种刺鼻的化学溶液，环境中空气污浊。 2004年10月，学者云淡水暖撰文说，《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的广州血汗工厂的小童工们就吃不饱：白粥、白饭、榨菜、青菜，这是孩子们三餐的全部。早餐是11点半开始，清炒白菜和白粥；傍晚5点半是正餐：白饭和清炒白菜；凌晨1点左右，白粥和榨菜。孩子们常常是赶快吃完，匆忙干活。孩子们经常因为吃饭慢而遭到训斥。每次他们都会委屈地滚着眼泪说：“我真没吃饱！”对这些正处发育期的孩子们来说，自然吃不饱。
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一条长篇报道“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包身工”是一个反映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代名词。没有读过夏衍先生《包身工》的年轻人，可以从央视的报道中领略到“包身工”的惨状：“有一群农民工，活做得慢了，就会被工头拳打脚踢，被煽十几个耳光，甚至被剥光上衣，站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还要被浇上一桶凉水”，“同时这些民工也向记者证实，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工头打过。拉到工地先打一顿，完了以后天天开始打，每时每刻都看着，最多时候一天干16个小时，两肩都打断了，铁钩把这地方都打成骨折了。简短的结束语综上所述，生活在城镇底层的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劳模、童工、包身工等，他们劳动十分辛苦，住在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吃粗茶淡饭，不得温饱，贫病交加，处境十分困难，过着“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这是一极。另一极是富人群体，住着高楼大厦，豪华别墅，美味可口的中西餐轮流换，坐着宽敞舒适的进口高级轿车，搂着“裙子”翩翩起舞，过着“人间天堂”的奢侈生活。如此严惩的贫富差距焉能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据新华社2005年7月7日电，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现实，引起了参加政协常委们的高度关注。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由分配公平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较大是当前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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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劳动者几乎没有黄金周

《瞭望》记者沈翀 俞俭

建立一种新的、更自由、更有效、能为现代社会带来精神和物质双重享受的休假方式已是现实需要

29岁的吴艺（化名）是武汉540路公交车的女司机，她开的这条线路共35个站、30公里，每天她要开3个来回，遇上堵车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
由于工作劳累，这位年轻的女公交车司机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面带倦容。她还过早地患上了高血压，每天只能带着药上班，并吃些软化血管的醋泡花生米。
面对即将到来的“五一”长假，吴艺说：“真的希望能够陪父母出去旅游，甚至就在家里睡个足觉。”然而自从她参加工作以来，每个黄金周反而是她工作最忙碌的时期。
让吴艺感觉心理不平衡的是，她一个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亲戚每个黄金周都可以尽情休息、游玩。吴艺说，政府机关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可是到黄金周期间，好像最能得到休息保障的就是政府机关。
黄金周是谁的黄金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地得出答案。对大部分农民来说，黄金周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对一线当班的工人来说，订单不会因为黄金周的到来而自动延后；对服务行业的职工，黄金周意味着更加忙碌。
武汉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文建东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金周确实拉动了经济发展，但是劳动者这种休息权的失衡现象越来越成为黄金周制度设计的“硬伤”。

一线劳动者几乎没有“黄金周”

4月24日，国家旅游局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黄金周制度在2000年国庆节正式启动以来，共有16.3亿人次出游，实现旅游收入6704亿元，拉动了交通、餐饮、商业和旅游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但这一数字的背后，是相关行业的一线劳动者比平时更加忙碌。武汉市公交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黄金周期间公交线路更加繁忙，一线司机平均只能休息1天，大量原来的二线人员要充实到一线去，我们才能忙得过来。”
环卫部门更是没有在黄金周休息的概念，武汉市环卫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有人说旅游、交通等行业在黄金周迎来工作的忙碌期，我们也迎来垃圾的高峰期，要确保假日期间的城市卫生，我们的工作量至少比平常高出三分之一。
在北京一大型餐饮集团任副总的邓女士告诉说：“每年黄金周，我们仅一天休息，其余时间比平时还忙，一线的服务员不仅得不到休息，还必须超时工作。”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黄金周期间最为忙碌的一线行业主要包括：交通行业、旅游行业、餐馆行业、环卫行业以及商业企业等。
企业的情况苦乐不均。与黄金周服务无直接关系的一些企业，一般会在黄金周期间放假，但对生产性企业来说，情况不完全相同。一般国有企业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能够在黄金周期间让职工轮流休息。非公生产性企业则视订单情况安排工人的工作与休息。
在深圳一家服装工厂打工的赵小辉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企业6000多人，平常是三班倒或者两班倒，企业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除了春节期间可以放几天假之外，其他的黄金周根本没有工人的份儿。事实上工人们也都习惯了，反正只有加班才能拿到更多的钱。而由于许多企业对工人的报酬实行计件制，在黄金周期间加班的一线工人，拿到的工资并不比平常高。
从本刊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黄金周期间不能休息的一线劳动者相对处于比较固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几个公共服务部门和加工型的生产企业。对这些一线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大都常年没有黄金周。

