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学术争鸣实录

2006年学术争鸣实录

《新华文摘》2007年第6期

原编者按：盘点2006年，学术界所呈现的一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格外引人注目。纵观学术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古往今来，有多少新鲜的见解，大胆的假设乃至惊人的论断，产生于争论之中；同样，争论中也难免羼杂着情绪、臆断、悖谬，这或许正是学术发展的常态。

法学界争鸣实录

乔新生

    ·财产申报制度是否应在公务员法中明确加以规定?

    缘起：今年，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有关公务员的条件、公务员的收入改革、公务员的财产申报等问题，日渐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看法：(1)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有学者主张应当在公务员法中加以明确规定。但也有学者认为，财产申报制度属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组成部分，不宜在公务员法中作出规定。今后可以通过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或者专门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明确公务员财产申报权利义务。在未来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中，可以写明公务员财产申报的范围、申报的程序等项内容。

    (2)关于公务员待遇问题。有学者主张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待遇水平，高薪养廉。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缺乏明确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不宜大规模提高公务员工资。在公车改革过程中，有些学者主张实行货币补贴制度，但也有学者认为，公车改革只是技术问题，在没有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情况下，公车的货币化改革只能增加腐败，变相提高公务员收入，而不能根本解决公车浪费现象。

    (3)关于公务员的范围。有学者认为，我国公务员法史无前例地将许多本来不属于公务员的社会团体工作人员都纳入到公务员系列，适用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给未来公务员制度改革带来了许多变数。公务员法的颁布不但无助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反而会给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机构改革带来巨大的压力。也有学者认为，立足中国国情，扩大公务员法的适用范围，有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无法可依现象。

·关于死刑的存与废。法学界与公众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碰撞?

缘起：死刑复核权应该上收最高人民法院，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在未来刑法修改中，是否应当取消死刑呢?今年这场学术讨论随着一批高官被判刑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看法：在我国现有刑法中，共有68个罪名最高量刑为死刑，中国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认为，在我国未来刑法修改中，应当废除死刑制度，在国际社会树立保护人权的形象；但也有学者认为，短期内废除死刑不现实，我国应当逐渐废除经济犯罪领域的死刑，减少其他犯罪的死刑，最终废除死刑。

在这场争论中，法学界的观点与公众的看法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公众普遍主张保留死刑甚至增加死刑。面对贪官污吏，公众普遍要求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防止他们今后继续危害社会，浪费国家资源。学术界普遍认为，死刑的威慑作用已经被普遍夸大，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死刑对震慑犯罪并没有根本性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死刑的存在，普通的刑事案件可能演变成为恶性的刑事案件，一般的贪污受贿，可能会变成严重的贪污受贿。最高人民法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之后，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希望通过统一死刑的标准，减少经济犯罪的死刑判决，控制整个国家死刑判决的总量。这种司法上的“自觉”是中国法制进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治安管理处罚法新增的特殊处罚事项，会不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缘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围绕治安管理处罚法产生的争议是，治安管理处罚机关的权力是否受到了控制，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范围是否适当。

看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础上，为适应我国当前治安管理形势而颁布实施的重要法律。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视角。有学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实现从管理法向服务法的转化，治安管理处罚法仍然侧重于规定对公民的治安处罚内容，对治安管理处罚机关的约束规范较少，不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新增了许多特殊的处罚行为(譬如发送淫秽色情短信息的行为等)，会导致治安管理处罚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直接侵入到公民的民事关系中，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治安管理处罚法试图利用治安管理处罚手段，解决治安管理中存在的突出性问题。但由于缺乏权力约束机制，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会出现治安管理处罚机关权力失控的现象。

·关于新农村建设法制问题的讨论

    缘起：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农村重新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但是，当前中国新农村建设是否要重新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初级社、高级社、合作社道路上去，是否要改变中国现有的治理结构，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

