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为不喜欢群众运动？

看“三反”时候的人民大学 ，想想现在的大学—精英为不喜欢群众运动？

这一段是一个反对群众运动的人，关于三反运动时候的回忆，大家看看到底民主不民主呢？现在的大学生，想一想，现在能不能这样监督呢？那时候没人敢随便撕大字报，而现在如果贴大字报会是什么后果呢？

  但是这个作者是反对群众运动的，认为不好！他的意思也是“严格遵守司法程序”，大家想，有很多权贵特别喜欢说，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每当一个事情他们反对，但有不好明确反对，就说对方，“没有严格遵守司法程序”。大家想，严格的条文，那精英读书多，有钱能找好律师，那他们和一个下岗工人比，这种法律对谁有利？自然对精英，所以现在权贵最喜欢“严格遵守法律”，大家想想，一个跳高冠军和一个瘸子发生争论，比赛跳高，那跳高冠军最喜欢“严格遵守跳高规则”行事，以为条文法有利于精蝇，等于是精英的意思干预司法！既然法律都有倾向，那我们就觉得倾向于多数人的法律是好法律，而倾向于少数人的就是坏得司法程序，而有人认为，群众运动就不是司法程序。这是真的吗？比如我的宪法规定群众运动发展成人民陪审团，你规定按照你的法律条文，请问那谁的是程序呢？你说你的是，我说我的是，为什么我的群众就不是程序？群众运动就等于用群众的意思来判断对错，他如果规范化就成了类似陪审团的模式！我们想，法律条文和群众运动都可能有冤案，凭什么要倾向于少数人？所以精英反对群众运动或者人民陪审团，而拼命支持他们的条文，就是因为他们愿意程序倾向于精英，而群众运动倾向于普通百姓，所以他们喜欢严格法律条文！为啥他们只认为办报纸是“新闻自由”，而反对大字报？因为报纸只有有钱人和会写文章的能办，普通百姓不能，而大字报是普通百姓和精英几乎平等，这样他们的优势不是消失了？有人那么反对民意，这么喜欢严格条文，请问你们，你们说美国好，那陪审团是什么意思呢？这文章的作者反对三反，说的很多理由根本无法成立！其实就是因为毛主席搞得那套公有制，你的后代没法继承，你侵吞了国企，有大量资产根本就是非法，如果严重腐败？而很多人要把江山传给后代，能吗？所以他们拼命反对，这就是原因！朱元璋、雍正皇帝在皇帝中间治国都不错，朱元璋让农民可以拿着大浩进京告状，官员阻拦就会被抄家；农民还可以抓官员进京（这些事情在最近演朱元璋的电视剧里面从来不提！但是朱元璋、雍正被文人骂的很多，为啥？因为反腐败得罪了官僚儒生，所以被骂！官僚儒生觉得谁对自己好，那就是好，至于百姓好不好无所谓，比如腐败投降的宋朝（在金兵打到了汴梁时候，宋朝皇帝把全城所有的金银、女人都搜刮干净，送给金兵，金兵还不满意。对这些情形，现在很多文人在描述宋朝时候都隐去了，哈哈，只是谈GDP多高，哈哈都喜欢这套！）官僚儒生们认为最好，而老百姓过的好点的朱元璋时代，那是被官僚儒生极端仇视的!

我自己乱说了一通，请大家看这个人关于三反的回忆，吴玉章是中共元老，看看当时是怎么被学生监督的！在想想现在！大家请看三反时候人民大学的情况，在对比一下最近反对北大自主招生的事情，还有现在大学里腐败，学生有办法吗？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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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学生提出的要求，究竟该如何答复，还拿不出一个准主意；而且对范长江所说的先接受下来再说的意见，大家都不赞成，于是党组决定要先向上级请示。人民大学最早由刘少奇亲自领导，后来他批示由组织部长安子文领导，后来安子文又把党务的领导关系交给中直机关党委，而中直机关党委又不肯接受。所以要向上级党组织请示，还是要找安子文，同时也得找中直党委书记龚子荣同志。好在胡锡奎和他们都很熟悉，因此，决定由他去赶快联系，务期当天晚上由我们党组全体成员去向他们报告。在得到上级党的指示以前，决定我下午去见学生时，只是听取意见，暂不表态。

