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斌的《悔过书》

丁伟斌的《悔过书》

　　丁伟斌：现年44岁，1982年1月，在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韩山师专当老师，10年后任揭阳市委宣传部部长，1996年5月至2000年2月，任揭阳市委常委兼普宁市委书记。

　　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侦查表明，他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普宁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工作调动中，在为公司、企业及他人牟取利益上，在工程发包过程中，大量收受巨额贿赂，共计人民币75万元、港币44万多元、美金2.8万元，以及高级手表、钻石戒指、金项链一批。此外，他还在汕头购买一套高级住宅，连同车库及装修总计约100万元，对此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2001年2月6日，丁伟斌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逮捕。

　　背景资料:潮汕平原的西境，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县级市——普宁。

　　在“807”工作组（即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进驻以前，这里的出口骗税已形成了规模，有人专门制造假增值税发票，有人专门负责提供假报关单或假结汇单，有人专门从事黑市炒卖外汇的活动……

　　为了赚钱，一些普宁人是不惜代价的，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代表国家行政权威的当地政府竟然也认为，出口骗税作为一个来钱容易的行当是致富捷径。

　　在普宁，政府纵容、参与出口骗税案层出不穷，这跟当地的财政税收制度息息相关。1999年，普宁市政府向下辖各乡镇等单位下达了相应的收支任务，并规定交得多，就可以分得多。于是，鼠目寸光的基层政府为了当地的利益，盲目追求高指标，致使一些企业不堪重负，不得不骗了税再来交税，而骗取出口退税上交的利润，也成了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本来就不合法的游戏规则中，不少政府领导个人也乘机从中捞了一笔。

　　为此，上上下下心照不宣，沆瀣一气，出口骗税在普宁越演越烈，连“一把手”——市委书记丁伟斌也明知本市出口骗税的情况严重，却借口不懂税务工作，借口与市长赖振才关系不合等理由，任由出口骗税问题高速发展。初步查实，在这起“807”骗取出口退税的世纪大案中，潮阳、普宁等地的犯罪分子虚开增值税金额323亿元，骗税总额高达42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金额最大、作案最为疯狂、涉及人员最多的骗税大案。这些案件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它让这些地方的经济瘫痪、社会信用几乎丧失殆尽。普宁即是两个重灾区之一。

　　为此，疯狂的骗税者和失职的地方官，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丁伟斌也不例外。

　　在看守所里，丁伟斌写下了长达万言的《我的悔过书》。在悔过书里，他袒露了自己犯罪的事实，并剖析了思想根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普宁市出口骗税疯狂发展的时期，这位市委书记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深渊。

我的悔过书

　　我深深地悔过，尽管我知道为时已晚。

　　这几天来，我思考了许许多多以前不思考、也不可能思考的问题，感到在走到人生尽头之前应该再做一次好人，再做一个诚实的人，以使大家对我的死有一个好的印象。

　　(丁伟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办案人员的眼中，他是诚实的，在侦查期间，主动交待了尚未被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并积极退赃；在同事的心目中，这个市委书记不仅颇有才气，而且外语很好，他以良好的外语成绩考取第二批广东省高层次干部出国留学班，差点就去了美国；在揭阳市纪委的统计数据中，他每年上缴的红包款占处级干部上缴额的一半以上。这么一个还有点口碑的干部，怎么就堕落了？)

　　由于我没有相应地提高自身的抵抗力，终于逐渐地从“自我”回归到“原我”：利欲熏心、吃喝玩乐、乱搞女人

　　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动物性齐备的自然人，也即是“原我”。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往往此起彼落，当社会控制力、制度规范力、道德约束力稍为不强，稍有漏洞时，或者当一个人本身的抵抗力、意志力不够时，社会人——“自我”就不是走向“超我”，而是沦为自然人——“原我”，这个时候，人的兽欲占了上风，这个人就变坏或沦为罪人。

　　孩提和青年时代的我，不断在“原我”中实现了“自我”。入党，参加工作后，我拼命地以英模人物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逐步走向超越自我的阶段。可惜近年来，由于我在诱惑对象增多、诱惑力度增强的新环境下，没有相应地提高自身的抵抗力，终于逐渐地从“自我”回归到“原我”：利欲熏心、吃喝玩乐、乱搞女人，成了兽性十足的动物！

