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

“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这就是说孔老二是

  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反物质派”！

      ——评“微言”的《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　　

            探索者　　

内容：　　

一、作者说“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这就是说作者说“孔老二”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而是个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反物质派”！　　

二、根据作者所“附：孔子原话出处”，来看看“孔子原话”所说是什么？作者所说又是什么，从而看看作者是怎样、如何对世人进行欺骗的，又是怎样如何对孔老二进行强奸的！　　

（一）《论语·为政第二》：“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二）《论语·为政第二》：“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三）《论语·为政第二》：“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四）《论语·为政第二》：“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五）《论语·子罕第九》：“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六）《论语·子路第十三》：“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三、笔者与作者相反：笔者说：“孔老二说：要走极端，、 并且好‘走’‘反极端’，孔老二是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隶们的死敌！复辟周王朝奴隶制的顽固复辟派！”　　

   正文如下：　　

一、作者说“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这就是作者说“孔老二”并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而是个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反物质派”！　　

不仅孔老二没给出什么有关“极端”概念的标准，作者在文中也没给出，笔者现在首先根据通常的理解，对所谓“极端”，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定义”。破坏事物的平衡稳定，导致事物产生变化，而使事物由一事物变成另事物的行为，谓之“极端”行为。实行“极端”行为，就谓之“走极端”。　　

简而言之：只有事物“走极端”，破坏事物旧的平衡，才能使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没有“走极端”，也就没有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诞生，一切都冻结了，是一个僵死的世界！而所谓“走两个极端”，其一个“极端”是破坏事物的平衡，使事物前进、发展成前所没有的崭新的新事物；其另一个“极端”是破坏事物的平衡，使事物后退、衰败，再重新回到其前的旧事物。“不要走两个极端”，就是既不要使事物发展，也不要让事物衰败，即让事物保持不变，反对事物变动，不准事物变动。因此，凡是“不要走两个极端”者，都是反对事物变动的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当然，笔者所说的“新旧”，是指事物在“进化论”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利益意义上的“新旧”。并且认为使事物变成新事物的“极端”谓之“善极端”，否则谓之“恶极端”。　　

作者说“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所以笔者说作者说孔老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如果作者支持“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那么作者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派”！　　

不仅如此，因为“旧死新生”不仅是“普世真理”，更是物质的普遍真理——“普物真理”，所以“不要走两个极端”者，也是货真价实的“反物质派”！“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所以说孔老二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物质派”！如果作者支持“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那么作者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物质派”！　　

至于作者，还是让其自我评说去吧。但是，既然作者称“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那么孔老二”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反物质派”，这确实是确凿无疑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起见，笔者下面再举一个实例，以说明不仅“走两个极端”是必要的，“走极端”也是必要的，其实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例如：《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如果没有“纥与颜氏女野合”的“走极端”，何以会有“而生孔子”？倘若孔老二非但不好好地对“纥与颜氏女野合”的“走极端”行动感恩戴德，反而对纥“说：不要走两个极端”，这不仅太显孔老二的“不孝”——“大逆不道”，也太滑天下之大稽了！　　

儒的三等“圣人”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再试问作者：“纥与颜氏女野合”，究竟是应该在“存”之列，还是应该在“灭”之列？　　

笔者虽然在此明确地对“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表示反对，但是却对“纥与颜氏女野合”的“走极端”行动很厌恶，很想那时能够指着纥的鼻子对纥高喊一声“不要走极端”！如果没有“纥与颜氏女野合”“走极端”，很可能也就没有孔老二这个中国劳苦大众祸害的出生，也就不会有至今中国劳苦大众仍然受不完的苦难！　　

笔者通读了作者全文，特别是作者所“附：孔子原话出处”。但只是看到作者说“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却没找到作者给出“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的实据。作者非但没给出“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的“孔子原话出处”，但却给出了笔者说“孔子说：要走极端”的“孔子原话”的一个“出处”！其中，“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就是作者给出的孔老二说“要走极端”、孔老二好“走极端”的“孔子原话”的一个“出处”！这是笔者从作者的“附：孔子原话出处”中看到的。　　

看来作者也并非是一个老实人，而是善于玩瞒天过海，招摇撞骗的鬼把戏！这是“儒”的一大特色，“儒”就是一些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张目的职业骗子！请看笔者拙文：《“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词，“儒学”是“二丑”之“术”，孔子是“二丑”之祖》）。　　

希望作者从所“附：孔子原话出处”中，拿出“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的“孔子原话出处”来！否则，作者就是在对世人欺骗！对孔老二强奸！　　

二、根据作者所“附：孔子原话出处”，来看看“孔子原话”所说是什么？作者所说又是什么，从而看看作者是怎样、如何对世人进行欺骗的，又是怎样如何对孔老二进行强奸的！　　

（一）《论语·为政第二》：“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注释：1.罔（wǎng）：无，没有，蒙蔽。2.殆（dài）：危险、迷惑。此处是“怠”的假借字，疲倦。　　

译文：孔子说：“学而不思，则毫无所得；思而不学，则令人困惑。”　　