    党组会结束后，我一直在考虑下午怎样对学生讲话。我把学生们可能提出的一切问题都加以设想，同时想出应如何答复。同时，我把设想下午可能发生的问题，从顺利想到复杂，甚至想到学生蛮不讲理，侮辱我以至打我，都考虑到了。我决定：不管学生态度如何，我都要耐心解释、说服、讲道理，绝对不发火。我想起总顾问临走时的告诫，不要与学生对立，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个老党员、老院长，应该像他那样对待学生，爱护学生。学生们年轻，容易偏激，何况还有人在那里鼓动呢！

    我安静下来吃了午饭，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西郊。我不想在学生们集合好了才到，怕那样难以阻止他们的行动。但也不想早到，因为早到会引起他们过分的注意，甚至怀疑有人事先给我通了风、报了信。当学生们正在集合时我到了，我到得恰是时候。有人一见我走到广场，就喊道：“李新同志来了。”有人接着喊：“先问问他！”向我走来的人越集越多，很自然地把我拥到了讲台旁边。人大一进校门，对面便是一座教室大楼（是当时惟一的大楼）。教室大楼前面是露天广场，为了作报告或讲大课的需要，在广场靠大楼那边的顶头，筑了一个讲台。当我接近讲台时，人们喊道：让他到台上回答问题吧！我于是上了讲台。由于人声嘈杂，我便高声向大家说：请安静！有问题一个一个地提，最好写在纸条上递上来。一时提问题的人不计其数，纸条也像雪片一样地飞来。

    问题主要是针对三位校长的（当然也有对校部各单位和其他负责人的）。我决定只就三校长的问题解释或回答。考虑到回答吴老的问题容易为学生们所接受，所以我先回答和解释有关吴老的问题。对吴老的问题虽然不少，但只要我一解释，学生们都能理解，很少再追问的。例如问吴老为什么要专门住一所房子，要有专门的医生、护士，专门的厨师……

    我说这些都是按中央和政务院的规定办的，吴老从来没有超过规定的要求。这时虽然还有人在起哄，问中央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但同学们不但不问我，反而群起不满地责问他：你去问中央，问政务院，问毛主席，问周总理！你问李新同志干什么？

    同学们要我继续讲。在回答吴老冬天取暖用的煤太多，达××吨时，我说：吴老取暖有专用的锅炉，这是上面规定的，但烧了这么多煤，应该检查，看是否有问题，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到行政事务部去。同学们见我回答问题很冷静、客观、实事求是，都很满意。

    眼看吴老的问题快完了，忽然有人从后面匆匆地拿着一张纸条走到台上来递给我。我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问吴老为什么冬天要吃西瓜，这不太特殊了吗？我把问题向大家宣读，大家都怔了。然后我说：冬天吃西瓜，实在太特殊，恐怕毛主席也没有这样特殊。这时台下有人高声问道：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同学们，你们想，吴老这么大的年纪，冬天吃西瓜，有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吃呢？治病嘛。吴老有脱肛的毛病，吃西瓜，是为了通便。吴老用专门的护士，也是为了这个问题。吴老每天早晨要专门清洗直肠，没有护士不行。而且，吴老吃西瓜，并没有花公家的钱。吴老的大外孙女婿，在广东韶关任专员，每到冬天，他都要从本地买些西瓜送吴老。事情就是这样，我看这里面既没有贪污，也没有浪费，更谈不上是什么特殊的享受。同学们都知道吴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但他不肯在北洋军阀政府里里当官，也是不肯在国民党政府当官，而不畏艰险，参加共产党，革命到老，直到胜利，又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勋。现在，为了治病，冬天吃西瓜，能算过分吗？”我的解释，同学们都首肯，有时，还鼓掌表示欢迎。

