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丧家之犬到香饽饽---孔子人生变化的曲折轨迹

从丧家之犬到香饽饽　　

  ——孔子人生变化的曲折轨迹　　

近年来，中国又出现了孔子热，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的孔子又复活了。孔子在生前可谓是命途多舛，而死后却是哀荣之至。孔子生于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的鲁国。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孔子死在了鲁国的故乡。孔子的一生，可谓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但人们且不要因此就以为孔子的一生始终没有离开故国的土地。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的十四年时间，为了追求升官发财之道，孔子曾经周游了列国。　　

孔子在死后之初的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弄出多大的动静，也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直到公元前一百三十四年，汉武帝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孔子才第一次重新复活了。随着复活，孔子还逐渐热了起来，而且这一热就是两千多年，并且还从凡人变成了圣人，从平民登上了王位。　　

从公元元年，也就是汉平帝刘衎（kàn）元始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开始。以后的许多朝代都封授过孔子荣誉称号和官衔，并直至王位。孔子在死后多年终于实现了他生前梦寐以求的升官梦想。　　

北魏太和十六年（公元４９２年），孝文帝元宏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 北周静帝宇文衍大象二年（公元５８０年），静帝宇文衍恢复了孔子的公爵之封，号“邹国公”。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公元５８１年），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取消封号。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公元６２８年），尊孔子为“先圣”，十一年后又改称“宣父”。唐高宗李治乾封元年（公元６６６年），尊孔子为“太师”。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恢复其公爵，称“隆道公”。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七年（公元７３９年）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１００８年），真宗赵恒加号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后又改为“至文宣王”。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十一年（公元１３０７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朱厚熄嘉靖九年（公元１５３０年）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二年（公元１６４５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后又复称“至圣先师”。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派官员祭祀孔子，祭文仍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当中华民族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脚步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同迈进了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面对当时深重的民族灾难，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终于找出了导致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孔孟之道。于是，这些有识之士们愤怒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从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孔子又一次死掉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一次发生了思想上的混乱。如今，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日渐式微以外，各种思潮是沉渣泛起。像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妄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论等，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刹那。面对伴随思想混乱而出现的民族精神的麻木与堕落，民族意志的消沉与脆弱，民族凝聚力的丧失，国家法制的腐败、社会道德的沦丧、民心不稳、民意不平等等问题，有的人又开始寄希望于孔孟之道，于是，孔子又热了起来，孔子再一次奇迹般地复活了。　　

孔子之所以能够在死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度复活，就是因为孔子的思想，也就是儒家的思想非常符合专制统治的需要。孔子一心要恢复的“周礼”，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周天子的专制统治秩序。所以孔子才会根据各个时期统治阶级和统治者的需要，或是重新复活，或是再度死去。自秦始皇创立了皇帝专制制度以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下，皇帝就是专制制度下权力统治的象征，而孔子则是专制制度下思想统治的象征。秦始皇建立的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就是由于秦始皇只建立起了权力统治体系，而没有建立起思想统治体系。汉武帝接受了秦始皇的教训，在加强权力统治的同时，而且还确立了思想统治。从此，这种权利统治加思想统治的治国理念和方式在中国就确立起来了。这一成功的历史经验，为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接受和吸取，因此，专制制度在中国才得以存续了两千多年。这其中，孔子是功莫大焉，所以才受到了历朝历代的皇帝的推崇和封赏。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和统治者所采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措施。民口所表达出来的就是民意，不平的民意就是人们反抗暴政的意识。民意只有在不平的时候，才会形成比山洪爆发还要激烈的洪流。因此，只有在将不平的民意和反抗的勇气消弭在无形的时候，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防”的效果。而消弭不平民意和反抗勇气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思想统治，而进行思想统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麻醉人们的精神和软化人们的性格，从而使人们失去反抗暴政的意识和勇气。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实验，统治阶级和统治者终于找到了一副在麻醉人们精神和软化化人们性格方面药效极强的麻醉剂和“软化水”，这就是儒家思想。　　

