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是在为先哲讳！——也谈钱学森的“缺失”

并非是在为先哲讳！　　

——也谈钱学森的“缺失”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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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真理和常识。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的先哲，通体光明，完美无缺，那是不合乎客观实际的。但是在悼念和缅怀他们的时候，非要揪住不放，那就有点不那么厚道和仁义了。当中国的航天之父钱学森去世的当儿，有的报刊却在念念不忘“钱学森曾发表过论证亩产万斤有可能的文章，晚年曾大力支持人体特殊特异功能的研究”。这不仅是行有违人之常情，而且言也不能服众人之心，至少在我说来，也只能是不以为然了。尽管在下孤陋寡闻，但是那些传言却与我所知的事实相去甚远。　　

（一）　　

请先看有关“亩产万斤”的资料：　　

据黄祺、应琛所写的《传奇钱学森》（见《新民周刊》2009年43期）披露，1958年夏收时节，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之后，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时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所长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短文刊于该报。他提出：“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如果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不仅仅是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泽东对钱学森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当时资料记载，这之后，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的多、长的壮。过去是浅耕粗收，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样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二）　　

再请看有关“支持人体特殊特异功能研究”的言论：　　

据安然所作《钱学森，导弹以外的轨迹》（见《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第41期）介绍：钱学森开始审视中医，他写道，“我并不是一个中医，但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的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他同时又认为：中医理论是事实和臆想以及猜测的混合，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者说，中医是“前科学”，即尚待进入科学体系的知识。他在1981年《自然杂志》第4卷第7期题为《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一文中提出：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孕育着人体科学最基本的道理，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　　

（三）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科学家，钱学森是应该拥有无限的想象甚至梦幻的天地的。哪怕是想错了，搞歪了，那也是科学家们的责任和权利。想一想，如果没人去考虑地球是围着太阳旋转的，没人希望能够飞上天空。。。。。。我们能有今天以至将来航天的本事和成就么？“亩产万斤”在当时和现在的确都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是，您知道吗？在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努力下，从1973年到1999年的23年间，在他所推广杂交水稻的土地上，已经增产了3500亿公斤粮食。仅仅杂交水稻一项，每年增产的稻谷就可以多供养7000万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总和。袁隆平说，“我研究杂交水稻不是为了当院士，而是为了老百姓有饭吃。”“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类摆脱饥荒，让天下人都吃饱饭。”他相信，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就能养活中国。在袁隆平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下，目前亩产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和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已经实现，而今正在冲刺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他给人讲过他的幻想：“我曾经做过一个好梦，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粒子像花生米那么大，我们几个朋友累了，坐在稻穗下面乘凉。”多么浪漫啊！大概您也知道，水稻作为全球主要农作物，在世界上120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栽培种植，目前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但是直至目前，全球水稻平均亩产依然停留在200公斤左右。21世纪的地球上，依然有8亿人处于粮食短缺状态，每天有24000人死于饥饿呐。我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了解到，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数量已居世界首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404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当然，这不全是袁隆平所研究的杂交水稻的带来的成果。但是，他50多年来，始终坚守着“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宏大理想，将解决数亿人的吃饭问题看得比天还大。钱学森当年“冒叫一声”，即使是如他自己所说“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那么，今天又何必深究严责，连去见了马克思之后也不予放过？　　

