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终于为我逝世23年的父亲说了话

　 　 　 今天，我终于为我逝世23年的父亲说了话　　

人民公园，每日清晨，男女老少都来这里进行各种形式的活动。他们有的漫步，有的舞剑，练太极拳，还有一些不服老的白头翁媪，聊发少年狂，相互搂着翩翩起舞。人们都希望希望活得长一些，好一些。　　

我也是这里的常客，今日快步走了一会后觉得有些累，就在紫藤架下长石条凳上坐着。此时，一对年轻人在草坪上，背着我面对湖边并排坐着，正在热恋之時，抑制不住内心冲动， 在不停地相互打逗着，搂着，亲吻着。　　

我正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对青年男女的欢乐和幸福，忽然，一个老者挺直身体，快步走来。走到我面前突然停下了步，招呼 ：“　江　教授，在此歇息？”　　

我打量了一下，这个老人身材頎长，长且黑瘦的脸上布满皱纹，上下两片很厚的唇翻开，露出的牙也是长而黑。这副面容一看就知道是个长期嗜烟者。这脸，我有些熟，但印象不深。　　

他自报了姓名，坐下对我说：“我几次到党校学习听过你讲课，你可能对我没印象。我是原先大中轧花厂……”　　

听到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心中一震，抬起头 辨认了一会，想起来了，心中突然痛起来，于是很不友好地说：“有印象，印象还很深！”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辨认是否正确， 我捺住气愤，又补问了一句：“你最后就在这个单位退休的？”　　

“是的，在原大中轧花厂……”　　

“轧花厂退下吃亏了，工资不会高？”我说。　　

“别提了，我工作四十年，最后十年从党政部门调到轧花厂当书记后退了休，谁想会落到这结局——现在每月一千刚出点头，和我同时工作而在党政部门退下来， 每月三四千啊！太不公平，政策太不公平！”他气冲斗牛地说着。很显然他一直在愤愤不平，逢人便发，今日遇到了我，又要发泄一下心中怨恨了。　　

“　江　教授，你说我冤不冤？亏不亏？”　　

他无论如何没有料想到，当他说出自己名字和退休单位的时候，我心中已对他陡然升起厌恶愤慨之情。但他还没有介意到我的表情，所以又追问了一句。　　

他见我仍没有回应，没有能说出一二句给予同情的话，失望地朝我瞟着，诧异地轻声慢语地追向一句：“　江　教授，你说呀，你看我冤不冤？你的工资—定比我高得多吧？”　　

“嗯，高一些……”我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声，随即又说：“可是我觉得你拿得不少了，难道你忘掉有些人资历比你老，贡献还要大，可是最后得到的报酬比你少得多，少得真可怜……”　　

“谁？”他惊叫起来。　　

“当然有人。老宋你坐好，我慢慢说给你听。”他警觉起来，知道我话中有话，于是一本正经地凝视着我，等待我的陈述。这是难得的机会，我和他都已是退下多年的老朽，心目中再也没有什么顾忌和畏惧，于是，我将我应该为我已逝世23年的父亲应该说的话对他说了。　　

1951年开展“三反运动”，负责领导东台运动的负责人凭想象，推算出他进城后贪污总额不会少于2亿（老币）元，认定他是东台头号“大老虎”，用灌水站水缸等酷刑逼供，关押了半年多，但是最后也没有查出一点贪污劣迹，只得以“能经得住考验”的结论将他放了出来，仍留在原岗位 。虽受尽苦痛和冤屈，但父亲不怨恨党和政府，一如既往，努力为党做好经济工作，尽心尽力为盐城地区培训了大量的棉花检验人才。　　

1958年春，我父从东台调回大丰工作，正值党号召精简下放，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精简任务，大丰有关方面将他列入精简对象，办理了退职手续，下放回家务农。　　

当年秋，县政府发现工作很需要的技术骨干被下放，对象错了，又召回我父亲重新安排到大中轧花厂，继续负责棉花检验分级工作。不久，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父亲患病在身，为了减轻国家困难，他又同意精简回家务农。由于不会务农，加上年老有病，又高度近视，在家没有收入，经济十分困难，但他从不找党和政府，增加他们的麻烦。　　