有人认为，现在流传的孔孟之道不是孔子最初的思想和主张，而是后世的一些儒家传人盗用了孔子的名义而塞进了自己的一些私货以后形成的东西，现在流传的孔孟之道完全篡改了孔子思想的真面目。这又是一个极其低劣的谎言，孔子的思想对于后世的儒家传人来说就是最原本的权威教材。一部教材教了两千多年，不但没有教出几个好学生，反倒教出了不少欺世盗名，欺师灭祖之辈。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出自教材的本身，说明了这部教材根本就不是什么好教材。　　

统治阶级和统治者为了掩盖自己推崇孔子的真实想法，以便顺利地向人民灌输儒家思想，从而达到欺骗人民群众的目的，于是便编造出了许许多多的他们觉得能够说得出口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为了美化孔子，把孔子树立成为一个高洁正直纯真自觉自律的道德楷模和思想典范，无耻地编造说孔子的一生淡泊于名利，无意于仕途，一心致力于教育，而且还是致力于平民教育，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观点，是一个出色的平民教育家；有的说孔子是一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五十六岁高龄的时候，还开始周游列国，游说各国的国君和权臣，以推行自己的主张。　　

从后世之人对孔子顶礼膜拜的情况看，统治阶级和统治者的欺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实孔子是一个极其热衷于仕途的人，“学而优则仕”这句成语就出自孔子与其弟子对话录的《论语》里，而且孔子本人更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后来鲁国的权臣罢了孔子的官，无意中倒是成全了孔子的万世“英名”。从二十岁时就当上了鲁国的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官吏算起，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孔子先后担任过管理畜牧的小官，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代理宰相”等。后来，在孔子五十五岁的时候，由于得罪了鲁国的权臣季桓子而被罢官。但是，孔子对升官发财并没有死心，东方不亮西方亮，鲁国不成有卫国。于是，孔子带着由他的弟子所组成的卫队和参谋班子前往卫国，又从卫国到其他各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求官之旅。但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求官之旅进行的并不顺利。虽然孔子摇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拼命游说，到处兜售他的主张，以其得到重用。可各国的国君和权臣却不为所动，不是给他一个冷板凳，或是威胁要加害他。总之，反正就是没有人给他个一官半职，也无一个人接受他的主张。弄得孔子十四年里在各国之间不断地奔走，被当时的人讥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甚至还曾经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被人围困了六七天，因没有粮食吃而饿了几天的肚子。直到在六十八岁时，鲁国的权臣季康子看在孔子的弟子冉有率军打败齐军的份上，才送给了孔子一大笔钱作路费并欢迎他回鲁国，孔子以为季康子要重用自己，于是便结束了周游列国的求官之旅，兴致匆匆地回到了鲁国。但是，孔子回到鲁国之后，虽然自己雄心勃勃，一心想再次从政，可是当权派却仍然不启用他。于是孔子只好重操旧业，继续广招门徒，开馆授业，同时也从事一些整理古代的文献典章的工作，直到死去。　　

大约在二十七岁左右，孔子便开始开馆授徒。虽然孔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把教育办成了产业化，直接靠搞教育来实现先富起来，而是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但是从后来孔子的所作所为上看，孔子走的却是一条曲线升官发财的道路。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把它当作是了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一块敲门砖，从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使自己成为社会名流开始，来实现升官的目的，并最终落实到发财上。正是靠着这样一种方式，孔子本人不但曾经当上了鲁国的“代理宰相”，而且还开创了中国社会名流当官发财的先河，形成了社会名流当官发财的传统，并养成了这些社会名流们自我娇惯的习惯，而且这个传统和习惯一直保持到了新中国建国的初期。新中国建国之初，为了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来建设新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参加政府工作，并授予了他们极高的地位和极大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的雅量，是这些社会名流们产生了错觉，他们竟然还像过去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真以为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自己对新中国的建立寸功未立，却想索要更高的待遇和回报，还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不开他们。于是，有个社会名流竟然向毛泽东索要颐和园，人民的财产毛泽东当然不会给他。在被毛泽东拒绝了之后，这位社会名流竟然大为不满，从此便“牢骚太盛”。如今，社会名流们的这个传统和习惯又有所恢复。　　

至于孔子办教育的方式，则更像是组织过去的帮会或是现在的黑社会，他的弟子就是他的保镖和参谋兼秘书。从他的许多弟子经常参与各国之间的打斗和政变的情况看，孔子周游列国求官的团队其实更像是香港电影里描写的那些黑社会组织，而孔子本人则更像是一个帮会或是黑社会的首领兼教主。　　