　　地位上升了，我不是把它看成是责任的加重，而更多的是把它看成是利禄的增加。我常常思考把我的非法收入都退回、上缴，但我又总是没有勇气，存有欢心；我常常要求自己不要追求太高的享受，但又总是跟别的干部攀比。例如用车的问题，本人乘坐的三菱牌V6吉普车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可当看到别的同级领导、甚至下级干部乘坐丰田牌V8-4700型吉普车时，我慑于明文的规定只好作罢，但心理总是不平衡。

　　我喜欢表现自己，卡拉OK这种娱乐形式似乎应我而生。刚到普宁，我“戒”了一段时间，但在新的诱惑下，在参加一些活动时，接受部下的安排，又“复吸”了这种“鸦片”，“毒瘾”发作的时间也逐步缩短。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娱乐场所的年轻女性多了，我的占有欲也不断升级，又因为有了金钱的支持而最终干上了道德败坏之事。

　　(有两个研究生学历的丁伟斌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自己的犯罪心理，比单纯表白“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受到扭曲”深刻了几分。但是，丁伟斌有一些认识的误区，一是弗洛伊德是尊重“原我”（多译为“本我”）的；二是他之所以成为罪人，不是因为对金钱有欲望，有攀比心理，而是拿了法律不允许拿的钱，不是因为他喜欢卡拉OK、倾慕美色，而是触犯了道德条文，贻误了手中的工作。罪恶，缘于过度放纵，这与一个人的修养和思想境界息息相关。）

　　喜欢表现自己、浅薄轻浮、作风不深入，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不肯动脑筋将理论问题不断梳理，不善于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当我单枪匹马来到普宁的时候，普宁的基层情况、干部队伍和社会关系网十分错综复杂，班子的主要领导间产生了严重的裂痕，但是，假如我自己认真学习、深入调研、及时决策、加强督察，还是能够发现和解决不少的问题的；假如我不随波逐流，不收受贿赂，能以己之正去正他人，也还是能够集合班子成员的正气和力量，去带领全市干部群众走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去维护普宁社会的稳定，去实现新的跨越的。

　　可惜我从1997年中期以后工作消极、被动应付，忙于迎来送往，甚至迷于歌舞娱乐，把自己的精力相当多的部分浪费在应酬和个人生活之中。

　　以前，我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思维活跃、聪明能干、能说会道、能文善武、通晓百科，总觉得别的干部水平低，文章写不好，甚至连普通话都无法讲好。当与其他班子成员有矛盾，或在工作中有挫折时，我不能往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常常抱怨揭阳市委没有把普宁市的班子配好。在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的同时，我又不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喜欢表现自己、浅薄轻浮、作风不深入，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不肯动脑筋将理论问题不断梳理，不善于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而且喜欢交友、吃喝玩乐，把大好的时光白白浪费。特别是到了后阶段，我只是照稿宣科，开会作报告讲话没有自己的思想、观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集于我的一身。这样一来，工作常常无法开展，矛盾也越积越深。

　　（读到这里，我们的领导干部也许能够换一个角度想想作风问题。优良的作风，并不单单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党，其实也能推动个人事业的发展，防止腐化堕落。）

　　绝大部分人总是劝我，某某领导拿得比你多，不是照样没事

　　我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小家庭和两个幸福的大家庭。

　　我爱人虽不美丽，却十分贤惠。我们一直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可惜，她对我过分崇拜、相信。我担任了领导职务后，到家中来的人多了，送礼的人多了，她也从不对我说该怎样处理，只把人家送的信封交给我。当钱财急剧积聚时，她只知和我一起担忧惧怕，却未能真正当起“贤内助”。（丁伟斌对妻子的责怪有点可笑，他怎能要求一个崇拜他、相信他的家庭妇女比他的思想觉悟还高？）

　　在双方大家庭中，我说话算数，大家都对我服服贴贴的，除了劝我多注意身体外，其他什么话都不敢劝我。他们明知我有不少赃款赃物，却只知惧怕，只是像世俗人们一样地考虑如何安全地占有这些不义之财。

　　我的同事、同学、学生、朋友都知道我的不义之财一旦东窗事发，肯定难逃法网！可是，他们都以一种世俗的眼光看待领导干部，用一种逢迎讨好的口气同我理论，绝大部分人还说我不该每年春节、中秋上缴那么多，以免在领导层中受孤立、被冷落。说的总是某某领导拿得比你多，不是照样没事？与我较亲近的人中，不乏政治素质高、洞察力强、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都较高的人，可直到我被“两规”，就是没有一个劝我主动上缴赃款赃物，主动交代问题，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