在此除了“学”，就是“思”，而没有“行”、实践。孔老二只强调“学”、“思”，而不讲究“行”，实践。《论语·学而·1·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习”，温习、复习，也是从书本到书本。这样不仅“罔”而且“殆”。《论语·卫灵公·15·31》：“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公冶长·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子张·19·22》：“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学”何？学流落在“遗民”中的“文武之道”也！“思”何？所学之“文武之道”也！孔子的“道”，是现成的“文武之道”，也就是“周礼”！《论语·子张·19·7》：“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孔子的“学”，也是现成的“文武之道”，也就是“周礼”！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无数知识分子“从书本到书本，穷经皓首，终来无用”之悲剧的根源所在。颜回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唐］李白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五律·嘲鲁儒》）　　

而现在不少图书馆、阅览室中，就经常看到其墙壁上悬挂有这条语录。他们是不知还想教人们仍然“死读书”，“读死书”？　　

然而，试问作者：在这其中哪里有“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哪里有“孔子说：┅┅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把凭空的理论当成事实，那是很危险的。如果只学习而不思考，只会照搬照抄，死搬硬套，那也是很糊涂的”？哪里有“孔子说：”“所以，太左也不行，太右也不行，应该折中。太封闭也不行，太开放也不行，应该适中。就好象人吃饭，闭着口不能吃，但老是张着口，也不能吃。就象走路，不能只伸一条腿吧！两条腿走路，也是一屈一伸才能走路。总不能老伸着不弯屈，怎么能走路。所谓‘改革’、‘倒退’，那都是理论上、名词上的东西，哪里有一定的标准。把‘开放’过度的纠正过来，也是‘改革’啊！把‘改革’错误的改正过来，也是‘改革’嘛！公有改私有，私有改公有，哪个才是‘倒退’呢？其实也不用管那么多了，实实在在的，是要让中国富裕，百姓受益，这才是真的！公有改私有，公有改私有，哪个才是‘倒退’呢？所以，今后应该以‘国营为主，私营为辅’。不以国营为主，如何与群狼搏斗。私营这只小羊，斗得过狼群吗？而且国家强大要靠实力，实力是什么？是经济。所以经济要掌握在国家手里，怎么能属于私人？而且还属于外国人”？　　

这一些，作者都是从其中哪里看出来的？　　

特别是从其“所以，太左也不行，太右也不行，应该折中。┅┅”及其之后，更充斥着种种谬论！首先，作者的“太左也不行，太右也不行，应该折中”，就是一个绝大的谬论！从“太左也不行，太右也不行”，并不能得出“应该折中”的结论来！这需要论证！显然，作者在此，是在以“瞒天过海”的方式，推销臭名昭著的“折中主义”！其次是“所谓‘改革’、‘倒退’，那都是理论上、名词上的东西，哪里有一定的标准。把‘开放’过度的纠正过来，也是‘改革’啊！把‘改革’错误的改正过来，也是‘改革’嘛！公有改私有，私有改公有，哪个才是‘倒退’呢？其实也不用管那么多了，实实在在的，是要让中国富裕，百姓受益，这才是真的！公有改私有，公有改私有，哪个才是‘倒退’呢？所以，今后应该以‘国营为主，私营为辅’”，显然作者是在以“胡搅蛮缠”，冒充“辩证法”！“所谓‘改革’、‘倒退’，那都是理论上、名词上的东西，哪里有一定的标准”吗？　　

其实在这其中，作者是说了两种“改革”，这两种改革的方向决然相反，其效果决然不同。由“公有改私有”，是“复旧”即“倒退”；由“私有改公有”，是“前进”。作者连这一点判断事情“倒退”、“前进”的常识都没有，还谈什么？作者是在有意装糊涂，装模做样，犹如庄子《齐物论》中的那个“大思想家”南国子綦先生！其实作者比南国子綦却差远去了！好一个“其实也不用管那么多了，实实在在的，是要让中国富裕，百姓受益，这才是真的”！两种方向的“改革”，让什么样的“中国富裕”，使哪些“百姓受益”是完全不同的，是预先就完全确定了的，怎么能“其实也不用管那么多了”？“改革”三十年的实际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了！其结果早已有了！不用问，根据作者说话的口气，显然是一个由“公有改私有”的三十年“改革”中“受益”者！作者在三十年由“公有改私有”的“改革”中，究竟具体地是怎样“受益”的？是靠当官贪污受贿？是靠经商欺行霸市、偷税漏税？是靠买空卖空、招摇撞骗？┅┅，“其实也不用管那么多了”？随后，作者仍然在继续忽悠！什么“今后应该以‘国营为主，私营为辅’。不以国营为主，如何与群狼搏斗。私营这只小羊，斗得过狼群吗？而且国家强大要靠实力，实力是什么？是经济。所以经济要掌握在国家手里，怎么能属于私人？而且还属于外国人”等等，以“国营为主，私营为辅”，就一定会让那些在三十年由“公有改私有”的“改革”中“受害”的“百姓”“受益”？不看看这个三十年之前还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现在还是吗？早已经今非昔比了！现在很难说不是少数人的！其中还有占中国人口95%以上的工农大众的份吗？究竟占多大比例，占5%？还是更少？如果不首先搞清楚现在这个国家的性质，即便是今后“国营为主，私营为辅”，其实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受益”者仍然是那些“受益”者；受害者仍然是那些受害者！只是新的一轮“打左灯往右拐”罢了！岂有他哉！倘若这个国家再是一个“儿子国”，那么它的“经济”，即使是“掌握在国家手里”，也是“属于私人”，“而且还属于外国人”！所以作者的“今后应该以‘国营为主，私营为辅’。不以国营为主，如何与群狼搏斗。私营这只小羊，斗得过狼群吗？而且国家强大要靠实力，实力是什么？是经济。所以经济要掌握在国家手里，怎么能属于私人？而且还属于外国人”之高论，完全是一些故意欺骗人的屁话！　　