改革开放后，我父亲每月可以拿到12元补助，但由于年老体病没有其他收入，生活还是十分困难，后来在老朋友启发下，向老领导金逊副省长反映，金副省长随即写信给大丰县政府，县长馬春芳随即派办公室副主任蔡玉芳到大中轧花厂协商落实解决困难的办法，除了每月退职补助12元不变外，厂里每年另补助100元。为此，我父亲很高兴，念念不忘党的关怀，時時表示感激之情。　　

这每年补助100元的待遇只拿了两年，第三年春我父亲退职补助每月由12元提高到16元，大中轧花厂就决定停止一年100元的补助……　　

我讲到这里，宋××惊讶地问：“每年100元就砍掉了？”我将当時情景原原本本陈述以后，他似乎还有些不相信，再次惊讶地说：“真有此事？”　　

我想，你这老东西故作糊涂，朝他瞪了一眼说：“当然是千真万确，是在你当家行政時的事，你难道己忘掉了？”　　

“我是1983年进厂的……”他翻着白眼计算了一下，自言自语：“是的，我当书记……可是，此事已沒有印象了……”他摇了摇头分辩着。　　

我说：“是馬县长交办的事，当時国营工厂，是书记说了算，因此，你是不会不知道的。”　　

“时间久了，记不得了……”他吱唔着。　　

我紧接着又告诉他，我父亲在1986年初逝世的，在临死前他还问起厂里100元补助的事，要我替他领来，交给他，是党给的，他很感激，他教诲我们不要忘记党。说到这里，我悲痛得说不下去，但我不甘心，一定要将该说的话说完。　　

“老宋，我们一直将此事瞒着，我父亲至死不知道真情，如若知道，他最后不会是病死而是会气死的。”　　

听我讲到这里，宋××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这举动很奇怪，我猜想他原本觉得很惭愧很懊恨，悔恨得想给自已一个耳光，但真的出手时突然失去了勇气，于是才做出又像打又像为揩汗的样子，轻轻地在脸面上刮了一下。我没有介意，因为对方也已是不久于世的老人了。　　

他不言不语，怔怔地坐了一会，此時他的心情一定十分复杂，我不能再为难责备他了，也默默地坐着，注视着他。我发现他眼中渐渐闪起泪光，正想宽慰几句，突然他站了起來，叹了一口气说：“那时的人真傻，傻得不近人情，唉——想不到在我退休以后，这个价值几千万元的厂，改制時，仅以三百多万元给姓花的买去了……”说完，他没有等我议论，就低着头，弯着腰，踽踽地走远了……（　2009年8月20日　）　　

朱绵评议：作为是个人，手中有权就要为弱势群体多做些好事，不要冷酷无情，才不会被人骂与恨一辈子，才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黄海潮按

   矿工不断死去,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不用下井；　　

    农民工被欠薪,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还没有被欠薪；　　

    贫困儿童失学,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有书念；　　

    穷人看不起病等死,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还付得起医药费；　　

    农民土地被强制征收,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不需要种地；　　

    邓玉娇一刀封喉邓贵大，我没有吭声，因为我的孙女还在幼儿园　　

    刘汉黄手刃血腥贪婪残暴的剥削者，我没有帮助，因为我的孩子都有

收入　　

    通化钢铁工人奋起反抗资本家，我没有声援，因为我还有工作岗位　　

    ……现在，危机，不公平，向我，向我的家庭步步紧逼，曾经强大彪

悍的我能够避免，逃过厄运吗？如果有一天不幸降落到我的头上,谁来为

我呐喊？谁会安抚，照顾，保护我？　　

    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这段铭刻在1945年美

国波士顿一座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上的话，也许还能震撼我们的心灵：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如果 对别人的困难，求助，正当的利益，正义的呼唤，都无动于

衷，麻木不仁，甚至嫉恨而袖手旁观，幸灾乐祸，不置一词，甚至集体失

语，那么，当自己灾难临头，身临其境，谁会挺身而出，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