　　(对于丁伟斌的亲人来说，不义之财只要不被抖落出来，还有享用的份；可是，他的同事、同学、学生、朋友推波助澜又为了什么，是人心不古，还是世风日下？）

　　当4种拒贿的方式都失效以后，我个人的非法财产额便急剧上升

　　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就有很多下级在春节等节日期间给我送钱送物。10多年来，我也曾努力拒贿，并采取了以下4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事后回赠。我试图把这些干部当作“朋友”，你送我钱物，我记住（但没有记下），当你搬新居、娶亲、出游时，我就回赠你些钱物。可是，下级送你钱物，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旦受到上司的馈赠，他都会受宠若惊，刻骨铭心，在下一个春节等节日“加倍偿还”。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我总是得到了“差价”，使自己的不义之财有了新的增加。后来，这种方式我不敢用。

　　第二种方式是当场拒收。每年春节、中秋，往往集中在几天里，上门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我不敢对绝大部分属于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干部严厉训斥，只能同他们讲道理。但社会风气如此，一位还未走，另一位送礼的又上门来，相互间既心照不宣又不愿让对方知道底细。可以说，送上门来的红包中能顶回去的，还占不到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是你推我搡，最后他们扔下就跑，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三种方式是事后退回。我见一些信封太厚、份量太多的，有一部分单独约见该位干部，同他好好谈，劝他收回，并表示不声张出去，给他面子。如，1996年8月，我到香港拜访同乡会，在深圳歇脚时，有一个干部给了我5万港元，放在我司机处。我没收下，请司机带好，回普宁后，专门约他谈了一场，也真的是退回去了。但到下一个节日，他又送上门来，还是推辞不掉。几年来，我先后能退回的也就是10多次，而且耗费精力甚大。

　　第四种方式是节后上缴。1995年春节（还是1996年，我记不住），我还兼任揭阳市委宣传部长时，因为是常委，送礼的人多了，一下子使我招架不住。那个时候我比较清醒，上缴的红包款占收受的总数比例还是较高的。1996年中秋，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大节日，1997年春节，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在节后将一大部分红包款上缴普宁市委办公室，有一次好像是十几万人民币和一点港币，但就有了不少议论。连一些外地的老领导都说我不应上缴这么多，以免影响左邻右舍的关系。当一名领导干部要保持一点（不是完全）廉洁都是这么难。

　　4年间的8个大节日，我共9次上缴58万多人民币、8万多港币和两三千美金。尽管我一个人上缴的数额占揭阳市每年由纪委统计的处级领导干部上缴红包款总数的一半以上，但同我自己收受的全部红包款相比，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比例逐年下降。因而，我个人的非法财产额便急剧上升。

　　我一个人难撑破这张大网。我为此深深苦恼，与家人一起心惊肉跳过日子。我也曾苦苦思索过，可就是没有为自己找到一条正确的生路。

　　（当红包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当送红包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交方式时，领导拒贿，除了要克制内在的欲望，还要抵制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风言风语，也难怪丁伟斌会感叹：“当一名领导干部要保持一点（不是完全）廉洁都是这么难。”因此，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幸事。）

　　虽然可以说：我自己走着，干部队伍中一些人把我推着，亲人们把我护着，社会上亲近的人把我哄着，使我朝这腐化堕落之路一直走着，而且越走越快，越走越远，最终滑入了不可挽救的万丈深渊！但是，不管周围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如何，如果我能时刻牢记党的原则和宗旨，保持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以党纪国法时时警醒和约束自己，不惧怕别人的讽刺，不害怕世俗的力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孤立，但却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不会沦为今天这样一个罪人。（本文有删节）

　　编后话：丁伟斌幡然悔悟后，在《我的悔过书》中还写到，“普宁市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基层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计生问题，特别是出口骗税等严重问题……对此，我作为主持普宁市委3年10个月全面工作的书记，应负重大的、主要的责任，应负失职之过、渎职之罪。”

　　一个人显然负不起这个责？当我们目睹了，在骗取国家税款的过程中，普宁人从上到下的默契;当我们听闻了，本地的朋友和外地的领导对丁伟斌的“劝慰”；当我们私下揣测，没有上缴纪委的红包还有多少还有多少的时候……不免心里有点担忧，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不知还会不会出现王伟斌、张伟斌……

　　为此，我们选登丁伟斌的悔过书，不仅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以丁伟斌为鉴，不被欲望所主宰，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且也希望所有的读者能够众志成城地去挑战这个社会的陋习，用理性和信仰铸就时代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