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重蹈苏东覆辙的出路何在?(之一)
中国不重蹈苏东覆辙的出路何在?(之一)
赵盖城
我不算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中国要想不重蹈苏东的覆辙,真正开创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之路,其一必须在理论上找到苏东失败的根本原因;其二必须在理论上给以正确的历史定性;其三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获得正确解决——而首要的是理论解决、哲学解决、正道解决——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解决。
一、传统社会主义的错误和失败,是基本理论错误造成的实践错误
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错误和失败,是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的曲解、误解,形成的基本理论的总体性、整体性错误,必然造成实践的错误。概括地说,这种理论错误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的错误。
如果从哲学上发生根本性的理论错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头足倒置或主客颠倒的话,那么从具像的微观的部分看,一切可能看起来都依然那么正确,那么有价值。当你把运动场当主体,把运动员当客体时,把国家当主体,把劳动者当客体时,一切同样可以依然是那么伟大辉煌,神圣不可侵犯,不容置疑,但却是根本错误的。
因此,说苏联、前东欧是因为共产党人和其领导人而失败,是不准确的,更不足以服人。因为,这样的说法,等于把苏联、前东欧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包括其领导人,也包括广大的干部、群众,都放在了历史的被告席上。而这种失败的苦涩、无奈、失望,甚至悲愤,已经让这些为他们的理想而奋斗的人们痛苦不堪了。准确地说,苏联、前东欧的这种结局,和人们的主观愿望、认识、意识、意志、道德行为,并无太多的必然关系。千千万万的苏联、前东欧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一样,都难以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在更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下,历史在这样的必然之中,不过偶然地把降下这面曾经无比辉煌的旗帜之手,安排在戈尔巴乔夫这些人身上。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必定还有别的什么夫或什么斯基就是了。因为,苏东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历史所积淀诸多严重问题,长期想解决而解决不了,最终达到背不动、走不动的程度,而无奈地被抛弃的。正因如此,苏东的这段历史虽然划上了句号,但在理论上却没有划上句号,在和苏联、前东欧同时代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思想、灵魂上,更难以划上句号:他们并没有被真正解脱,依然背负着无形却无比沉重的历史的责问和历史的疑问。
1)、是苏东共产党依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所作所为,使其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信任。是传统社会主义不成功不理想的实践结果,使人民群众失去了对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结果是他们宁可选择他们并不把握并不了解的新的追求。
2)、苏东共产党对人民极不满意的状况是完全了解的,是希望改革的,并且也认真地进行了经济的政治的改革,特别是最后由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改革的愿望也是真诚的,目的也是为了改变、改好原来并不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绝不希望在自己手中葬送它,这种彻底崩溃的失败结果,并不是苏东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所愿。
3)、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虽然失败了,但人民追求进步、追求理想社会,包括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仍然在,甚至很强烈。如果中国能在理论上突破,反而可以成为真正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先例。
4)、所谓的西方国家一些人、一些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敌视是存在的,包括苏东国内的反对派甚至敌视者也是存在的,但如果不是苏东自己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搞得不成功不理想,搞得失败,人民最终不再赞成,只凭任何反对力量是搞不垮的。任何夸大外因,而看不到根本弊端在内因,特别是在理论上,都是不科学不明智的,是会障碍理论解决,并贻误共产党自身的改革,而最终导致无路可走而失败。如果最后陷入像苏东一样悲惨境地,是任何人都最不愿看到的最坏结局。
5)、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人民不值得信赖,不是人民不追求理想社会,更不是人民不为追求理想社会而付出巨大努力和忘我的牺牲,也不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改革,不去改革,甚至亦不是任何外部的内部的反对力量。这就是说,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任何人的意志、愿望所导致的,那么结论只有一个,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是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存在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导致的。
6)、但这并不像反对和敌视社会主义的人所宣称的,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失败,而只说明传统社会主义,在很多基本理论、重大理论上,不符合或根本违背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或基本原理。
7)、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尽管政治改革的道路充满了困难和危险,政治改革的险恶,确实有如老百姓戏称的:“不改革是等死,改不好是找死”。但中国必须尽早进行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能否成功和顺利进行的根本,是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突破,即对我们仍然引以为据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理和科学批判,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重新加以理解和认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新的探索。
8)、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因此政治改革的理论突破,在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重建。
因此,到底是什么把苏东超出了历史舞台?是什么夺了权?不是戈尔巴乔夫等人,不是苏东共产党员,也不是西方势力,不是反对派,甚至不是苏东人民。是既“要面包也要蔷薇”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说的“想象力”在“夺权”——真正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科学理论在夺权。这是从哲学上发生根本性的理论错误的历史必然。
二、对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定性