两千多年来，孔子的人生轨迹是生生死死，冷冷热热。孔子从丧家犬到香饽饽的不断变化，无不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两千多年里的中国，每当内忧外患到来之前或是到来之后，每当人们的生活陷入痛苦不堪，社会即将陷入动荡的时候，孔子就会及时的复活，儒家思想就会像一副药效极强的麻醉剂和“软化水”，及时地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儒家思想在麻醉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在软化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性格方面的功效是非常强大的，因此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儒家思想在发展和强盛我们这个民族方面的作用则是在负面以下。尤其是在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之后，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方面，儒家思想和那些儒家读书人所发挥的作用则更是微不足道的。在太平盛世里，那些硕学鸿儒纷纷登场亮相，传经布道，解惑授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每当国难临头的时候，那些硕学鸿儒们则是能跑则跑，实在跑不掉的，几乎全部都匍匐于侵略者的马蹄之下。抗日战争时期，那些无知无识，甚至都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普通工农跟随中国共产党勇敢地走上了抗击日寇，拯救民族危亡的前线。而那些平时将国家民族挂在口边，以示自己民族气节的读书人，像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等硕学鸿儒却比兔子跑得都快，纷纷跑到大后方，躲到大山之中，一边徜徉于山水之间，一边依旧吟唱着他们的“之乎者也”并继续麻痹工农民众。等普通工农民众通过浴血苦战赶跑了侵略者，拯救了自己的民族，并开始重新建设自己国家的时候，这些人却马上又再次地跑出来，指手画脚，挑三挑四，以示自己的博学多识和兼爱天下之心。“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牛打江山马坐殿”，儒家读书人编造出来的这些歪理邪说，充分地证明了他们的无耻。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七年（公元７３９年），强盛一时的大唐王朝由于唐玄宗李隆基的荒淫无度，重用奸佞李林甫、杨国忠等，搞得国家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加剧。为了稳定统治秩序，唐玄宗李隆基及时提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为“文宣王”。但是这副药的疗效却不是很好，而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后果更是极为严重的。在唐玄宗封孔子为王的十二年之后，也就是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大唐王朝就在中亚被阿拉伯人打败，十六年之后，安禄山又起兵发动了叛乱，从此大唐王朝便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１００８年），在与辽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后的四年，宋真宗赵恒为了消弭人们的不满，加强思想统治，又加号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后又改为“至文宣王”。最为明显的是，袁世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之后，在面临深重的民族灾难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复辟当皇帝，在掌权之初，便立即发布了《通令尊崇孔圣文》，又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在全国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儒家思想在麻醉人们的精神，软化人们的性格，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重要作用，不仅为本国的统治者所了解的十分清楚，而且就连那些外来的统治者也都看得十分的明白。北魏太和十六年（公元４９２年），孝文帝元宏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大象二年（公元５８０年），北周静帝宇文衍恢复孔子的公爵之封，号“邹国公”。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十一年（公元１３０７年），元朝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二年（公元１６４５年），清廷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又复称“至圣先师”。就连带着灭亡我中华民族的野心而来的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内，也照样是尊孔尊儒。这些外来的统治者正是想利用儒家的思想，来坐稳统治中国的宝座。孔子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为那些外来的统治者服务着，因此也受到了那些外来统治者重重的封赏。　　