《礼记·表记》：“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孟子·万章上·9·4》：“孟子曰：《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所言之“国家”，都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且都是“天子神授”， 官吏君授。笔者实不知今天的“天老爷”将要把中国授给谁，谁将继“袁大头”之后又要坐中国的“天子”了！据说儒都是一些同神灵人物，作者是否能给世人透漏一二？　　

因为社会“改革”，可以使社会的性质发生变化，所以社会“改革”，也是一种“极端”。由上完全可以看出，实际上作者不仅不反对社会“改革”这种“极端”，而且还特别赞赏由“公有改私有”的三十年“改革”！作者主张“不要走两个极端”是假，而反对走“善极端”，主张走“恶极端”是真！请问作者是一个什么“派”？　　

（二）《论语·为政第二》：“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注释 1.攻：攻击、批判、讨伐。2.异端：与己不同者。孔子指与其不同的学说、主张。“异端”，这是一切反动势力对一切有异于己的新学说诅咒之称。一切反动势力都是“言论一律”者，他们对一切有异于己的新学说总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力图铲除之。3.斯：其。指“异端”。4.已：完了。　　

译文：孔子说：“批判镇压异端邪说，才能清除其危害。”　　

在此，孔老二所标榜的“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12·21》）、“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1·10》）皆无，恶毒凶相暴露无遗。孔老二一贯标榜自己和其弟子对统治阶级的忠心耿耿，而依仗、借助统治阶级的暴力，摆出一副大学伐、大学霸的架势，做出一副统治阶级忠实走狗的姿态，对与其不同观点的人和学派进行征讨、狂吠和谋杀。王充《论衡·讲瑞》：“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易白沙《孔子评议上》：“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毛泽东说：“关于孔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甚幸。”（《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孔子不仅是“攻乎异端”，而且是“诛”乎“异端”！！对于言论、学术和政治之争，孔子采取恶霸、流氓加屠夫的“恶极端”手段！　　

请问作者，在这其中哪里有“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孔老二说“攻乎异端”，就是说“要走极端”，而且是要“走”“恶”的“极端”！不是“走”“善”的“极端”！　　

作者说“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但却给出了一个“孔老二说：要走极端”的实据！作者是有意蔑视世人的眼力？是故意出孔老二的丑态？还是作者智力的缺欠？作者道德的缺失？　　

（三）《论语·为政第二》：“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注释：1.由：仲由，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春秋末鲁国人，孔子的弟子。性耿直好勇。他阻止孔子投靠叛臣公山弗扰（《论语·阳货·17·5》）、佛肸（xī）（《论语·阳货·17·7》）等罪行，对孔老二走“南子”的后门，甚不悦（《论语·雍也·6·28》），认为孔老二的为政必以“正名”始，是“子之迂也”（《论语·子路·13·3》）。2.诲：教导。3.女：你。4.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这才是明智之举。　　

译文：孔子说：“由，教给你的知识，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了，就说明白了；你不明白，就说不明白。这才是明智之举！”　　

孔老二既自诩“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2·4》），又承认“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4》），不仅是典型的打肿了脸充胖子的以“不知为”“知”！也是对其“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2·13》）的自我否定。　　

《论语·宪问·14·40》：“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在此，孔老二对子张所问之答，就是孔老二的以“不知为知”的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高宗谅阴”：“高宗”，殷王，名昭，庙号武丁，盘庚弟小乙之子，继小乙即位。传少时居于民间，知稼穑之艰。曾学于贤臣甘盘。即位后，用傅说、甘盘共辅国政，王朝复兴，在位五十九年，死后尊为高宗，古人称其为商朝中兴的贤王。“谅阴”，儒说是居丧时住的房子，又叫凶庐，说此处指“守孝”。这是孔老二和儒的解释。但据郭沫若《驳〈说儒〉》说，“谅阴”是一种在近代医学上称为“不言症”的病，并非居丧的“凶庐”，引申的“守孝”。“高宗谅阴”，是说高宗有“不言症，并非高宗居凶庐守孝。更有，《孟子·滕文公上·5·2》：“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其中说得清楚：“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孔老二生卒年是前551-前479年，孟轲生卒年是前372-前289年。滕国的“宗国”是鲁国。孔老二死后一百多年的孟轲时，“三年之丧”，不仅“滕国先君”“莫之行也”，其“宗国鲁先君”仍然“亦莫之行”；而要“定为三年之丧”，滕国“父兄百官皆不欲”，岂有殷王高宗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孔老二的解释纯属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孔老二不是以“不知为不知”，而是以“不知为知”，招摇撞骗，贻害无穷。笔者曰：“夫子！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请问作者，这其中哪里有“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这其中哪里有孔老二说“所以治国要靠通才，而不是靠什么专家，专家只攻了一头牛角尖，其它的他不知道。对于不知道的东西，也去听他的，后果很严重啊！治国要用人才，领导也要有修养，避免有偏激的举动”？　　