机关单位大都处于“半休眠”状态

今年“五一”期间，在深圳打工的赵小辉准备回武汉登记结婚，他希望在假日期间完成结婚登记手续，然而几次打电话到当地民政部门咨询，都被告知要在正常上班时间办理。
武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张燕告诉本刊记者，长假期间一般市民进行婚姻登记的较少，因此实行提前预约制，如果提前预约，是可以在黄金周期间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每年大概有2至3对新人会在这个黄金周期间登记。
但赵小辉却告诉记者，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预约，也没有人告诉他预约的程序。“我去年国庆节期间还专门到民政局去看，除了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外，整个单位再没有其他人。”
黄金周期间，劳动监察部门也不再受理一般性的劳动纠纷和投诉。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彭燕娥告诉本刊记者，该局实行值班制度，但一般的投诉要等到正常的工作日处理。如果发生紧急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则启动应急程序进行处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发现，大部分政府办事机关只有日常的值班制度，即单位留一个领导、几名工作人员值班，其他人员全部放假。
受访的几位武汉市民认为，现在黄金周期间老百姓的需求多元化了，有想出去旅游的，也有想在家休息的，也有一部分市民想在黄金周期间到政府部门办事情，如进行婚姻登记，或者到法院进行起诉，或者到政府部门办理房产手续等，但是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全部放假了，这些工作没有办法来完成。
政府部门并不是在黄金周期间全部放假。武汉市政府应急办负责人涂才智告诉本刊记者，每到黄金周长假，市里都要制订市级13个应急预案，成员单位加强值班，单位领导要带班。消防、交通、医疗等各成员单位做好听从调度的准备，做好抢险救灾的物资、人员准备。
有些政府部门则处于比平常还要忙碌的状态，如公安、交警、交通、旅游等部门。武汉市旅游局宣传工作人员田红介绍，五一长假对旅游局而言是最忙的时候，工作量比平常大得多，全局7个处室包括事业单位近80人都在岗，主要的工作是接受24小时值班，接受旅游投诉、提供服务、通报黄金周进展、对旅游市场进行检查等。
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不能马虎。湖北省安监局协调处处长向日康告诉本刊记者，今年“五一”黄金周之前，为确保安全生产，安监局组织人员做了大量检查工作，省安监局兵分7路在重点地区、重点部位进行检查。节日期间，局机关实行综合值班制度，主要由8个局领导和22个处长、副处长承担值班任务，以应付突发事件。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实上除了公安、交警、旅游等部门外，其他政府机关在黄金周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应急而不是日常工作，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政府部门基本处于“半休眠状态”。政府机关休假制度落实得比较规范，年假、探亲假再加上三个长假，一年能有近2个月的休假时间。

（文章来源：中国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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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农民工讨生活费遭保安殴打 2007-05-02 09:15长江网讯　 　　
 
 　　长江网讯　 据京华时报消息(实习生周帅王冬齐)昨天上午，绿海田园工地的28位民工为了讨要生活费与保安发生冲突，4人受伤。
　　绿海田园施工队油漆班工头席永丰介绍他所带班组共有28人，从今年3月17日开始在此工地工作，当时与开发商项目部谈好，每人每天给10元的生活费，工资等全部工程完工后一起算。但直到4月30日，他们一共只领到3100元生活费，每人每天3元钱都不到。昨天上午9点半，他带领整个班组28名工人到工地项目部找程经理讨要。程经理说生活费已支付给施工队洪经理，但工人们不相信，要求结算一个月来的全部工资。程经理当即召来项目部十几名保安让工人离开。

　　“保安手里都拿着钢管、木棒赶我们出去。”受伤工人张等军说，保安用手里的钢管打他们，他们都给打散了，纷纷往门外跑，他被几个保安围住，左胳膊被钢管打了一下，特别疼。工人席永飞说当时有人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保安对他拳打脚踢最后抬着他扔出了项目部大门。项目部保安队王安全员说，他们只是想把工人拉出去再找代表谈判，工人不服结果双方发生冲突。