    这时已超过集合整队的时间。有人把学生会主席等几个人叫到一边去，商量是否整队进城。我见学生们的情绪已较稳定，应该大胆地阻止他们进城了。而这时学生会的头头们正在那里犹豫不决。我于是大声对同学们说：“你们进城不是要向三位校长提问题吗？能不能先让我把问题回答完了，你们再决定呢？”不少人说“好”，还有少数人鼓掌，没有人反对，连一个起哄的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时该向学生们讲道理了，不可错过机会，于是诚恳地向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要进城请愿，示威游行，这都不是违法的，本来没有什么。但同学们考虑过没有，从前学生罢课、请愿、示威游行，都是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延安、解放区有这些事情吗？没有。今天，毛主席号召大家‘三反’，你们响应号召，是完全正确的。但你们采取请愿、游行示威的方式，毛主席虽然不责怪你们，但全世界的舆论宣传，都会说新中国的学生起来了，他们起来反对政府了。这对你们好吗？尤其是人民大学，谁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开办的新型大学，现在，它的学生起来罢课、请愿、示威游行，这样的政治影响好吗？”我连续诚恳而严肃地问：“同学们！你们考虑过政治影响没有？”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我于是向大家说：“我看你们别进城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地进行‘三反’，不光三位校长要检查，我们各单位的负责人都要进行检查，人民大学应该成为‘三反’运动的模范。同学们尽管提意见，不管意见多么尖锐都可以，只要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毛主席会保护你们，吴老也会保护你们。”这时，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我趁机问大家，对吴老还有问题吗？全场都回答：没有了！我说：那么，下面我来讲胡校长和成校长的问题吧。

    对胡校长的意见最多。凡是我能解释的都给以认真的解释。不了解的我则诚恳地向大家表示一定转达，而胡校长也会认真地回答。例如：胡校长从会计室借了几十万元（那时一万元等于后来的一元），到上海给孩子买了一辆小孩骑的三轮车，这是什么样的错误？我问大家，这是贪污吗？大家说：不是，但总算浪费吧。而且挪公款私用，是违法的。我说：对！向会计室借款私用是错误的，会计室就不该借给他。这时有人喊：会计室敢不借吗？我说：为什么不敢，对错误的东西就该顶住嘛。贵州省的财会人员坚持制度，报上不是表扬了吗？后来我回去问会计室，原来这大喊的人就是会计室的人，他平时最巴结领导，“三反”来了又最积极地去揭发领导。现在，他感到混在学生里面不合适，就偷偷地溜走了。

    我往下再看纸条上写的问题，有一张纸条上说：胡校长用牛奶洗澡，太不像样子了！我念了这张条子后，问大家：有这样的事吗？确实太不像样！你们怎么知道的？没有人回答。我于是说：牛奶黏糊糊的，用牛奶洗澡舒服吗？我从来没见过。旧社会多么有钱的人也没有用牛奶洗澡的。到处风传宋美龄用牛奶洗澡，我就不相信。用一点牛奶作原料的美容剂是有的，但说人家用牛奶洗澡，是故意挖苦人，是无知的人捏造的。谁如果不信，可以买一瓶牛奶来洗脸，看舒服不舒服？这时大家都笑了。有人大声笑着说：我们可没钱买牛奶洗脸呀！我于是也笑着回答：用一瓶牛奶洗脸都买不起，用牛奶洗澡办得到吗？一澡盆牛奶从哪里去弄呢？说胡校长用牛奶洗澡，我们住在一起的人都从不知道，也没有听人说过，就是有人说，我也绝不相信。说宋美龄用牛奶洗澡我都不信，说胡校长，我能相信吗？我顺便就问大家，你们能相信吗？一时大家都笑了起来。

    原来气势汹汹地要责问三位校长的群众，这时又回到平时那样了。平时，我作为团委书记和同学们谈话及至作报告，都是有说有笑、非常融洽的。我这个人，最爱说笑，很少有板起面孔说话的时候。我见群众的情绪已恢复正常，顺便把成校长的问题解答了。对成校长的意见本来就不多，大家听了，更加心平气和。我于是向大家说：我是全体团员选出的团委书记，同学们，如果你们信任我，我代表你们把今天这些问题和意见，转达给三位校长，你们看，可以吗？你们的学生会主席也同我一起去，你们同意吗？全场一致高喊：同意！只是学生会主席出来说：李新同志一个人去就行了，青年团可以代表我们全体学生的意见。全场一致鼓掌。随后学生们分散回到了自己的教室和宿舍，并决定第二天照常上课。