作者全是在胡说八道，胡诌乱扯！欺骗世人！　　

试问作者：孔老二是个“通才”吗？孔老二的弟子中有“通才”吗？孔老二是培养“通才“吗？　　

试问孔老二是个“通才”吗？笔者答：非也！　　

《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子罕·9·16》：“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实际上，孔老二只是一个“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的以装神弄鬼为业的职业神职者。他的本事就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上天也并没有特别眷恋他孔老二而赋予他孔老二什么特别才干，更无什么特异功能！这是孔老二自己说的！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sǎng）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孟子·滕文公下·6·3》：“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当时是春秋末期，正是天下用人之际，周天子需要人保护自己避免灭亡，各诸侯需要人为其扩充势力称霸以至夺取天下，……各单位都需要人，急需要人！《论语·子罕·9·2》：“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老二自诩做“车夫”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要求也并不高，只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做个车夫也行！孔老二首先在其祖宗国鲁国内混，在鲁国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好跑到国外去。他周游列国，到处游说，自己送上门去，推销自己推销了十三年，对于这一切，后儒对其美其曰“行道”，其实就是“卖身投靠”，用现在一句好听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到处“推销自己，找工作”，足足推销找了十三年，但到最后他甚至连一个做车夫这个差事，也没谋到！当然孔老二之所以最后甚至做车夫这个差事也没谋到，不仅“志大才疏”，无治国才干，一个主要原因都知道他心术不正，是个野心家、阴谋家！否则当齐景公问晏子时，晏子何以会曰：“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lù）。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以导众”（《墨子·非儒下》）？更何以“公山弗扰以费畔”、“佛肸以中牟畔”皆会“召”孔老二，而皆知孔老二必“欲往”（《论语·阳货·17·5》、《论语·阳货·17·7》）？这都是事实，是世人，甚至是其徒子徒孙说告诉时人的！说实在话，象孔老二这样一个人，正经人也不敢用！无论如何，旧奴隶制周王朝的覆灭，新封建制秦王朝的诞生，就给孔子“儒术”“治天下”无用下了定论！孔老二是一个糟糠之辈！　　

孔老二的弟子中有“通才”吗？笔者答：非也！　　

《论语·先进·11·3》：“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不仅是孔老二对其一生行教成果的总结，也是对其所谓“众多贤弟子”业绩的概括。其弟子中，凡其认为可以引以为豪者的“佼佼者”，完全列于此。在孔老二的弟子里，哪里有什么“通才”？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德行”上有何建树？宰我、子贡，在“语言”上有何建树？冉有、季路，在“政事”上有何建树？子游、子夏，在“文学”上有何建树？笔者真想能为其写点什么，为此专门逐一查阅了今儒所编撰的《孔子大辞典》的“孔门弟子”部分，真是“日本人的鞋——提不起来”！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法写，并且不写要比写好，师父如此，弟子好也好不了哪里去，故只好作罢！什么“大才”，什么“贤人”，什么“贡献”，什么“功绩”，什么“影响”，统统是吹嘘！欺骗！一堆臭狗屎！读者不信，自己查查看。　　

《论语·先进·11·24》：“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具臣”，与“大臣”相对。特指普通的臣子、办具体事之臣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后儒吹乎尽管吹乎，炒作尽管炒作，孔老二也不得不承认，在他所培养的弟子中甚至于连一个充当“大臣者”的材料也没有，无一“人才”，都是一些至多“具臣”的材料，更无什么“通才”！当时，冉求和子路都是季子然的家臣（奴之奴）。孔子在这里假借对冉求和子路的评说，向季子然宣扬和标榜他的学生虽有良莠，但“弑父与君，亦不从也”，个个都是忠实的奴才，以此来推销他自己和其学生。但广告是广告，实际是实际。《论语·阳货·17·5》、《论语·阳货·17·7》就载有孔子“欲往”参与“畔”之事实。这说明前面晏子所说是真实的。孔子是一个到处“劝下乱上，教臣杀君”以便乘机捞取权位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庄子·盗跖（zhí）》：“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zū）于卫东门之上”。孔子高徒子路后为卫国大夫孔悝（kuī）的邑宰，在贵族内讧（hòng）中，因谋杀卫君未成，而被杀于卫都东门之上。这是对孔老二为其弟子“弑父与君，亦不从也”作保断语的作结。　　

《孟子·告子下·12·6》：“[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消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消何可得与？’”针对淳于髡的质问“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消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轲对淳于髡的搪塞，也证明了笔者所说的正确。若有，孟轲也不会把一个孔老二生前一百多年的非儒实法的贤者百里奚拖出来冒充，来忽悠淳于髡了！在此，孟轲是无赖加欺骗！　　