为什么会出现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这等于为传统社会主义在总体上作一个定性,同时也就是以其为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首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很落后的俄罗斯和中国,而不是在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欧洲国家,这是传统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因素。是客观的,并非人为,因此是历史作了这样的选择,人并不能改变历史,如同苏联有斯大林,中国有毛泽东。问题是当我们需要重新做出新的选择并希望不再重复历史错误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做出回答,这是回避不了的。是不是水平低,发展落后就一定要走错路、走弯路?把原因一概推给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社会发展落后,等于在理论上没做出回答或回避问题。其次,并非共产党、共产党人的主观原因。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从发生到最终以苏联、前东欧的亡国亡党,而宣告失败的整个历史实践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党人都一直在努力探索,不断改革,不论代价有多大,功过如何,这种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或者说这种失败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你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不要回避历史!早在1921年列宁就提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的新经济政策来探索改革。“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6列宁当时就提出要实行文化革命,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杜绝官僚主义等。列宁在世时就向全党发出警告说:“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大声疾呼“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痛斥“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构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但列宁没有来得及更深入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去世了。从1927年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全面推行后,新经济政策遂告中止。从斯大林开始逐步形成一整套经济、政治都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体系,并成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模式。
但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一上台,立即开始了经济、政治的全面改革。首先揭露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专制暴政倾向。强调集体领导,反对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干部更新制度。并大规模地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为3.7万人恢复了名誉。其次,为健全社会法治恢复了检察机关的职权,扩大了地方审判机关的权力,颁布了一系列立法纲要。第三、为扩大社会民主,以扩大地方自治权为中心改革了苏维埃体制,加强社会团体的作用和社会监督机制。第四,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减少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和冷战,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第五、大胆改革经济计划管理体制,重视价值法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强调注重利润,扩大企业权力,改善经营机制,改组工业等管理体制。现在看来这些改革都是非常可贵的探索,赫鲁晓夫的贡献也是应当肯定的。许多内容都是中国在几十年之后才进行的改革,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改革探索并没有认识,反而把这些改革统统称为搞修正主义。由于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也基于两国两党利益矛盾,引发了中苏两党的长期论战。
在其后,毛泽东基于把苏联的改革当作反面教员是搞修正主义,要反其道而行之。但同时也确实深刻意识到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的诸多弊端,特别是存在可能导致亡党亡国的严重的官僚腐败、蜕化变质倾向(在这点上,毛和列宁并无不同)。毛泽东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或党内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这种屡教不改的死官僚主义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工农群众的对立面。这种状况的严重存在,表明工农群众(非本体、主体的群体劳动者)并没有真正当家作主。因此,他说,“这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目标,毛泽东这个历史伟人,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场改革探索成为一场空前的灾难。这也是哲学性理论错误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惩罚。
再其后,由于苏联虽经长期改革,但是囿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之内,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统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严重僵化和停滞不前。“从1965年起,苏联社会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工业生产率从1970年开始一直维持美国55%的水平,农业生产率则仅有美国的25%左右;与经济生活缺乏激励机制相对应地,苏联的政治生活更缺乏民主机制,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在日趋僵化的体制下受到严重官僚主义的压制和束缚,挫折感使整个苏联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性,人们开始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感到困惑、迷惘和动摇。”7这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企图从政治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但在不得不抛弃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之时,并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替代,取而代之的是“全盘西化”的自由民主理论和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亡党亡国。事实上,几乎与苏东剧变的同时,中国也发生险些可能导致类似结果的政治动乱。但中国虽以不得已的手段却是首先选择社会的安定团结。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明确提出,要决心开创一条与传统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如此,上述事实表明,虽然共产党人、共产党为探索正确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经历了如此挫折,付出了无比巨大的努力和高昂的代价,却依然没有获得真正的理论解决。用一句中国时下的话来说,叫做是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不明深浅,不保成功,风险和危机仍在。而彻底改变这种“进退两难、取舍两难”改革状态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必须理论解决。因为,如果不能首先从理论上解决,传统社会主义整个改革最终失败的历史无情地表明,想彻底解决传统社会主义不得不高度集权的种种弊端,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论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主观愿望如何和意志、信仰如何,付出努力和代价如何,仍然难以摆脱事与愿违的噩运。