两千多年以来，无论是什么样的统治者，不管是本土出产的，还是从外面打来的，也不管他都做了些什么？在作为孔孟传人的那些儒家读书人的眼中，都是能够接受的。而唯独秦始皇和毛泽东这两位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领导人，在儒家读书人的眼里纯粹则是不折不扣的暴君，是一定不可原谅的。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是秦始皇坑杀了几个儒家读书人，焚烧了几本儒家的经典书籍，更不是因为毛泽东让这些儒家的知识分子走了几天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蹲了几天的“牛棚”，磨砺了一下自己的思想。而是由于秦始皇和毛泽东彻底堵死了儒家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彻底打碎了他们升官发财的美梦，所以才招致了儒家读书人的切齿仇恨。秦始皇实行的是“奖励军功”的政策，毛泽东则依靠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秦始皇实行这样的政策，升官发财就彻底没有了儒家读书人的份；毛泽东依靠这样的力量，儒家读书人倍感失落，从此也失去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从军打仗，劳动生产所付出的代价太大，甚至可能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那些虚伪奸诈狡猾且怯懦，只擅长于“坐而论道”的儒家读书人所不愿，更不敢，也不可能去做的。所以，儒家读书人才将一盆盆的脏水接连不断地泼向了秦始皇和毛泽东，以发泄他们的心中之愤，并同时警告后来者，如不能满足他们升官发财的愿望，就凭借手中的歪笔，靠编造谎言，将你彻底的妖魔化。在后世的那些儒家读书人的眼中，最完美的中国古人非岳飞莫属，所以，儒家读书人最推崇的就是岳飞。岳飞作为一名民族英雄理应受到中华民族所有后人的推崇，但是儒家读书人之所以最推崇岳飞，除了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非常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者的需要外，更是由于岳飞提出的“武将不惜死，文官不爱钱”的标准最符合儒家读书人的心理。因为无论是对内镇压人民对暴政的反抗，还是对外抵御外敌的入侵，都需要不惜死的武将。只有武将不惜死，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只有这样，儒家读书人才能实现“学而优则仕”的梦想，安安稳稳地做他的文官。虽然“文官不爱钱”的标准也要求他们不能贪污受贿，但高薪俸就同样能够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生活的需要。但是，实现“学而优则仕”梦想的前提就是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因此，只有能奠定国家统治秩序基础，为儒家读书人铺平“学而优则仕”道路的武将，才是儒家读书人眼中最优秀的武将，所以，南宋以后的儒家读书人才最推崇像岳飞那样的“儒将”。虽然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读书人中也不乏出现几个像陆秀夫、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那样血性勇敢的热血男儿，但大多数却都是像秦桧、贾似道、洪承畴、钱谦益那样的无耻之尤。其中尤其是以钱谦益最为典型，将儒家传统读书人的那种虚伪、狡猾、奸诈、怯懦、善变、而且还有点无耻的性格“完美”地集于了一身。儒家思想是极其强调“夷夏之辨”、“夷夏之防”观念的，极其轻侮夷狄。但是，这种思想只是表面上的，是只说不做的，而且在利益面前，有时连说都不说了。当在他们眼中纯属夷狄的北魏，北周，蒙元，满清的统治者封授孔子荣誉称号和官衔的时候，儒家传人们却欣然受之，完全没有了什么“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观念。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外来的统治者封授孔子，实际上就等于为他们打开了“学而优则仕”的大门，就能实现他们升官发财的梦想。只要能够实现升官发财，便能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管他是做谁的官呢？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汉奸才特别的多。儒家读书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儒家思想的虚伪。如果再看一看当今的那些儒家的伪知识分子们的表现，那么对那些儒家伪知识分子们虚伪、狡猾、奸诈、怯懦、善变、无耻的嘴脸则会看得更加的清楚。在如今这样一种严酷社会的现实面前，儒家思想如不散的阴魂又出现了。从二OO四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许多地方又开始出现了由政府组织进行的纪念孔子诞辰的活动，并且规格和规模还不断地升级。甚至还有人不惜劳神费力地推算出孔子诞生于公历的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并主张将孔子诞辰之日定为中国的“圣诞节”、“教师节”、“读书节”。以尊孔读经为主要教育内容的私塾在中华大地上也死灰复燃了，研习儒学又成了热门。一些大学纷纷树立孔子像，成立孔子研究院，有的大学还编纂《儒藏》。《论语》、《孟子》、《醉翁亭记》、《红楼梦》甚至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讲坛，一些儒家伪知识分子们一边用它来骗钱混饭吃，一边用它来欺骗善良的中国人，在他们的欺骗下，如今又有多少人在吟唱着“之、乎、者、也”声中“醉”生“梦”死。　　

历史的事实证明了，两千多年来，孔子成了中国现实变化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这是孔子的大幸，也是孔子的不幸。一个早已死去了两千多年，肉体早已腐烂了的自然人，却总是根据统治阶级和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地“死去活来”，一会是丧家之犬，一会又变成了香饽饽，实在是有所不敬。好在如今的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下决心从今以后“不折腾”，但愿这个愿望能够早日得到真正地实现，但愿孔子的灵魂能够早日得到安息。