孔老二是培养“通才“吗？笔者答：非也！　　

《论语·学而·1·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注释：1. 谨而信：《论语·子路·13·20》：“[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kēng）硁小人哉！’”既然如此，在孔老二的教学中，根本就无什么“诚信”一说！2. 学文：《论语·雍也·6·27》：“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尽管孔老二“博学于文”，“以约”，然“失之者”并不“鲜矣”！诸如：“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佛肸[畔]召，子欲往”、《孟子·滕文公下·6·9》：“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些也仅是孔老二这个奸臣逆子大逆不道的罪证之一二罢了！3. 泛爱众：“泛爱”一切统治者。在此“众”，并非今天的“民众”之意。其中并不包括“民”。在孔子的骨子里甚至于“小人”，也是“使”的对象，而“民”那就更是“使”的对象，而不是“爱”的对象了。在孔孟之道中绝对没有民主平等博爱，有的只是等级森严。孔子所说的“泛爱众”，是指的忠君、孝亲，绝非墨子的“兼爱”。《墨子·兼爱上》：“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意在禁恶而劝爱”。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以人格平等为前提，无论君臣、父子、强弱、贫富在人格上平等，才能有真正相亲相爱；“兼爱”与孔老二的以血亲宗法为核心等级森严的“仁爱”根本不同，它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兼爱”是贫弱者的学说，它对一切欺压民众、巧取豪夺、荒淫腐朽的行径都持揭露、谴责和批判的态度。孟轲对墨子的“兼爱”恨之入骨，咒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6·9》）那些称孔老二的“爱泛众”、“爱人”之说与墨子的“兼相爱”之说“有相近、相似”者，甚至于说孔老二的“泛爱众”，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博爱”，不是无知，就是有意欺骗。孟轲之言就直接打碎了这些无知和欺骗。《孟子·滕文公上·5·5》：“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在儒道中压根就没有“兼相爱”一说！　　

这是孔老二向当时社会权势富贵者全面宣传和推销自己的办学方针：我的学生在家则遵从父亲和兄长，在外则遵从长上，行为谨慎而（伪装）诚信；泛爱尊者圣者亲者贵者上者，克制自己服从周礼。在做好以上诸项倘有余力的情况下，学习文饰、自我修饰包装之术，以更好地做好以上诸项。　　

孔老二要求其弟子首先做一个符合奴隶主贵族政治、道德规范的人，若“有余力”，再“以学文”，毫不含糊地把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德育放在其教育的首位。而且所学之“文”，也是为其德育教育服务者。而且，其所谓“行”，也就是指“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一套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说教，与今天所指的参加变革社会、变革自然的实践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孔老二自诩他所教育培养的对象，是一些让奴隶主贵族顺心放心、行为规范的奴才和帮凶。并非什么“通才”！　　

（四）《论语·为政第二》：“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注释：1.其：自家。2.鬼：神灵。其鬼：自家已死祖先的灵魂。3.谄：谄媚、巴结，拍马屁。　　

孔老二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那么倘若孔子明知无鬼而祭之，何也！孔子是鼓吹复辟奴隶制的“木铎”。“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关系。”（《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因此，人民大众“尊孔读经”无疑是走错了庙门，拜错了神灵。　　

译文：孔子说：“非自家祖先而祭之，那是谄媚。”　　

请问作者：这其中哪里有“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这其中哪里有“孔子看到有些人崇洋迷外，拍外国人马屁，脑子糊涂，很看不过去，不由得感叹道：叩拜别人的祖宗，拍马奉承啊”？完全是作者的胡说八道，胡诌乱扯！欺骗世人！　　

孔老二是殷王朝的叛徒世家。作者是在臭摆孔子！“孔老二”周游列国十三年，就是“叩拜别人的祖宗”的“十三年”！“叛国投敌”的“十三年”！孔老二自己送上门去，人家都不要！嫌孔老二的“使用价值”太底！没有什么“使用价值”！　　

对此，笔者在此就不再多说了，请读者参看笔者拙文：《“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词，“儒学”是“二丑”之“术”，孔子是“二丑”之祖》。　　

（五）《论语·子罕第九》：“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注释：1.毋：同“无”。2.意：同“臆”。　　

该语录编辑，没给出任何根据。说话没有根据，等于放屁。　　

译文：有人说：孔子杜绝四种毛病：无故意揣、执着必得、固守己见、惟我独尊。　　

“毋意”，笃信古道，死守不变；“毋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毋固”，随机应变，看风使舵；“毋我”，高调我唱，行动别人。翻遍《论语》，你看孔子除了尧舜文武，他还肯定过谁？其实，甚至于他对尧舜文武也有微词。不仅文武不行，“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3·25》）；尧舜也不行，“子贡曰：‘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6·30》）他自称是“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7·23》），“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9·5》）了得！据专家研究说周公约死于公元前1095年，周文王是周公之父，死在周公之前，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焉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间的544多年，斯“文”在何处？孔子自诩在其还没出生544多年之前，斯“文”就早降到他身上了，岂不是天大的谬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纯属放狗屁！孔老二他是唯我独尊！独仁！独善！独有“我”者也！试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5·7》），“毋意”？乃“意”者也！时人称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14·38》），孔子自称“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10》）、“非敢为佞也，疾固也”（《论语·宪问·14·32》），“毋固”？乃“固”者也！《中庸·17》：“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论语·述而·7·30》：“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些就是孔子的“必”而对“子”“毋必”的否定。　　