换言之,什么时候,共产党人、共产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方向、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不再是,不必是,人工的、专制集权的,而是自然真实的、自然而然的,和人们期盼、追求、努力想得到的是和谐一致的,这样的东西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唯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取得改革的胜利和事业的胜利。因为,并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想否定自己的成就和事业,而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局限和理论错误,必然地不断产生这些根深蒂固的弊端和问题,也就必然地在社会中、在人们心中产生着、积蓄着自我否定力量。正是集权专制必然产生官僚腐败、蜕化变质,这种本来是共产党人、共产党要彻底消灭的东西。或者说,只要传统社会主义表现不出科学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进步性,这种危机、威胁就总是存在。人的生命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想象力”就总是要“夺权”的。这是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等经济改革回避不了也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必须清醒,中国现实所在的,也是现实的人类社会中资本关系、资本法权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依旧在,并不因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消失,或者说,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丝毫不意味资本主义或资本关系、资本法权的优越,虽然它们比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么传统社会主义,要么资本主义(两者都是单向度的集权社会),这是苏联失败后俄罗斯的现状时时提醒我们,警示我们的。理论解决还意味着,这不是简单的否定,也不是一厢情愿地维持,而是整体的总体的以新换旧,以科学理论全面置换错误的愚昧的理论,并进行全社会性的启蒙、再教育和全体劳动者参与。当然,这也意味着,在不能全面理论解决的情况下,轻率、简单、肤浅地进行政治改革,只能像戈尔巴乔夫一样自掘坟墓。
传统社会主义是什么?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来个追根溯源。把以下这些内容理解为马克思的理论或科学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但相当数量的甚至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或信仰者作这样的理解。其一,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大多数劳动者生活在相对贫困状态。或者说,人类社会存在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人与人的权利不平等。其二,由于存在这种不公正、不平等,人类始终对理想社会有向往和追求,并以种种幻想、空想和理想表达出来,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一种理想追求的表达。其三,社会存在的权利不平等或叫经济、政治利益和权力的不平等,使人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并存在由不同的利益和权力决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四,生存需要和生存斗争使人类选择一种可以保障生存发展需要的存在方式,某种政权的法权的或民主法治的方式,来保障维护必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这就是与每个时代相适应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其五,但人类社会由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或权利不平等造成的矛盾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当这种矛盾和斗争达到使处于剥削和压迫下的多数贫困者、被欺压者生存危机时,改朝换代或政权更迭就成为必然,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暴力或革命实现的。上述的五个事实和观点,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了,马克思也不认为这些是自己的贡献。
马克思的理论之被称作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赋予社会主义以全新的理论内涵,特别是全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内涵:其一,开创新社会、新世界的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阶级,也不是以往任何的劳动力阶级包括工人、农民阶级的一个全新的自由人联合——无产者联合。把这样的联合理解为阶级,那怕是工人阶级也是完全错误的;其二,消亡旧的资本生产关系,发展增长新的生产关系(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绝对不是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其三,维护和保障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社会发展的是无产者社会原则或自由人社会原则即无产者正道(被完全错误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但传统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这三大理论创新的理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或者说,基本上都是被曲解、误解的!
结果,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超出前述的历史已有的五条内容,只是由共产党领导并以社会主义为更高目标。而在建立并巩固了新的政权开始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这样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并由此造成了实践的错误和最终的失败。因此,追根溯源,这些错误和失败,都是由对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无产者联合(“无产阶级”)和无产者社会原则即无产者正道(“无产阶级专政”)三大理论的错误理解发生的。其一,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理解为就是无产者联合(“无产阶级”),并由此产生并演绎出工农思想、工农意识、工农标准、工农政治甚至整个社会的工农化(工农化的苏维埃、工农化的上层建筑)。其二,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私有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制,而且生产资料全部全民所有、国家所有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高级形式,要消灭私有生产关系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实现公有经济,并尽快地达到全部全民所有、国家所有的程度,如果达不到也只是条件和阶段不成熟,这样的最高目标不可动摇。其三,把马克思提出的无产者社会原则即无产者正道错误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工人阶级政治、政权、统治,工农阶级政治、政权、统治,即包括农村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由工农阶级实施的国家统治、国家政治——公有政治、公有政权。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完全是按照这样的一整套被错误理解的理论体系进行实践发展的:建立和强化公有经济,建立和强化公有政治、公有政权,统一公有意识、公有思想——在实践中必然碰壁,发生严重问题——反过来,进一步升级公有经济,强化公有政治,统一公有意识、公有思想,也就一直深陷在连续不断的失误、错误的恶性循环之中。结果,传统社会主义也就必然存在三大弊端:其一是严重缺乏动力、活力、主动性、创造性;其二导致权力腐败和社会堕落的集权政治、公有政治(被完全错误理解的政权式、统治式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三、持续不断地进行不真不实、弄虚作假的思想意识改造(宗教式、教条式的说教和道德诉求)。这些都和马克思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关系。