看法：这些讨论最终都集中到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模式选择问题。目前中国农村不仅存在着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而且还存在着宗教势力、家族势力，在个别地方甚至还存在着地下黑恶势力，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组织影响力。在多种势力的相互作用下，合法的基层组织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许多农村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强人政治”。有人主张通过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强化村民委员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但也有人主张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废除村民委员会处分集体财产的权利，把村民委员会变成一种纯粹的社会自治组织，农民自发成立专业合作组织，按照合作社的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界争鸣实录

张建君  李庆磊

    ·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效率与公平”的争论

缘起：近年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受到了质疑。《光明日报》2006年8月21日刊发黄范章、赵海宽等《更加注重公平与强调效率优先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一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在该报9月11日发表了《实现分配过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商榷文章，成为今年“效率与公平”争论中的新亮点。

看法：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

    (1)对“效率优先”不能产生任何怀疑，仍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要忽视、不要忘记“效率优先”，因为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效率，要把蛋糕做大就要靠效率。社会公平首先是社会权利平等，不公平首先是指利用资源的机遇上不平等、不公平；对于社会资源利用上的不公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废除效率优先。只要你选择了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就会效率在先；为了有效率，就必须有差距，这正是我们改革的初衷。市场主导效率，政府主导公平；第一次分配主张效率，第二次分配应该重视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纠正。

    (2)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在收入分配领域不用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不要再说“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要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分配关系中讲效率和公平问题，强调效率优先是一种错位，要实现分配过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认为只有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会把蛋糕做大，以解分配不公平问题。这种认识既缺乏逻辑上的必然因果关系，也无充分的实际例证，只是一种抽象的推理；蛋糕做大未必带来分配的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政治公平、经济公平、文化公平、社会公平，公平能够提高劳动效率。需要通过相关的政策措施和体制建设，以实现公平和效率外在的相对统一。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公平与发展”，报告揭示了公平与效率、公平与长期繁荣相辅相成的原因，认为公平对人类发展发挥着内在的、根本性的作用；报告依据同为欧洲殖民者开发的北美和南美迥异的发展历程，说明了“不公平导致无效率”的真理。

    ·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过热”?

    缘起：200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0.9％，超过了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高速度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平均增长高度。面对这样的增长速度，经济学界莫衷一是。

看法之一：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中国经济10.9％的增长速度，已偏离了“十一五”规划和年度目标确定的GDP增长率7％—8％的正常轨道，宏观经济已经“过热”，并将导致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必须采取紧急刹车的调控措施。

看法之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超过正常均线，进入了增长波幅的上限区域，并以牺牲能源、环境及增长质量为巨大代价，应当采取减速调控措施，使经济回落到9％—10％区间。

    看法之三：认为中国经济“过热”是自己吓自己。中国10％的增长率，是比较合理和合适的。当前和今后10年至1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8％—10％的速度是正常的，有很多因素决定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基尼系数能否正确反映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状况?

    缘起：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中国基尼系数在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争论，基尼系数再度受到关注。

    看法：学者围绕基尼系数能不能准确反映和衡量中国居民收入真实程度，争论双方形成了基本对峙的观点。

    一方认为：基尼系数不重要，不适于中国；无论用哪一种调整方法，基尼系数离准确反映我国的收入状况都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没有这么高；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计算的基尼系数，忽略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存在空间、地域上的异质性因素，如果直接套用“0.4的国际警戒线”，会在政策的制定上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但社会很稳定，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不准确。

    另一方认为：基尼系数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尺度，基尼系数很客观，完全适应于中国；中国收入分配领域问题很严重，如果考虑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补贴、福利、社会保障与农民额外负担，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不是3．23：1，而是6：1、甚至7：1，真实的基尼系数应该比这还要高。2005年我国0.458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上通行的警戒线，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的警戒区域，目前基尼系数还在进一步扩大，如果关注社会暴力犯罪、群体事件的高发势头，就应该抨击有的学者所谓的“基尼系数很高，社会很稳定”的观点。

    ·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吗?