请问作者：这其中哪里有“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从这其中哪里看到“孔子做到了四点：一、不主观推测；二、不墨守成规；三、不顽固不化；四、不自以为是。用古文的话说，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其中哪里有“不主观推测，就是不要相信某种理论，因为理论本来就是人的主观推测出来的，说得虽然好听，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理论没有考虑到理论以外的因素，因为没有考虑到，所以不全面；因为不全面，所以是错误的。不墨守成规，就是不死搬硬套某种东西，因为各地的条件与情况是不一样的。就好象病情各异，用药也要不同，只服一种药，还不服出毛病来。不顽固不化，就是要认清形势，应该随机应变。不要一条道走到黑，明明已经失误，还是死不回头，岂不撞得头破血流。不自以为主，就是要集思广益，兼听则明。从古到今干大事的，都要依靠人才智慧决策，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完全是作者的胡说八道，胡诌乱扯！对世人的欺骗！　　

此话并非孔老二所言，是他人所言，正如作者说“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一样，也需要说此话者，拿出实据来！否则硬往孔老二身上压，那也是对孔老二的强奸！作者若向世人宣传此话，也需要作者拿出实据来！否则不仅也是硬往孔老二身上压，是对孔老二的强奸！也是对世人的欺骗！　　

不仅孔老二“意”，“必”，“固”，“我”，而且孔儒也是一些如此货色。［明］李贽在谈到，儒《六经》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时，说道：“夫《六经》（6部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焚书·童心说》）　　

（六）《论语·子路第十三》：“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注释：1.适：到达。2.冉有仆：冉有做仆，随从、驾车。3.庶（shù）：众多。此处指人口众多。4.富：富足。5.教：灌输。鼓吹周礼，推行周礼，绝非指现在意义上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译文： 孔子到达卫国，冉有为之驾车。孔子说：“[卫君]的人口众多矣！”冉有说：“既然[卫君]的人口众多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孔子说：“使卫君富起来。”冉有又问：“倘若卫君富起来了，那末又该如何？”孔子说：“对其灌输周礼，推行周礼，使其贵起来。”　　

请读者注意：当时虽然“礼崩乐坏”，但奴隶制还是普遍存在，自由民是很少的，这绝大多数“民”、“农”、“工”、“商”还都是归属附属于“官宦”之家。因此，所谓“富之”，之“之”，并非指这些绝大多数的“民”、“农”、“工”、“商”，而是指这些“民”、“农”、“工”、“商”所归属的“官宦”之家！当时一般庶民根本没有姓氏，只有官宦人家才有姓氏，所谓“百姓”，是指“百官”，而并非“庶人”，更非“庶民”！当时的“百姓”并非现在意义上的“百姓”！“人”，一般指奴隶主以上者；“民”，指奴隶或已经获得解放的奴隶。对于已经获得解放的奴隶，孔老二仍然称其为“民”。当时对于一个国家（国君）来说，人口、土地是其“富贵”的本钱。人口、土地是国家（国君）的私有财产。现在既然卫国（国君）的人口已经众多了，对人口的生殖，周礼没有具体限制；但对于土地，卫国（国君）当有多少，根据周礼，那是一定的，不得僭越。当然对于卫国（卫君）来说，其人口已经众多了，那么，他下一步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些已有的资源富裕起来！当卫国（卫君）富裕起来之后怎么办？富而好礼仪，讲究铺张排场，孔儒进而乘机投其所好，向其灌输周礼，推行周礼，让其“高贵”起来！　　

此段之意与《论语·颜渊·12·7》似乎相悖。《论语·颜渊·12·7》：“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庶”，“富”，“教”的排列顺序来看，应当先解决“民”的“食”问题，然后解决“民”的“教”问题，灌输诸如“信”等道德问题。其原因在何？其原因就在于前者所指对象为国“君”，后者所指对象是国“民”。　　

请问作者：这其中哪里有“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这其中哪里有“孔子说：使老百姓（“小人”、“民”）富起来啊！┅┅孔子说：教育他们，提倡文化，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都得到发展”？作者完全是在胡说八道，胡诌乱扯！欺骗世人！　　

作者说孔老二要让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富起来”，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故意美化而已。　　

看看孔老二终其一生，他让谁富起来过？一个也没有！《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老二说得清楚：他是求取自己的富贵，并非为他人求取富贵，更非为绝大多数的“民”、“农”、“工”、“商”求取富贵！孔老二从来也没有说让人们都富起来，特别是对“民”，“农”，“工”，而是让他们“去食”，也要“信”，服从长上！孔老二让人们做的是亲亲、贵贵、长长、上上，做统治阶级的驯服奴才，并非是让人们富起来！　　

《孟子·尽心上·13·32》：“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轲说得清楚：“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从而“君子”也“安富尊荣”。孔老二师徒到卫国并非要让卫国的庶民富贵起来，而是要让卫国国君“安富尊荣”，从而他们也获得“安富尊荣”！　　

《论语·卫灵公·15·32》：“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老二说得清楚：那些“耕也”、做也的“农”、“工”，“馁在其中矣”，是天生的穷鬼，冻馁的苦命。孔老二怎么能会去违背“天命”，让他们“富起来”？　　

《孟子·滕文公上·5·4》：“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倘若让劳力的“小人”、“民”“富起来”，那么“君子”、“大人”去“治”谁？去“食于”谁？　　