    阻止学生进城游行取得如此顺利的成功，使我心情异常高兴。我马上去见胡校长，他见我就说：还是你这团委书记行哦！原来他已经知道西郊的情况了。他并且告诉我：安部长（中组部部长安子文）要我们党组今晚全都到他那里去，你看该怎样向他汇报？我说：不管怎样，都要回答学生们的问题，恐怕得向群众公开做检讨哟。不过检讨的分寸，得请安部长指示。

    晚上，安部长接见了我们全体党组成员，中直党委书记龚子荣也在座。他先让胡锡奎汇报了人大“三反”的进展情况。随后又询问了学生罢课、准备进城游行的情况。他听后，带笑地说：我看你们不是“三反”，而是“反三”，反对三位校长了。好在处理得及时，没有闹成大事。你们的领导太不得力了！随后他又问三位校长每月都花多少钱。胡校长回答说：吴老每月100万稍多一点；成校长每月不到100万，大约90万；他本人多些，每月130万左右。

    安部长听后很高兴，笑着说：你们不是贪污分子，也不算浪费分子，我看，都可算节约分子。特别是吴老，应该说特别节约。我比他每月都花得多，比你胡锡奎也花得多，为什么学生们还起来闹事呢？我们说：范长江在那里鼓动嘛！安部长说：他也要回新华社去检讨的，不管他。不过，学生们没有错，是毛主席号召他们起来“三反”的。他们现在“反三”也应该。你们三位校长没有贪污，但全校都没有贪污，谁能保证？应该检查！你们三位都是节约分子，但能说没有一点浪费的地方？至于官僚主义，谁能说没有？恐怕多得很！现在学生起来闹事，就证明你们不会领导，官僚主义很严重，脱离了广大学生群众。学生们提了许多问题，你们应该当众回答，当众检讨。只要你们检讨得当，群众是会满意的。大家都同意安部长的讲话，三位校长都准备回去向全校师生员工做检讨。因为对运动的发展觉得有底了，所以都认为这个会开得很好，都很高兴。

    三天后，三位校长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检查。吴老的检查很诚恳。他说：他一生以办教育为最光荣的事业。他最感到欣慰的是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办人民大学是想为建设事业再培养人才。想不到年纪大了，努力不够，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不仅有许多官僚主义的错误，而且生活上也有一些浪费的地方。他举例说：冬天取暖竟烧那么多的煤，值得检查。他决定以后冬天烧锅炉取暖的煤，事先定下来，由锅炉工负责，秘书监督，不得超过定额。节约到定额以下的所值，以15%~30%奖励工人。这是过去延安的办法，公私两利，切实可行。我们人民大学，一定要做“三反”的模范，同学们起来进行“三反”斗争，是很好的事情。它将使我们学校根绝贪污，减少以至消除浪费现象，把官僚主义消灭干净。学校嘛，怎么能变成官场？教员要把课教好，学生要学习得好，职工是办事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官员，学校里不能有当官做老爷的。我是校长，不是当官，如果我不能尽责，同学们尽可把我赶走，中央尽可把我免职。不用到那步田地，只要我觉得没有把学校办好，不能把学校办好，我一定会辞职、让贤。我一生办过不少学校，还没有不受师生欢迎的。上面撤我的职，有过，还不止一次，但那是反动政府，我党中央，只许把学校办好，不许办坏。办坏了的一定要撤职，办得好的一定会受奖励。同学们，我相信人民大学一定能办好，经过“三反”，一定能办得更好。我这个校长，有错误就改。我想我是不会被撤职的，也不会辞职。我相信同学们会刻苦地学习，老师们会认真地教学，职工们会勤勤恳恳地工作。人民大学是党中央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是人民的嘛，一定能办好，我有信心，我想大家都有信心把它办好。