（四）　　

至于“人体特殊特异功能”，到了今天，肯定者固然拿不出证据说明它的存在。可是否定者就能证明将来永远不可能发现么？史无前例时的牛棚给我带来的偏头疼，历四十多年在部队和地方医院的求医问药，西药和中成药都尝试过，始终无法摆脱其折磨。一旦闹将起来，不能思想，不能睡眠，没地可躲，没处可逃，难过之至，可怜之至。最近，一位战友动员向来害怕针灸的我，前去试一试。尽管我一直误解针灸至今尚无多少科学根据，还是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去协和医院挂号应诊，谁知经过几个疗程下来，居然霍然而愈。当然，此病也许将来还会复发，还可能会再犯；可是，现在我的脑袋却仿佛去掉了紧箍咒，大大地轻松了。在我的知识范畴内，经络，没听说谁能解剖出来过；穴位，没听说谁把切片拿出来过；可针灸就是管用，您可以不相信，我就不能不相信了。那么，特异功能之说，即许是姑妄言之，我们能不能宽松一下宽容一点，允许存疑、留待考证呢？哪怕将来证明它是无稽之谈，那在医学上也可以达到证误的目的，有助于后来者不再走那条歧路嘛！何必匆匆忙忙马马虎虎糊糊涂涂就宣布其死刑，甚至连主张它的人已经往生了还要拉出来鞭挞！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太不近人情了？　　

（五）　　

我们周围有那么一种人，有那么一种癖好，总喜欢以别人的错误来衬托自己的正确。虽然，证误对于社会的进步并非没有好处。不过，那作用比之拿出正确的主意和行动还是稍逊风骚。不错，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不破不立嘛！不过，立字当头，破在其中也未尝不可吧？何必非要打倒别人抬高自己呢？其实，打倒了别人也未必能抬高自己的，如果您没有那两把刷子的话。最关键的，您还是要拿出“硬通货”来——有新的建树，有新的创造，有新的发现，有新的办法。。。。。。可惜，这种人就是拿不出那种本事来，就只好流落在喷射唾沫的行列里了。如果允许进行猜想的话，人们在不该指正之时硬要说不该指正之语，那是肯定会有言外之意的。用一句老话来讲，那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科学家竟说出了不科学的意见，无非是无稽地附和了无稽的倾向，屈服于不该屈服的力量罢了。那指向的目标是很明确的，是直言不讳的。在前不久的年月里，这一股蓦然冒出来的暴戾的风气，至今也还尚未式微。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说过一段话，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据他的观察： “钱先生在美国受到5年的迫害，有严重的反美情绪，所以，他非常佩服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敢跟美国对着干。我们都没有钱先生这样的经历，我们不能体会他的心情，他因为反美，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毛泽东无限服从，也许是可以理解的。”（黄祺：《立体的钱学森》，《新民周刊》2009年43期）而且，按作家李鸣生的报道，就在回归后“不久，钱先生撰写的关于发展导弹的意见书便摆在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时间是1956年2月8日上午。周总理看后作了批示，接着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邀请十未老帅开会讨论。会上，十位元帅一致表态：坚决同意搞导弹！会后彭德怀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再向毛泽东汇报。据说，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灭掉烟头，只狠狠地说了一个字：搞！”（李鸣生：《钱先生》，见《文艺报》2009/11/10）随后，许多人都知道的，“毛主席特别要求‘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胡银芳：《英雄大爱——邓稼先与许鹿希相互托付的一生》，《北京青年报》2009/12/21）在这种全局和大势之下，钱学森的那种心态、思绪、信念，也和北京大学资深老教授季羡林后来所回忆时所说的一样，“我当时是坚信的。”（关山：《钱学森：“导弹之王”远去》，《看天下2009/11/08第30期》）这些饱经沧的学者们，从自己丰富和坎坷的人生经历获得的此种感悟和认知，恐怕也是无可非议、无须从鸡蛋里面去挑骨头的吧？何况，连现在都尚未能全部求证出来的歌德巴赫猜想，也可以成立、存在，为什么偶而表露出来的一、二则“钱学森猜想”，就要被七嘴八舌、东拉西扯、捕风捉影、胡搅蛮缠、议论不休、纠住不放？真是可以说上一句：用心何其良苦，用心何其。。。。。。也！记得，年幼之时，读过一则寓言，说的是，有只鸡对低飞过来的鹰说，你飞的还没有我飞的高呢！鹰回答鸡说，你飞的再高也永远没有我飞的高！这则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鸡永远是鸡，鹰永远是鹰！谁要是向天上吐唾沫，唾沫就会落在自己的脸上。小子们哎，您记着吧！　　

（2009/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