    缘起：2006年，经济学界围绕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

    看法：(1)关于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我国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

    (2)关于收入差距拉大与改革的关系。有的人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由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与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相联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是自相矛盾的。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拉大不能归咎于改革，相反，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还有的学者指出，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时，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3)怎样看待收入差距。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该加以肯定。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有的学者认为，适当的收入差距存在是合理的，但要避免过大和过小两种极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史学界争鸣实录

汪云生  尤国珍

·红军长征是不是“战略转移”?

    缘起：2006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关于红军长征的许多热点问题又引起了争议。

    看法：(1)关于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过去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现在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因素等各个侧面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分析。一种观点认为，红军被迫长征是因为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内外环境已经较为稳定，国民党逐渐实现对中心区域的控制使红军及根据地的生存十分艰难。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客观上，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其必然经历不同的历史变迁。长征是共产主义运动从南方到北方的一个必要的总体转移。上述分析丰富和深化了对长征原因的认识，其共同特点是强调战略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2)关于张国焘“密电”事件。一种观点认为，张国焘发出“密电”，主要意图是要部队南下、否则武力解决中央，其罪责难逃，不容翻案。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密电”事件。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承认有“密电”，但里面“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没有依据，对此不应炒作。还有学者指出，胡绳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有道理，他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中指出：“对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很明白，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中的真正用意。”即原来说的“密电”不一定有，但毛泽东担心张国焘会对红一方面军不利，于是就连夜北上了。

(3)红军长征是不是“战略转移”。长期以来，都说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但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这么说。其理由如下：一是所谓“战略转移”，是指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而实施的大转移，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仍然坚持从前去湘鄂西的既定方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战略转移必须是主动的、适时的、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是有准备的行动，而当时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退出苏区时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不得已所为，故不能称之为战略转移，应称之为“大转移”更为准确。

    (4)长期以来，为了突出遵义会议的意义，都说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既然周恩来是新“三人团”的团长，在写他们的名字时就应该把周恩来排在前面。虽然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而在党内，实际负总责的一直是张闻天。因此，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究竟该怎样评价洋务运动?

缘起：2006年是洋务运动145周年。关于洋务运动总评价的问题，历来争议颇多。2006年，史学界对洋务运动总评价展开了进一步的争论。

    看法：当前关于洋务运动总评价问题的论争，主要存在下列四种不同看法。

看法之一：原来对洋务运动持全面否定的论者，他们虽然也承认洋务运动客观上存在进步与积极作用的一面，但其基调仍倾向于全面否定论，认为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

看法之二：对洋务运动持全面肯定论者，他们尽管也承认洋务运动的各种弊端和缺陷，但仍然大声疾呼、理直气壮地把洋务运动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其基本倾向是全面肯定洋务运动。他们肯定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肯定它有爱国倾向和抵制外敌的作用，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主要起促进作用。

    看法之三：对洋务运动持两点论者，他们既不同意全面否定论，也不同意全面肯定论，认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时存在反动与消极，进步与积极两方面的作用，应该兼顾，不可偏废，而前一作用又是基本的主要的一面。

    看法之四：主张具体分析，从洋务运动本身的发展变化中去评定它的性质和作用。总的认为，洋务运动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开始，以应该变革而不去采取变革措施因而违反时代潮流而结束。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究竟与共产国际有没有关系?

缘起：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在纪念西安事变七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关于其发生原因、评价等的研究更趋活跃。

    看法：(1)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第二种观点，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内在原因。第三种观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和逼蒋抗日，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

    (2)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究竟与共产国际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说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安事变时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指挥；另一种说法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政策决定，显示出我党在面对突发事件中的判断能力、决断能力都已日趋成熟。

    (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西安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

    ·“十年文革”究竟是“十年浩劫”。还是“十年失误”?