因此,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和在这种被错误理解形成的错误理论下的错误实践。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做了一种生产资料式(公有私有或“共产”式)和“天下为公”意识的错误理解,本质上仍然是资本式的理解。马克思带给世人的,是对金钱、财产、资产、资本的觉醒、觉悟,是马克思说的:我不算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是逐步消亡资本关系、资本法权的科学和理性,而不是仇视、否定、消灭金钱、财产、资产、资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是最彻底地揭示和批判了一个最根本的却又完全错误的传统观念,即以资本改造资本,以物改造物,包括以阶级改造阶级,以民改造民,以国家、政党改造国家、政党,从而企图实现人的生命的进步、文明,人的进步、文明,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生命个人,只有劳动者利用资产、资本等作为条件来自己解放自己,来逐步消亡资本关系、资本法权,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自我进步。但是,传统社会主义恰恰在这点上根本没有读懂马克思。因此,传统社会主义本质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拜物教、资产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或唯物质主义,唯资本论,也就必然导致人工的人为的强力的集权的专制的生产资料生产形式化、模式化和唯意志论、先验论、斗争论、改造论。也就总是把错误和问题,归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成熟和人的思想觉悟低。这成为一种凝固僵化的思维定式和以误为正的“祖宗家法”、清规戒律。因此,苏联、前东欧的亡党亡国,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以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式、“共产”式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为标准、为标志。所以形象地说,这样一场历史失败、历史教训,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这本书本身就是错误的,是被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原意,是俄罗斯、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历史和社会局限的产物。由谁来读,也都会读歪,读错。不是“歪嘴和尚念歪经”,而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经”就是“歪经”,不是“真经”,谁念都要念歪念错,包括斯大林、毛泽东。
这样一场历史失败、历史教训,给世人留下需要认真解读理解的有双重含义;其一、所谓的现代化、全球化,表明全人类处于资本和资本关系的全球化扩张之中。这是科学技术、生产力或资本发展之必然,但同时也是一种理论和意识上的愚昧——被唯物质利益论、唯经济、政治权力论、唯资本法权论、唯资本论所左右的愚昧。这种愚昧的必然结果,就是在经济利益、物质利益增长的同时,不断滋生着精神危机、文明危机、人的生命危机、人类前途命运的危机。其二、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共产党人、共产党所信仰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关于社会、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等这些工具、条件性质的问题,而是关于人的、劳动者的生命自我进步问题,从而决定全人类的进步问题。这才是最本质、最具决定意义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必须理论解决的进步与否问题,决定着共产党人、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
事实上,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等诸社会主义政党,所依赖的传统进步主义价值观和运动,早已受到挑战。如在中苏两大共产党之间发生的所谓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之时,就已初显端倪,如“和平竞赛”、“全民党”等,只是当时人们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理解而已。结果直到苏东巨变,实践毫不留情地宣布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使这种冲击和挑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世界范围内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和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大面积消退,影响力严重下降,几近冰河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明确表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也同时表明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但要改革探索新的道路,这在执政的共产党中是一个类型。而拥有141个成员党和联系组织的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传统左翼政党社会党(包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却已在纷纷脱胎换骨,改弦更张。其主要表现,一是淡化甚至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如英国工党直接以修改党章第四条的方式,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其次,更新或修改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更多地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来解释传统进步主义的价值观。第三,突出执政党的性质和目标,淡化或放弃传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社会定位,强调“人民党”、“公民党”,并明确表示工人阶级在社会党的政治议程中的中心地位,将被中产阶级所取代。事实上上述三个方面的挑战,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等政党所发生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些挑战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虽然表现为对实践或执政的要求,但本质却是理论挑战,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所表达的工人阶级与无产者联合(被错误理解为无资产的工人阶级、工农阶级),执政或统治与进步,在力量、质量、内涵等方面的差异和关联,社会如何实践、实现进步,即社会进步和劳动者参与方式或运动方式的理论挑战。这是对传统进步主义价值观的提问,也是对何为真正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提问?
对传统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是为了从理论上获得提升,从而能科学理解和正确认识传统社会主义这段历史,肯定其历史运动中正确的部分,而不是对这一历史运动一概否定。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人真正获得解脱,同时获得解禁、解放——进步。传统社会主义这段历史中,包含有不少伟大的震撼人心的可歌可泣的东西,这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也因理论错误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问题,这是共产党人的羞耻和包袱。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所犯的最大错误也是最大的教训是什么?那就是由于其不能真正从理论上获得解决,从而彻底抛弃传统社会主义,又轻率地对传统社会主义这段历史,从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最终自己把自己推上了被告席,自己把自己赶出了历史舞台,因此而亡党亡国。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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