　　张等军等4人伤势较重被送往大兴区人民医院。经诊断，张等军左臂骨折，其他3人身上多处受伤。项目部人员垫付了医药费5000多元。
　　施工队洪经理说，项目部确实已将工人生活费以支票形式支付给他，但由于转账需要时间，他还没来得及发到工人手中。事发时在现场的项目部程经理说，工人与保安发生冲突纯属意外，造成工人受伤项目部也有责任，他将配合派出所，协商赔偿工人的医药费与误工费。昨天下午，庞各庄派出所已开始处理此事，打人保安已被派出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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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一个工人给20万” 2007年05月06日10:06 南方都市报

　　“打死一个工人给20万”
　　京溪路一楼盘保安持铁棒扳手殴打20余名讨薪工人，有工人被打成骨折
　　本报讯(记者康建)向包工头讨欠薪，却惨遭保安暴打。昨日，广州白云区一建筑工地的20多名工人愤怒向本报投诉：“我们工人拿不到工钱、还要被人打，真是悲哀！”
　　二三十名保安见人就打
　　昨日中午，记者接报赶到广州白云区157医院，在三楼的CT房里见到了几位受伤的工人。来自四川的敬师傅被打断左手臂，躺在病床上激动地向记者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都是京溪路上一个叫“御品”的楼盘的建筑工人，自去年底到该楼盘做工以来，敬师傅只拿到过400块钱的工钱；而实际上按工程量计算，敬师傅光上个月就可以拿到3000元。老板一直不肯发薪水，建筑工人们觉得不妙，于是昨日上午便20多人约好一起前往“御品”楼盘的售楼部，准备找老板结清工钱然后回家。昨日上午约9点，工人们来到售楼部门口，却被保安拦住，双方发生了推搡。十分钟后，周围忽然涌出二三十个保安，手持铁棍、扳手，见工人就打，敬师傅更是被八九个保安围住狂殴；据工人回忆，当时有人还公开叫嚣：“打死一个工人给20万！”。一时间京溪路上一片混乱，受伤的工人跑回建筑工地，越想越气愤，便把受伤最重的9个工人抬到京溪路云景花园前面的公路上，堵住交通要道，同时向警方报警，要求讨个说法。
　　目击者称打人并非首次
　　一位报纸投递员向记者描述了他看到的现场情况：昨日上午9点半，几十个身着迷彩服的人手里拿着钢管，殴打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后来工人把几个受伤工友抬到云景花园前面的公路，还对着路人大喊：“打死人了！大家都来看一看，给个公道啊！”导致公路堵塞了半个多小时。上午约10时，警察赶到现场，后来救护车也赶来；警察把受伤的人先抬到救护车，但旁边的工人又把受伤工友抬下来，拒绝前往医院。双方争执了很久，半个小时后伤者才被救护车送走。
　　家住京溪路云景花园的谭先生也在自家阳台上目睹了事件的过程。他告诉记者，这已经是“御品”楼盘的保安第二次殴打工人了。去年年底，他曾亲眼看见楼盘保安手执铁棍把工人打得头破血流、四处乱窜。谭先生说，该楼盘的前任老板跑了，楼盘也烂尾了，现在的老板已经是第三任开发商了，所以工人一直拿不到工钱；去年年底，楼盘工人还停过工，上街要求讨回欠薪，当时劳动局也曾经来调解过，但欠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九工人受伤有人骨折
　　同样来自四川的冯师傅告诉记者，昨日上午10点警方到达现场后，呼叫120把受伤的工人送到附近的157医院，但并未对保安打工人一事给出任何说法。到医院检查发现，受伤的9个工人中最重的一个脑部遭击打受伤严重，可能有脑震荡，目前留院检查；其他人的伤情则包括手脚骨折、皮肤创伤等等。工人们都表示，自到楼盘工作以来，每个人从老板那里都只拿到400块钱，由于工地上有上百号工人，工人们估计老板拖欠的工钱总数应达到二三百万元。冯师傅表示，工人们已经决定，第二天一起去派出所，看看警方对此事是什么态度；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们将找广州市劳动局反映情况，甚至会直接上访到市政府，誓要讨个说法。旁边一位工人则悲愤地说：“我们做了工，却拿不到工钱，还要被人打，这真是社会的悲哀！”
　　随后，记者又来到京溪路上发生殴打事件的“御品”楼盘售楼部，发现门口已经站了两个保安，禁止任何人入内。当记者询问上午是否发生过斗殴事件时，两位保安都说：“不知道！”然后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报料人：乔先生郑先生各100元)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