    缘起：2006年是“文革”结束30周年，学术界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进和深化了对于“文革”的研究。

看法：(1)关于“文革”的评价。主导观点依然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作出的，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定论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2)关于“文革”是不是“浩劫”。近年来，有人提出：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不对，应称为“十年失误”。这种观点引起了争论。有学者指出，《历史决议》中虽然没有使用“十年浩劫”这个词，但这并不等于说《历史决议》没有认定“文革”是一场浩劫。决议中用的“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语，实际上也就是说“文革”是一场浩劫。关于“文革”是“浩劫”或曰“十年浩劫”的提法，实际上是见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和一些党的文件的，是绝不能用“失误”一词轻轻带过的。还有学者认为，不能因为“文革”这十年的历史中有一些成绩，就企图否定“文革”是一场“浩劫”，“文革”与“‘文革’时期的十年历史”是两个概念，不应混淆。

·历史教科书究竟该怎么写?

缘起：2006年9月正式启用的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中，淡化“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革命、战争”，盖茨取代毛泽东；南京大屠杀内容只在初中部分简单提及等内容，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教科书”该如何书写的争论。

    看法：有学者指出，历史教科书不改革不行，沪版教科书是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具体表现是：一在体系上，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二是教科书的编写方法，打破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灌输、教条式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法，它穿插了很多在课堂上即兴参与的小教案。

    有的学者指出，对这本书有各种各样的误解，或者说是反对，要区别对待：有一个看法是把里面有一些新的详略对比的安排，说成有政治含义，比如说故意贬低毛泽东，故意贬低中国革命，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就以毛泽东的功过来讲，史学界到今天还是见仁见智。这种情况下，教科书的编者，采取一个淡化、略化、粗线条的处理方法，既是无奈的，也是理性的。

还有人指出，这样编写历史教科书是在消灭历史；一套没有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教科书”，无法给青少年传授正确的历史观；这样写历史教科书具有颠覆性，是回避历史和歪曲历史的表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其他领域争鸣实录

尤国珍  王露

·关于中国龙的争论

缘起：12月初，一则题为《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的消息称，由上海某教授领衔的“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的研究，已被列入课题立项。这个课题如果完成，中国形象标志将有可能不再是“龙”。这一报道刊发后，社会上争议四起。

    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龙”的形象往往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考虑到包括“龙”在内的一些中国形象标志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建议重塑中国国家形象品牌。

    一种观点认为，废弃龙的中国形象标志是牺牲民族文化和自卑心理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关于“中国威胁”的论调持续走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龙为图腾可能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威胁论”，但若因此而抛弃“中国龙”，却过于轻率。还有人提出，中国的“龙”不应译成“dragon”，问题不是中国龙本身，而是应给中国龙找一个更合适的英文名字，如可以直接翻译为“long”。

    ·中医究竟该不该取消?

缘起：自清末有人发表《废医论》的一百多年来，关于中医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2006年10月7日，一位名叫张功耀的教授领衔发起《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引起了轩然大波。

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医学是伪科学，应该取消中医中药，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应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

    一种观点认为，提出取消中医者是一种无知的做法，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基础的中医，并不是严格的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它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学，是一种模型论科学。运用中医理论来治病，可以取得临床效果，现代自然科学有其局限性，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究竟该怎样评价《大国崛起》?

    缘起：自11月13日起，央视推出了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由于反响热烈，收视率一度和《经济半小时》持平。《大国崛起》系列丛书也成为了畅销书。各方纷纷反思：谁是第十个世界性大国?我们要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推动当前的中国改革?

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部系列电视片有非常宽广的视野，有很纵深的历史感，能给国人很多启迪。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的时期，要通过今后几十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的国家，也要成为世界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部系列片展示的“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也有人指出：《大国崛起》是《河觞》的姐妹篇；《河觞》是用“中华文明低劣”来证明“西方文明优越”，《大国崛起》是用宣扬“西方文明优越”来证明“中华文明低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

(摘自2006年12月25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