    吴老的检查，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会场上不断发出掌声和欢呼声。这哪里是检查，简直成了一次对大家鼓励的讲演。

    成校长的检查比较简短，因为同学对他提的意见比较少。他检查时表情很沉重，而且有不少的地方说得过分。例如他把用公家的信笺信封为私人写信，也称作浪费。在解放区，无论延安或敌后根据地，私人写信用公家的信纸，已成惯例。因为私人的事情很少。比如劝亲友参加革命，这算私事还是公事呢？分不清。这一惯例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家都是如此，上级对此也没有另作规定。因此成校长的过分检讨使人听了感到刺耳，认为他有哗众取宠之意。他的整个检讨，没有提到贪污。人们都相信，成校长是不会有贪污的。但他领导的单位呢？怎么能打包票！至于浪费，他又说得太多。而且最后把这些浪费总结为贪污性的浪费或浪费性的贪污。这可把大家弄糊涂了。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结束了他的检查。场内既没有掌声，也没有人提问，人们见他心情沉重，不想再增加他的负担，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让他的检查过去了。

    胡校长作检查报告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群众的提问、质问不断，有的还走上台去，面对面地质问他。其实，胡校长的态度和平常一样，但群众却认为他的态度骄傲，目中无人，摆领导的官架子。质问他的问题很多，质问的人纷纷涌向讲台。什么问题都提出来了，连用牛奶洗澡的问题也提出来了。这时，有人递给他一张条子，劝他对群众的态度要谦虚一点。他看见群众情绪激昂，也感到了压力。于是，他擦干了额上的汗，诚恳地向大家说道：同学们，同志们，你们这样踊跃地向我提意见，很好，是对我的帮助，我一定虚心地听取。我不但听取意见，凡是应该改进和能够改进的，我一定按大家的意见办理。有些意见，是因为同志们不了解情况，我应该把事实向同志们说明白。有些连我也没有弄清的情况，我以后还要向同志们说清楚。总之，我诚恳地欢迎同志们进行“三反”斗争。如有贪污，我们一定查清严办，一切浪费现象都要清除。我个人的浪费，除作检讨外，该赔偿的还要赔偿。吴老说得好，学校不是官场，不能容忍官僚主义。我这个人没有学问，只不过是来帮助吴老做些党政工作罢了。我长期在地方、在部队工作，不像老师那样耐心，那样温和地对待学生。我的态度生硬，处理问题简单，这样在学校里是不合适的。我既然来到了人民大学，来到了党中央创办的新型的正规大学，我就要向大家学习，向老师和同学们学习，更要向吴老学习。部队的经验、地方的经验、办训练班的经验不行了，需要提高，提高到新型的正规的大学程度。同学们，同志们，有意见你们尽管提吧！我接受得了。我不是官，更不愿做官僚。我要像老师一样，像同学们一样，和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工作，把人民大学办好。

    由于胡校长的态度变得诚恳真挚，会场的情绪缓和了。这时，开会的时间已经很长，会场的秩序已经松散。主持会议的人便趁势说：有意见以后还可以提，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于是宣布散会。

    三位校长作检查之后，按理就轮到校部各单位作检查了。这时，行政事务部长鲍建章来找尹达和我商量。他说：我那里是管钱管物的地方，更兼还有修建处，花钱很多，现在反贪污、浪费才开始，究竟情况怎样，还搞不清，叫我怎样检查呢？是否请你们教务、研究两部先检查，我行政事务部往后推一下。尹达和我都感到我们三个部的检查都可以稍缓，就决定只要领导和群众不来催，我们就暂不检查。但后来尹达沉不住气，他以为群众情绪缓和了，就不与鲍建章和我商量，先行“引火烧身”，想轻易地闯过关去。