显然，作者说“孔子说：使老百姓（“小人”、“民”）富起来啊”，纯属作者对孔老二的强奸，对世人的欺骗！　　

作者的“孔子说：使老百姓（“小人”、“民”）富起来啊”之忽悠可以休息了！　　

三、笔者与作者相反：笔者说：“孔老二说：要走极端，、 并且孔老二好‘走’‘反极端’，孔老二是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隶们的死敌！复辟周王朝奴隶制的顽固复辟派！”　　

在这方面，孔老二的材料是很多的，笔者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中就不少。诸如宣称其弟子“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以及“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佛肸[畔]召，子欲往”、“作《春秋》”、“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等等等等。　　

现再略举几个例子：　　

《论语·公冶长·5·11》：“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凡是人皆有“欲”，孔老二简单的一句话“枨也欲，焉得刚？”就轻而易举地，不仅把枨的“刚”给否定了，也把所有人的“刚”统统都给否定了！　　

《论语·卫灵公·15·22》：“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八佾·3·7》：“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子路·13·2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为政·2·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这些也都是孔老二的“极端”之说。孔老二好一个“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矜”能“不争”？！“群”能“不党”？！《论语·卫灵公·15·40》：“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对“君子”“不党”、“和而不同”的否定。《论语·卫灵公·15·14》：“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这就是“君子”“矜”而“争”的一个实例。《论语·子张·19·3》：“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论语·子张·19·15》：“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论语·子张·19·16》：“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在《论语·子张》中，就记载有若干孔老二的弟子们相互指责拆台的故事片段。“君子”不织而衣，不耕而食，何以把工农之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也？是其心甘情愿，拱手相赠吗？非也！是“君子”对其掠夺也！“君子无所争”，说得漂亮！甚至在“君子”，统治阶级内部，亦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其间斗争一向也是非常尖锐复杂和残酷的，绝非什么“君子无所争”！《论语·卫灵公·15·32》：“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15·40》：“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子罕·9·30》：“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学”者，“君子”也；“谋道”者、“忧道”者，亦“君子”也，“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君子”的“矜”和“争”、“群而党”、“同而不和”，就是“君子之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生动写照。“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表明了“君子”与“尊者”、“亲者”、“贤者”，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君子”与权势是结成一“党”的。孔老二的胡诌被自己就完全否定了。“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孟子·梁惠王·1·1》），就是大大小小的“君子之争”；“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14·2》），“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7·14》），更皆是“君子”之“争”，是“君子”之间驱赶着成千上万的“小人”、“民”以战的殊死之“争”！　　

《墨子·耕柱》：“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意谓儒者言行相悖，甚至于拿“君子”与猪狗相比。　　

《论语·微子·18·10》：“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孔子鼓吹周公“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任人唯亲”就是“结党营私”。《论语·子张·19·11》：“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只要“在政治上，与‘吾’保持一致”，“大节上说得过去”，至于贪污腐败、徇私枉法、杀人害命、抢男霸女，“小节上有问题不要紧”。《孟子·梁惠王下·2·7》：“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特别需要注意“如不得已”几个字。“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离娄下·8·11》）。若此，“举贤进能”，实际上是不可能；“罢庸黜愚”，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惩恶罚罪”，实际上更是不可能。近亲繁殖，一湾死水，必臭无疑。“君子”“任人唯亲”，“结党营私”。　　

《论语·先进·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只因冉求不听其说教，孔子就鼓动其它弟子们“鸣鼓而攻之”。孔子一伙不是“党”，是什么？　　

《论语·宪问·14·36》：“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据说公伯寮曾经向季氏谗诉子路。鲁大夫服景伯把此事告诉孔子，并表示他有力量杀掉他，以陈尸于市。只因公伯僚向季氏谗诉子路，就要把其杀掉陈尸于市。当然不必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由此可见，孔老二一伙不仅是“党”，而且与地方权势结成“党”，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可以随便杀人！孔老二就是一个结党营私行家里手。公伯寮、求，孔子之弟子。子服景伯要把公伯寮“肆诸市朝”，孔子要“小子鸣鼓”对冉求群起“而攻之”，按照现在说法就是“清理门户”。“攻乎异端”（《论语·为政·2·16》）、“道不同不相为谋”，诛杀学术和政治上的对手少正卯，不仅是排斥异己，而且是诛杀异己！结党营私是孔老二一类反动派的本性。《庄子·盗跖》：“子路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zū）于卫东门之上”。这股黑恶势力，特别自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为加强其独裁专制，采纳了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的两千多年，由于权利的炒作，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刺激和驱动下，获得空前的、登峰造极的发展，它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势力之大，令人不寒而栗！毛泽东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按语）孔老二所以标榜“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目的，是只许他孔子一伙结党营私，而不准“小人”、“民”“结党营私”，不准其异己者“结党营私”。　　

《论语·卫灵公·15·37》：“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论语·阳货·17·24》：“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贞而不谅”、“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皆是“君子”结党营私的一些具体规则。　　

“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是“上者”的“泛走狗”向“上者”的的摇尾乞怜。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咬归咬，孔老二也并非不“称人之恶”，“居下流而”不“讪上”，不“勇而无礼”，不“果敢而窒”。诸如，《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3·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3·22》：“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孟子·滕文公下·6·9》：“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等等就都是孔老二的“称人之恶者”和“居下流而讪上者”。诸如，《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7》：“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等等就是孔老二的“勇而无礼者”和“果敢而窒者”。　　

《论语·卫灵公·15·23》：“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论语·先进·11·21》：“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这就是“君子”的“以言举人”，“以人废言”。此外，既然“君子”“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那么就不会有“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仅如此，往往“君子”不仅“以人废言”，也“以言”“废”“人”。《论语·宪问·14·9》：“问子西。［子］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国公子申，楚昭王时令尹。孔老二周游列国时，昭王欲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其以“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言昭王止之。对此，孔子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当有人问孔老二子西之为人时，孔老二曰：“彼哉！彼哉！”以示否定。《墨子·非儒下》：“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huì），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子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这是孔老二的“以言废人”的实例。《论语·卫灵公·15·9》：“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雍也·6·26》：“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由《论语·里仁·4·6》“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卫灵公·15·35》“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可见孔老二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言”的荒谬性和宰我的“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之问的合理性。孔老二对己言的肯定，是“以人”“举”“言”；对宰我之问的否定，是“以人废言”。这是孔老二的“以人举言”，“以人废言”的实例。　　

《论语·宪问·7·37》：“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可能少数“君子”，依靠其剥削、掠夺“小人”，生活过得很“悠闲”，活得很潇洒，像孔老二“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7·4》）；但大多数“君子”，除了需要想方设法剥削“小人”，其间还得勾心斗角，过得也并不悠闲，活得也并不潇洒。“君子”之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相处得悠闲吗？潇洒吗？再看看“君子”曾子说他的一生是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8·3》）中度过的，他过得悠闲吗？活得潇洒吗？《论语·季氏·16·10》：“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是“君子”自我修饰，乔装打扮的诸要点：装模作样，温、恭、忠、敬、义；察言观色，明、聪；明哲保身，问、难等。应特别注意的是“色思温”，而不是“行”“思温”；是“貌思恭”，而不是“行”“思恭”；是“言思忠”，而不是“行”“思忠”；是“事思敬”，而不是“行”“思敬”，皆是做表面文章，没有实际内容。“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庄子·大宗师》）。“君子”如此多伪，不亦累乎！何以“坦荡荡”？孔老二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如此多“畏”，何以“坦荡荡”？在“君子”的剥夺下，“小人”为了活下去，也确实不轻松，但这是“君子”给他们造成的！　　

《论语·里仁·4·5》：“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也纯粹是孔老二的胡说八道的“极端”之说。诸如下段就是他对此的自我否定！《论语·宪问·14·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既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那么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一句屁话了。　　

《论语·里仁·4·16》：“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西汉］董仲舒进一步主张：“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要人们把“功利”二字从心中抹掉，只追求“道义”，即一心“忠君孝亲”，全面遵行“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的三条大纲绳。意思是说臣、子、妻要以君、父、夫为自己的准则，臣要绝对地服从君，子要绝对地服从父，妻要绝对地服从夫，任何时候都不得违背（《汉书·董仲舒传》、《白虎通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条“不变”的封建道德。“三纲”与“五常”一起构成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教条。这实际上是君父最大之利，封建宗法君主国家最大之利。其实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老二及儒者们不是终生都在为富贵钻营吗？！［晋］葛洪谓：“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事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儒者所爱者势力也，……儒者汲汲于名利”（《抱扑子内篇卷之二·明本》）。《论语·尧曰·20·2》：“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由此看来，其实“君子”不仅“喻于义”，也“喻于利”。《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在这里，不仅以“君子”甚至以“圣人”自诩的孔老二说得清楚：他就是为“利”而不是为“义”！　　

在上面，读者已经从“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看到了孔老二这个大恶霸丑恶凶恶的一例，下面笔者再举几例！　　

《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符之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符之盗，尽杀之，……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chú）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告鲁为好，会于夹谷……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孟子·梁惠王上·1·4》：“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老二极力主张“人殉”，极力反对“俑殉”，认为“始作俑者”，破坏了周礼的“人殉”，而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让“始作俑者”，断子绝孙！　　

《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当时天下早已经是“礼崩乐坏”了，然而孔老二却要天下“克己复礼”。 “礼崩乐坏”是由“善”的“极端”行动造成，那么“克己复礼”则需要更大的“恶”的“极端”行动恢复。“克己复礼”就是比“礼崩乐坏”更大的“极端”，不过是“恶”的“极端”而已。孔老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是更更大的“极端”，他把“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窒息了，完完全全禁锢在“周礼”——周王朝奴隶制的枷锁之中！　　

实际上，对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仅别人做不到，他孔老二也做不到，甚至于为周王朝“制礼作乐”的周公也做不到！由此看来，并非是“孔子说：不要走两个极端”，而是“孔老二说：要走极端”、“孔老二好走极端”， 孔老二是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隶们的死敌！　　

孔老二是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周王朝奴隶制复辟的顽固派！　　

其详细论述请参看笔者拙文：《孔子是维护、复辟周奴隶制的顽固派，其志在谋图做奴隶制新王朝的“天子”》。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附“微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