    尹达和我，认识较早。他在北方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后来在华北大学又共事。在筹办人民大学时，我们也在一起。从聂真调到华北大学起，我们三人就成了最亲密的象棋战友。他和聂真是同乡，聂对他很了解。他和范文澜在延安就共过事，范老对他也很了解。而我和聂真、范老的关系都很好，而且都是老关系，所以他们把对尹达的了解都告诉了我，因此使我对尹达的了解更加深刻。我知道他爱耍小聪明，有时还爱投机。所以我们虽然关系亲密，但对他并非毫无防备。

    就在“三反”前夕，人民大学工会在儿童电影院包了一场电影。我因工作忙起身较迟，走到校门口时，校车已经开走了。正在犹豫是否回家，不去看电影了，这时尹达也来到了校门口。他见我后，就对我说：老李，你去要个车吧，咱们一起去。临“三反”前，对私人用车，早已议论纷纷了。我想：你尹达不去要车，却要我去，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我没有说，就到对面司机班去要了车，我们进影院时，电影已经开映了。凡是看见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坐小车去的。电影散场时，我们没有走在一起。我先进了小车，以为他很快就会来。但看电影的人都走光了，他还是没有来。我相信他是坐校车走了以后，才让司机开车回家，并故意要司机去问他怎样回家的。司机回来告诉我，尹部长说：他出影院门找不到小车，所以坐院车回了家。司机说：我就在原处等着的嘛。尹部长说：对不起，人太多，我真没有看见。司机说罢，和我一起大笑起来。

    尹达作检查的时候，开始时会场很安静。后来提意见的人多了，也就纷乱起来。因为这时“三反”运动刚发动，还没有达到高潮。群众的劲头正在上升，并未下降，正需要找发泄的对象。尹达把形势估计错了，当群众起来向他“进攻”时，他因缺乏思想准备，以致不知所措。出版处说他乱批条子，弄得有的课程讲义印得过多，堆积在那里长期不用，有的又印得太少，同学们到考试时还没有拿到，找到教研室乃至出版处来闹。图书馆说他把一些珍本拿走了不还，有的有借条，有的连借条也不打，叫他们不好办。这些意见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尹达认为是故意与他为难，接受不了。一着急，旧病复发，手脚抽筋，缩倒在桌子下面。尹达的检查，就在这样滑稽的场面下结束了。

    鲍建章对尹达不顾我们三人协商的约定而抢先检查，非常不满。他跑来和我说：老尹太不讲信义了！结果自找一场病。老李，你怎么样？打算跟着检查吗？我说：咱们下面各单位正乱着呢，我们怎么检查？等一等再说吧。这时，行政事务部下面的修建处正开始抓“大贪污”案，连校医院也发现了“不小的贪污”，老鲍为此正感到头疼，不知该怎么办，哪里还有心思考虑自己的检查！我教务部下属的体育教研室，也闹着有贪污，革命史教研室一位负责人则因生活问题弄得狼狈不堪。教务部本身虽没有几个人，但因受人鼓动，也有人想对我起哄；我见此情况，觉得还不是检查的时候。这时火苗正在向你烧来，你引火烧身，岂不会把你烧焦？我想等熊熊烈火过去之后，在余热中趁势检查，也不算迟。这不正合乎毛主席“后发制人”的道理吗？于是便和老鲍约定：等运动后期再作检查。

    这时，校部门口，给我贴了不少的大字报，还有一些漫画。漫画上画着我在给小孩“把屎”。还有，便是我让小孩骑在我的肩上，我一面走，一面教小孩念顺口溜。那首顺口溜是：“出大门，走十步，前面有个理发铺。理发铺，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得头上长大包。进医院，就开刀，医生给我抹牙膏，你说糟糕不糟糕？”人们揭发的这些都是事实。但与教务何干呢？而且把它们贴在校部大门口，未免太不雅观了！我每看一次，都要笑一回，旁人见我并不恼怒，颇以为怪。不几天，这些大字报和漫画都被撕下了。我猜想作者感到无趣才自己撕去的，因为当年对大字报是谁也不敢去撕的。

    因对我无法，校部有几个人便想从我妻身上打开缺口。他们组织了几个人的会议，要我妻去参加，想给她以难堪。谁知我妻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推说她的工作单位是业余学校，不在校部，拒绝出席。他们的会终于没有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